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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恋人?亲人?被隐形的年轻拉拉的情欲探索

撰文 | 张  慧 (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硕士) 责编 | 崔  乐 
在近两年,一种 “遗失感” 充斥着整个性少数群体,一些陪伴着、记载着性少数群体成长的文字、声音、影像正有消失的趋势。某社交媒体封杀 “Les” 超话,豆瓣关闭 Les Sky 小组,一路同行版面停止更新,微博上同志留下遗言自杀或者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事件屡屡可见。这些事件对于看客而言只是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而对于亲身经历的人而言却是一路走来披荆斩棘留下的血与泪。
 
拉拉一直是被忽视、隐形的群体。在强大的异性恋主流文化影响下,年轻拉拉怎样探索她们的亲密关系?期间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她们又是怎样去处理?从2016年10月到2017年5月,笔者在广州先后访谈了33位对拉拉亲密关系感兴趣的人(15位男性,18位女性,年龄范围:18-29岁),对其中18位自我认同为 “拉拉” 的年轻女性进行了多次的深度访谈。
 
“拉拉” 是一个俚语,用于形容对同性有性欲望的女性群体,其中包括女同性恋、女双性恋和跨性别女性。考虑到广州在我国属于一线城市,经济发达,文化生活较为丰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在这里读书和工作,其中也包括很多年轻的拉拉,更有利于寻找研究对象,因此笔者选择广州作为研究地点。
 
经过不断的编码分析,在访谈中,笔者集中关注了以下3个问题:(1)拉拉如何界定 “好友” 与 “女友” 之间的界限; (2)拉拉在确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又是怎么解决的; (3)拉拉关于 “理想亲密关系” 的想象是怎样的。本研究(张慧,2019)尝试用拉拉自身的话语、行动,通过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建构出属于她们自己的亲密关系蓝图。从研究中,我们将看到拉拉在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如何应对社会转变带来的冲击。
 
异性恋霸权下的拉拉亲密关系
 
Adrienne Rich(1980,p .32),是把“异性恋霸权”概念普及化的美国学者,她认为异性恋作为一种政治机制,需要再次被女性检视,以防女性丧失话语权。Ingraham(2005,p .27)表示,在我们日常社会性的性别生活里,通过具体的社会脉络和关系,社会性别和性欲不断地被社会化地建构和再建构。因此,异性恋更确切而言不只是性欲,它的存在,不断需要社会文化构建出来的性别观念去践行和维护。通过访谈,我们能够看出无形的思想观念是如何束缚着拉拉的亲密关系建构,下面是其中几种在异性恋霸权视角下形成的亲密关系。
 
Shane 是其中一位受访者,她说:
 
“在高中的时候我们会做很多 ‘情侣之间会做的事情’,比如书信相互表达爱意、肉体亲密的关系,会有 ‘边缘的性行为’,这样做是怕她 ‘破处’ 可能会影响以后交男朋友或者结婚,因为大家都挺看重这种事吧,我当时真的觉得万事俱备就差一句 ‘我们在一起吧’。” (Shane,24)
 
我问及什么是 “边缘的性行为”,Shane 这样回答: “边缘的性行为就是没有 ‘插入阴道’ 而引起性高潮的行为。” 在父权文化里,性行为经常与忠诚挂钩。在男女经济收入不平等的社会,女性身体往往作为一种交换筹码,用忠诚交换男性对女性的经济支撑。担心 “破处” 对女生未来有不好的影响,就得保持这种 “纯洁”,筹码才不会失效。
 
再之,Shane 定义自己的性行为是 “边缘的”,变相承认了异性性交处于正统的核心的地位。这让我想起了美国人类学家 Gayle Rubin(1984)提出的 “性阶层”(sexual hierarchy)概念,揭示了性行为的优劣之分,“异性的、一夫一妻的、婚内的性” 是最高级的,其他的性都是次要的、不那么好的,处于性阶层最低级甚至会备受歧视。性阶层的划分不仅是同性恋与异性恋的二元对立,也不只是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更是权力对非主流情欲的管控(施舜翔,2018)。
 
Shane 觉得她们之间 “万事俱备”,长期处于一种一对一有性行为的关系里,所以认定她们就是情侣关系;而另一方 Carmen 对这段关系的定义一直很模糊,一直当Shane是好朋友,这就变成情感认知的罗生门了。正如Steven Seidman(2005,p.40)所述,社会主流电影等文化传播媒体,通过模仿异性恋霸权文化制造出来的对男女亲密关系单一的想象,塑造出 “好的同性恋形象”,比如性行为只出现在专一的亲密关系里,这种形象通过文化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拉拉对亲密关系的理解与判断。
 
Bette 是一个80后的受访者,她回忆道,当时社会的恐同情绪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存在,她跟她的初恋 Amber 是大学同学,她们从来没有想过让除她俩以外的第三方知道这段感情,理所当然地在外人面前假装是一对闺蜜。
 
“后来在别人那里知道她跟另一个男生谈恋爱了,她竟然没有跟我说过,当我质问她的时候她才承认有跟那个男生在交往。之后,我们私底下还是会有亲密行为,是恋人的相处方式。虽然当时很痛苦,但因为她跟那个男生没有插入(阴道)的性行为,所以我还可以接受,继续保持恋人关系。到后来她留学期间跟结识的男生有过这样的性行为以后,我就觉得要终止这段关系了。” (Bette,29)
 
在 Bette 和女友 Amber 的亲密关系中,双方都默认这是情侣关系,但她们的亲密关系却在朋辈、家人、学校环境面前 “隐形” 起来,Amber 依然可以跟男生发展情侣关系。当对方认为,有没有性行为和感情是不是存在、感情能不能维系下去没有必然联系时,她们的情欲没有了可参照的社会规范去表达,被 “隐形” 的感情得不到公众承认和祝福,像不曾存在过。在此情况下,她们用异性恋亲密关系作为参照模板对照自己的亲密关系,发现并非能完全一一对应,对情感真实性产生了质疑,更深层次是否定自我,加深了个人的迷茫和痛苦。
 
Yeezy 和 Cara 是两个刚上大一的学生,原本是一对情侣。但距第一次访谈一个月后,我再与她们俩分别进行第二次访谈时,她们表示已经分手了。分手没有阻碍她们平时相互的交流,她们从高中到大学一直都是非常要好的关系,就算分手了也会一起吃饭、看电影、见朋友。
 
“我们的关系一直都很纠结,比如她牵我手的时候就有那种感觉,朋友的话就没有任何感觉的。当这些界限不分明的时候,一些像符号一样的动作,就会让人产生误会,喜欢的感觉有点像波浪线,有升有降。”(Yeezy,19)
 
“在第二个晚上也是一起睡觉聊着情感问题,突然她把我抱在怀里,抱了很久,因为我们都觉得那个抱有不一样的意味。一开始我们只是想做朋友,但你说朋友就不应该有这种行为吧。”(Cara,19)
 
究竟怎样的行为才会被定义为情侣之间的举动呢?一种边界的模糊感在拉拉亲密关系的建立中更加凸显。到底双方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她们都是带着心里的疑惑不断去尝试,试图找到两个人都相处舒服的平衡点。
 
值得一提的是,与异性结婚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拉拉向现实妥协的策略。现实中有很多拉拉(例如文中Bette的女友)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同性情感最后选择了婚姻。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这一现象。
 
一是传统主流思想文化的规训。法国思想家福柯曾表示 “性是权力加以管制的领域”(Foucault,1998, 8)。从历史文化构建的角度上看,以生殖为目的的异性恋婚姻被推崇为典范,在此基础上通过教育、文字、影像等 “社会力量的产物”(李银河,2003)维护以浪漫主义色彩为基调的异性恋亲密关系蓝图。
 
酷儿学者 J.哈勃斯坦(J.Halberstam)(2005)提出 “酷儿时间性” 的概念去质疑白人中产阶级逻辑主导下的价值观。他指出,异性恋霸权通过特定事件给人生下定义、划分阶段:把结婚与否作为衡量个人是否成年或成熟的标志;把婚姻和生育描述为所有人的本能。近些年 “剩女” 和 “最佳生育年龄” 说法的兴起,正体现了这一概念所描述的异性恋霸权价值观。性少数群体难以通过结婚的仪式完成里面包含的一系列社会期待和义务,他们对未来的想象是茫然的,且不同于异性恋在社会上有大量例子作为参考,他们的人生也往往被视为缺憾的。
 
二是法律承认异性恋合法地位并提供保障。相较于同性恋关系无特定法律法规保障,异性恋通过婚姻制度确保一对恋人生活安全、资源配置得当,比如婚姻双方可以得到一些福利保险如税务减免,或者享受合法配偶身份带来的诸多便利;
 
三是女性收入水平总体长期比男性低,加剧了女性对家庭的经济依赖,固化了女性作为 “家庭主妇” 角色的社会期待,经济无法独立减少了选择 “另类人生” 的可能性。
 
我们的生活每时每刻都被笼罩在强大的、形塑着每个人日常生活实践的异性婚恋框架中,它太宏大了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身在其中而不自知。拉拉是女性和性少数身份的交集,如果把维护同性亲密关系看作中心,拉拉就不得不面对传统主流思想文化对女性的规训、同性关系合法地位缺失、经济上性别地位的不平等等离心力的拉扯。因而某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相当一部分拉拉仍会选择异性婚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看到拉拉在处理亲密关系中发挥主体性的力量,下文集中展现拉拉如何挣脱异性恋霸权文化视角去看待亲密关系。
 
挣脱异性恋霸权文化的审视
 
有的拉拉像 Shane 和 Bette 那样套用男女亲密关系的标准,试图找到情感存在的证据。在社会的 “恐同” 氛围影响下,她们尽管遇到困惑与迷茫,却因为害怕旁人的不理解与歧视而不敢诉说自己的感情。但有的拉拉在经历这种文化审视后,选择摆脱迷惘与困苦,探索和创建属于自己的亲密关系之路。
 
Jenny 跟闺蜜相识超过7年,她们之间有说不尽的话题,精神上高度契合,但没有肉体上亲密的举动。她心中一直都存有一个迷糊——我对她的感情算是恋人的那种喜欢吗?
 
“就算以后我们俩都各自结了婚,也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从来都是以友情为主的(笑)。有人跟我说过(用动作界定是不是喜欢,比如抚摸、亲吻),可是我无论是否特别喜欢一个人都可能会有这种念头,我觉得性跟爱没有必然联系的。所以我也没办法界定。但后来又觉得,是不是恋人的喜欢并不是最重要的,我敢保证我们这一辈子都会相处得很好!跟她实在是很默契(笑)”(Jenny,22)。
 
虽然 Jenny 也依据 “异性恋亲密关系”的评判标准去审视关系,依然无法判断自身对对方的感觉。所谓 “无法判断” 其实是没办法把情感诉求归类到现存的主流话语体系中,“异性恋霸权、父权制” 的话语未能形容和涵盖这些情感和性欲。因为难以对情感做出描述,有人会去否定这些情感的存在,继而强化了异性恋霸权对人们情欲流动的控制(Bluter,1999)。但 Jenny 并没有太在意性欲,对于她来说,精神契合才是最重要的。
 
Max 的经历跟 Shane 有点相似,也是以为她们之间已经是恋人的相处方式,只差一句确定 “关系” 的话。但就在 Max 表白的时候,她被告知她的友人在前一天已经答应了跟一个男生在一起。经历伤心后,Max 想跟这位友人断绝所有往来,但在对方极力挽回下,双方经过多番沟通,做了以下决定。
 
“我们相互答应对方,彼此之间不会存在除友情、亲情以外别的感情。她是我很重要的人,重要的人不一定是我的爱人,我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比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还亲。现在即使会牵手拥抱,但也不会再是那种恋人的心态了,也不会接受不了她有男友的事实。”(Max,22)
 
双方不断的沟通、妥协、挽留,把 “恋人的相处模式” 转化成 “亲人” 般的关系,彼此视对方为人生不可或缺之人。Roseneil(2004)认为,为了因应社会变迁,自我的实践有以朋友为优先、将性/爱关系去中心化、组成非常规的伴侣群,这些都是对抗异性恋常规的举动。
 
回到 Bette 与她初恋女友的故事,Bette 对她们的关系又有了新的理解。
 
“我初恋教会我人跟人之间缘分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如果能的话就维持下去,可以变。她临结婚前说想跟我一辈子,但她都要结婚了,怎么就跟我一辈子呢?当时她这样的说法真的让我又震惊又心动,我就跟她说如果我不是单身的话我会考虑。我们还是非常要好的关系,我们的故事其实一直能写下去,没有人知道之后故事发展是怎样的。”(Bette,29)
 
她们感情的维系没有任何脚本可以参照,突破了婚姻、恋人、朋友这些社会概念,用行动去定义属于自己的亲密关系。
 
结 语
 
一些亲密的行为,比如两个女生牵手、拥抱、亲吻等,会被视为 “女性之间展示阴柔的性别气质” 的举动而被社会所接纳与认可(丁薇,2007)。但微妙的地方在于,一方面从 “朋友变为恋人” 的过程中,拉拉主要还是借鉴了现存男女交往的方式去实践,另一方面女性友谊里存在很多亲密的举动。两种看似矛盾的观念其实都源于 “异性恋霸权” 的束缚,不断交替出现在拉拉群体中。但面对束缚她们并非逆来顺受,她们仍然通过自身的行动去创建、维系异性恋霸权以外的情欲诉求。
 
吉登斯表示,女同性恋群体或许是最先出现 “纯粹关系”(pure relationship)的人群。面对父权制与异性恋霸权相互交织而成的压迫,女同性恋或许更能体会到亲密关系民主化带来的平等性,亲密关系民主化蕴藏着解构世俗固化等级秩序的潜能,打破由性别不平等带来的压迫(Anthony,1993)。拉拉的情感状况可以视为对多重霸权控制的申诉,关注她们背后的故事,是希望让社会听见她们的声音。本研究(张慧,2019)关注 “游离在社会主流价值之外” 的拉拉亲密关系,为进一步理解性别平等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视角。
 
 参考文献
Anthony, G. (1993).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utler, J. (1999).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Ingraham, C.(2005).Thinking Straight: The power, the promise, and the paradox of heterosexuality. New York: Routledge.p.27
Foucault, M. (1998). The will to knowledge: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 I.
Halberstam, J. (2005). In a queer time and place: Transgender bodies, subcultural lives (Vol. 3). NYU press.
Rich, A. (1980).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5,631-660.
Roseneil, S. (2004). Why we should care about friends: An argument forqueering the care imaginary in social policy. Social Policy and Society, 3,409-419.
Rubin, G. (1984).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Social perspectives in Lesbian and Gay Studies:A reader, 100-133.
Seidman, S. (2004). Beyond the closet: The transformation of gay and lesbian life. London: Routledge.
李银河. (2003). 性的问题; 福柯与性.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丁薇. (2007) .大学生同性亲密行为中的性别效应研究. 西南大学硕士论文.
施舜翔.(2018).性、高跟鞋与吴尔芙:一部女性主义论战史.台北市:台湾商务印书馆.
张慧 (2019). 广州年轻“拉拉”亲密关系研究——超越异性恋霸权. 性学研究, 9(2),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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