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1894—1968），植物学家和教育家，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

编者按

胡先骕（1894年5月24日-1968年7月16日），字步曾，号忏盦，江西南昌人。中国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教育家。1913年入美国加州大学农学院，1916年学士毕业。回国后，与秉志等人一同创建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中国人创办的大学里的第一个生物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1923年与邹秉文、钱崇澍合著出版《高等植物学》（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植物学大学教科书）。1923-1925年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获科学博士学位。1928年与秉志一起创建静生生物调查所，1934年创办庐山森林植物园，发起筹建中国植物学会、提案编纂《中国植物志》，1938年成立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1940-1944年出任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1944年提案成立中央植物园（国家植物园），1948年正式发表与郑万钧联合命名的活化石水杉论文，同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发表 “被子植物的一个多元的新分类系统”。1959年与钱崇澍等人联名倡议并开始编写《中国植物志》。本文追溯了胡先骕最后二十年的人生轨迹。

撰文 | 徐自豪

责编 | 钱炜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天津。虽然傅作义三次派出代表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但仍在战、和之间摇摆不定。当月中旬，傅作义两度邀请北平的名流学者到中南海总司令部晚餐。据负责接待的焦实斋回忆，客人有马衡、杨振声、周炳琳、徐悲鸿、朱光潜、叶企孙、郑天挺、贺麟、杨人楩等名教授，胡先骕亦到场参会。

傅作义颇为重视学者们的意见，设宴听取大家的想法，各位教授相继发言，一致希望和平。胡先骕也谈了对时局的看法，主张“为了保全北平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了保全古都的文化遗产，应该采取和平解放的方案。” [1] 最终，傅作义选择了和平起义，相继将北平、绥远交还到了人民的手中。

华北战事结束后，胡先骕将亲手创办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庐山植物园以及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先后交由中国科学院接管。此后，他一直在中科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工作，并继续在植物学研究、教书育人，及中华传统文化的保存推介等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
 

推介李时珍

图1 李时珍头像，莫斯科大学

1950年代初期，苏联计划在新建的莫斯科国立大学内，陈列六十位世界级杰出科学家的浮雕头像，以志纪念，其中就有中国科学家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苏方来函希望了解当代中国学者对李时珍及其著作《本草纲目》的评价，这项工作最终由中国科学院植物所胡先骕研究员负责完成。

多年以来，胡先骕对李时珍及其巨作一直赞赏有加，在他1928年与1935年发表的文章中都有体现：“名贤李时珍奠药物学之基础。” [2] “至明李时珍而集大成，已足与欧洲中古之本草学抗衡矣。” [3] 1951年，胡先骕以植物分类学家同行的眼光，作《对李时珍<本草纲目>之评价》专文介绍，“李时珍乃以三十年之精力，采取历代各家本草所载一千五百一十种，加以删定，编为纲目，复增加旧本草所无，而为金元明诸医所用者三十九种及新药三百七十四种，合计一十六部六十二类一千八百八十种之多。” 对于《本草纲目》这部 “有划时代之贡献” 的药用植物分类巨作和李时珍，胡先骕的评价是：“盖集中国本草学之大成，故其书三百年来为医药界唯一经典著作，而其人亦为中国本草学家第一人。” [4] 

1953年，莫斯科大学新校舍建成，《真理报》刊文指出在莫斯科大学陈列中国科学家的塑像，“证明苏联人民对中国拥有杰出的古代文化的人民有着无比的尊敬”。

时至今日，画家蒋兆和绘制的这幅李时珍大理石头像，仍高高地镶嵌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的饰廓之上，与阿基米德、祖冲之、达芬奇、哥白尼、开普勒、牛顿、达尔文、巴甫洛夫、居里夫人等人并列。
 

发现活化石水杉之后

图2 水杉最初发现地 四川万县磨刀溪的三株水杉
 

作为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中国植物学家，胡先骕最为人所知的成就，是在1948年，与同事、学生郑万钧（1904-1983）共同发现、命名了活化石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 Cheng）。具有几千万年历史、经历冰期浩劫的孑遗树种的重新发现，震惊了世界生物学界。胡先骕本人也颇为欣喜：“水杉之发现乃西南植物中最重要与最有趣之新发现，其科学重要性不在禄丰龙和北京人之下”。[5] 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钱耐（Chaney）则誉之为一世纪中最有趣之发现。

水杉这种古老而神奇的珍稀植物，被几代中国领导人作为国礼，在世界各地繁衍生根。1972年,周恩来总理将2公斤水杉种子赠给金日成，表达中朝友好情谊。1978年邓小平同志访问尼泊尔时，带去了两棵水杉苗，并亲手种在皇家植物园。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向清华大学和华盛顿大学联合创办的全球创新交流学院（GlX）赠送了水杉树苗，更是为水杉的传奇续写了新的篇章。
身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胡先骕还作了科学长诗《水杉歌》，1962年经陈毅推荐，发表于《人民日报》，全诗长达五百多字。

图3 水杉歌，国家植物园，北京

图4 胡先骕在明复图书馆（上海）与水杉合影，1954年4月，胡德熙摄影

图5 上海明复图书馆门前水杉，2021年3月，笔者摄影
 

1954年春天，胡先骕回家乡南昌讲课，4月取道上海返京。在沪期间，他与老友秉志、任鸿隽还一同到访了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并与馆前的水杉合影，[6] 这可能是最早栽种于上海的一株水杉，今日已成参天大树，这也是目前仅见的胡先骕与水杉的同框照片。

自从发现活化石水杉之后，中国植物学家们采集了大量的水杉种子，分送到全世界170处植物学研究机构进行栽培试验，水杉的身影已遍布全球六大洲。正如胡先骕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所展望的，“以后各地还要大量栽培水杉做风景树，将来到处都可以看见我们伟大的祖国在二十世纪对于近代植物学的伟大光荣的贡献！” [7]
胡先骕事件

图6 胡先骕著《植物分类学简编》，1955年

胡先骕一生编写过多部植物学教材，他与邹秉文、钱崇澍三人合作完成的《高等植物学》于1923年出版，是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植物学大学教材。

1954年冬，胡先骕完成了《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的写作，这本书是应他的学生、四川大学植物学教授方文培与西南师范学院植物学教授戴蕃瑨的请求而写的。当时，国内大学缺乏合适的植物分类学教材，为此胡先骕着重说明了理论与技术两个方面，他还根据苏联学制模式，增加了苔藓植物与蕨类植物两个章节，特别是考虑到蕨类植物的经济价值以及国内植物分类学家对之研究甚少，胡先骕都作了详尽叙述。从胡先骕撰写的自序看，他对这本新教材还是比较满意的。1955年3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将此书作为高等学校教学用书的一种，正式出版发行。

在1954年完成的这部新教材中，胡先骕以自己的专业水准和大无畏的勇气，为读者特别增补 “介绍” 了当时苏联颇为盛行的 “李森科新见解”：“近年来李森科在苏联发表他 ‘关于物种的新见解’ 以为新种总是由量变到质变，飞跃而成为与母种截然不同的种。李森科发现在外高加索山区异常恶劣的条件下生长的小麦，在许多麦穗中发现了黑麦的籽粒。如果把这些籽粒继续播种，便会长出典型的杂草型的黑麦植株。该处的农夫经常认为黑麦是由小麦变成的。这便是一种飞跃地由一种植物变成另一植物典型的例子。李森科认为新种便是可能如此发生的。”

在胡先骕看来，“李森科 ‘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 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的力量支持，一时颇为风行。” 紧接着胡先骕列举了许多 “不可思议” 的现象：“便有若干植物学工作者发表论文来支持他的学说；报道黑麦 ‘产生’ 燕麦，橡胶草 ‘产生’ 无胶蒲公英，作物‘产生’杂草，白桦 ‘产生’ 赤杨，鹅耳枥 ‘产生’ 榛，松 ‘产生’ 枞，甚至向日葵 ‘产生’ 寄生植物列当。”

胡先骕继续总结道：“但不久即引起了苏联植物学界广泛的批评。自1952至1954年各项专业的植物学家先后发表了成百篇的专门论文，对于李森科的学说作了极其深刻的批判，大部分否定了他的论点。苏联 ‘植物学期刊’ 编辑部根据这大量论文所提供的资料与论据，发表了一篇 ‘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今后的任务’。这篇论文认为…… ‘他们进行实验的方法的水平很低，研究的不够精确和不足为据’。这论文还指出了李森科的新学说对于动植物选种，农业工作者与杂草作斗争，开垦草原地，植物学，资源学，森林学，苔原学，地层学各种科学实践都有害处，因之须予以根本的否认。”

胡先骕在文章的末尾直言道：“这场论争在近代生物学史上十分重视。我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必须有深刻的认识，才不至于被引入迷途。”

胡先骕特地补充的这篇 “介绍” 文字，其实 “非常地不合时宜”。因为早在两年前，打着 “米丘林学说” 旗号的所谓 “李森科新见解”，就已经在中国科学界取得了 “全面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专家持续来华宣传米丘林学说。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文章，编者按特别指出，“关于目前生物科学的状况，特别是关于摩尔根主义对旧生物学、旧遗传学的影响，需要继续展开系统的批判。” 7月，全国农学院院长会议决定取消遗传学和育种学两门课程，转而设立 “米丘林遗传育种与良种繁育学”。 

这一年12月26日，北京农业大学米丘林遗传学教研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贯彻生物科学的米丘林路线，肃清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影响—北京农业大学米丘林遗传学教研组三年来的工作总结》。文章表示：“全国农学院院长会议召开以后，米丘林生物科学的理论与观点，将要贯穿到每一个生物学与农业科学的学科中。” 同时还指出：“但是也有少数动机不纯或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对于米丘林科学，不仅不虚心学习，反而抱着敌对的态度。在不同的时期，针对这门课程不同的内容，他们散布着各种不同的带着恶意的流言，企图破坏米丘林遗传学的教学工作…… 特别是像今天摩尔根主义那样密切地依附于帝国主义，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事实，更是任何一个摩尔根主义者所不可能否认的。”

“雄文” 既出，谈家桢、戴松恩等一批 “留恋” 摩尔根学说的遗传学家在 “思想改造运动” 中被迫作自我检讨。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胡先骕依旧秉笔直书，以科学家的良知 “求仁得仁”，也马上收到了回应，高等教育部的苏联专家“严重抗议，认为此书是在政治上污蔑苏联。” 北京农业大学的6位教师认为胡先骕的著作 “是一本具有严重政治性错误，并鼓吹唯心主义思想的著作”，作者 “诋毁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 

1955年10月底，中国科学院与全国科联举办 “米丘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在1400人的全体会议和分组讨论中，胡先骕受到批判。[8]

10月31日，中科院副院长、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竺可桢在闭幕式上作会议总结：“在纪念会中开展了学术思想的批判，特别是对胡先骕先生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上的错误思想，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批评。会上一致指出，胡先生在政治上的错误，污蔑苏联共产党支持错误的思想，暗示科学应该脱离政治，脱离党的领导…… 在学术思想上，他系统的宣传唯心主义，反对米丘林学说，这种错误引起了科学工作人员的愤怒，一致加以严格地批判，同时大家仍希望胡先生改变错误立场，改造思想，做一个爱国的科学工作者。” [8] 

之后，未发行的《植物分类学简编》遭到禁毁，“此后一段时间，我国的生物学家都不敢再公开发表不同于李森科的学术见解”。[9] “李森科新见解” 在中国取得的 “全面胜利”，也为随之到来的 “大跃进，放卫星” 提供了理论支持。

然而，到了1955年底，300余名苏联科学家联名致信苏共中央，要求撤销弄虚作假、学术不端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的职务。1956年2月，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后，李森科被迫辞职。

1956年4月18日，毛泽东看到有文件介绍说，东德农业科学院院长斯托比对于李森科批评遗传学表示不满，并在参观苏联后仍旧不接受李森科的学说，毛泽东批示 “此件值得注意。”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谈到学习外国的时候，特地以李森科问题为例，指出 “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 他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继续谈学术不同学派对李森科问题的看法，“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10] 

这一年4月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陆定一发言提到胡先骕事件，毛泽东马上提问直指要害：“胡先骕的那个文章对不对？” 陆定一答： “他批评李森科的观点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 康生补充：“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骕还是有道理的…… 斯大林死了以后，苏共批评了李森科，没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骕这一点没有说对。但是整个的来讲，胡先骕讲得还是对的，他只讲错了一个例子。” 毛泽东两次补充：“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陆定一继续发言：“说某某学者或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那科学的发展就完蛋了。这样对我们的建设是很不利的。” [11]

5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与中科院负责人谈科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 首先应在科学领域内进行研究，看看哪些是对的或不对的…… 如果李森科不对，我们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我们就向被批评的胡先骕承认错误。对一切科学，都要这样。” [12] 

7月1日，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就李森科事件向胡先骕道歉。8月，胡先骕在《科学通报》杂志上发表《我国学者应如何学习米丘林以利用我国植物资源》，介绍了米丘林的理论和育种方法。胡先骕在文中写道：“他的理论在他的论文中有着详细说明，也要精心研讨，尤不可为似是而非的学说所惑。”

其时中共中央提出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胡先骕又在发表于同期杂志上的《百家争鸣是明智而必要的方针》一文中写道：“由于科学问题的深奥性与复杂性，由于这些问题不易获得完美无缺的解决，故宜任其自由讨论，百家争鸣…… 故切不可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以为对待学术争论的权衡，尤不可以把哲学与政治与科学混为一谈。否则百家争鸣必至受到严重的阻碍，而科学不能发达。”（以上两处着重号为胡先骕原文所有。）

图7 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联合召开遗传学座谈会留影，1956年8月，青岛 前排正中间为胡先骕

1956年8月中下旬，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在青岛举行了遗传学座谈会，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的科学家展开了热烈论战，此次会议对于中国遗传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积极意义。会议的前三天，胡先骕作壁上观，后十一天发言多达十一次，其中数次向大家介绍苏联最伟大的，也是命运多舛的一位遗传学大家、植物学家瓦维洛夫（N．I．Vavilov）。未竟的事业胡先骕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提出并发表了 “被子植物的一个多元的新分类系统”，这是中国植物学家在国际植物学界首创的新的植物分类系统。

继1930、1940年代多次提出编纂《中国植物志》未果后，1959年，胡先骕又一次与同事钱崇澍等提出倡议，并最终获批成立编委会，胡先骕与植物研究同仁们马上着手开始编写。虽然胡先骕未能亲眼目睹植物志的出版，但经过他的同僚、学生等四代中国植物学家几十年的不懈努力，80大卷、126分册的《中国植物志》终于在2004年完成。全书共5千多万字，图版9千余幅，是全世界同类图书中种类最丰富的科学著作。

胡先骕的晚年依然笔力雄健。据不完全统计，1950—1960年代出版的著作就有：《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经济植物学》《经济植物手册》（上册第一、二分册，下册第一分册），《植物分类学简编》。译著有：《人的习惯与旧世界栽培植物的起源》《高等植物系统的系统发育原理》《新系统学》。散见于报纸杂志上的科普文章更是不计其数。

图8 瓦维洛夫百年诞辰纪念邮票

即便如此，胡先骕仍有遗憾，晚年最让他魂牵梦绕的是希望将苏联遗传学和植物育种学家瓦维洛夫（Nikolai I. Vavilov, 1887-1943）其人以及著作译介给中国科学界。

瓦维洛夫42岁就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是苏联农业科学最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曾任第一任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国际农业研究所国际专家委员会委员，英国生物学家协会会员。瓦维洛夫用了二十多年到访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180次的科学考察，获取了25万份种子材料。他在科学研究上最大的成就是提出了 “遗传变异的同源系列定律”，以及 “栽培植物起源中心定律”，还在列宁格勒建立了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大的种子基因库，为细胞学、遗传学分析、杂交育种提供了宝贵材料和大量优良作物的基因。

瓦维洛夫曾是果树育种家米丘林所在应用植物所的所长，虽然两人所持的学术观点不同，但瓦维洛夫非常欣赏米丘林，主动给予物质、精神上的帮助与支持。米丘林的第一部著作由瓦维洛夫作序，米丘林还将《米丘林五十年工作总结》一书题词后赠送给瓦维洛夫，以纪念他俩的友谊，甚至在米丘林去世前一周，瓦维洛夫主动带头联名提议选举他为名誉院士。但令人扼腕的是，瓦维洛夫却受到了自己栽培的学生李森科的迫害。1940年，瓦维洛夫因“反苏与间谍罪”被捕，在狱中他凭借记忆，在没有资料的情况下撰写《农业发展史》，为狱友讲授遗传学、植物育种知识，1943年终因 “营养不良和浮肿” 死于狱中，年仅56岁，一生留下著作、文章350多部/篇（一说500部/篇）。

胡先骕看来，瓦维洛夫的理论重要、研究精深，“在瓦维洛夫数十年领导之下，不但在苏联的农业科学开一新纪元，即以全世界而论，亦已进入一新时代。欧美学者认为瓦维洛夫的研究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有计划地作世界范围的搜集与研究工作如瓦维洛夫所作的…… 不幸得很，我们对于这么伟大的一位苏联育种学家的成就与著作知道得极少。在苏联科学院刊布瓦维洛夫的全集以前，我希望我们能将此英译本赶紧翻译出来，不但农业工作者可从其中汲取无尽的宝贵知识，以改进其工作；便是生物学工作者，亦可从此书得到莫大的启发。” [13]

胡先骕的晚年，苦于无法获得原著以及精力有限，仅写过一篇介绍瓦维洛夫《栽培植物的起源变异免疫与育种》的文章，翻译了一篇《栽培植物的新系统学》。1957年夏，胡先骕还在江西农学院向全体师生介绍这位伟大的甚至是 “空前绝后” 的科学家。他曾向中国科学院和农业科学院建议举行瓦维洛夫诞辰70周年纪念会，但未获采纳。[14]

1958年秋，胡先骕又建议老友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能否 “大力提倡，精研瓦氏之书，掌握其方法，大力研究我国固有的农产品品种，以开风气。” [14] 此事后续情况不详，但六十多年过去，除个别单位有过小规模的瓦维洛夫著作翻译之外，大宗著作的介译仍不见踪影。

1959年起，胡先骕多次心脏病发作。1968年7月16日，病逝于北京寓所。

 参考文献：

1.胡希直：《胡本源堂祭祖及其他》

2.胡先骕：《静生生物调查所创办缘起》，1928年

3.胡先骕：《二十年来中国植物学之进步》，1935年

4.《中国著名科学家手稿珍藏档案选》，中国科学院档案馆编

5.胡先骕：《美国西部之世界爷与万县之水杉》，1946年

6.胡先骕：《水杉》，1955年

7.李佩珊：《科学战胜反科学：苏联的李森科事件及李森科主义在中国》

8.薛攀皋：《“乐天宇事件”与“胡先骕事件”》

9.龚育之：《党史札记未编》

10.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

1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

12.胡先骕：《栽培植物的起源变异免疫与育种》评介，1957

13.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

14.符式佳：《缅怀先翁胡先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