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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选出真正的一流人才,如何改进?

导  读

长期以来,在 “四唯” “五唯” 的导向下,评价一流人才标准成了 “数数”,比如统计论文数量及刊物等级、基金、头衔等,以顶刊论文数量论英雄,而潜心专研、以做出原创突破为己任的一流人才往往不符合这些条件。在当前的形势下,如何选出真正的一流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关于如何选拔一流人才的问题,欢迎读者朋友提出不同的意见与建议。知识分子投稿邮箱:editor@zhishifenzi.com

访谈、撰文 | 张天祁

责编 | 钱炜

 

近年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日益凸显,“反五唯” 改革已经成为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热门话题。但眼下,国内能跻身国际前沿,做出突破性原创成果的一流人才仍然少见,更鲜有出现引领关键学科世界潮流的战略科学家。

如何提升、尤其是快速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尽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对此问题,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刘益东做了系统研究,近期在多家学术期刊与媒体发表了多篇相关文章,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就此话题,《知识分子》专访了刘益东。

“数论文” 不能选出一流人才知识分子:中国科学界现在面临着什么样的局面?

刘益东:中国现在的科研形势很严峻,尤其是面对美欧 “卡脖子”“脱钩”的压力,急需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实施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深化科技评价激励制度改革。原始创新、基础研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备受关注。

科学事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有各自的特点。过去,中国科学事业处于引进吸收、追踪跟进、国际接轨、集成创新等为主的阶段,重视发表SCI论文、顶刊论文,重视国际专利的申请数量。目前,中国的科学事业进入科技自立自强的高级阶段,原创突破、前沿引领成为主要目标。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关键是要建立以一流人才为中心的卓越科研体系。我们现在被 “卡脖子” 不只是因为基础研究薄弱,理论研究、应用研究、交叉科学、人文社科、智库领域,都不同程度地缺乏高水平的卓越研究,缺乏原创学术思想,归根到底还是缺乏一流人才,所以才受制于人。

从引进吸收、跟踪跟进、集成创新为主,跃升为以原创突破、前沿引领为主,这种转变绝非易事。做成事的关键是选对人,甄选一流人才作为学术带头人,是重中之重,是当务之急。否则,规划再好,需求再迫切,也难以实现。

加强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意味着中国科学家要进入世界科技前沿,与全球一流科学家进行比拼、竞争,依据国内相对水平评选出的人才 “帽子”,没有多少意义。就像竞技体育争的是奥运冠军和世界纪录,全运会比赛的前几名与世界水平没有直接关系。
其实,现在中国的科技前沿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只是长期以来用计量的方法来评价科研,掩盖了真实差距。

知识分子:用计量的方式评价科研工作,有什么样的问题?

刘益东:一流学科建设的目的是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但是目前学科评估的标准只主要反映国内相对水平,不能有效反映国际相对水平,不能有效体现 “双一流” 建设的初衷。过度依赖计量统计,难辞其咎。这里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所谈的一流,均指世界一流。

举个例子,2021年1月ESI(基本科学指标)全球前千分之一学科排名,内地排名前三的高校为浙江大学(10个学科)、北京大学(8个学科)、上海交通大学(7个学科)。

一个学科能达到全球前千分之一,也就是一万个有该学科的高校排名中位居前十,非常不容易。但实际上,ESI全球前千分之一学科不等于一流学科,因为ESI依据的是对论文数、论文被引频次等的计量统计,无法准确反映学科的前沿水平。计量统计只能大体反映科研的平均水平,不能反映前沿水平,而科技竞争力却是由前沿水平决定的。

评价前沿水平,一个很好的指标是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它代表着在某一细分领域基本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迄今为止,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没有作为牵头单位得过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北京大学仅在1987年得过一次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说明在自然科学领域,这三所名校,还鲜有世界领先的学科。可见,ESI全球前千分之一学科不等于世界一流学科。

自然指数排名也不能反映前沿水平。自然指数包括82种国际顶级期刊,即所谓顶刊,2022年世界大学自然指数排名50强中,国内有15所大学入榜。但是我们把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数量一列出来,就会发现差距太大了。基础研究等前沿水平如此悬殊,却都能并肩列入世界高校第一方阵,说明即使以顶刊论文为计量依据,也不靠谱。

知识分子:这种计量的评价方式,对于人才评价的影响呢?

刘益东:目前我国有数量可观的一流人才被大材小用、大材中用,除了人才评选过程中存在拼关系、拼包装的恶性竞争之外,最重要的是一流人才标准错位了,把优秀人才的标准当作一流人才的标准。长期以来,在 “四唯” “五唯” 的导向下,评价一流人才变成了 “数数”,以顶刊论文数量论英雄,而潜心专研、以做出原创突破为己任的一流人才往往不符合这些条件。

实际上,顶刊论文不等于顶级成果,顶刊论文多是优秀成果而非一流成果,正如诺奖得主本庶佑指出的 “真正一流的工作往往没有在顶级刊物上发表。这是因为,一流的工作往往推翻了定论,评审员会给你提很多负面的意见。” 以顶刊论文数量论英雄只是优秀人才标准,以原创突破论英雄才是一流人才标准,也是国际通行标准。

此外,“四唯” “五唯” 的受益者,不少仍然占据学术界、科教界的高位,这些 “中材大用” 者占据了一流人才的位置,对中国的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形成阻碍。

只要科研经费、科研条件有一定保障,学术带头人的作用就是决定性的。根据我的统计,迄今为止,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有80%的科学家做出标志性成果时,并不具备较好的科研条件。屠呦呦、中村修二等诺贝尔奖得主也是在艰苦条件下做出了世界级成果。反之,如果科技重大项目的主持人、一流学科的带头人是二三流学者,则他们不仅不能完成任务,浪费大量科研经费和资源、贻误科研时机,还会嫉贤妒能,排斥真正的一流人才。

善待、尊重一流人才是有条件的,只有学科评估、机构评估以一流人才为本,以做出原创突破的一流人才的数量(而非高端人才 “帽子” 数量)为首要评估指标,一流人才才会受到单位的重视,才会被高校和科研院所争相礼聘。也就是说,“高标准、优胜出”,否则可能会 “低标准、逆淘汰”,即标准低不是好坏都过关,而是坏人坏事拉帮结派,劣币驱逐良币,对于铁饭碗机构更可能如此。建立重大科研项目主持人、一流学科学术带头人的资格认证与公示制度,可以杜绝以次充好。

标准错位和评选不端,使得数量可观的一流人才被大材小用、大材中用。发掘这些现成的一流人才,让他们担任学术带头人,充分发挥作用,可快速提升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基础研究能力和智库竞争力。
 

如何甄选一流人才?

知识分子:何谓一流人才?一流人才与二流人才的区别在哪里?

刘益东:什么是一流人才?我找了不少学术上的定义,有一个定义非常准确,即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纳森·普西提出是否拥有创造力是区分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分水岭,这个定义被较为广泛地接受。

一流科学家都是做原创研究、做突破引领研究的,二流、三流则是做跟踪、推进研究的,因此一流人才与二流人才的区别不是程度上的区别,不是95分与70分的区别,而是方向上、层次上、维度上的区别。二流与三流等的区别则只是程度上的区别。

知识分子:如何分辨谁是一流人才?

刘益东:识别一流人才,其实很容易,看其有没有标志性代表作及其形成的学术招牌,如爱因斯坦-相对论,杨振宁-规范场,高琨—光纤通信。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一流人物都有标志性代表作作为自己的专业招牌,如达·芬奇-蒙娜丽莎,贝聿铭-卢浮宫玻璃金字塔。

一流人才的核心贡献都能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如诺奖获奖词。成就越突出越容易用一句话概括,如果没有突出成就,就很难用一句话概括、提炼,说出来也平淡无奇。

科技史与科研特点都表明,水平越高的学者越能用一项标志性成果反映其水平,如诺奖、图灵奖、菲尔兹数学奖、陈嘉庚科学奖,奖励的都是一项具体的科研成果。也就是说,拔尖人才、顶尖人才就是因为有“尖”,“尖”就是突破性成果。甄选一流人才,不需要面面俱到,只要评价其一项突破性成果足以认定。

对一项突破性成果进行评价即可甄选一流人才,这比数论文、数基金、看“帽子”头衔要集中、便利。如果用同行评议来评价突破性成果,会存在主观性、非共识和同行相轻等问题。中国工程院前院长徐匡迪院士就公开说过,中国不少颠覆性技术被专家投票投没了。

知识分子:同行评议在国外学术界是主流评价方法,为什么在国内成了选拔一流人才的障碍?

刘益东:同行评议有效运行的条件非常苛刻:需要健全的科研诚信和创新文化,需要良好的人才秩序(大材大用、中材中用)等。其实同行评议的问题在欧美也比较突出,但没有我们这么严重,有几个因素起到缓解作用:一是学术诚信,二是多元资助,三是在大材大用的成名科学家当中,不乏实事求是、爱才惜才、提携新人者。

知识分子:如果同行评议有问题,那应该怎么做?

刘益东:我的建议是用开放评价代替同行评议,开放评价继承同行评议的优点、克服其缺陷,与同行评议主要有三点不同。
第一是评议专家的构成。同行评议基本是同行专家,开放评价是由同行专家、评估专家、相关专家组成评议组。同行专家主要负责挑颠覆性错误,评估专家主要负责规范认定、查新、定位等其他环节,相关专家负责风控、伦理、法律、社会、环境生态、未来等问题的评价。评估专家与受评者不是同行,可以是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

第二在展示方式上,开放评价要求受评成果进行格式化处理,突破性、创新性成果要分别按照突破点四要素、创新点四要素进行填写,以凸显评价的重点,而同行评议没有这样的要求。

第三是承认推定还是否认推定,开放评价采取的是承认推定,即只要成果是新颖的、且没有发现颠覆性错误,就暂时予以承认,成果胜出;同行评议采取的是否认推定,只要成果没有得到普遍承认,就不能胜出。

开放评价选人才的标准是 “高门槛、宽门框”,“高门槛” 是指一流人才得做出原创突破;“宽门框” 是指承认推定,只要是独创独有且没有发现颠覆性错误,就认为他是一流人才或潜一流人才,委以重任。

开放评价包括规范展示、规范确认、规范推荐,与同行评议有十几项不同,只要按照开放评价的规范与流程进行评价,不同的评议组得出的评议结论基本相同,评议结论可重复。开放评价的简明版 “互联网+代表作” 更简单易行,对于评价特征鲜的突破性成果,极为有效。

知识分子:具体讲,你是如何实现一流人才及时甄选的?

刘益东:有了评价方法上的创新,只要三步即可完成一流人才的及时甄选:

(1)破 “五唯” 立新标,新标准为,一流人才是做出原创突破成果的杰出人才,这是回归学术正途,也是国际通行的标准;

(2)评价一流人才不用面面俱到,评价其一项原创突破成果足以认定;

(3)用 “互联网+代表作” 评价法予以评价,列出或在互联网上列出四项内容:成果核心贡献提要与突破点四要素;发表的系列同题论文论著或专利;学术界的反馈(获奖、转载、引用、评论、受邀作学术报告等);国际国内同类成果的比较及优势。

突破点四要素包括:突破什么(学术定论/主流共识/思维定势/研究范式/现行做法/权宜之计/学术僵局等,其中之一或几个)、怎么突破的(通过提出和解决什么问题实现突破的)、突破开辟的新领域及其意义和前景(这是突破性成果的核心特征及其与推进性成果的根本区别,是突破产生原始创新之所在),以及用一句话或一个术语概括突破及其产生的原始创新。
 

为一流人才设立科研特区

知识分子:有了一流人才,科研环境也很重要。最近十几年来,也有不少一流人才回国。这些在国外的一流人才,很多人回国后好像也没有做出新的重大成果,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刘益东:确实存在你观察的情况。做出重大成果、做出原始创新成果,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一流人才,二是让一流人才充分发挥作用的科研环境等条件。我们的科学家,特别是高端科学家,在有效科研时间方面明显不足。引进吸收、追踪跟进的工作,可以指导、安排学生做实验,前沿探索、原创突破的工作,自己不泡在实验室苦思冥想、动手尝试、互动交流,哪来的灵感和突破?做出原始创新需要 “热爱、天赋、专注、坚持”,这四个要素与奥运会等顶级竞赛上取得佳绩的条件一样。

用有效科研时间的长短可凸显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前沿的差距:同样聪明的学者,如果长期以来甲的有效科研时间是乙的2倍或更多,在前沿竞争中,乙是没有机会取胜的。

为此,我们分两步解决,首先是把一流人才甄选出来,第二是把人才放到卓越科研特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需要建立科研特区,就像当年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建立经济特区一样。

在 “四个面向” 领域,甄选一流人才作为学术带头人入驻,实行PI制,较小规模的科研工作一个团队可以完成,较大规模科研任务,PI团队之间可自愿合作、自行组织予以完成,实现科研组织的扁平化、网络化、平台化和自组织。以一流人才及其团队为稳定资助对象,他们的研究方向和竞争优势明确,在科研与创新公共服务平台的支持下,大有可为。

卓越科研特区可以建立在创新型城市、大学城、科技园区、一所高校或某个学院、科研院所、一流学科平台、线上线下结合等,方式灵活,新人新办法。

知识分子:过去也曾经有过一些科研特区,但很多运行艰难,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刘益东:我了解一些研究特区,在特区里科学家自主选题、自主研究,得到稳定长期的资助,没有繁杂的报销手续、考核宽松,这些都对,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就是入驻人选的标准问题。如果入驻标准仍然是现在的头部学者、“高帽” 科学家,则收效不会明显,因为长期以来,唯 “帽子” 作为学术带头人,他们中的大部分根本不缺研究经费,科研条件优渥,但是原始创新明显偏少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扭转。

我们提倡的卓越科研特区,与以往基础研究特区最大的区别就是甄选学术带头人的标准与方法不同,不再唯帽子,而是唯原创,以原创突破论英雄。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与基础研究能力需要具备许多条件。加强学术诚信、营造创新生态、厚植创新土壤、培育创新人才,这些都很重要,但是短期都不能见效,都至少需要10年、20年时间。科技体制改革、给青年教师 “减负”,让青年人发挥作用,要见效也得5-10年时间。

现在尽快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基础研究能力和智库竞争力是当务之急,采用新的评价方法发掘那些被大材小用的一流人才,为他们设立卓越科研特区,可能是最立竿见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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