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

 

撰文｜周忠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

           栗静舒（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

责编｜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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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般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学贯中西的文科学者，如胡适，鲁迅……他们通过笔杆子掀起思想运动，表达政治主张，以实现其“积极入世”的爱国抱负；另一类是学习了西方科学知识的理科学者，他们多抱着“不议政亦不参政”的态度，惜墨缄言，默默无闻地在国内外做科学研究。

 

但事实上民国期间还存在着另一类知识分子：他们保留了封建社会传统儒生的美德，信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仅能用笔伐的形式“积极入世”，更能以直接参与政治的官员身份来促进改革；同时，他们还是科学家，在其研究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在这类知识分子中，丁文江是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人物。

 

丁文江是谁？

 

蔡元培称他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是精于科学又长于办事的人才”；胡适评价他为“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天生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并在上世纪50年代发表了其唯一一本为他人所作的传记——《丁文江的传记》；罗素更是称他为“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傅斯年对他的评价最为全面：“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服务者；丁文江的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

 

他不仅能用文字针砭时弊、建言献策，更是一流的科学家与组织者。他曾为祖国的科学事业筚路蓝缕，也为祖国的实业建设身体力行。作为知识分子，丁文江实在为民国之典范，现世之楷模。

 

地学宗师

 

丁文江（字在君）出生于清朝德宗光绪十三年（1887年），三岁入私塾开始接受传统儒家教育。1902年，“十有五而志于学”的丁文江认为“做学问非常要紧，要救国必先要求学”［1］，于是踏上了留学深造之路，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英国格拉斯大学地质学与动物学双学士学位。留学期间，丁文江深受达尔文、赫胥黎等科学家的影响，领悟到了科学实践精神的重要性。于是，和李希霍芬所描述过的“性情懒惰”的中国儒弱书生不同，丁文江精力充沛地游历了欧洲，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和精炼的野外实践能力。

 

学成归国后，他自己筹措经费，对云、贵、川三省进行地质调查，“登山必到峰头，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他在此次调查获得了许多科学资料，包括地图、日记和化石等，为中国地质科学研究淘到了第一桶金，开启了中国学者独立的野外调查之路，更为日后中国地学研究注重“科学实践”奠定了基础。在1922年以前，丁文江是我国从事实地调查涉猎区域最广、花费时间最多、取得成绩最多的地质学家。著名的地质学家黄汲清曾将他比作“20世纪的徐霞客”，而称赞其实际其成就又远超过徐霞客。

 

民国初年，中国才刚刚挣脱封建制度的枷锁，又陷入军阀割据、硝烟四起的混乱局面，国家积贫积弱，学术经费获取举步维艰；中国学者在世界学术界处于“失语”地位，科学研究、学术国际化可谓一纸空谈。彼时，在千千万同胞仍活在当下、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一筹莫展的时候，还未到而立之年的丁文江，竟果断地承担起科学救国的学科规划师重任。他长于组织、善于治事，发挥了“学术界的政治家”的角色。虽然他与章鸿钊、翁文灏同为开创中国地质事业的先驱，但其他两位先生都曾将丁公推为中国早期地质学界的头号领袖。

 

他参与筹建地质调查所（也是中国最早的国立科学研究机构）并任所长，从“经费”和“人才”两方面努力，不足十年就将其建成中国第一所完整的科研机构，对中国地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还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一些外国专家参观他参与培养的第一批地学新鲜人所写报告、所测绘图件、所采标本，惊叹其与欧美各大学无异。他领导的地质调查所的西南地质大调查，前后历时两年七个月（31个月），地域涉及陕、甘、川、黔、桂、滇六省，3个小组行程共数万公里，实际工作面积数十万平方公里。这样伟大的规模在当时的中国是空前的，在中外地质史上也十分罕见。

 

试以丁公对地质学科的分支之一——古生物学的贡献举例，即可窥见他作为中国近代科学事业领导者的才略。丁文江是中国第一位教古生物学的老师，还邀请了古动物学家葛利普、古植物学家赫勒、古人类学家安特生等来中国进行教学和研究。他参与创办并长期担任主编的《中国古生物志》是我国最早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刊物。

 

轰动世界学术界的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同样得益于他对于新生代地质调查室（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的筹建和领导。发现了周口店遗址的安特生的早期化石采集计划也由丁文江批准。丁文江在合作协议中明确道，安特生等学者对于中国化石的研究成果必须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送到瑞典研究的化石标本，研究完毕后必须归还中国；将部分中国学者送到瑞典进修……这可谓是中外学术合作规范化的开始。

 

除包括古生物在内的地质学外，丁文江在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少数民族语言学等领域均有开创性贡献，是一位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入世之能臣

 

中国传统的文人志士多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同所有期盼“入世”的中国文人一样，丁文江也认为“优秀分子用他们的聪明智识能力，向政治上努力，是他们天然的责任”［2］，毕竟“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3］。丁文江曾发出“我们不是少数的优秀分子，谁是少数的优秀分子、我们没有责任心，谁有责任心？我们没有负责人的能力，谁有负责人的能力”［4］的呼吁，这种舍我其谁的慷慨担当，也驱动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参与救国、治国的政治活动。

 

在开创中国地质事业的同时，丁文江就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并列席巴黎和会，为中国争取权益。针对国内风云变幻的混乱政局，以丁文江为首的知识分子于1921年组建了讨论政治的社团“努力会”，开始为研究政治、评论政治而努力。1922年，丁文江作为主要发起人，和胡适创办了《努力周报》，针砭时弊，并宣扬他们的政治主张。“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后，他又与胡适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以“仲淹”为笔名，以“独立”的身份评论政治，对“天下事”广发议论，真所谓学术事国事、事事关心。

 

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他参与提倡建立“好人政府”来为国民社会“认真救火，而非趁火打劫”；在《假如我是张学良》和《给张学良将军的一封信》中，认真为张学良设计作战方案；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他又苦心劝蒋介石“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

 

除了表达他的政治与军事主张，他还不忘在刊物中传播科学精神。在启迪民智的思想文化领域，他如捍卫科学真理的赫胥黎一般，与胡适、吴稚晖等知识分子形成科学派，与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之间打了一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科玄论战，从而为科学辩护，使得“科学观”等理性思维深入普通民众心中。

 

当然，他的“积极入世”还体现在只要有机会就努力做实事之上。他曾经做过孙传芳治下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相当于上海市长），在任期8个月间，就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一事与英、美、日、荷、挪五国总领事谈判，极力维护国家主权。他还将上海的行政、财政、公共卫生等等，治理得有模有样，为日后“大上海”的发展做了奠基。此外，他担任北票煤矿公司的总经理约5年，将这一煤矿公司治理得日产量可以与从前的年产量相媲美。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有国际视野的科学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入世”观念在丁文江这里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入世”中的“世”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和国家，对于科学家而言还意味着整个科学界。在《对中国地质学者的忠告》中，丁文江写道：科学研究是没有国界的，为世界学术作出贡献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丁文江不仅鼓励其他学者将中国的研究发表到国际学术期刊之中，他自己也用英文发表了一系列的成果，并与葛利普等学者前往华盛顿出席国际地质学会会议，宣读来自中国的研究论文。在1935年8月的《自然》杂志中，他还向国际学术界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中央研究院的科学工作。在丁文江的努力下，世界科学界知道了中国学者即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也在承担着属于中国学者的科学责任；学术国际化在近代的中国也终于不再是一纸空文。

 

后辈之楷模

 

作为地质学家和科学组织者的丁文江，为国家近代科学事业做到了真正的鞠躬尽瘁。英国《自然》杂志在为丁公发布的讣告中，肯定了其为世界地质学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并誉其为中国地学奠基人。这种国际影响力与这份殊荣，即使在当今已经非常国际化的中国也绝无仅有。他在中国地质调查所、北京大学所培养出的地学人才，更是成为了中国地学各分支学科的奠基者。

 

而作为一名中国人，他同时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传统美德，在为官期间从来没有中饱私囊、残民以逞，而是勤俭自励、清正廉洁、朴实无华，无半点官僚习气。而且他注重科学实践的办事风格，勇于担当启迪民智、改良政治的责任，将“齐家、平天下”的家国情怀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于，他还引导、激励着其他知识分子在不论多么艰苦的条件下，都应该做“不怕无公道、只怕不努力”地负起“少数人的责任”。纵观其一生，他为国家所做的实事难以悉数，他所有的高尚品德也无法用语言详尽。

 

1935年末，身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为中国做抗战准备而亲自去湖南考察煤矿，1936年1月5日因煤气中毒而英年早逝。虽然丁公已经离去，但是其人格魅力独树一帜，为后辈知识分子指明了爱国道路。当知识分子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新形势与处于不断变化的国家需求时，如何在权衡做学问与做政治这对矛盾中对自己作出角色定位，怎样用科学实践精神来担当起救国济世的责任？丁公以身作则，已经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在丁公的家乡江苏泰兴，他也是德泽乡梓的人物。自他之后，这里又走出两位德高望重的地学院士，一位是常印佛院士，另一位是王德滋院士，而他们选择了地质学的道路都是受到了丁公的影响。今年4月13日，泰兴市政府另择他址修建“黄桥战役纪念馆”［5］，将其祖宅恢复为“丁文江纪念馆”，以纪念丁文江诞辰130周年。期盼在不久的将来，丁文江的家乡、乃至整个国家，都会因丁公精神的感染而涌现出更多的优秀知识分子。

 

参考文献

［1］引自李毅士《留学时代的丁在君》。

［2］引自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

［3］引自李济《怀丁在君》。

［4］引自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

［5］新四军“黄桥战役”指挥部曾设在丁文江的祖宅，所以丁文江的祖宅曾被改建为“黄桥战役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