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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入选“千人计划”青年项目的邓巍巍离开学习、工作和生活15年的美国，入职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3个月后，邓巍巍为归国写了一篇自述文章，引起广泛共鸣。

 

“一天内通过这篇文章结识了几十个经历与我类似的海外学人，很多人表示他们对文中的内容很有共鸣。”邓巍巍告诉《知识分子》。

 

邓巍巍到底有哪些感触？详情参看本文第二部分的“海归记”。

 

实际上，据《人民日报》报道，截至2016年底，中国留学归国人员总数达265.11万人，而“千人计划”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6000多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归潮正在形成。

 

回国三个月，邓巍巍说，他感慨很多，但从没有后悔，“如果说有一点点后悔，那就是后悔回来晚了”。

 

为何如此感慨？请看《知识分子》“拷问”邓巍巍灵魂深处。

 

《知识分子》“拷问”邓巍巍

 

Q1：为何会写这篇文章？写的时候考虑了哪些因素？

 

邓巍巍：开始写作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有一种分享的冲动。释放写作冲动最自然的就是选择那些难掩也不需要掩饰的强烈感受去写，比如人近中年的海外学子的困惑、纠结和取舍，再比如对发现南科大这块中国高等教育的瑰宝而产生的惊喜和感动。写文章和写本子一样，只有先打动自己才能打动读者，这也是对读者宝贵阅读时间最起码的尊重。动笔的另一个原因是，海归对个人来说是大动作，之前征询了不少朋友的意见，下了决心之后对知情的朋友要有个交代，对不知情的朋友要做一些说明，形成文字是种很有效的深度沟通方式。另外，现在做许多事情都讲究仪式感，而辞去终身教职海归是一个once in a lifetime (一生一次)的决定，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也算是自己告别十五年海外经历的庄重仪式。

 

写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要有真情感、正能量。很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对读者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能为处于类似境遇的同修提供一些切实的参考价值。

 

Q2： 能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和工作吗？

 

邓巍巍：我于1995年进入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2001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2008年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做了两年博士后。2010年进入中佛罗里达大学做助理教授，2015年转到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任终身职的副教授。受陈十一校长感召，我今年5月全职加入南方科技大学力学与航空航天工程系任教授，最近被任命为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我的研究方向是精准雾化和微尺度的实验流体力学，文中第七回对我的研究有比较通俗的解释。

 

Q3：在写的过程中，有没有征求过亲人、朋友或同行的意见？他们怎么说？

 

邓巍巍：我在整个酝酿海归的过程当中广泛征求了亲人、朋友和同行的意见。他们大多数刚开始的反应比较惊讶，但是经过我解释之后都表示理解和支持。我今年二月份开始写《海归记》，每周在朋友圈更新一集，直到春季学期结束，总共连载了十四周。能在千头万绪的跨国迁徙之余有始有终地完结，多亏了这期间朋友、同行的鼓励和真诚祝福。

 

Q4：目前有收到哪些评论或反馈？

 

邓巍巍：自8月24日被李江宇学长主持的《知社学术圈》公众号结集刊出之后，24小时点击量已经超过七万。收到的评论和反馈都非常正面。一天内通过这篇文章结识了几十个经历与我类似的海外学人，很多人表示他们对文中的内容很有共鸣。评论和反馈中最让我开心的是很多人表示这篇文章让他们更加了解了南科大，对来南科大工作或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朋友甚至打听录取分数线。始料未及的是这篇文章还帮助一些读者转变了对理工男的看法，让他们意识到原来理工男也可以码出具有真情实感的细腻文字，甚至有搞笑评论说我是“被科研学术耽误的武侠作家”。我认为“能工能文”是与南科大办学特色十分契合的，学校主张一流的理工大学也要有一流的人文教育，我们希望培养独特、有趣、多才多艺的学生。

              

Q5：回来三个月，后悔吗？

 

邓巍巍：回来之后感慨很多，但从没有后悔（如果说有一点点后悔，那就是后悔回来晚了）。当然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情绪也难免变得复杂，但自己绝不会停留在“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感叹中；我们的使命正是要千方百计把骨感的现实一点一滴塑造成理想中丰满的样子。

 

海归记（一）

 

撰文 | 邓巍巍（南方科技大学力学与航空航天工程系教授）

 

第一回 大过年的，辞个职吧

 

我如约来到系主任办公室外间时，他的秘书白兰地正站在高脚桌电脑双屏幕后面。系里从去年兴起一个潮流，不少老师加高了桌子撤掉了椅子，直接站着办公。白兰地见我微笑道：“来啦？”我点头还笑，她敲了敲套间的门探头进去说：“巍巍到了。”

 

两周前就和白兰地约见系头的时间，她把我们的可选时间一对，最早的重叠是美东时间1月26日11点，恰逢中国农历年三十的凌晨。进屋之后，见系头也站着在高脚桌双屏幕后，他脚下还有一个像传送带一样的小跑步机。他让我坐下等他发完手边一封邮件，不久他从跑步机下来坐到我对面。

 

之前我们就谈话的内容已经有邮件沟通，于是直奔主题，意译下来是这样的：

        

系头：“你想回中国？”

 

我说：“对，这个机会很有吸引力，也对系里的国际交流有好处。我希望最好能停薪留职。”

 

系头：“我直说吧：我99%是不会答应你停薪留职。我需要你全时在这里，教书科研拿钱。你、我、他们是系里的新鲜血液，但不能体外循环。我希望你能重新考虑。”

 

他指指白板上贴的系里过去两年新进九个教授的介绍明信片，我和系头都是其中一员，都在明信片的证件照上西装革履地微笑。

 

我说：“谢谢您的坦率和好意。我也不兜圈子。我去意已定，停薪留职的主要目的是把剩下的几个学生带到毕业。”

 

系头：“你这个方向系里缺人，不空出位置就没法招人。你可以把学生过继给这边的老师，你做兼职教授就可以做共同导师。但是你要想清楚啊，终身教职何其宝贵，有人梦寐以求却没有拿到，比如贾老师。”

 

我有些意外：“是吗？”

 

他点头：“更麻烦的是，因为贾老师要走，他爱人方老师恐怕也留不住了。” （贾老师和方老师都是美国人，这里只是取了他们名字发音的第一个字。）

 

我唏嘘不已：方老师是正教授，和我方向接近，当时就负责招聘我这个职位，自始自终都像大姐姐一样友善。“非升即走”是终身教职制度最残酷之处，这样的命运降临在共事一场的熟人身上，谁都免不了兔死狐悲的感伤。

 

此刻我也更理解系主任凝重的眉头：我和方老师都教流体力学这门本科生基础课，我们若同时离开将令系里排课都捉襟见肘。

 

然而经历了半年多酝酿成的决心是不可能在此刻溶解的。我说：“想好了。我准备辞职。”

 

走出系办，我不禁感慨：人生如戏，“大过年的辞个职”这种春晚小品的桥段是的的确确在自己身上发生了。

 

第二回 你从哪里来？

 

辞别系头已经是接近中午。我约了同事小陈一起吃午饭。小陈和我不在一个系，反倒使有些事情交流起来更方便。他办公室和Norris Hall相连，离吃饭的地方更近，我就先步行穿过半个校园去找他。弗吉尼亚理工（VT）虽然是公立大学，但校园建筑和谐古朴，给人一种厚重的私校感觉。这也是因为校方多年来注重新旧建筑风格的统一，连外墙都规定必须使用指定的藏青色Hokie stone。

 

尽管是冬日里，在路上看到的许多学生仍是只穿着单薄的衣服。他们年轻，新鲜，火力足，就是可以穿得这么任性。他们步履轻盈毫不犹豫，似乎对前进的方向一清二楚。然而跟学生打交道多年之后，我知道他们会猛然发现大学生活如此之短，不久就要面临毕业与就业，挫折和打击会接踵而来。在入学时的美好憧憬与毕业时艰难现实的鲜明对比之下，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将面临保安和哲学家都会问的三个终极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

 

而这些问题是极不容易回答的。经常当别人问“你从哪里来”，哪怕简简单单字面意思都要让我停顿想一想，联系当时的上下文，猜测对方是到底问什么。祖国还是祖籍？居住城市还是工作城市？本科学校还是博士学校？有时候搞不清楚对方意图还要先反问一句：“你又是从哪里来？”然后视对方回答来对等提供答案。

 

在美国的这十多年，我居留的地方北至康涅提格州的新港，南至佛罗里达的奥兰多，中至弗吉尼亚州的黑堡。无论我回答来自任何一个地方，对方通常都会说：“哦，你那里发生过枪击案”。这是事实：2016年奥兰多夜店枪击案50人遇难；2012年康州新镇小学枪击案26人遇难；2007年VT枪击案32人遇难。

 

走到了Norris Hall，那是一座典型的大学建筑，庄重古朴。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抚平了一切表面的创伤，没有一点曾经的惨烈悲壮与惊心动魄。学生们鱼贯出入，忙碌地奔向食堂或课堂，有些孩子恐怕都不知道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就发生在这座楼里。十年前的一个早晨，一名韩裔学生怀揣三把枪和400多发子弹来到Norris Hall。他从里面把三个大门都用链条锁上，随后进入206和207教室突然开火，15名师生当场遇难。凶手试图进入204教室时，力学系Librescu教授闻声果断把门反锁并指挥学生跳窗逃亡。愤怒的凶手朝门猛烈射击，Librescu教授拼死顶住教室大门，为22名学生成功逃生赢得了宝贵时间，而他自己身中五弹遇难。

 

Librescu教授做出如此壮举的时候已经是76岁。经过这里我常忍不住想象，如果当时换作是我的教室，自己会怎样做？我很清楚，不到四十岁的自己恐怕没有勇气去冲在最前面，因为在这个年纪牵挂的、未竟的、未经的都太多太多。但若真是在已过古稀接近耄耋之年的时候，倒极有可能冲上前去给生命奏响最后一个响亮的音符。人的想法、做法和终极目标与生命时间轴有巨大的关系。什么年龄就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辞职是件有冲动成分的事情，而再不冲动就老了。

 

第三回 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写基金

 

走进小陈办公室，小陈边笑着跟我打招呼边起身披上外套。小陈是第二年的助理教授(AP)，标准的学术小鲜肉：三十出头，正是雄心勃勃意气风发的年纪；聪明能干，清爽夏普，举手投足都散发出AP的典型双重气质：骄傲与焦虑。

 

AP完全有理由骄傲。在美国找教职竞争非常激烈，每个AP的位置都有上百人申请，几乎个个都是一路名校加好文章若干。经过电话面试、校园面试全方位考察之后，最终突出重围拿到聘书的基本上都是综合素质出类拔萃的幸运儿。

 

AP完全有理由焦虑。入职之后六年的终身教职倒计时(tenure clock)就开始了。这就像要拆一个定时炸弹，如果六年考核不达标，终身教职的梦想会被炸得灰飞烟灭。这些指标包括带研究生，教学，发表文章，以及斩获研究基金。AP对写文章驾轻就熟，带学生和教学只要花些时间也不是问题。分量最重也最难的是获得真金白银的基金支持。VT这一档州立学校工科AP要拿到一百万美元才算过及格线。如果不做医学或者国防研究，在美国主要靠自然科学基金(NSF)。一个NSF项目从三十万到五十万美元不等，也就是说一个AP要拿到两个NSF再加上其他一些小钱心里才踏实。而NSF的资助率逐年走低，过去几年都徘徊在10%左右。这些数据摆在一起，再加上脑海中滴答滴答的tenure clock，再阳光自信的男孩也难免偶露愁容。

 

小陈书架上摆他三口之家的温馨照片。他儿子现在两岁多。我做AP第二年的时候女儿也是两岁多。小陈太太工作在外地，开车要三个多小时。我和媳妇也是聚少离多，远的时候隔好几个州，直飞也要两个小时；现在虽然在一个州，开车仍要两个多小时。这就是典型的AP面临的工作之外的挑战：孩子在牙牙学语蹒跚学步，配偶通常也是高学历并有自己事业追求却很难在同一个城市找到相应工作。看到眼前的小陈就仿佛见到了六年前的自己。

 

坐下吃饭时小陈第一句话就是：“我的NSF被拒了”。我必须安慰他，因为六年前的自己也是曾经需要安慰的。根据我积累多年的求安慰、被安慰、安慰人的经验，我知道安慰一个觉得自己惨的人很管用的一招就是讲自己也曾经惨过。于是我开始给小陈讲我的第一次NSF被拒的经历。

 

那是在我入职不久，正是踌躇满志之时，写第一个本子像蜜月期的新媳妇做针线一般，呕心沥血花团锦簇爱不释手。本子投出去之后就每天刷屏多次查状态，从孤芳自赏到自怨自艾，逐渐陷入怨妇状态，直至看到系统里显示猩红的“Declined”终于变成了绝望主妇。恼羞成怒之下啪地合上电脑冲出门透气，刚巧碰到了周老师。周老师是传热学领域响当当的名字，学术与行政俱佳，做过系主任和工学院院长，德高望重，深受大家爱戴。见到他慈祥的样子，我第一句话就是：“我的NSF被拒了。” 那时的委屈无助，简直就差扑到他宽阔的肩膀上哭泣了。深谙安慰之道的周老师带着他一贯和蔼的笑容缓缓地道：“我前七个NSF都被拒了。当时我都想不干了。” 我目瞪口呆：周老师出道是三十年前，NSF要比现在容易许多。况且周老师的的博士导师乃是华人学界中的泰山北斗、伯克利前任校长田长霖先生。他如此显赫的学术出身都要经过这等打击，我也迅速平衡且平静下来。

 

望着小陈略微放大的瞳孔，我继续讲：历史就是那么惊人地相似，我也是经过七次无情拒绝，直到第八次才中。这个“中”字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不管当年高考、申请出国、找工作、甚至生娃，都没有如此强烈的“中”的感觉。面对我中基金后的痴笑，媳妇曾不屑地道：瞧你范进那小样。（她没想到的是，三年之后自己也做了AP，中了第一个基金仰天长笑的表现与我当时并无二致。）

 

小陈若有所思，想必对“任重道远”又有了新的认识。午饭后走在回办公室的路上整理着关于基金与海归的思绪。过去三十年美国NSF预算都没有本质变化，多年维持在60亿美元的水平，完全赶不上通货膨胀；相比之下，三十年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预算增加了300倍达到240亿人民币，很快要与美国持平。在中美基础研究投入此消彼长的趋势下，华裔教授纷纷把视线转向国内，寻找中美学术合作与交流机会。所以过去几年我也积极与南京和西安的几所大学拓展合作，有了初步成果之后就开始考虑写合作申请中国的基金。

 

去年三月初是我的春假，我飞去南京与长期合作的一个教授写海外合作基金。每年三月十号左右是NSFC最后冲刺的阶段，整个中国学术界都在聚精会神忙这一件事，见到熟人三句话之内也要绕到基金上来。关于基金有许多段子，比如不论什么千古名句，后半句扯上写基金似乎都合适：

        

        举头望明月，低头写基金。

        少壮不努力，老大写基金。

        夜夜思君不见君，原来君在写基金。

        垂死病中惊坐起，今天还没写基金。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写基金。

 

我最喜欢的一句则是：“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写基金“。这不仅仅因为我是洛阳人，更因为在宁的几位洛阳老乡的帮助促成了我去年暑假被聘为南京一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这使我出国后第一次有整整三个月时间在中国，获得了足够充分的机会去深入了解国内高校发展的现状与机遇。

 

第四回 学术的江湖与桃花岛

 

有人的地方自然就有江湖，而学术圈与江湖有尤其多共通的特质。

比如，学术圈与江湖的核心关系都是师徒。

比如，学术圈与江湖出道之前都要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修炼。

比如，学术圈和江湖中的女弟子都通常要吃香一点。

比如，学术圈与江湖都喜欢时不时开个英雄大会，台上走马灯似地秀，台下或喝彩或质疑。

比如，学术圈与江湖都讲究出身、门派、辈份、名号及地位。

 

比如，学术圈与江湖都是要闯荡的。 

 

在这个和平年代，一面是绝顶高手的稀缺，一面是学术繁殖空前迅速，十年就可以是一代，论文数量更是呈爆炸增长。现在行走于学术江湖的绝大多数人都非天赋秉异，要靠互相帮衬不拆台日子才比较好过。一篇文章或者一个本子投出去，也和古时候走一趟镖差不多：想要有惊无险平安送达，得仰仗朋友拔刀力挺，也得靠各路豪强时不时卖个面子。这里面三分靠实力，三分靠名号，三分靠行走江湖拜访各路神仙留下的善缘。在中国如此，在美国也是如此：周老师曾对我讲，作为助理教授，你如果没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外面跑是很难成功的。从这个角度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高校教师更加有针对性。于是，经常出差是必须的，去让人家邀请自己去做报告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南京期间，我向国内几个大学发邮件求被邀请做报告，争取机会宣传自己的工作并结交同行。其中一封邮件发给了南方科技大学力学与航空航天系的系主任。系主任对我的毛遂自荐表示欢迎，很快定下了时间，就在五月底。我随即又联系求见南科大校长，他也正好有时间见我。 

 

南科大2011年成立于深圳，自诞生起就备受瞩目也不乏争议。五年多来发展势头极为迅猛，仅从高考招生分数来看，南科大已经达到985高校中游水平，对这所年轻的学校来讲实属难能可贵。南科大创校校长是原中科大校长朱清时院士。读相关的众多报道，印象最深的是朱校长卸任时以“惨胜”二字概括自己的任期，创业的艰辛种种既溢于言表又尽在不言中。2015年底陈十一院士成为第二任校长。陈校长是华人学界中极为罕见的在中美两国主流大学都有高级行政经验的人物。他曾任霍普金斯大学机械工程系系主任，随即在北大创办工学院，之后任北大副校长。他也是学术水平毋庸置疑的院士科学家：做为周培源先生的关门弟子，他在湍流与格子玻尔兹曼方法领域的建树影响深远。从学科互补的角度来看，如果说由于朱校长是物理学家，他所建立的学科有极深的理科烙印的话，那么陈校长的工科背景使南科大增添了新鲜的工科色彩，其中力学与航空航天系就是其中浓重的一笔。 

 

到深圳那天下着毛毛细雨。先见到了系主任，他于常青藤名校获得博士，有在美国顶级国家实验室和公司工作的丰富经验，四年前以千人计划专家身份回国。他为人大气热情，给我介绍系里的情况和发展规划后就带我去见校长。 

        

陈校非常健谈，而且因为领域相近，共同话题不少。巧的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宿舍下铺的兄弟、婚礼的证婚人王教授曾是陈校在霍普金斯大学时期的博士后。王教授是我见过的聪明人中最勤奋的，勤奋的人中最聪明的。他在美国曾获得国家实验室奥本海默学者的殊荣，后来成为中组部首批青年千人，并回母校清华做正教授，是同学们都为之骄傲的。陈校思路敏捷，问问题和答问题都是一针见血，几句话问下来就对我的情况把握得颇准。陈校说你来南科大吧。我以为他随口一说，答道这个不容易，我们家有two-body problem。陈校摆摆手：这在别人那里是problem，在我这儿不是问题；给你们俩一起解决，将来想跑都跑不了。随后他挑重点讲了相关海归政策、科研条件、个人待遇，我把听到的几组数字迅速除以七换算成美元，意识到这些条件放在美国一流学校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但是我已经在美国经营多年，得到终身教职之后是打算陪伴终身的，全职海归这样的大动作还不可想象。陈校并不理会我的犹豫，说你可以先申请青年千人，拿到之后再做计议。 

        

辞别陈校，系主任又带我逛了逛校园喝咖啡。五年前这里还是一个村庄，现在唯一留下的痕迹就是图书馆前的一棵根深叶茂的老榕树。中学课本里读到的深圳速度现在就活生生呈现在面前。校长描绘的美丽蓝图，眼前真切的日新月异，以及除七前后的各个数字都在我脑海中盘旋。更神奇的是，不知为什么，在学术的江湖飘泊了这些年，忽然来到这里，非但不觉得陌生，反而有一种置身桃花岛的舒适感觉，想在这里歇脚停留。那一刻，嘴角微微一笑，心中微微一热，一个小火苗冉冉升起。我对系主任说：要不，我们先申请个青千试试看？

 

第五回 人才的标签

 

陈校谈话时还说了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如果不想当院士就不用来南科大。

        

院士是学术界的崇高荣誉，而中国的院士更是世界上拥有最多科教相关话语权及连带利益的，没有之一。近年来，学术界对通往院士评选的一些里程碑认识逐渐趋于统一。认识统一的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是前续步骤也被公认变得清晰，并随之标准化。这个过程每迭代一次，起跑线就被往前划一步。

        

有意思的是，在国内跟上海、江苏的同学们聊天的一个主要话题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使孩子们的起跑线也是逐渐前移，导致幼升小都如临大敌。Gladwell写的《异类》(Outliers)举过加拿大职业冰球运动员选拔的例子，道理也是一样一样的：在每一年龄段出众的孩子会被选为下一年的重点培养对象，享有更好的教练、更厉害的对手、更多的比赛机会，从而更早地保质保量攒够一万小时成为冰球精英。这样逐年往前推，直到最早选拔上的孩子都是春天出生的，因为他们的生日最接近报名截止日期（1月1日），在起步时拥有最大允许年龄带来的最好体能。我猜一定会有打鸡血的加拿大夫妇以早春时节为目标生日来倒推备孕制造冰球宝宝吧。

        

按这个趋势，院士和高考已经几乎可以对接起来。半开玩笑来讲，也许若干年后院士的典型养成路线从高级到初级大致是这样：

        

院士，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青年基金，百佳博士论文，名牌大学，省重点高中，市重点初中，区重点小学，奥数小神童，幼儿园小天才，胎教积极分子，优生优育标兵。

        

这里最接近金字塔尖的长江学者和杰青也是含金量最高、竞争最激烈的人才计划。我对人才计划的看法比较温和，认为它们的存在有其现实及合理意义，因为大众无法在瞬间评判一个学者的大致水平。各种人才计划类似产品认证，选拔通过的人才就可以戴上这个标签。如果选拔过程靠谱，相应产品也没有砸标签的牌子，口碑就可以逐步树立起来了。这种方式远非完美，但恐怕是目前能获得效率与相对公平的不得已之举。人才计划和第一学位的情况类似：高校的985和211标签虽被广泛诟病，但把任何人放到招聘主管的位置上，面对海量简历和有限的资源，想迅速进行第一轮筛选，查找985和211标签是可以做到八九不离十的唯一办法。

        

杰青是基金委主持选拔，每年200人。长江是教育部主导，狭义的长江特聘教授（不包括讲座教授和青年长江）每年约150人。考虑到长江和杰青还有近一半的重叠，所以两大荣誉虽然权威但数量稀缺，远不能满足泱泱大国对各种人才认证服务的需要。而中国既不缺人才也不缺名山大川名水大河，各省市也纷纷推出黄河学者、泰山学者、楚天学者、天山学者、闽江学者、赣江学者、珠江学者等等。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曾统计类似名号有38个之多。这些名号虽然使标签数量增加，但评审过程和标准都不一致，认证结果也缺乏全国流通的效力。

        

于是就顺势产生了国家层面选拔评估的、兼顾数量与质量的人才计划。这就是由管干部的中组部推出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又称千人计划。实施近十年来，千人计划逐渐清晰地定义了海归的套路：

        

正教授可以走千人计划（大千或国千），国家只要求“原则上”每年六个月在国内工作。这样大千人的海外位置可以不放弃，只利用寒暑假春假秋假学术休假等时间就可以保证六个月的兼职。虽然有不少人批评某些大千人不全职在国内工作的情况，但我认为兼职一样甚至更加有意义。从充分发挥价值的角度讲，大千人的主要意义在于构建团队平台和把握科研大方向，用一半时间亲临指导另一半时间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保持海外学术界的存在对维持他们的国际江湖地位和双向学术交流也有很多益处，是使他们保值增值的方式。从实际操作来看，正教授的子女通常已经是在上初高中并深深植入海外文化与生活，强迫举家全职海归既不人道也不现实。

        

博士后可以走千人计划青年项目（青千或者千青）。中组部把“青年”的截止线划到40岁，并且要求有海外三年以上科研工作经历。青千必须全职，这是各个方面的共识，监督和实施得也颇严格。一方面是国家需要青年才俊在本土科研的第一线拼搏；另一方面博后通常只是三十挂零甚至不到的年纪，子女尚小或者干脆没有，后代教育对全职海归来说一般不构成一票否决。

        

而海外的助理教授和副教授（这里统称AP）则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因为从学术阶段来说，AP应该对标在大千和青千之间，而中组部并没有衔接这两者的人才计划。如果AP想海归，要么等三到十年升到正教授申请大千，要么现在去和博后竞争青千，要么就是没有帽子裸归。而裸归将失去很多配套资源，以南科大为例，有没有青千在科研启动经费上可以相差五百万人民币。

        

所以，有不少同行朋友跟我说：你申请青千是over qualify了，过几年直接申请大千吧。可实际上，几年时间听起来虽然不长，却是极其关键的几年：孩子在一天天长大，适应会越来越难；海归合适的位置也逐年减少，近年来有些顶级学校已经呈现饱和趋势。

        

初见陈校时我刚一个人过完39岁生日不久，将将可以追赶青千的末班车。一旦动了海归的心思，虽然嘴上说是申申看，但实际上已经是等不及、等不起、必须申、必须中的心态。

 

第六回 三体

    

见过陈校的那天晚上，我给地球那头的媳妇打电话讲了当天的见闻和回国的念头。

       

 “What？海归？全职？今儿忘吃药了吧？”她在电话那头连珠炮似的问号辐射着强大的气场，虽千万里如妻亲临。她的反应我并不意外：一是因为她是典型的白羊座，二是因为海归是个陡峭的阶梯函数，必然会激起情绪的振荡。

       

 “现在还只是初步想法……”

       

 “你tenure怎么办？我怎么办？娃怎么办？”媳妇显然解读出我的想法并不那么初步，直接指出了问题的核心：三体。在美国换工作经常牵扯到的只是two-body problem，孩子跟着搬家影响还不算大；而跨国迁徙时则是硬要给娃在中西文化中长大之间选择一个，这使本来就复杂的情况更加难以理清楚。

        

媳妇对海归的立场至关重要，因为她是家里的No.1，对家庭事务决断可谓是一言九鼎、一锤定音、一票否决。家庭地位和其他地位的获得类似，很少有偶然，多数是要凭实力和努力。媳妇和我是大学同班同学，也是我见过的智商与身高乘积最高的女生。从大一开始她成绩就一直比我好。比如学线性代数的时候，我对这个以前没见过的数学新物种简直是一头雾水，想问问题都找不到北，只能很羡慕地看她下课后和老师讨论切磋谈笑风生。她思维之敏捷和非线性常令我十分佩服。我读博士的时候有一阵子实验很不顺利，因为一台关键的水冷激光经常在取数据的关键时刻罢工，折磨得我百思不得其解，逢她便像祥林嫂一样抱怨：我这个激光真是怪，白天两三分钟就停工，晚上和周末则好一些。她头都不抬说：“可能是因为有人冲厕所吧”。我将信将疑约了实验室的小伙伴做了冲水测试，果然那边一冲水，这边水压就骤降，激光水冷失效就引发断电保护。于是我重接了独立水路，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她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关于哈雷摩托车的风冷散热；虽然哈雷是美国文化的一个标志品牌也是大家都觉得很酷的课题，她感到这并不是自己将来想做一辈子的方向。读博士的时候她去医学院找老师谈，其中一个做核磁共振成像的教授跟她介绍了用MRI诊断肝硬化的课题。她告诉教授她可以利用流体力学模型从肝脏血液流速推出压力变化，这个值会和肝硬化程度正相关，可以做为定量诊断依据。教授有些兴奋，但紧接着问那大人和小孩肝大小不一样可怎么办；媳妇秒回：拿肝的体积除一下（normalize）就好了。教授两眼放光，当即招她进实验室，她也华丽转身切入到前景和钱景俱佳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她的简历还包括在克里夫兰医院（全美排名第二）和美国药监局FDA（美国1/5的产业GDP都由FDA直接或间接监管）的工作经历。她现在是弗吉尼亚大学(UVA)医学院的助理教授。UVA侧重文医法商，在全美公立大学中综合排名长期占据前三，甩VT几条街。有这么一个媳妇，我在骄傲倾倒之余，既倍感压力也平添许多动力。

       

 “你倒是说话呀？“媳妇在电话那头催道。

         

“你过两个礼拜不也就回国度假了吗？我们一起去深圳转一转，看看情况再说。你如果很不喜欢那个地方，我也就不再提这个事儿了。”我建议，她同意。

        

两周后我和媳妇来到了南科大。力学系的系主任出差了，是机械系系主任融老师接待我们。融老师是大千人，在美国做了多年Chair Professor，人特别好，在夏至前后的大热天带我们在校园散步，在展览室指着沙盘介绍情况，给予我们很多鼓励和正能量。媳妇很感动也很感慨：在美国是公事公办，人与人之间礼貌背后透着冷漠；而融老师给人如沐春风的舒适感觉，和这样的师长共事一定会很和谐愉快。

        

因为考虑娃的教育，我们去参观了两所国际学校。设备的确很新，学费也与美国私校看齐，但除此之外感觉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高中部毕业生考上的大学不算出众，学校追求利润的气息尤其浓重。最后去看了公立的南科大附属实验小学，反倒眼前一亮。因为是新小学，最高的班级只有三年级。带我们参观的老师低调务实；教室的桌椅设置活泼科学；学生们看起来也很开心。用起technology比娃在美国的小学更甚：每个学生要求配有iPad，而且要求打字每分钟至少若干字。走道的柱子上贴着许多基于学生艺术作品的海报，风格多样，有些水准颇高。顶楼有个漂亮温馨的玻璃暖房，里面有各种花花草草，是一个教学生欣赏植物和自然的好去处。最让我有共鸣的是学校中心位置的墙上贴了一副巨大的调色盘一般的《多元智能示意图表》，用中英文说明八种智能（intelligence）：人际，内省，韵律，身体，语言，数理，自然，空间。我和媳妇对望一眼频频点头。在这个显著的位置宣扬这种理念说明学校的价值观非常现代且科学。娃在这里上学我们多半是会放心的，担心的恐怕是中文一时半会跟不上。

        

媳妇在国内期间我们还一起跑了其他几个大城市，而她最喜欢的还是深圳。度假结束，送她去机场。临别时她神情复杂地说：“我这次是想找一个明显的否定你回来的理由。可是，我没有找到。”

 

第七回 七种武器与三生三世

 

海归的初步想法没有被否决，我便开始准备青千的申请材料。里面一项重要的内容是介绍学术贡献，篇幅只有小四号字两页，这需要对十年来的工作进行高度浓缩和概括。把事情复杂化并不难，比如你问我研究的是啥，我可以深吸一口气回答：我专注于微小射流在表面张力导致的的静脉曲张型失稳和带电后由于麦克斯韦应力引发的鞭型抖动失稳而分裂产生的液滴极其多组分蒸发机理以及与基板的冲击相互作用。你此时有没有感到胸闷并想大喝一声：说人话！但是，要把专业的事情讲得深入浅出是不容易的。另外，写学术贡献这部分要用中文，才发现用什么语言写不重要，思路清楚才是关键。于是，我把这当成一个整理思路、审视过去十年的机会。定期的自我审查非常有必要，好比苏格拉底曾说：“不自醒不如死翘翘”（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前面讲到学术圈如同江湖，而想在江湖闯荡出些名堂一件独门武器是必须的（绝顶高手除外）。诺贝尔奖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颁给某个人，而是奖给一种横空出世的武器，无论是1901年最初获奖的X射线到2016年的超分辨率显微镜。每个在学术江湖行走的青年都应该问自己，我应该专注修炼哪种武器，以至于将来那件武器就成为自己的代名词？是长生剑，孔雀翎，碧玉刀，多情环，霸王枪，离别钩，还是小李飞刀？

        

我修炼的是一件冷门兵器，名唤泰勒锥(Taylor cone)。此锥是由液体在电场（重力场或压力场也可以）下幻化而成。泰勒锥尖锐异常，世间武器无人能出其右。而从锥尖喷薄而出的是细如毫发的液体射流。此锥依据一代流体力学宗师泰勒命名，因为他用理论算出了锥的角度。我博士论文的贡献主要就是打造了泰勒锥的加强版，一出手可以同时使出几百个泰勒锥。

        

而武器只是手段，最终还要为目的服务，或报仇雪恨，或除恶扬善，或追名逐利，或替天行道。那么我为什么要修炼这么一件诡异的兵器？因为泰勒锥可以来主宰液滴的三生三世。

        

液滴随处可见，这种玲珑剔透饱满丰盈的球形液体状态可以看做是今生。不同液滴在肉身（溶液）抽离之后会有不同的结局：一滴滴小小的墨水落在纸面上可以拼成文字或图画，一滴滴牛奶挥发之后可以成为更好保存的奶粉，一滴滴像蜡泪一样的液体固化排列可以形成成新的三维形状，一滴滴混着农药的溶液附着在绿叶红果上可以成为保护膜和残留，一滴滴鲜血或咖啡溅落干透后可以成为醒目的圆环……这些结局就是他们的来生。想要获得自己渴望的结局就要有对应的今生，而今生则是由前世注定。液滴的前世也可以是多种多样，其中一种简洁的出身是射流，肉眼可见的比如从莲蓬头出来，看不见的则可以从泰勒锥产生。射流表面是相当光滑的，可以是分子级一般平整无瑕。而射流光滑表面的背后是敏感不淡定的，一点点扰动都可以被其感知。射流又像一根流动的琴弦，遇到合适的频率便会去拼命共鸣，鼓出来一连串会跳动的凸起，直到弦断，分裂成一个个小液滴，至此完成从前世到今生的蜕变。很多液滴在一起可以变成雾，因为这个缘故，江湖上听说静电喷雾要比泰勒锥多的多。

        

我的研究，就是手持一把泰勒锥来精心筹划安排小液滴的前世、今生和来世。注意这个“精”字，我相信，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关键词。这是因为当物质和信息都极大丰富乃至严重过剩的时候，“精”字是供给侧针对选择困难必须要做出的改革。比如吃饭，上大学的时候主要是在意分量足管饱，而现在是看整个体验是否愉快。一个在上海的高中同学携老公女儿招待我和娃吃饭，她名字里带个“Yan”字，选的地方叫“宴遇”：灯光昏暗鬼魅透着暧昧；桌上摆的湿纸巾包装是四四方方盈盈一握让人不禁莞尔；餐前送来一个冒着青烟的匣子，里面每人一小盅饮料，但有一位会拿到让舌头变黑的“毒酒”；每道菜都摆着有趣的造型；餐后的果盘是枝头点缀着几颗水果的小树杈。这已不是简单的宴席——因为精致所以惊艳。不仅仅食不厌精，现在的影视作品的制作也日趋精良，至少是形式上的。一部长长的《琅琊榜》，几乎是把电视剧当作婚纱照来拍，摄影构图非常讲究，随便在哪里定格都让人赏心悦目。现在扶贫都讲究精准，“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习主席提出针对扶贫的“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的判断也可以推广到其他领域。比如未来的医疗，说“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你可能会觉得从液滴扯到精准医疗不免有些牵强十分忽悠。其实不然。这里举一个我和两位汉姆顿大学药学院老师合作的例子。紫杉醇是历史悠久的一线抗癌化疗药物，但它敌友不分，对癌细胞和正常细胞一概格杀勿论，那么针对癌细胞的精准打击至关重要，所以“靶向给药”成为一个重要研究方向。除了主动靶向给药之外，人们还发现一种被动靶向作用：在肿瘤附近的血管壁面较正常血管稀疏，允许一百纳米左右的颗粒渗透出血管向肿瘤扩散，所以只要这些纳米颗粒可以持续循环，就可以被动地向肿瘤集中，称为EPR(enhanced permeability and retention)效应。一百纳米左右的尺寸相当关键，太大渗透不出去，太小则到处渗透也就没了靶向作用。一百纳米是头发直径的千分之一，如果想通过液滴蒸发得到这样精准的最终结局，只考虑今生是不够的，需要从前世就得开始精心筹划。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把紫杉醇溶解到特定的溶剂中，精确控制泰勒锥产生射流和喷雾，精心干燥后最终做到了非常齐整的一百纳米紫杉醇颗粒。

        

也许，若干年后江湖上会传说：谁让眼泪飞？巍巍泰勒锥！

 

终身教授海归记（下）：那些闪亮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