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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独墅湖畔一座独立的四层小楼里，能容纳400人的报告厅近乎满座。年过半百的院士，排在两名年轻人之后，等待一个向报告人提问的机会。

没有教授与学生之分，也没有资历深浅之别。这一切真真切切展现了冷泉港实验室最具影响力的主任、诺奖得主詹姆斯•沃森曾写到的“学术交流的礼仪”。

在那本《避免无聊之人》中，沃森写道：科学家之间密集的、无法计划的、毫无顾忌的互动和交流，这种分享和碰撞才是伟大发现的真正起源，而科学，就意味分享最新的发现，提出质疑，找到问题，产生新的碰撞与合作。

“Science is a social process”，沃森这样总结。

20年前，作为博士后，季茂业第一次去到了全球生命科学研究的圣地纽约冷泉港。在那里，有发现了双螺旋结构的沃森、克里克，发现了转座子的诺奖得主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研究噬菌体的诺奖得主马克斯·德尔布吕克，以及发现了人类的第一个致癌基因、并对自闭症基因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迈克尔·威格勒……（见赛先生推送：小小冷泉港，如何成为分子生物学的圣地？）

就在冷泉港，在与那些为生命科学研究创造过历史的的自由沟通和交流时，季茂业感受到了这种“学术交流的礼仪”。在那个生命科学领域的圣地，这个曾经对自己期望不高、本打算在工业界找个位置过一辈子的年轻人感受到了生命科学研究的魅力。在充分地、毫无等级感的自由讨论中，这个年轻人感受到了这个星球上最顶尖的那批人头脑碰撞的火花。他说，那感觉像“受洗”。

在这种感召下，年轻的季茂业决定把家乡苏州介绍给沃森，他们要在这里复刻一个冷泉港的会场。

2018年，沃森（中），谢晓亮（左）为冷泉港亚洲暑期班揭幕

其时，正值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没几年，第三次科学家归国潮正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中国科学也正迎来黄金时代。

落地中国15年来，冷泉港目睹和参与了中国科学家在生命科学的很多领域走上国际主流舞台。这其中，表观遗传学是与苏州冷泉港共同成长最为明显的领域之一，相关会议每两年一次，见证了中国的表观遗传学从西方的跟随者到“某种程度上全球领先”的过程。

与资深科学家仅作点卯式露面的会议不同，在冷泉港苏州，即便已享誉业内的资深科学家们，也会全程积极提问。“这是我们自己的会场”，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主任袁钧瑛告诉《知识分子》。

年轻人，几乎注定是冷泉港会议最大的受益者。

15年前，在一场关于RNA生物学的会议中，当时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做博后的林金钟上台讲了自己在核糖体组装方面的研究，茶歇时，听众中，2009年刚刚因为核糖体机制研究而获得诺奖的Thomas Steitz与这位年轻人有了深入的讨论，一老一少相谈甚欢。之后，博士后出站的林金钟顺利去了Thomas Steitz在耶鲁大学的实验室，并在此期间将研究重心从核糖体组装拓展至mRNA翻译机制，逐步形成了对mRNA功能调控的系统性研究路径。目前，林金钟已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长期聚焦于mRNA翻译机制与mRNA药物平台技术的研究，并推动mRNA在传染病防控与肿瘤治疗等领域的转化应用。

曾任杜克大学免疫系副主任，现为浙江大学基础医学院和良渚实验室特聘教授的陈家明特意提到了这种会议对年轻人的影响，“习惯这种自由讨论的学术氛围，对于中国科学家，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中国科学家真正走向世界很重要”。

这位在香港出生，在美国接受了完整本科教育到博士训练的细胞死亡和免疫学领域知名学者解释：“熟悉国际会议的形式，习惯在学术会议上发声，是中国科学家能够融入世界学术界的主流，争夺在科学问题上的话语权的必经之路。”

从纽约到苏州，在新冠疫情后，冷泉港亚洲的学术会议还开到了日本。

“冷泉港亚洲的一个愿景，是立足中国，服务和促进整个亚洲的科学发展。”冷泉港亚洲CEO季茂业如是说。

在最讲层级文化的东亚文化圈，这个以学术会议服务为主业的机构，正在与中国和亚洲的生命科学领域一样快速成长，以期让整个区域的科学影响力达到与经济相称的地位。

在冷泉港亚洲落地中国15年的今天，《知识分子》刊发冷泉港亚洲CEO季茂业的口述，回顾冷泉港落地亚洲的初衷、冷泉港的文化和愿景，以及这一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所见证的中国生命科学蓬勃发展的15年。

当时对自己的期待并不高，本来只是打算在冷泉港做一段时间的研究，然后去企业界找一份工作，当时正是人类基因组计划进行的时期，我学的是计算生物学，非常热门，学术界、企业界都有很多工作机会，找工作不难。

但进入冷泉港之后，我几乎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设想和状态，特别是跟沃森等等一些科学家接触之后，我被他们的热情和创造力完全感染。在冷泉港，诺奖得主、院士、普通的研究人员非常平等地讨论科学问题，大家都非常活跃，这种氛围特别棒，我那时候就在想，如果在中国，在我的家乡太湖边上有这样的会议和实验室，那该有多好。

2006年左右的时候，我回了一次苏州，当时的苏州吸引力远比不上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他们迫切需要增加自己的知名度，找到自己的方向。

但苏州的一个优势是政府官员的素质、效率和英文水平都很好。他们跟我提到，希望我在国内做些事情。我当时非常担心，因为我只是实验室的一个博士后，知识产权也不是我的。因此，我就介绍了冷泉港这个机构给他们，告诉他们这个机构主要负责科研以及各种国际会议。苏州这边也觉得这种国际会议体系是非常适合的，当时就敲定了当年秋天（10月）沃森来中国的时候，来看一看，谈一谈。

到了2006年10月，沃森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本来只是计划在苏州停靠，过来之后停留时间增加到半天，再后来延长到了一个晚上，最后，沃森在苏州的金鸡湖大酒店做了个报告。这是当时沃森的中国之行唯一的一个公众报告，报告中，沃森认真回顾了从双螺旋的发现到当代生物产业的兴起。

第二天从苏州到上海的路上，我问沃森感觉如何，在这里建一个冷泉港的亚洲分部怎么样？他回答：you go ahead（想做就去做吧）!

沃森对苏州冷泉港有信心，一方面，他觉得苏州很漂亮，金鸡湖也不是闹市区，很适合让人静下心来讨论科学，这是符合冷泉港选址标准的。另外，接待的时候，有人向沃森介绍说：酒店吊灯都是维也纳进口的水晶吊灯，沃森就回头跟我们说：这里有钱，这事情能做成。

沃森能够支持的另一个原因是苏州官员当时接待得非常专业和用心，他们甚至直接表示，有任何需求都非常愿意配合。当时，我们对苏州曾经有顾虑。从国际培训和教育的角度来看，交通非常重要，苏州没有国际机场，外国人要到苏州，必须从上海浦东过来，要两三个小时，不方便。当时，苏州政府就表示，会有高铁和磁悬浮，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是障碍。而且，苏州的优势就是经济发展良好，有文化基础等等，这些都符合冷泉港的理念。

沃森去过美国和全球的很多地方，他知道，做成这样一件事要与政府打交道，（在西方世界的话）要有很重量级的财团支持。他非常明白，做很多事情，要有一定的财力，才能做成。他觉得，在苏州建一个冷泉港，有一定财力，政府又愿意支持，应该没问题。

2007年，冷泉港和苏州正式签约，半年之后就协商好了框架协议。

在早期，很多人告诉我，到中国来，就需要按照中国的规矩办事，比如说：请院士为我们捧场，让领导致辞等等。但当时我认为中国国内有很多这种会议了，如果仍然按照常规的会议形式办事，那么没有必要再建立冷泉港。

冷泉港会议有非常成熟的模式，具体的模式有其历史渊源，在《小小冷泉港，如何成为分子生物学的圣地？》一文中，我提到过上世纪40年代噬菌体三剑客创建冷泉港的故事。

冷泉港模式特征就是氛围自由宽松，学术上严谨和高端。这里的报告并不长，通常只有10-25分钟，但节奏很快。

冷泉港会议的关键在于其灵魂，即学术的高端性和前沿性，以及与会者对一个问题的深入讨论。冷泉港不办大型会议，因为人数如果超过600人，就无法深入讨论了，如果上千人的大会，就会像展会或者集市一样，很难形成真正有效的讨论。据我了解，很多国内的会议，好容易请到一个国外的诺奖得主，会想尽办法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受益，所以喜欢办大型讲座。但那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希望参会者能够达到一种最佳的交流状态，真正碰撞出火花。

高质量的会议，要能够让所有参会者充分交流、互动。而且真正的深入交流，是把等级抛开，真正进入状态地讨论问题，这种交流，不仅仅发生在报告厅中，也出现在会议相关的很多其他场合，餐厅、酒吧等等。所以，沃森从剑桥搬到冷泉港，一定要把老鹰酒吧（The Eagle）带过去。就像沃森经常说的，Science is a social process，要人与人之间交流才能出现火花，这些，都是在线会议，AI所无法提供的东西。

冷泉港会议注重的就是在会议上畅所欲言、充分辩论和预备讨论，这是核心和灵魂。

不管你是诺奖得主、院士，还是博士后、博士生，大家在科学问题面前一视同仁，是可以平等交流的。平等交流是冷泉港会议的精髓，这样可以提高会议质量，一般越是顶级的科学家越不喜欢参加那种纯粹形式性的活动，他们会觉得是浪费时间，而在冷泉港就不一样，因为很多交流会让他自己也有所收获。

参会者互相交流

而对学生而言，这里（冷泉港）是他们脱颖而出的机会。一个好的问题，可能会让一个学术大佬记住一个年轻学生，在这里，他可以建立自己初期的学术人脉。

在苏州冷泉港，为了保持不被层级文化渗透，我们从冷泉港第一场会议开幕的时候开始，就非常有意识地在一些细节上去体现平等，去除层级。

比如：剪彩。在国内剪彩通常只有领导上去，但我们开场时剪彩是由各国和各种人群代表去剪彩，有韩国、日本、印度、中国台湾的，也有学生代表去参与剪彩。

另一个细节就是撤销“领导专席”。

2010年，冷泉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有领导出席，前两排会有小方桌，上面要放茶杯，就是那种白瓷盖杯，体制内开会时常用的，我看见之后就要求全部撤掉，当时接待办的人就出来说不行吧？后来因为我们坚持这样做，他们去请示，大领导反倒说没关系呀，尊重了我们的“新规矩”，所以我们就不会有这种前两排领导专席这类东西。

我当时觉得，一个杯子，看起来很小，但它造成了一种等级观念，后面观众席上的人就会觉得，前面是领导的，所以需要放个杯子。而撤掉杯子之后，大家会觉得这些人只是坐前排，没有什么不一样。

现在，参加我们的会议，学生们提问还是很踊跃的，但刚开始时，我们要鼓励学生去提问，有时还要喊场，慢慢地，学生的问题才开始多起来。

还有一种情况，国内的会议，吃饭时很多地方喜欢老师学生分开，甚至分在两个地方，我们非常鼓励老师和学生一个桌，甚至大佬们要分开，分别跟年轻人一起坐，通过各种机制，努力地打破这种层级观念

诺奖得主也没什么特殊待遇，也是背个包一起去看海报（Poster），很正常。我们的报告人（Speaker）一律坐经济舱，虽然有接机，但这主要是因为很多国外报告人来到中国有语言障碍，我们的接机都是一视同仁的，没什么特殊待遇。

因为等级这个东西，我个人也是深恶痛绝的，我在美国工作了很长时间，也遇到了很多的诺奖得主，我就有一个感受，是文化决定了最后做出来的研究的水平，一个高度平等的文化状态，做出来的东西就不会差。因为平等充分调动了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大家没有什么杂念杂想，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只是在思考如何好好去做科研。

会议之外的闲聊，是冷泉港亚洲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为邵峰（左）与王晓东（右）与季茂业在冷泉港亚洲的老鹰酒吧。

冷泉港在中国做了15年会议，15年间，国内的会议数量有了大幅增加，质量也高了很多，但现在，科学家们普遍的一个反映是：我们不缺会议，但缺好的会议，而且会议太多的话，反倒会出现一个疲于奔命的状态，这说明我们的会议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比如，在国外你会很少见，哈佛大学举办某个蛋白结构和生物学年会，耶鲁也举办一个类似会议，而中国，经常各个大学各干各的，稀释了资源，效果也不好。这是因为，在欧美，会议类的科学交流平台运行了很多年，已经形成了一个规范化的生态体系，会议、交流、培训，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性、专业性和机构化的成熟模式。而在亚洲，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方面是被政府和各种相关部门忽视的，所以，目前我们的会议生态仍然处于一种像西部大开发那种比较混沌的状态。

在冷泉港，我们对会议的理解是会议和科研相辅相成。我们认为会议对于某一个领域是促进发展的机制，每个领域的科学家需要定期进行交流和梳理。这是一种必需的机制。我们认为我们主动举办某个领域的会议，将科学家们聚集在一起，甚至有时将不相关的跨领域科学家们聚集在一起，对他们学科的发展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冷泉港鼓励在会议中发布未发表的数据，甚至在早期，冷泉港的要求就是No Published Data，没有未发表的数据，演讲者可能还会收到嘘声，喝倒彩。因为如果你的数据已经发表出来了，那大家就没有必要舟车劳顿跑那么远距离，投入那么多资源来聚在一起开会来了解这个研究了。

开会的目的就是大家都带着活生生的想法，完全是真人，讨论和思维的碰撞，尽可能利用这个条件，来获得一个更好的效果，而且，这种讨论对于发布结果的报告人也很重要，比如：有些未发表数据公布后，下面会有人问：有没有想过其他作用机制的可能……

在我们这里发布未发表数据的情况很多，201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Brian Kobika获得诺奖的工作第一次是在苏州的冷泉港亚洲会议上公开的，当时他的论文还没发表，但可能已经提交了。我记得当时颜宁听了那个报告，她非常激动，当时就说，这是能拿诺奖的成果。

因为PD1的免疫调节机制获得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James Allison，也是在未得诺奖时参加过苏州的冷泉港亚洲会议，当时他太太还特意在会议上提问，挑战他的一个想法。

至于说，发布了未发表的数据，会不会导致被人抢发？在冷泉港是不用担心的。

参加冷泉港会议都会要求不要拍照，就是考虑到很多结果都还没有发表。此外，从十几年前起，我们所有的会议，内部都有录像视频的存档，初衷主要是为重大科学发现留一份档案，但确实，一旦出现纠纷，这种存档都是可以作为证据的。不过，我们的参会者一直都是讲未发表的内容，也从来没有过什么纠纷。

然而冷泉港会议的一个特征就是交流，包括茶歇、吃饭、酒吧和游园全都是交流，这就是我们的会议都安排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目的，让你不用再考虑需要乘坐什么车、地铁或者去其他地方再过来，随时都有机会交流。

会场是一维的交流场所，但真正交流是多维的，比如做报告提问题，在茶歇提供足够舒适的环境。酒吧更是如此。我们经常是会后很多科学家在酒吧待到凌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有很多非常有益于科学发展的高质量的互动，甚至有灵感出现。

很多灵感无法设计，科学的发展需要一个非常宽松的、完全无国界的互相交流和互动的体系，这是最好的方法，过去的科学发展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这样做了两年，大约到2013、2014年的时候，开始听到有人讲（苏州）冷泉港会议的质量很高，实际上，我知道这个评价并不是纯粹地从受邀报告人的头衔上体现的，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回头客。就像开饭馆一样，刚开张的时候敲锣打鼓，甚至花钱请人过来捧场，就餐人数就能冲上去，但是真正体现这家饭馆生命力的，是看有没有回头客，能不能持续开下去。要使得那些科学家愿意再来，不是好吃好喝能够做到的，而是需要让大家觉得有收获。

我们希望科学家觉得，在这里，我认识了某个实验室，与某个同行交流，对我很有帮助，甚至后面有了合作研究；我认识了一个不错的学生，将来可以招到实验室去，等等。而作为学生而言，他们更是能够从中能学到东西，建立关键的人脉等等。

从经济上看，我们这里有全球第二经济体（中国）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也都很强。

从人口上来看，亚洲有近20亿人口，占全球的1/4，而且东亚人，出名的勤劳勇敢，然而，目前看来，对科学的贡献，跟亚洲的经济实力和人口比例相比，不够匹配，所以科学技术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这就给了冷泉港亚洲很大的用武之地，因为我们最擅长的就是把各国科学家串联起来，以我们独特的形式和文化，以及在生命科学业内的国际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来做些事情。现在回头看，我们的目的还是达到了一点。

科学的高质量发展是一定要有国际同行互相竞争的，互相接触，互相砥砺，绝对不是闭门造车就能成的。另外，因为在一个国家，在同一个人文环境下，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环境思路，缺少那种另外一种思想的冲击，容易形成一种惰性，一种路径依赖，这对于科学的发展是有害的，所以一定需要引进一些外来的因素或外来的资源，随时动态地对系统进行某种刺激，避免惰性的产生。

亚太地区两大科学上最重量级的国家，就是中国和日本。日本的科学比中国走得早，它的科研质量也是大家有目共睹，而中国目前正在全面的赶超。整个亚洲，尤其是东亚三国，我们没有时差，路程也近，促进这种纯粹的，可以激发火花的学术交流是很多人的梦想。

我曾给《知识分子》写过一篇《追忆新井先生》（追忆新井先生），讲的就是日本化学家新井贤一生前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建立开放的科研交流平台的故事。从2016年开始，冷泉港亚洲在日本也开始举办我们的会议，到现在，我们几乎建立了中日双地的体系，不仅在中国，冷泉港在日本的政府和民间都得到了很好地接受，这一点是我们比较满意的。

东亚文化很容易出现层级文化导致无法进行自由的学术交流，尤其是年轻人过于拘谨的问题，日本比中国更甚。日本的很多会议，几乎就是单向交流，发言人做个报告，下面问几个问题，然后报告人就走了。即使是认识的人也是各种礼仪，鞠躬握手，一套程序下来，很难达到放松交流的程度。

所以我们在做日本做冷泉港会议时候，我会故意去破坏他们这种拘谨，我在会议外面的休息区放轻度酒，放啤酒，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放松下来，不那么拘谨，晚上9点钟，会议中心关门之后我会请大家去酒吧继续谈。这个举动对日本来说非常奇怪，但这就是冷泉港风格，不仅仅有会议，还要有互动，有交流，交流才有火花，才能真正促进科学的发展。

而且，会议搬到日本，观察日本人的交流，也给我很多启示。比如说：克服层级体系，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换一种语言，换一个国际场合。

很多日本科学家，说起英语来，他们习惯的那套等级、客套的东西就少了，没了。在国际场合，他们就能以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来沟通交流了。这也让我非常吃惊，但我确实发现：日本科学家跑到我们这边（苏州冷泉港）来，可以完全放松了，也爱问问题了。甚至日本学生到冷泉港开会，（虽然仍然没有中国学生活跃，）也可以问问题互动了。这些是很不错的情况，我们非常希望能够促进中日韩科学家的成长，尤其是这里的年轻科学家的成长。

在冷泉港，我们经常喜欢提到一个词——“受洗”，因为突然到了那个环境，跟非常成功的或者有名的科学家很亲近的交流，被他们的人格，被他们对科学的热忱感染，被他们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年轻科学家对科学的感觉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整个工作状态都不一样了，就进入了一种非常活跃的“激发状态”。

我们希望实现的就是，在我们这平台上科学家和学生互动交流，通过这种交流，对前者的科研造成积极的正面的影响，对学生的成长，对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也有一个正面的影响。目前在这两个方面，我觉得还是达到了预期的。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表观遗传学。在冷泉港亚洲，我们第一年的12个会议中有一个是专门针对表观遗传学领域，当时也是表观遗传学发展的早期。之后，我们每两年会开办一次该方向的会议，这几乎是我们所有会议中最热门的，也是人数最多的会议，会场500多个座位经常座无虚席，很多人需要坐在地上。

我们最开始举办表观遗传学会议的时候，报告人，尤其是受邀报告人很多来自国外，国内科学家大约只有不到1/3，这是因为当时的科研水平确实国外比较高。但到了现在，会场上的报告人国内讲者已经占了大多数，这反映了目前中国在该领域在某种程度上的领先地位。

作为一个促进科学交流的科研服务机构，我们见证了这十几年来中国的表观遗传学发展成世界领先的整个过程，而且该领域内很多科学家也提到，在这个过程中，冷泉港亚洲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冷泉港亚洲15年来，相对而言，疫情期间之前的十年简直是黄金时代，那时候中美之间的科学家互动交往极其频繁，而现在，因为一些国际政治方面的原因，很多美国科学家，尤其是NIH的科学家，会提到他们作为联邦雇员，不能到中国来。

不过这对我们来说也不完全是坏事，因为国际形势的原因，欧洲科学家更愿意来中国了。一位德国科学家是第一次来中国，当然也是第一次来苏州，我对他说：希望不至于使你失望，他说“远超过我的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