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饶毅（北京大学教授）

11年前回国的时候，因为认识很少北大的人，我以为与北大无甚渊源。

我父亲家里不在大陆，从小我们都是到外公家、与母系亲戚交往。2008年为北大110周年的纪念文集撰文，挖掘了母亲的爷爷的一点情况，那是因为家里对太外公治学和处世稍有流传，我请人帮忙查看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名录。太外公故乡的家谱信息不准确，而且歧视女性。按生物学原理，父系只贡献细胞核，而母系贡献除细胞核外还有细胞质、细胞膜，家谱应该现代化。

2018年北大按京师大学堂建立的年代纪念建校120周年。2017年应学校之约写北大与个人，我感到技穷，拖了近10个月不能动笔，接近年底查北大档案馆，结果发现：北大保存百年前学生的信息多于家传。

我家有过三批人先后到北大，每次两人、间隔五十年左右。百年前，太外公和他弟弟在京师大学堂和北大。五十年前，两个舅舅在北大。

从北大保留的太外公的登记，还知道了他曾祖、祖父和父亲的姓名（周春荣-周心传-周鸿元）。依赖北大保留的资料，再加检索，得以重构。

周鸿元于光绪己丑（1889年）“恩科”中举，他的两个儿子周蔚生、周蔚绶上了京师大学堂、北大。

周蔚生（字君迈、性初）出生于1879年，去世于1972年。1897年中举，1904年至1909年他在京师大学堂优等师范科，京师大学堂招过两届师范生，他是1904年入学。与他同年入京师大学堂的有后来成为生物学家的秉志（1886-1965），后者于1903年中举、1904年入京师大学堂预科，他们都出现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京师大学堂同仁酬唱初稿第二辑》中。按周蔚生入学不久前的“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作为第三类师范生，他修的课挺现代化：主修数理化，他自选加习英文。预计是1908年毕业，但他们那届师范生皆1909年（宣统元年）毕业。设立大学堂的目的之一是打破科举，预备毕业给予进士，但1906年废除了科举、也无所谓兑现进士。他们那届共203名师范科毕业生，平均成绩前23位为最优等毕业生，接下来的77位为优等毕业生，后103位为中等毕业生。全班第一名是平均分为八十六分五厘二毫的一位广东学生，太外公以七十三分五厘五毫列为优等（是203人的第84）。北大记录了周蔚生那年的毕业典礼，与现在不同的是毕业生对教育部官员、校领导、老师分别行不同的礼（从跪、叩头到作揖，类型和次数不同），维持到今天的是教员、学生致词。

家里有三个有关周蔚生中举人的传说。一个传说是他与父亲同年中举，现在看来是误传，他父亲中举的时候他只有10岁。第二个传说传他是18岁中举，现在家里很多人表示怀疑，认为太年轻，有位江西的作者撰文说他是18岁成为秀才、21岁中举，家里很多人认为这样比较合理，我自己写这篇文章的初稿也是接受这一说法，但京师大学堂明确记载不仅他确实是举人、因为举人而入学，而且是“丁酉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18岁时中举。我母亲听长辈说“清朝中举后，要举行第二次婚礼，妻子要凤冠霞帔”。京师大学堂记录周蔚生中举后被任命为广西知县，家里第三个传说是他赴任路上丢了委任状、抑或是他不愿做官没有赴任。京师大学堂毕业后，他回江西长期在赣州任中学校长，颇为当地传颂，特别对于他的公正、清廉在他去世三十年后还有人撰文。他任校长的中学迄今还有一幢楼以他的字命名。他去世前几年我还小的时候可能见过两次，还记得第二次见面地点、当时他声音很小的情形。

周蔚綬（字晓凡）于1910年（哥哥周蔚生毕业一年后）入京师大学堂预科，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北京大学，1913年他预科毕业后入北大本科，读法科（1913-1917），此后成为北大第一批研究生（法科研究所，比较法专业）。1918年他应该在北大念研究生，但毕业年代不清楚。如果他读一年研究生，那么连续在北大待了八年（1910-1918），如果他读研究生两年，那么他就待了九年（1910至1919）。周蔚绶的本科成绩单很有趣，他学了国际法、国际私法、英商法、英刑诉。推测那时北大老师或许是留学归来，缺乏中国法学教材或法律实践基础，也许还有希望推动引进，比较多地用国外法作为教学材料。他还学了破产法，而民国的破产法在1935年才有，新中国的破产法到2007年才有。所以他学的很多科目超前太多，在当时“无法无天”的中国无用，在江西就更无用，除非讲笑话可以作为用处。周蔚绶还是北大第一批研究生，去年正好一百周年纪念。北大第一批研究生可能是中国国立大学第一批研究生，此前有几个教会大学有过研究生。周蔚绶那时是没有学位的研究生（当时称为大学院生），按教育部1917年9月27日的修正大学令规定了预科三年、本科四年但大学院生除了要求是本科毕业之外无年限规定、也无学位，中国发学位的研究生从1935年算起。

我的大舅于1950年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医学院成为北京医学院，1954年大舅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北京医学院于2000年再度合并入北大，故大舅的记录现存于北大医学部。

我的三舅于1953年以江西高考第一入北京大学，在物理系无线电专业学习。他的成绩单创全家自豪的记录：在北大五年的正规学业课程考试全部为“优”。1958年毕业，可惜碰到北大物理系创造了打学生右派比例全国最高的记录。三舅虽然不是右派，但被殃及池鱼，影响毕业分配。

从太外公的父亲开始到我这一代至少连续五代从事过教师职业，有大学教育到我下一代也有五代。我母亲七兄妹全部有大学教育，最大的是1950级北京大学，最小的是1977级武汉大学，三舅当时的情形可以注解“书香门第”：爷爷京师大学堂、父亲大学教授、兄弟姐妹大学生，自己是北大重要学科的高材生。

以前以为我父亲是家族第一个研究生，看来也是我母亲家早就有了。留学是我父亲创的记录，而我获博士学位是中国开始很多博士的时代，不过在家庭传承走了半步，这半步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个人作用很小。

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上母亲任教学校的附属幼儿班开始，我自己一辈子不曾出校门，现在还待在北大校园，还是很有借口的：谁让北大一百多年来一再导致我家对学校的亲和力呢？这篇文章的另外一个题目可以是“不出校门的历史原因”。

（本文为北京大学120周年纪念文集而作，特别致谢北大档案馆马建钧老师）

注1：京师大学堂是北大前身，但其师范科也被认为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现在北大和北师大都留有京师大学堂师范部分的记录。

注2：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的“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第三类学科以算学、物理学、化学为主，有十二门必修课（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算学、物理学、化学、英语、图画、手工、体操），选修两门（德语、生物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