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张天祁 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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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青，中国学术界30年来的一个重要“招牌”，消失了。

“为持续深化科学基金人才项目改革，确保人才项目健康发展，切实起到激励人才成长的目的，避免“帽子化”等异化使用现象，自2025年起，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更名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将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更名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B类），将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更名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C类）。”

在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指南发布之后，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更新了本年度各项目的撰写提纲和相关要求。其中国家杰青和优青申报说明的开头，增加了这样一段话。

这意味着，杰青、优青这两个为学术界熟知的名字，可能从此成为历史的遗迹，被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B类）替代。刚过去的2024年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设立30周年，仅仅一个月不到，这块三十年的招牌已经成为历史。

本次更名进行得十分低调且突然，出乎很多申请人的意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官网上并没有通报这则消息。这一变化是1月15日之后，当多位研究人员登录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准备提交申请时，注意到系统界面的改动，以及项目申请书填报说明中的变化才发现的。

此前，杰青、优青、青基等项目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即将更名的迹象。

一周前的1月14日《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以下简称《项目指南》）上线，其中“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名称并未出现改动，在“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改革举措”这一章节中，也全然没有提及各类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更名相关的动向。

在中国的科研文化中， 这个为期5年，资助金额达400万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往往与其他高端人才项目（如大小长江学者、万人领军/青拔计划、千人/千青等）一同被提及，几乎被异化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一顶“摘不掉的帽子”、“小院士”。进而出现了高校、科研机构的各种“抢帽子”，争取优青、杰青等“帽子”则几乎成了青年科研人员的工作目标。

而这一切，一个青年科研资助项目异化成“帽子”的魔幻现实，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始于1994年。当时，学者陈章良向当时的总理提议，借鉴美国总统基金支持青年科学家的做法，设立专门基金以资助杰出的青年科研人才。经过多方努力争取和支持，最终设立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负责实施和管理。

这是国家为培养青年学术带头人、尤其是积极延揽海外优秀学者而设立的专项基金，用以资助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的45周岁以下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高水平研究。

2012年设立的“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则是建立在国际评估专家组的建议上。因为尽管杰青基金对中国优秀科研人才的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许多获资助者年龄接近45岁上限，不利于支持学术生涯早期的优秀人才。专家组建议基金委参照国际经验，设立专门项目支持早期科研人员。

从起源来看，尽管杰青和优青旨在延揽和鼓励人才，但本质上，这两个项目是为资助科学研究而设立的基金，而非人才评价机制。

然而，在随后兴起的量化评价人才的趋势中，这一根本区别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认为，进入新世纪，中国逐渐加大对科技人才培养的投入和开发，通过设置各种基金项目吸引海外和本国人才，“应该说，这种做法起初收到良好的效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才评价中的问题越来越多，尤其是量化指标的科学性受到严重挑战。按照科学界共识，对科研成果的评价需要同行评议，且要求非常高，必须是小同行。但这些在国内存在人情世故等问题，因此一直以量化指标来评价科研项目或人才。”

根据樊秀娣介绍，90年代后期，大约在2000年左右，科研量化评价指标兴起，当时国内学者发表国际期刊论文较少，质量相对来说是较高的。高校和政府部门将国际期刊论文发表视为重要的科技成果指标，并通过设立专项奖励和增加科研基金项目来支持相关的人才。随着类似项目的逐渐扩展，形成了多个层级的帽子，被广泛用作对科研人员能力和地位的评估。优青、杰青等是继长江学者之后，成为了评判科研人员水平的典型量化指标，逐渐被作为人才标签使用。

“当你追求一个指标时，它已经变质。”樊秀娣说。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莉表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长期以来一直强调，杰青和优青并非“帽子”，而是旨在支持青年科学家的科研项目。这一立场在近年来基金委主任的媒体讲话和2024年杰青分级评审改革中亦可窥见一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一直在尝试推动相关改革，淡化杰青的帽子属性。

2023年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宣布将从2024年起，对上一年底资助期满的杰青项目开展分级评价。综合得分靠前的20%确定A档项目，从而获得延续资助。“推出这样的新政策，目的就是为了破解杰青项目‘帽子化’‘终身 制’等问题，强化项目属性，构建对优秀人才的长周期稳定资助机制。”窦贤康说。

今年更改杰青、优青的项目名称，可以看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去帽子”的进一步举措。

“杰青和优青的更名体现了基金委在减少“帽子化”和“异化”问题方面的新举措，旨在避免将荣誉终身化，并更加聚焦于对高水平研究的稳定支持。”唐莉说。

至少5位高教评估或是科技政策领域的研究者向《知识分子》提到，本次的更名，“对于改善’唯帽子论’可能效果有限，但至少体现了中央政府和基金委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对于此次更名，樊秀娣对《知识分子》解释：“至少名正才可能有行端”。

此前，樊秀娣就曾多次在各种媒体采访和文章中指出基金项目不是人才评比，更不是奖项。申请到基金项目，只能说明该研究者在某个研究项目申报上获得立项，“这些情况，需要向地方行政管理部门和更广泛的公众解释清楚。这次名称的更改，至少是一种直观的说明”。

樊秀娣认为，人才“帽子”更名，厘清科研基金项目中标与人才认证的不同，对于地方政府、行政人员等科研局外人对“帽子”的认知将有望有所改善。当然，还需要不断改进各种学术和科研评估。如果仍然采取 “数帽子”的方式，这种更名效果将会受到限制。

多年研究科技政策的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贾鹤鹏提到，在美国，能够拿到一些享有盛誉的科研资助，如HHMI这类的科研基金，对研究者而言，也是极大的荣誉，在学术界也很受尊重，但是这些基金学者们的影响力并不会像“杰青”类的帽子一样过分地“溢出”到方方面面，乃至学术界以外，“虽然这种’溢出’往往并非出于科研人员的本意”。

贾鹤鹏提到：在中国的这种高组织性的追赶型经济体中，“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成了一种刚需，而这种方向明确，资源积聚的模式势必需要一个或是一群核心的战略科学家掌控大部分资源。在选择这些科学家的过程中，因为行政部门没有更好的方式，“帽子”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考核标准。基于目前的这种现实，“完全放弃帽子是非常困难的”。

“在’立’的维度上，如果没有学界广泛认同且能够落实的评估标准，’破’和’去’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唐莉说。

唐莉认为：“我们当前以及未来继续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学术界越来越‘卷’。在这种环境下，‘破五唯’和‘去帽子’可能难以切实消解科研评价中的压力与偏差，反而可能导致培养出更多的‘六边形战士’，甚至间接导致学术界出现违背科研诚信与科技伦理的行为，劣币驱逐良币，进一步影响科研的公正性和质量。对于中青年学者而言，这种过度竞争必然影响其身心健康。”

而对于“发帽子”，唐莉认为这无可厚非，“初衷之一是为了给予有潜力的科学家稳定的支持，帮助他们无后顾之忧地专注于学术研究、资政建言或致力于学科布局与改革”。

然而，在实践中，“帽子”的畸形化却肉眼可见。“帽子”人才“赢者通吃”，在科研立项、高校排名、学位点申报等各类资源的争取上，拥有极大的优势。这也导致了年轻人为了“帽子”而科研，因为，35岁之前必须拿“优青”、在45岁之前必须拿“杰青”……

如何打破这种围绕“帽子”的怪象，让“杰青”的更名，不仅仅是“换汤不换药”和“帽子还是那个帽子”？

“什么时候科研资源分配不再由行政干部主导，帽子的权重才会降低“。贾鹤鹏这样表示。

“帽子本身并非根本问题，问题在于发展并不断完善与科技治理现代化相匹配的科技评价体系，其中科学、透明、公正的同行评议机制尤为重要。”唐莉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