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为什么需要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撰文|Jess Bier 编译|段睿颖责编|李娟

1 从谷歌备忘录事件说起

2017年夏，一篇由谷歌工程师詹姆斯·达摩尔（James Damore）在公司内部发表的备忘录被公之于众，随及引起轩然大波。原因是该备忘录内容涉嫌性别歧视。

他认为，软件技术领域女性职员较少的部分原因，是源自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而谷歌努力提高女性雇员的比例是存在偏见的。达摩尔没有提供该论点的相关依据，而是引用了被证伪已久的性别刻板印象。他写道，“相较男性而言，女性一般对人比事物更感兴趣；女性大多数更向往工作-生活平衡，男性更追求地位；女性更容易焦虑，对压力的承受力较弱。”

达摩尔就职于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身处广阔的知识平台，但他的错误不是缺乏获取知识的途径，而是否认了社会因素的影响。社会因素才是导致女性任职人数不足的主要原因，而非先天性别差异。

谷歌备忘录事件极具代表性，反映了不同的认知方式没有受到平等的重视。硅谷的软件公司向来重视创新技术的引进，但从未吸收与时俱进的社会理论。类似的例子随处可见，比如，洗手间的肥皂感应器对黑棕色皮肤的使用者无法响应；iPhoneX的人脸识别功能对亚洲女性面孔出现识别故障。“完美”算法在现实生活应用的失败，正说明了硅谷对社会科学的忽视？

2 被产业界低估的社会理论

很多时候，社会理论（包括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的价值正在被无意识的偏见所侵蚀。当一些自然科学家致力于倡导科学和技术平等时，无意中漠视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例如，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奈尔·德格拉斯·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的某些言论中，淡化了性别歧视和科学界女性比例低之间的联系。自然科学界以男性主导的组织文化，是导致女性科学家在职业生涯各个阶段流失的主要原因。很显然，他忽略了这一点。

那么，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影响科技发展的？社会科学家对阐明这个问题有着浓厚兴趣，并通过种种研究证明了种族、性别和阶级偏见对科技研发的影响。

1980年，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人类学家露西·萨奇曼（Lucy Suchman）研究发现，在使用加州施乐公司生产的打印机时，即使是他们自己的员工，也会对操作流程产生困惑。“按哪里‘开始’啊？”——此类问题的出现总是令员工们哭笑不得。工程师和设计师已经努力地将使用说明书表述清晰，但是，由于性别、阶级等社会因素，使用者对这些指令的理解并不相同。最终的结果令人无奈：他们打造的是只有工程师自己会操作的机器。

正如南加州大学的传播学者索菲亚·乌姆加·诺布（Safiya Umoja Noble）在《算法的迫害：搜索引擎如何强化种族主义》（Algorithms of Oppression ,2018）一书中写道，“那些有性别种族歧视的员工，正在发明各种决策工具，它们能保持客观和中立吗？我们是否应该信任和依赖它们？”

另一方面，社会理论在解释一些罕见的、灾难性的事件时起着批判性作用。这些悲剧的发生不只是由于技术上的失败。

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起飞后不久爆炸。根据时任总统里根委派罗杰斯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挑战者号失事的关键原因是NASA的组织文化与决策过程中存在缺陷。挑战者号失事之前，一些NASA的工作人员已经意识到问题：用来固定火箭助推器的O型环密封圈可能引发危险。然而，NASA的某些组织规范阻碍了将这些担忧传递给有权力推迟发射的管理者。由于未能意识到NASA的组织结构背后的力量，即使科学家清楚地预见了灾难的隐患，强大的科技还是没能阻止事故发生。

社会学家查尔斯·佩罗（Charls Perrow）在《正常事故：生活在高风险的科技时代》（Normal Accidents: Living with High-Risk Technologies, 1984）一书中评价道，“社会组织的结构或形式，例如用来管理敏感技术的等级制度，往往是能否避免一场危机的关键。”

这些例子表明，基于对社会的客观观察，社会理论的应用并不会使个人脱离社会。相反，社会科学家是从个体参与者的角度出发，不断质疑和批判自己被局限的视角，从而产生新的知识。增进对社会的了解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然而，“进步”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进步”的对象是谁？这些问题同样值得批判性思考。

3 被学术圈低估的社会理论

社会理论应用广泛、影响深远。在过去十年里，社会理论促成了种族和性别关系的深刻转变。活动家团体和社区组织中，曾被排斥在大学之外的有色人种和女性雇员，正凭借先进的观念深深影响着数十亿人的日常生活。

尽管有关社会的知识正持续地作出贡献，但显然科技知识更受人们重视。这种优势反映在很多方面，例如学者的薪资。一般来说，学术科学家的薪资比产业科学家低，但社会科学学者和人文学者的薪资比前两者都更低。而且，社科人文学者的奖励和就业选择也相对较少。增进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所产生的社会效益远远超过其花费的成本。自然科学和技术通常被视为税收再生产的“利器”，而社会理论的价值往往被低估。

讽刺的是，学术界恰恰是社会理论所批判的这些不公正制度的温床，最终阻碍了弱势群体在学术界获得立足之地。造成制度扭曲的原因应该引起公众的关注。性骚扰和种族主义之所以普遍存在，是因为它们恰恰是维持权力系统壁垒的制度化机制之一。

女权主义理论家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在她的著作《女性主义生活》（Living a Feminist Life ,2017）一书中写道，“性骚扰被笼罩在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中，任何信息无法外泄，被无形的壁垒所掌控。”这种现象（如性骚扰行为）增加了人们与制度抗争的风险，制度之下的人们所面临的选择是“要么习惯它，要么离开”。艾哈迈德感叹道，“难怪很多人逃离体制。”

如果科技公司真的致力于建设更美好的社会，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纸上谈兵，它们必须密切关注社会理论。倘若洞悉社会是容易的，倘若实践是建立在对社会充分理解的基础上，那么种族主义、贫困及其他剥削力量和不平等现象将成为过去式。

事实上，产生与时俱进的社会知识，与产生严谨的科学定理一样具有挑战性。为了解决一系列棘手的现代问题，需要各个学科的知识分子做出贡献，也需要发扬对世界和社会的多元化认知。

本文原发表于Aeon，原文链接：https://aeon.co/ideas/the-tech-bias-why-silicon-valley-needs-social-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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