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段睿颖

责编 | 陈晓雪

1979年，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实行。截止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持续了37年之久的独生子女政策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独生子女作为制度的产物，这一代特定人口的成长、发展以及一切与他们有关的现象和问题仍然为整个中国社会所关注。

美国人类学家冯文（Vanessa Fong）曾在《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与城市女儿的赋权》一文中写道，独生子女政策迫使只拥有一个女儿的城市家庭毫无选择地将各种资源给予女儿身上。由于没有了来自兄弟的竞争，独生女享有前所未有的来自父母的支持。此种实践的直接结果是占城市青少年人口一半的女性得到赋权（empowerment），这些女孩能够像男性一样接受教育与工作，并有了更多的能力去挑战对自己不利的性别规范。冯文的研究指出，独生子女政策促进了性别平等[1]。

一孩政策下，性别和代间关系真的更平等了吗？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社会学系讲师胡扬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读博士石雪竹重新审视了上述观点。通过对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胡扬和石雪竹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因对比的维度（即性别内或性别间比较）和对比的视角（即成人或儿童视角）而异。此外，父母对孩子的投入并不能解释孩子主观是否感受到性别平等[2]。2018年3月，英国社会科学院期刊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发表了这一研究。

对性别平等的衡量需要从性别内和性别间两个维度着手。两个维度分别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推动性别平等的路径。前者通过减少性别内部的差异来推动性别平等，后者强调缩小男女差异来推动性别平等。主流性别平等运动大多注重男女间的性别平等。但在性别内部差异较大的情况下，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态，可能会使得女性通过和正经历着更大不平等的女性比较而对自己的现状感到满足，进而使得“性别平等革命”停滞不前[3]。这是胡扬和同事在2018年的研究发现。因此，性别内平等和性别间平等对于促进“性别平等革命”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胡扬和石雪竹通过分析CFPS问卷里父母对子女教育上花费的时间及金钱数据，来测量代际投入多少。研究者从性别内部比较发现：无论男女，独生子女比非独子女享有更多的代际投入。与独生女相比，有兄弟的女孩受到父母在教育上的投入较少，这反映了中国家庭中传统的父系分层方式。

通过对中国儿童在性别间维度比较，研究发现，无论是在一孩家庭还是多子女家庭，父母在教育投入（时间、金钱）上几乎没有性别差异。叶华和吴晓刚教授对 2006 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的分析表明，兄弟姐妹越多，女性的受教育年数相对男性越低，尤其是在她们有兄弟的情况 。在中国，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年轻一代的性别间教育不平等相对老一代降低了。他们的研究显示，性别间教育不平等不仅受到国家促进男女平等政策的影响，还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4]所以，独生女享有更多的代际投入是由于抚育一个孩子使得父母的金钱时间变得更充裕和集中了，而不是父母代际资源的性别分配方式变迁引起的。

CFPS问卷中询问了孩子三个问题，“你认为女孩比男孩面临更大的社会压力吗？”“你期望的受教育年数？”“你的幸福感如何？”

这三个问题分别用来测试孩子在社会压力、教育期待和幸福的主观指数。

在孩子看来，独生子女并没有比非独生子女表现出更积极的生活感知。相反，独生男孩作为家庭唯一的期望，比非独生男孩感受到的社会压力更大。对“社会里男女是否面临同等压力”这个问题看法，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差异与他们是否为独生子女无关。

另外，独生子女在教育期待方面几乎没有性别差异；但多子女家庭中，女孩比男孩有更高的教育期待。这可能是因为多子女家庭中的男孩较少地将自己视为家里唯一的期望，减少了教育期待；相反，多子女家庭中的女孩可能将教育视作改变“命运”的手段，赋予其特殊的价值。

孩子对性别平等的感受和父母的代际投入模式并没有显著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父母的视角代替孩子的主观感受，从父母代际投入的差异来解释孩子如何看待他们的生活环境。

所以，想要推动性别平等，仅通过改变父母的行为方式、均衡男女之间的代际投入来实现是远远不够的。性别平等，还要问问孩子怎么看。

城市居民远离了乡土社会，身处现代化环境之中，受男性偏好影响较小。正如数据显示，相较于城市家庭，农村的男孩与女孩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差异会更大。这说明了城市家庭中性别关系更为平等。

然而，研究者发现在多子女家庭中，年纪相对较小的女孩（即在有哥哥、弟弟或姐姐的情况下）能够得到父母的投入较少。这种负相关关系在城市家庭中更为显著。在城市一孩政策执行更为严格的情况下，父母不惜违背制度也要养育男孩，反映了他们更为强烈的男性偏好。

所以，与农村相比，城市中独生与非独生女孩的经历和待遇相差反而更大。因此，城市代间性别关系更为平等的说法也值得斟酌。

“对于儿童性别平等我们应予以重视，但不仅限于资源和时间的投入。”胡扬说。他指出，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间的性别互动也会对孩子的日常性别习得造成影响，而孩子作为自主个体受到环境的影响，并由此对自己，父母（重要他人）和环境范式进行综合判断，以习得“恰当”的性别行为和意识取向[5]。

“推进性别平等需要从各个维度（性别内、性别间），成年人和儿童的生活环境，性别观念、资源投入和日常互动等全方位着手”，胡扬最后说。

参考文献：

1. Fong, V. L. (2002). China’s one-child polic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urban daughter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https://doi.org/10.1525/aa.2002.104.4.1098

2. Yang Hu & Xuezhu Shi (2018). The impact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on intergenerational and gender relations.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https://www.tandfonline.com/eprint/6B7jWhmpkqWBSq9UxXHA/full

3. Yang Hu &Deniz Yucel (2018). What fairness? Gendered division of housework and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across 30 countrie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4. 叶华, & 吴晓刚. (2011). 生育率下降与中国男女教育的平等化趋势. 社会学研究, 5(1).

https://academic.oup.com/esr/article-abstract/34/1/92/4781368?redirectedFrom=fulltext

5. Yang Hu (2015). Gender and Children’s Housework Time in China: Examining Behavior Modeling in Contex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