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William Band,1906-1993），1929年来华任教于燕京大学物理系。从1932年起，班氏任物理系系主任，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是燕大物理系历史上任职最长的系主任。

 

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当天，班氏夫妇与林迈可（Michael Lindsay,1909-1994）夫妇四人闻讯后，迅即驾车逃离燕园，前往西山。在共产党游击队的护送下，班氏夫妇先后经平西、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于1943年秋到达延安，历时近两年。1944年初，班氏夫妇离开延安转赴陪都重庆，在那里遇到李约瑟，遂留在英国驻华大使馆，协助李约瑟主持“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办公室工作，直至年底回国。

班威廉在燕大十余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推动中国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长为中国物理学界或者其它科技领域的一流专家和领军人物。在晋察冀根据地，班氏应邀为军区举办的“无线电高级训练班”讲授高等数学、物理学等课程，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急需的通讯人才，其中有些人后来还成长为新中国通讯和航天科技领域的负责人。

 

撰文 | 胡大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历史系教授）

 

从利物浦大学到燕京大学

 

班威廉(William Band)1906年出生于英国利物浦西边的利斯卡德(Liscard)小镇，1993年在美国华盛顿州普尔曼市(Pullman)辞世。班氏父辈祖上三代都是裁缝，班威廉是家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毕业于利物浦大学物理系。

 

班威廉的外公是职业山水画家，他的母亲也喜爱绘画，受他们的影响，幼年的班威廉也有绘画的特长。笔者见过他儿时所画的昆虫、蝴蝶蛹，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后来，他在燕京大学授课时，可以随手在黑板上作卡通画，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可以帮助学生理解相关的物理学原理。在他的自传中，所有的插图都是他自己亲手绘制的。

 

在高中期间，班威廉的数学、自然科学和绘画等科目学得很好，而历史和拉丁语却不及格。他15岁时已经通过了全国高中证书考试，本来1922年夏即可高中毕业，可是如果这样，他要想上大学，就必须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由于当时大学入学考试必考历史和拉丁语，他很可能因这两科成绩不佳而不能进大学学习。因为班威廉的中学校长认定他是块上大学的料，便建议他的父母，让其在该校再续读一年，以取得一种特殊的“证书”。凭此证书，班威廉于1923年秋免试进入了利物浦大学物理系。

 

1927年，班威廉在利物浦大学获得科学硕士学位。其硕士论文分析比较了怀特海(Alfred N. Whitehead)的相对性理论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怀特海是英国著名数学家和哲学家，是哲学家罗素的老师。1922年，怀特海提出一种新的引力理论，因其在水星近日点的进动、光线在引力场中的弯曲和引力红移三大天文现象方面的预言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预言一致，而人们又很难找出足够有力的证据来证伪它，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它一直都被认为是在广义相对论以外的另一种有效的引力理论。然而，在怀特海的引力论提出仅仅五年之后，年轻的班威廉在他的硕士论文中，通过哲学和物理理论分析，勇敢地认定怀特海的理论有误，而爱因斯坦是正确的。班威廉的论文，展示了其良好的哲学素养、数学技巧和物理直觉，获得校外评委、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剑桥大学教授爱丁顿(A. S. Eddington)的高度赞誉，认为该硕士论文距离博士论文的水准“仅仅差了一点点”。直到1971年以后，物理学家们才找到确凿的证据，彻底否定了怀特海的引力论。

 

硕士毕业后，班威廉留在利物浦大学物理系任助教，协助做一些实验和课堂演示。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衰退的影响，1927年到1929年间，班威廉一直没能在英国其它高校找到教职。在此期间，他与系内的一位硕士生合作，完成了一项用X射线测定二氧化钛晶体结构的实验项目，为此，他们必须从制作相关的实验设备开始入手，从而锻炼了班威廉的实验工作能力。所以到燕大后，他既能教理论亦可带实验，很多他指导的学生毕业论文都基于实验性工作。

 

1929年，班威廉决定来华前往燕京大学任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戴乐仁(J. B. Tayler)的影响。戴乐仁是利物浦人，利物浦大学化学硕士，同时也是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传教士，1906年被派往中国。他是燕大经济系的创始人，长期担任系主任；其次女戴乃迭，后来与中国翻译家杨宪益结为伉俪。1926年至1927年间，戴乐仁回国休假，到班威廉所在的公理会教会演讲。受到戴乐仁演讲的启发和激励，班威廉主动致函伦敦会，表示愿意到远东的教会大学服务。伦敦会对班威廉很热情，但建议他放弃进一步学习物理学的计划，转而研究神学。班威廉曾读过不少神学著作，但对神学并无好感。事情可能因此拖了两年。1929年，燕大物理系急需新教员，戴乐仁代表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直接向班威廉发出了邀请。

 

到1929年春，班威廉面临着三种令人羡慕的发展机会：第一个是他梦寐以求的，到剑桥大学读博士。当时，他正在等待政府的奖学金，他的系主任是剑桥毕业的博士，已经帮他申请，非常有希望。第二个是到帝国化工专利局工作，其薪水诱人。该专利局主动找到班威廉，面试后就给了他这份工作。他最终没有选择去专利局，可能是不愿意从此远离学术研究了。

 

第三个就是来自燕京大学的邀请。燕大的职位不但是长期稳定的，而且还提供了带研究生的机会。此外，燕大物理系刚进口了一套先进的实验研究设备，该系还有自己的金工车间，可以制造和修理一些实验所需的仪器设备，并为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燕大物理系早在1920年代中期就创设了自己的金工车间，开了中国高等物理教育风气之先。

 

彼时，班威廉仍然舍不得放弃去剑桥深造的机会，有些犹豫不定，为此特地去征求其系主任的意见。系主任告诉他，你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到中国去，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至于去剑桥大学深造，你以后总有机会的。这番话促使他下定决心选择燕大，但同时却也令他情不自禁地有一种失落感：英国似乎不太需要他！

 

那么如何前往中国呢？班威廉最初的计划是选择一个最快的旅行方式，也就是坐火车：从英国跨英吉利海峡到法国，穿过欧洲大陆到苏联莫斯科，经西伯利亚铁路到哈尔滨，最后由中东铁路再抵达北平，整个旅程需两周。

 

然而，班威廉最后还是坐船来到中国。1929年8月下旬，正当他准备动身时，东北的张学良为强力收回中东铁路，与苏联发生了军事冲突，中苏边界被封锁起来。这样，班威廉只得改为乘船，坐游轮从利物浦港出发，横跨大西洋先到了加拿大，随后乘火车从蒙特利尔到温哥华，横穿加拿大，接着从温哥华坐船到日本，再由日本乘游轮到天津，路上共花了五个多星期，颇费周折。

    

执教燕京大学物理系

 

戴乐仁从北平开车到天津迎接班威廉，于9月30日抵达北平，正好赶上10月1日燕大新校园（即现在北京大学校园）的落成典礼。

  

 

燕京大学在1918年正式成立时应该已经设有物理系(Department of Physics)，该系是中国最早授予硕士学位的物理系。该系第一任系主任是美国传教士郭查理(Charles H. Corbett),第二任系主任是1925年哈佛毕业的安德森(Paul A. Anderson)博士。第三任是郭查理的中国学生谢玉铭（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他是复旦大学前校长谢希德的父亲，正是他把班威廉招进了燕大。谢玉铭1932年到美国进修时辞去了系主任，回国后仅在1936-37年班威廉休假期间代理过一年系主任。

 

第四任系主任是班威廉，是任职时间最久的系主任(1932-1941)。班威廉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在燕大建立起来的，从刚到燕大时的理论物理学教员，到物理学讲师、助教授（即副教授）、系主任，再到教授。

 

班威廉是一位多产的科学家。迄今所知，在燕大期间，他至少发表过50多篇科学论文。为了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他鼓励并亲自指导学生做原创性研究，其中有16篇是跟学生联名发表在英美的知名杂志上，通常基于学生的硕士论文。班威廉的教学和研究都很有特色，不仅涉及领域广，而且颇具独创性。在工作中，这位年仅二十几岁的英国物理学家很注重哲学思考。到燕大后的第二年，他就开设了一门“现代物理学的自然哲学”课程，这在1930年代初的中国大学物理系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班威廉的研究工作涉及了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统一场论、统计力学、统计物理、表面物理、热电热磁现象、X光和低温超导。他在中国率先开展了低温超导的理论研究。

 

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班威廉在燕大期间，至少讲授过24门不同的课程。七七事变后，燕大很多中国教授（如物理系的谢玉铭、孟昭英等）都离开北平南下，担任系主任的班威廉也必须承担更多的课程教学任务。他既讲理论，也带实验;既教较浅显的大学物理，也传授深奥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既善于钻研实验性的“热电热磁效应”，也能够驰骋于思辨性的“现代物理学的自然哲学”。其物理学哲学课程不仅受到高年级同学的青睐，还吸引了其他系的教授来旁听，如当时的燕大哲学系系主任黄子通（著名物理学家黄昆的伯父）。

 

从1930年至1941年，在班威廉的指导下，共有48名燕大物理系的学生先后完成了他们的学位论文，并荣获相应的学位。其中有26人获学士学位，22人获硕士学位，分别占同一时期该系所授予的学士和硕士学位的42%和73%。也就是说，在这十年期间，几乎四分之三的燕大物理系的硕士毕业生是班氏指导的。在班威廉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后来成长为中国物理学界或者其它科技领域的一流专家和领军人物，如著名女理论物理学家王明贞和王承书、“中国宇宙线研究和高能实验物理的开创者之一”张文裕、“中国军事通信工程奠基人”毕德显（见上图）、“中国计算数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徐献瑜、国际知名高能物理学家袁家骝（见上图）、金属物理学家葛庭燧、著名核物理学家卢鹤绂、以及两位先后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物理学家黄昆和谢家麟。（作者注：上图中标注的“徐元贵”应为“徐允贵”。）

 

1937年七七事变后，校长司徒雷登决定燕大暂不南迁。这一决定，虽在当时遭到多方诟病，但的确为滞留于华北沦陷地区而又不愿接受奴化教育的众多青年学子，提供了难得的接受自由高等教育的机会。在日寇占领下的华北，美丽的燕园就是一小片自由的绿洲，是乱世中一处恬静的学术避难所。黄昆，这位2001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就是1937年秋入学燕大物理系的;四年后，他在班威廉的亲自指导下完成了关于海森堡与薛定谔量子力学理论的学士学位论文。

 

三千里路云和月:从北平到重庆

 

夏威夷时间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早上7时48分，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北平的时间是12月8日凌晨1时18分（据中国战时的陇蜀标准时）。大约在五个多小时之后，燕大毕业的李效黎（林迈可夫人）起床准备早饭。按照往日的习惯，她打开收音机收听上海的一家英文电台广播，可是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家英文台，只能收到一家她听不懂的德文电台。她以为收音机出了毛病，便去叫醒通晓无线电技术的丈夫林迈可，结果他也找不到英文电台。但牛津大学毕业的林迈可却懂德语，他听了德文广播后大吃一惊：美日已经交战，北平这边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实际上，数日之前，由于谣传美国已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班威廉夫妇与其他十几位西方教授们已经私下开会约定，如果美日开战，他们就先上山寻求共产党游击队的庇护。另外一位英国教师林迈可肯定要上山，因为他曾多次帮助游击队购买和秘密运送紧缺的药品和通讯器材，早就上了日寇的黑名单。所以，在珍珠港事变之前，林迈可与班威廉都已有一些准备，预先收拾好了部分行李。但是，他们估计的开战时间是在12月的中下旬，因此7日的偷袭，仍然出乎他们的意料。

 

得知美日开战的消息后，林迈可马上跑去敲班威廉的家门，来开门的班威廉仍穿着睡衣，他刚刚刮完脸，尚未吃早饭。林迈可只给班威廉夫妇20分钟收拾行装。匆忙之中，班威廉只带了几个日记本走，其所有的著作手稿和一个新买的照相机都因放在办公室而未及带走，珍藏的全部私人信件也都遗失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十年后，他在美国收到一个来自中国的邮包，竟然就是那部他遗留在燕大办公室未完成的统计物理书稿。据此手稿，他于1955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出版了题为《量子统计导引》(An Introduction to Quantum Statistics)的教科书。

 

班威廉夫妇匆忙准备了一下，便如约赶到与林迈可夫妇会合的地点，四人迅速登上司徒雷登校长的汽车，由林迈可驾车疾驰而去，很快就冲出了校园东门。仅仅几分钟之后，日本便衣警察便由西门蜂拥而入，并直奔林迈可的住宅。而此时，林、班四人正驾车途经颐和园正门、绕过青龙桥的日军检查站、开往黑龙潭，在那里，他们没有找到联系人，于是便弃车步行上山。经过几番周折，他们终于与游击队接上了头，先避难于肖克领导的平西根据地，直到第二年2月25日，他们才辗转到达位于河北阜平、由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由于在上图中只见到林迈可夫妇和克莱尔，且根据克莱尔的面部表情，笔者推测这张照片很可能就是班威廉自己亲自拍摄的。

 

在晋察冀，班氏夫妇目睹并参与了许多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及科技建设活动。1942年春，晋察冀军区创办无线电高级训练班，班威廉负责讲授大学物理(College Physics)、大学微积分(College Calculus)、高等微积分(Advanced Calculus)、高等电（磁）学(Advanced Electricity)和光学(Optics)等课程，林迈可则为学员讲授无线电技术原理。这个训练班为八路军以及后来的人民共和国培育了许多高级技术和技术管理人才。训练班中成绩最好的两位学员兼辅导员王士光和林爽后来的成就，就是有力的证明。王士光，原名王光杰（王光美的四哥），后来成长为电子技术专家，是中国电子工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长期担任军事通信和电子工业的领导，曾任四机（电子工业）部副部长、总工程师。林爽则是新中国电信和邮电教育事业的早期组织者和奠基人之一，1950年代中期开始参与领导、管理导弹研制工作，是中国早期的弹道导弹总设计师和中国航天事业的主要开创者之一，曾任七机部副部长。

 

十余年前，笔者曾去河北阜平寻找、参观过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旧址，几间平房已经破废不堪，院子里长满了荒草。在附近居住的一位老大爷告诉笔者，八路军驻札在村里时，他还是一名幼童，但至今他仍清晰地记得，当年从这些房屋中经常传出滴滴答、滴滴答的声音。那应该就是无线电收发报机工作时的声音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晋察冀根据地的艰苦条件下，班威廉仍然坚持从事科学研究，并积极参加和支持根据地的科学活动。1942年6月中旬，班威廉参加了晋察冀边区“科学界协会”的成立大会，并当选为该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在大会的学术报告会上，他率先报告了“液体氦气的研究”。翌年，他又在该协会会刊《自然科学界》上发表了“超等导电率的理论”一文。显然，上述报告和论文都是他在燕大已经开始的超导研究工作的继续。

 

 

1943年8月初，班威廉夫妇离开阜平，10月抵达延安。上图应该是为欢送班威廉夫妇赴延安而拍摄的。他们在延安逗留了约三个月，其间他们先后会见过林伯渠、李鼎铭、朱德、贺龙、高岗和徐特立，并应邀参观了当地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他们曾多次与周恩来见面交谈，后者告诉他们，数月之前曾有两名西方人从延安离开，后在西安被国民党扣留。为此，周恩来力劝他们在延安耐心等待国民党方面的准许，至少要接到燕京大学或者英国大使馆的邀请之后再走。

 

12月8日，他们得知国民党当局已经准许他们赴渝。因仍缺乏通过国民党封锁线时所需的证件，他们又请周恩来代为联系重庆的英国大使馆，希望得到一封使馆的电报以证明身份，然而直到他们离开延安时也未等到这封电报。12月下旬，周恩来和聂荣臻又来看望他们，并盛情邀请班氏夫妇在延安欢度圣诞和新年。在圣诞招待会上，他们又接到通知，毛泽东计划在元旦后来看望他们。1944年1月4日，毛泽东在翻译黄华的陪同下，来到班氏所在的招待所见面并回答他们的问题。7日，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和黄华冒着大雪来到招待所，出席为欢送班氏夫妇而举行的晚宴。由于大雪封山，直到11日，班威廉夫妇才离开延安。

 

班威廉夫妇回到英国后，于1947年出版了回忆录Dragon Fangs (《龙牙》)一书。1948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将该书再版并更名为Two Year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后者的中译本题为《新西行漫记》。

 

 

在他们的回忆录中，班氏详细记录了从延安到重庆这一段旅程。他们先后搭乘过卡车、驴车、骡车、火车和长途汽车，途经了洛川、同官、耀县、西安和宝鸡等地，一路上常常有国民党便衣特务主动跟他们聊天套磁，询问共产党的情况。由于延安方面事先对他们有过再三的忠告，因此他们都非常谨慎，尽量避免回答任何政治上敏感的问题。

    

参与“中英科学合作馆”建设

 

2月2日，班威廉夫妇乘长途汽车抵达重庆后，就直奔英国大使馆。在那里，他见到的第一个英国人便是李约瑟。当时，接待班威廉夫妇的大使馆传达室中国职员，正困惑于不知道如何为这对刚刚从共产党的边区来到重庆的英国夫妇通报，恰好李约瑟进来送邮件，班氏上前递了名片，请教怎么办理手续。李约瑟一看他名片，便高兴地说道:我熟悉你的所有情况，我叫李约瑟，你们在这里一切可以放心。

 

 

当时，李约瑟正在重庆创办“中英科学合作馆(SBSCO)”，由英国政府出资，帮助中国科学家在抗战期间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为他们提供一些海外出版的科学书籍、期刊，以及必需的文具和科研仪器设备等，都是从印度空运过来的。由于李约瑟正准备要外出考察，急需一个合适的人来帮他处理合作馆的日常事务，因而班威廉的到来，对李约瑟来说就像及时雨喜从天降。虽然当时燕大已在成都复校，班威廉也仍然在燕大教授之列，但是他却再也没有返回燕大教书，而是被合作馆所借用。也许受到了重庆当局的压力，燕大当时也不敢让班氏返校教书，因为刚刚与共产党游击队共同生活了两年多的班威廉被认为已经过于“赤化”。

 

正式任命班威廉到合作馆任职，还必须获得国民党当局的批准，而这需要时日。在等待期间，班威廉夫妇离开重庆到成都去住了一段时间。除了去拜访燕大的老友，他们去成都应该还有另一层原因。为了阻止在重庆的西方记者申请去延安采访，国民党当局一直宣称西方人到共产党的边区去是不安全的。但是，班威廉夫妇两人破天荒地从北平经晋察冀和陕甘宁平安抵渝，则彻底揭穿了这一谎言。这已让重庆方面相当尴尬，如果班氏再向新闻界透露更多共党根据地的详情，则必不容于重庆当局，更甭提在中英科学合作馆的任命了。虽然班氏夫妇来渝后一直谨慎，“绝口不提共产党，”但是在重庆的西方记者众多，难保不出意外。所以，让他们二人去成都避避风头，既可躲避记者们的不断追问，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平静和友好的休养环境，是班氏夫妇、英国大使馆和重庆当局各方都乐见其成的事。

 

珍珠港事件后，在北平被日寇关闭的燕京大学，又在成都华西坝的华西协合大学校园内复校。当时已迁至此地的其它教会大学还有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大学，以及济南的齐鲁大学等。班威廉来到华西坝之后并没有闲着，而是就近考察了上述五所教会大学抗战以来的科学教育与研究工作，并专门撰写了一长篇报告。不久，该文在美国纽约出版了单行本，向西方公众宣传介绍了教会大学中的中、西方科技工作者克服战时的种种困难，坚持教学和研究的不懈努力。班威廉的文章，为赢得西方公众对中国抗战的进一步支持和援助，作出了贡献。

 

4月1日，班威廉从成都返回重庆。5月9号，国民政府才正式批准了班威廉在中英科学合作馆的任职，而签发此令的是时任军令部第二厅的中将厅长、后来任军统局局长的郑介民。

 

班威廉担任中英科学合作馆办公室主任后，被李约瑟委以重任。1944年7月，在开始他的又一次长途旅行之前，李约瑟让班威廉负责在嘉陵江边为中英科学合作馆监造一栋有36间房的新楼。大概为此还专门给班威廉颁发了一份盖有公章的证明书:“查班威廉教授系中英科学合作馆重要职员，彼授有一切行政上之权柄。此证，馆长李约瑟”。笔者曾经到重庆寻找过，但是没有找到这栋房子。

 

1948年，李约瑟及其夫人李大斐领衔出版了Science Outpost一书，即《科学前哨》。班威廉是这本书的主要合作者之一。这本书收集了1942-1946年间李约瑟等在中国各地考察后所写的详细报告。李约瑟认为，这本书具有某种“永恒价值”，“因为（它）纪录了一个伟大民族不可征服的执著，尽管不充分。......人们不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就能看出整个一代人奋发、牺牲、忍耐、信心与希望。”

 

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先驱之一钱临照先生曾经在昆明和李约瑟见过面，鼓励李约瑟从事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钱老对《科学前哨》一书评价甚高。1994年5月，在给科学史家席泽宗院士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此书虽小，较之《中国科学技术史》只能算是小书，但我认为与后者有同等价值。我国抗战八年，现存后方科学活动，记之维详，惟此一书而已，我们自己也无系统记载。......李约瑟尊重这段苦难中国科学家的活动，名之曰《科学前哨》，意味深长，我国人不能不知。

 

1944年12月13日，班威廉夫妇被迫离开重庆回国。因在太平洋海空作战多次失利而处于劣势的日军，于1944年4月开始在中国大陆实施“一号作战计划”，目的是建立从华北到越南的“大东亚交通线”以继续支撑战争，并摧毁美军在华中、华南的空军基地，削弱美军利用这些基地轰炸日本本土的能力。面对日寇空前猛烈的攻势，国民党正规军主力先后在豫中、长衡和桂柳三大会战中接连溃败，不仅让日军打通了平汉线（6月），而且丢长沙（6月）、失衡阳（8月）、丧桂林(11月)。尔后，一部日军继续西进北犯，12月2日进攻贵州独山，从而威胁贵阳并震动陪都重庆。12月12日，南进的日军与由越南北上的日军会合，完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既定军事目标。鉴于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此时的重庆城中已弥漫着一片恐慌的气氛。考虑到班威廉夫妇不久以前已经历过一次逃离北平的磨难，英国大使决定将他们提前疏散回国。

 

在离华返英时，班威廉还为发展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他将李约瑟所收集的大量珍贵的中国科技史史料、手稿和游记等护送回英国。正是这些材料，后来成为了李约瑟撰写其宏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主要参考资料。

 

班威廉原计划在抗战胜利后即回到中国，重返美丽的燕园任教。然而，当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以后，他改变了想法，婉拒了燕大方面多次敦促他尽快返校的恳请。1946-48年间，他到芝加哥大学核研究所作访问学者;1948年底，被华盛顿州立学院(Washington State College)聘为物理学教授。有趣的是，该校物理系主任就是前燕大物理系主任安德森教授。虽然班威廉知道安德森，但是此前二人从未谋面。

 

1960年，班威廉接替退休的安德森就任物理系系主任，1968年卸任。班威廉于1971年退休，1993年辞世，与五年前去世的夫人合葬于普尔曼。他们的墓碑是班威廉自己设计的，上面只镌刻了两个英文单词：“Together Forever（意为：生死与共）”。班威廉夫妇没有子女。在他夫人去世的第二年，班威廉倾其生平积蓄和房产在华盛顿州立大学设立了一项奖学金和一个杰出教授讲席。前者以其夫人的名字命名，专门资助物理系的女研究生;后者则为加强该校的理论物理学研究而设。

 

相濡以沫五十余年的爱妻去世之后，年老体弱的班威廉生活上多有不便。班氏的同事和朋友曾找过好几个人来帮助照料他的起居，然而他（她）们因为各种原因都先后辞离或被辞，未能长久。1990年，一位在华盛顿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与班威廉素不相识的中国研究生孙绮和她的丈夫搬入班威廉的私宅，既是他的房客，也负责照顾老人的生活。孙绮夫妇的到来，让班威廉兴奋异常:初次见面时，年逾八旬的班氏竟然高兴得手舞足蹈。从此，许多久违的中国元素又再次回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令他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许多数十年前在华度过的美好时光!来自天津（一个班氏所熟悉的城市）的孙绮，不仅为他烹饪他所钟爱的中式饭菜，而且定期开车带他去看医生或理发。在他因视力过于衰弱而不能阅读以后，孙绮还经常给他读报。这一切仿佛是上苍的某种安排，让孙绮代表此前几代中国学子，凭着中国人对前辈长者惯有的敬重与呵护之心，以中国女性所特有的善良和坚忍，陪伴班威廉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三年。对于班威廉这位为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并在艰苦的抗战岁月中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过的西方物理学家，这些也是中国人民的一种回馈。

 

致谢：

作者感谢孙绮、孙烈、季庆阳、房春安、贾凯、RobertoLalli、Michel Janssen和Jonathan Bain等在写作此文过程中所给予的热情协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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