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1959年，身为物理学家、小说家和政府科技官员的英国人斯诺（Charles Percy Snow，1905-1980），在剑桥大学作了一场著名的演讲，讲稿后来以《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为题正式出版。他在演讲中提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由于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他们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而两个阵营中的人士又彼此鄙视、甚至不屑于去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这一现象就被称为“斯诺命题”。今年适逢斯诺演讲发表60周年，《中国科学报》为此开辟了“两种文化大家谈”专栏，笔者也应邀撰写了两篇短文。现将两文合一，略加整饰并配图，作为“左图右史”系列之一推送。

 

撰文│刘   钝（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中国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院长）

责编│陈晓雪

 

古代与中世纪的“七艺”

 

有关科学与人文的分野自古就存在，只是没有后来那么明显罢了。古希腊的许多哲人都是文理不分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讲出“能将灵魂引导到真理”的四门学艺，顺序是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加上语法、逻辑（雄辩）和修辞，构成古希腊高等教育的主要内容。西方学者一般把四门学艺溯源到公元前5世纪的毕达哥拉斯，后者认为数是万物之源。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提到毕达哥拉斯主张天文与音乐是一对与数学有关的兄弟学科，前者为眼睛而生，后者为耳朵而生。

 

 

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成整数比的弦长可以发出谐音，因此把音乐归结为算术，天上的星体也按照一定的整数比例排列，运动时会发出声音，距离越远音程越高，整个星空响彻和谐的乐声。

 

罗马人继承了这一传统，西塞罗等古典拉丁作家都留下了论述，认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全面掌握这七种“自由艺术”。公元6世纪的基督教学者波埃修（Boethius，480-524）首先使用拉丁文 Quadrivium 表示算术等“四艺”，还分别为它们撰写了入门读物。过了200多年，另一个对应词汇 Trivium 现身拉丁语世界，用来表示语法等文科“三艺”。

 

 

在西方中世纪的修道院或类似学校中，“三艺”为初级学艺，“四艺”为进阶课程。今日英语中表示“琐碎”、“次要”的单词trivial，就脱胎于这种中世纪的知识划分。中世纪晚期，欧洲出现了大学，同时数学、力学、光学、天文学以及医学都获得新的发展，其结果是学科专业化与学术割据的出现，教授与学习“四艺”的人，自认为高出文科学者一等。

 

《七门自由艺术》(c.1180)，原藏法国恩堡修道院。 上图是12世纪初一个叫赫拉德（Herrad of Landsberg）的女修道院长所绘：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坐在哲学王的下面，四周是代表七种学艺的女神，下方的四个人是教会学者，他们肩背上的渡鸦象征自由。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常被人说成是一场欧洲人对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全方位回归，包括古代科学在内。但也有研究者恰当地指出，在大学里，早期的文艺复兴主要体现是三种初级学艺对四种高级学艺的反叛，也就是那些教授正规拉丁文和希腊文、而不甘充当配角的教书匠们对高高在上的专家们的反叛。这些人被称为“语文主义者”（umanisti），其主要诉求是恢复古代语言文字的纯正风格。后来不知怎么同“人文主义者”混淆了，其实“人文主义”（humanism）一词是19世纪的发明。在14-15世纪意大利的语境中，“语文主义者”指的就是钻研语言文字这门学问的人，它与“人文”、“人性”密切相关。这一概念可以上溯到西塞罗，他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语言，有教养的人必然是识文断字、能说会道的。

 

文艺复兴运动的早期倡导者彼得拉克（Petrarch,1304-1374）是一位诗人，作为意大利人却长期居住在法国的阿维尼翁。当时法国王室势力强大而专横，竟至干预罗马天主教廷的事务。1309年法国籍的教皇克雷芒五世把教廷从梵蒂冈迁到阿维尼翁。彼得拉克终生梦想恢复罗马帝国昔日的荣光，他厌恶大学里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对维吉尔、贺拉斯、西塞罗们使用的优雅语言顶礼膜拜。他本人曾发现西塞罗和李维的若干作品，还试图学习希腊文。他的努力带动了后来的人文学者从修道院发掘古代文献的热潮。彼得拉克还曾公开地批评医学，在一篇名为《对医生的指责》的文章中，他用刻薄的语言挖苦医生：“去干你的行当吧，去修理人的身体吧，但愿你能成功，否则就杀死他，再去索取你的酬金……你怎么可以干如此卑鄙的勾当，让修辞学委身医学，让主人服伺奴仆，让自由的艺术从属于机械的艺术呢？”

 

Andrea del Castagno《彼得拉克》（c.1450），木板油彩画，现存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

 

15世纪下半叶，美第奇家族的大当家洛伦佐（Lorenzo de' Medici,1449-1492）揭示了一个有趣现象：他发现佛罗伦萨的艺术家和学者们瞧不起帕多瓦的一些大师们，认为后者的见解是“古怪的和充满幻想的”。

 

实际上洛伦佐揭示了文艺复兴盛期的两种不同文化走向，分别以佛罗伦萨与帕多瓦这两所城市为据点：前者是以“回到柏拉图”为信条、高扬人性第一的诗人、艺术家和人文学者们；后者是坚守亚里士多德—阿威罗伊传统、以精密科学和逻辑推理为旗帜的医生和科学家们。

 

根据韦罗基奥绘画制作的洛伦佐彩陶雕像（1478年后）  现藏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

 

1515年，一群深受彼得拉克影响的青年诗人出版了一本名为《匿名者信札》的书，信件模仿某些大学教师的口气，故意用蹩脚的拉丁文写成。这可以说是最早的学术诈文事件了，钱玄同与刘半农在1918年、索卡尔（Alan Sokal）在1996年都重演了类似的喜剧；不过钱、刘的嘲讽对象是反对新文学运动的保守势力，索卡尔揶揄的是那些追逐后现代风尚的当代人文学者。意大利的“语文主义者”诗人攻击的对象，多数是以讲授“四艺”和医学而在大学拥有特权的教授们。

 

纽约大学物理学家索卡尔对充斥后现代呓语的当代社会学与文化批评深感不满，1996年在《社会文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的文章。不到一个月他就通过另一刊物宣称自己只是进行一项“文化研究实验”，旨在检验和嘲讽当代科学文化思潮中盛行的浮夸之风和漫无边际的说辞。索卡尔诈文在西方很快引起轰动，有人将之称为20世纪末的“科学大战”。

 

早期文艺复兴对四种高级学艺的非难，以及19世纪学者们过于简单的“复兴-进步”图式，引起一些科学史家的不满。

 

法国物理学家兼科学史家迪昂（Pirre Duhem,1861-1916）以“发现中世纪”为帜志，认为中世纪并非一片黑暗，其中许多科学议题对17世纪近代科学的诞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美国科学史家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的看法颇有些纠枉过正的味道，他认为：“无论从科学还是从哲学的观点上看，文艺复兴都是一个无可置疑的退步。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虽然愚钝，却是诚实的，而标志文艺复兴时期特点的哲学，即佛罗伦萨的新柏拉图主义，从寻求现实价值的角度来看，则是一些思想非常空泛的浅薄混合物。”另一位法国科学史家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1892-1964）则持相反态度，他称颂文艺复兴导致人们重新发现柏拉图的美学意义，认为近代科学的诞生代表柏拉图对亚里士多德的颠覆，数学对经验的复仇；换言之，他肯定文艺复兴时代柏拉图主义的复苏影响了哥白尼-伽利略革命。

 

 

无论萨顿的恶评还是科瓦雷的赞美，乃至“语文主义者”们对大学教授的口诛笔伐，都折射出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学术旨趣的差异。放在“两种文化”的框架中，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割裂的图景也增添了浓厚的历史氛围。

 

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文艺复兴还催生了一类新型人物，从专业训练和教育背景上，他们更接近艺术家和诗人，而与大学里的专业学者旨趣迥异。布鲁内莱斯基、阿尔贝蒂、弗兰切斯卡、达·芬奇和丢勒，对建筑与雕塑的兴趣使他们关注力学，对人体的描绘使他们接触解剖学，对三维图像的精确表达使他们研究几何学和透视学。这些人身上混杂了学者与工匠这两种传统，科学与人文在他们那里得到很好的平衡。甚至在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园》中，四门高级学艺都得到非常精致的表现。

 

拉斐尔《雅典学园》中的毕达哥拉斯等人  原作在梵蒂冈签字厅

 

启蒙运动与科学进步的信念 

 

18世纪被称为启蒙时代，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狄德罗高度重视科学与技艺，他邀请数学家达朗贝尔担任副主编，伏尔泰、孟德斯鸠、爱尔维修、蒲丰、魁奈等人纷纷撰稿。《百科全书》的副标题是“科学、艺术和手工艺分类词典”，1751年首版扉页的插图完美地表现了编纂者的宗旨：一位代表真理的女神沐浴在光明中，代表理性和哲学的两位女神正在揭开罩在她身上的轻纱，下方还有十来位女神，其中一位手中摊开的图纸上画着与毕达哥拉斯定理相关的几何图形，其他女神手里或身边的道具分别显示着天文、音乐、文学、历史、军事、植物、戏剧等知识。

 

法国《百科全书》第一版（1751）扉页插图

 

启蒙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家卢梭则相当另类，他通过赞美斯巴达贬低雅典来宣扬其反理性主张。在1750年第戎科学院举办的征文大赛中，卢梭对“艺术与科学是否有益于人类”的题目作了否定的论述并一举夺冠。他指出文化在赋予人类种种非自然需求的同时，也强使他们受制于这些需求。他说科学产生于卑鄙的动机，文明令人腐化，只有野蛮人才具有高尚的德行。这些思想在他1754年的《论不平等》中被进一步发挥。当卢梭把这一著作送给伏尔泰后，后者进行了尖刻的嘲讽，两位启蒙大师从此反目，对立如同水火。严格说来，卢梭的反理性并不涉及“两种文化”的分野，但是他强调尊重人的天性和感情的思想，对欧洲后来的浪漫主义思潮产生了很大影响，而浪漫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启蒙的反动。

 

在社会改造方面，伏尔泰属于温和的改良派，寄希望于一个在哲学家指导下的开明君主制度；卢梭则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是生来平等的，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因此主张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均富贵。大文豪雨果说：“在硕果累累的18世纪，卢梭代表人民，伏尔泰代表人。”据说路易十六在骚乱开始时说过“这两个人毁了法兰西”。如今这一对冤家都被安葬在先贤祠，相对而眠，后人或许还会继续他们的争吵。

 

 

启蒙运动的一个思想产物是科学进步论，被称为法国大革命“擎炬人”的孔多塞（Marquis of Condorcet，1743-1794）是这一观念的鼓吹者。他幻想用数学方法来处理社会问题，从而使社会科学摆脱感情干扰而迈入纯理性王国。其代表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对人类理性的发展必将带来社会进步充满信心，尽管他的写作是在大革命的恐怖气氛中完成的。稍后则有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提出人类精神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说是承接孔多塞与其他启蒙大师的余绪。在孔德看来，人类精神生活的第一个阶段是由神灵或上帝主导的，这是神学阶段；然后哲学和理性登场，这是第二个阶段即形而上学阶段；第三个阶段则是实证阶段，此时科学和数学统御人类的精神世界。与实证阶段的精神生活对应的物质世界则是工业社会。

 

 

科学革命的胜利和工业革命的成就，使不同流派的思想家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科学必然导致进步的观点，孔德的实证主义、边沁的功利主义、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都从不同角度呼应了科学进步论。

 

孔德与斯宾塞的信徒皮尔逊（Karl Pearson,1857-1936）可以说是这种思潮在科学界的重要代表，他1892年出版的《科学的规范》，充分显示了科学家对哲学家的优越感。皮尔逊嘲讽康德发现宇宙被创造只是为了使人的道德行为有一个可以表现的场所，黑格尔和叔本华甚至在不具备基本物理知识的情况下就来“说明”宇宙。他写道：“诗人可以用庄严崇高的语言给我们叙述宇宙的起源和意义，但是归根结底，它将不能满足我们的审美判断、我们关于和谐与美的观念”；“黑格尔哲学威胁要在德国压制幼稚的科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浪漫主义思潮对“进步”的质疑

 

与此相反，18-19世纪欧洲流行的浪漫主义思潮恰恰出于对“进步”这一观念的质疑，典型的例子是他们关于文艺复兴的价值判断。

 

在启蒙运动思想家和各类科学进步论的拥趸们那里，文艺复兴无疑是进步的，中世纪当然就是黑暗的或停滞的。上文提到，某些重视历史连续性的科学史家，对这种为了抬高文艺复兴而把中世纪说得一团漆黑的说辞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存在着理性与逻辑的成分，而文艺复兴在某种程度上中断或抑制了这种足以导向近代科学的因素。不过在浪漫主义作家那里，同样出于对中世纪的推崇，他们摈弃理性而诉诸信仰来否定文艺复兴。质言之，他们赞美那个有着共同信仰基础、注重个人精神生活、前仆后继协力建造大教堂的时代。英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认为文艺复兴的艺术耽溺于感官享受而漠视灵魂的救赎，因此是堕落的。

 

1820年，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友人皮考克（Thomas Peacock,1785-1866）发表了一篇短文，提出在科学与技术昌明的时代，诗歌已经不合时宜。雪莱为此写了《诗辩》回应，以道德、审美和灵感为诗歌张目，同时批评了功利主义与科学至上的观点。歌德、席勒、布莱克、拜伦、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浪漫主义诗人，也都注意到理性与感性的分离引起的社会和道德问题，认为诗歌与文学是实现道德救赎的不二良方。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兼画家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对启蒙运动高扬理性和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持批评态度，其作品充满宗教启示录式的神秘色彩，如那首题为《嘲笑吧，伏尔泰，卢梭》的小诗，诗中吟道：

 

The Atoms of Democritus

And Newton's Particles of light

Are sands upon the Red sea shore

Where Israel's tents do shine so bright.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

牛顿的光粒子，

都是红海岸边的沙子，

那里闪耀着以色列的帐篷。（王佐良译文）

 

他的下面这幅画作也很有名，画面中的牛顿赤身裸体，全神贯注地盯着圆规和纸上的图形。画家的本意是嘲讽牛顿，认为他提出的机械论宇宙图景只是头脑中的幻像，全然漠视广袤宇宙中闪烁着神性的无尽尘埃与沙粒。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一沙一世界，

一花一天堂，

无限在掌中，

刹那即永恒。

（张首晟墓碑背面，译文应该参考过宗白华）

 

布莱克大概想不到，他这首与牛顿的机械论宇宙图景相左的《天真的预言》，因为一位当代杰出物理学家的突然离去而在中国获得了更多的读者。张首晟脑中的物理图景肯定不同于牛顿，他在吟咏这首诗的时候，是否联想过诗人的本意呢？

 

维多利亚英国与工业革命时代

 

19世纪，随着“科学”（science）取代“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科学家”（scientists）这个新词在维多利亚英国成了一种令人尊敬的职业的指称。围绕着教育的目标及内容，科学与文化的两途分立显得愈加清晰起来。

 

1867年，时任英国教育部皇家督学、被称为“人文主义传统在英国的伟大继承者和传播者”的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在其告别牛津诗学讲座教席的演讲《文化及其敌人》中，表达了对古典人文传统日渐式微的忧虑，并激烈批评功利主义影响下的教育改革。1869年他又出版了措辞更加尖锐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书中对英国人所“尊崇的机械与物质文明”，和使得“人性获得特有的尊严、丰富和愉悦”的文化之间作了一番对比，认为人类“对机器的信仰已经到了与它要服务的目的荒谬地不相称的地步”。

 

1880年,有“达尔文的斗犬”之称的博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uxley,1825-1895），在伯明翰大学的前身梅森理学院发表题为《科学与文化》的演讲，提出要为那些希望从事工业和商业的人们提供系统的科学教育，批评传统的古典人文教育浪费了青年学子的光阴；又说科学不但为人类带来物质利益，而且足以承担阿诺德所珍视的“对生活的批评”的角色，因此“文学将不可避免地被科学所取代”，“如果脱离物理科学的成果，不论民族还是个人都不会真的前进”。

 

1882年，阿诺德在剑桥大学作了题为《文学与科学》的演说，显然是直接回应赫胥黎有关科学代替文学实现道德教化的说辞，他指出一个繁荣国家的公民必须理解人类所思所言的最好东西,包括古希腊、古罗马、古代东方以及自己国家的文化背景；在这方面，恰恰是文学而不是物质化的科学为人类指示了行为的意义和审美的标准。因此，“只要人类的天性不变，文化就将继续为道德理解提供支点。”翌年赫胥黎又在同一地点作了有关生物进化论的演说。

 

1519年，曾在都铎王朝早期担任大法官的瑞德（Robert Rede）去世，留下部分遗产在剑桥大学耶稣学院设立冠名讲座，一开始每年用4英镑支持逻辑、伦理和人文科学共三次演讲，后来改为2-3年一次，主题不限于上面三个方向。从1858年开始，瑞德演讲改为一年一度举行，由剑桥大学实际主持校务的副校长遴选演讲人，演讲地点则在市场附近的大学评议厅。阿诺德于1882年、赫胥黎于1883年、斯诺于1959年，以及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于2009年在这里的演讲都属于瑞德演讲。

 

近代从学理上最接近“两种文化”分野表述的，来自19世纪末德国弗莱堡历史学派传人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他在1899年出版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围绕着学术分类问题阐述自己的历史哲学，提出了自然与文化、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与历史的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这两种基本对立。按照他的观点，自然是那些自生自长物的总和，文化则或是人们按照预定目的生产出来，或是虽然业已存在、但至少由于其固有价值而受到人们特意保护的那些事物。

 

他强调“价值”是区分自然与文化的标尺：一切自然的东西都不具有价值，都不能被视为财富，从而不需要从价值的观点去进行考察；相反，一切文化的产物都必然具有价值，都可以视为财富，因此必需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这样他就把自然科学与历史的文化科学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前者不以价值判断附加于所考察的对象，其兴趣在于发现事物或现象的普遍联系和规律，典型的如天文学和物理学；后者旨在研究与文化价值相关联的对象，并关注对象的特殊性和个别性，如严格的历史学。其他一些学科则界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取向之间，例如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属于“半科学的历史学”，因为它们要求价值判断并考虑一般化的问题；地质学、进化生物学则属于“半历史的自然科学”，因为它们不诉诸价值判断并考虑个体化的问题。

 

李凯尔特的学科分类大致如下图：

 

 

1923年的两场争论

 

1923年发生在中国思想界的“科玄论战”，在相当程度上也可看做一场有关“两种文化”的论战。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众多大佬和学术新星陆续登场，演绎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颇为壮观的一幕大戏。不过，在一个政局动荡、民生无保、普通百姓不知“赛先生”为何物的国度，“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很难引起全社会的共鸣。

 

就科学阵营的大将们而言，对“科学”的任何微词无异于挑衅“五四”运动张扬的大旗，因此必须予以痛击；就玄学阵营而言，他们实在是生不逢时，谈心论性与中国的严酷现实存在着太大的反差。结果是，这一场有着诸多顶尖思想家和学者参与、本来可以成为更高水准理论交锋的“科玄论战”，未能达到塑造更具前瞻性文化形态的效果，隐身其后的涉及物质文明与价值判断的深刻意义，没有也不可能引起国人的充分注意。

 

当时的中国知识精英们多半不知道，就在“科玄论战”如火如荼展开之际，两位英国绅士也在为科学与人类命运的关系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他们就是日后成为著名遗传学家的霍尔丹（John B.S.Haldane,1892-1964）与早已声名显赫的哲学家罗素，争论的焦点是科学是否必定给人类带来更美好的未来。

 

1923年2月4日，刚从牛津转来不久的霍尔丹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一篇题为《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的演讲，以希腊神话中的巧匠代达罗斯（Daedalus）为隐喻，宣称科学将对传统道德提出挑战并造福人类，在科学探索的路上无须任何顾忌。翌年罗素发表《伊卡洛斯，或科学的未来》予以回应，借代达罗斯之子伊卡洛斯（Icarus）飞天坠落的故事，警告人类对科学的滥用将导致毁灭性灾难。

 

罗素在《伊卡洛斯》中表现出来的对科学的质疑，可以说是20世纪初滥觞于西方知识分子中间的一种流行思潮，它与不久前发生的一次大战带来的浩劫有关，也是对启蒙时代以来有关“科学导致进步”这一观念的深刻反思。他写道：“伊卡洛斯在父亲代达罗斯指导下学会了飞行，由于鲁莽而遭到毁灭。我担心人类在现代科学人的教育下学会了飞行之后，亦会遭遇相同的命运。”

 

 

Jacob Peter Gowy《伊卡洛斯的飞翔》，现藏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代达罗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巧匠，在雅典犯下杀人罪后逃到克里特岛避难，为当地统治者米诺斯王修造囚禁牛头怪的迷宫，又用鸟羽和蜂蜡为自己和儿子伊卡洛斯制作了飞天的翅膀。飞行途中伊卡洛斯忘记父亲的嘱托，飞得太高而被太阳熔化了翅膀，最终坠海身亡。在霍尔丹与罗素论战的语境中，代达罗斯既是科学与发明的象征，他身上也带着技术“原罪”的烙印；伊卡洛斯显示了人类与自然抗争的勇气和雄心，既是飞天英雄，也是因藐视自然而遭报应的代表。

 

由此看来，“两种文化”的分裂由来已久，斯诺只不过是用简洁明快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已。斯诺演讲问世之后，尽管针对这一命题的批评屡见不鲜，但是当今学术界的主流还是承认，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割裂与制衡，乃是思想史上一个绕不开的议题。追溯历史，我们还可以看到，“两种文化”的激荡有着丰富的内涵，不仅涉及两大文化群体之间的分歧，也包孕着历史上不同人群在理性与非理性、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价值与功利、物质与精神、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等方面相异而互补的立场。对这些故事的回顾与反思，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仍然不失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阿诺德著《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柏拉图著《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贡布里希，“文艺复兴：时期还是运动”，朱淳译，载李本正、范景中编选《文艺复兴——西方艺术的伟大时代》，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55年。

加林著《意大利人文主义》，李玉成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斯诺著《两种文化》，陈克坚、秦小虎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

柯瓦雷著《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张卜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孔多塞著《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李凯尔特著《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张君劢、丁文江等著《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

刘钝、方在庆，“‘两种文化’：‘冷战’坚冰何时打破？——关于‘斯诺命题’的对话”，《中华读书报》，2002年2月6日24版。

刘钝，“‘两种文化’背后”，《科学》，第55卷第4期，2003年。

刘钝，“斯诺命题今昔和科学史的文化功能”，载李泓琪主编《理性、学术和道德的知识传统》，台北：台湾喜马拉雅发展基金会，2003年。

刘钝，“代达罗斯对伊卡洛斯：九十余年前发生在英国的一场‘科玄论战’”，《科学文化评论》，第12卷第1期，2015年。

刘钝，“‘两种文化’视野下的霍尔丹与罗素之争”，《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6卷第1期，2016年。

刘钝，“‘两种文化’的前世渊源”，《中国科学报》，2019年4月19日第5版。

刘钝，“再谈‘两种文化’的前世渊源”，《中国科学报》，2019年6月21日第5版。

皮尔逊著《科学的规范》，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