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80年代：那首歌，那段青春，那台录音机-知识分子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的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了。

——罗大佑《明天会更好》

撰文 | 崔凯

责编 | 王冠丽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开启家电时代，录音机“飞入寻常百姓家”，与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并称“四大件”，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也给了大家选择音乐的权力。

录音机用独特的方式传播了港台音乐，孕育了大陆流行音乐；它也助力第一代留学生通过托福考试，走出国门。

喇叭裤、蛤蟆镜、拎着录音机招摇过市的“不良青年”不仅定格了一个时代的历史，更镌刻着一代人质朴、真实的记忆。

录音机+蛤蟆镜+喇叭裤=时尚

1980年的中国，80%的人口还生活在农村，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很多家庭每日粗茶淡饭，孩子们身上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看看下面这张80年代初的初中生合影，青涩的面孔，懵懂的眼神，一成不变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1982年的某一天，有个同学说自己家里买了一台录音机——他老爸是单位里的领导，他是班里第一个骑上自行车的。我们到了他家，他的两个哥哥正在摆弄录音机，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声。讪讪地站在旁边，看着“会唱歌”的录音机，听着柔软甜美的韵律，心里好生羡慕。几分钟后，他哥哥一句“小孩子别听这些”就把我们赶到了另一个房间里。回到家里，和父母念叨起录音机，觊觎之情溢于言表。

那时候，中日关系还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电器如日中天，夏普、三洋和先锋牌录音机都是抢手货，一台要三五百元，国产录音机也要一两百元。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父母仍在反复盘算，青春期的孩子们已经急不可耐，冠冕堂皇的以学习外语为理由，向父母承诺努力学习，期末考试取得好成绩——其实那时候的考试根本就没有外语听力测试。

终于挨到上高中，同学家里买录音机的越来越多，父母给我买了一台三洋牌录音机——那是一台商店的样机，清仓打折，售价100元。把录音机抱回家，左瞧右看，爱不释手，晚上恨不得把录音机搂在被窝里，自是辗转反侧，一夜无眠。

80年代初，广播几乎是听音乐的唯一途径。播什么歌曲，电台说了算。你想听的歌曲，或者没有，或者不播。一朝录音机在手，从此以后年轻人听什么、录什么，我的音乐我做主。从这个意义上说，录音机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也给了人们选择音乐的权力。

亿万家庭的录音机需求是一次巨大的商机。江苏有一家原来只能从事收音机装配的盐城无线电厂，抓住这个机会，在1982年研制出一款“燕舞”收录机。“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这句脍炙人口的广告词很快在中国家喻户晓。“燕舞”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收录机生产基地，提货的大卡车在厂门口排起长龙。

这是一张1983年拍摄于重庆大足石刻的照片。三个年轻人，拎着沉甸甸的录音机，成为一道风景。我们可以想象，这一路上放着当时流行的欧美和港台音乐，中国从这个时代开始逐渐与世界同步，而他们就是当年的潮流引领者。

1980年，CCTV播出了第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每周一集，风靡一时。男一号迈克·哈里斯戴着帅气的太阳镜，穿着喇叭裤，形象俊逸。电视剧播出后，这一装束在大陆青年中迅速流行起来。手中再拎上一台四喇叭录音机，就是时尚青年的标配，回头率绝对100%。不过也有“掉链子”的时候：正当曲调高亢、美女侧目时，电力忽然不足，磁带拖音的效果如同外星怪兽在嘶吼。

今天，喇叭裤是年轻人常见的装束之一，当年却被视为惊世骇俗的“奇装异服”。80年代初，社会氛围乍暖还寒，社会思想依然保守僵化，满大街的衣着都是“国防绿”和“蓝蚂蚁”。躁动的年轻人早已厌倦了单调的服装款式，横空出世的喇叭裤低腰短裆，增高显瘦，裤脚宽大到像一把扫街的扫帚，走起路来很是“拉风”，就像是大声朗诵给时代的青春叛逆宣言。

然而时尚之路却很艰辛：每天早上都有老师站在校门口，检查是否有学生穿着奇装异服；有些家长训诫孩子说：“穿喇叭裤的人都不正经，若在街上碰到，赶紧躲到马路对面去”；甚至还有大妈大叔们拎着剪子站在街头，看到扫把一样的裤管，就咔嚓一剪刀下去……然而年轻人就是喜欢标新立异、勇立潮头，宁可被视为“痞子”和“流氓”，也要将喇叭裤进行到底。作为80年代中国的第一款时装，喇叭裤最终“逆风飞扬”，横扫神州大地。

与喇叭裤同命相连的还有港台流行歌曲。伴随着录音机进入内地，港台流行歌曲也暗流汹涌。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甜蜜蜜》，刘文正的《雨中即景》、《迟到》，年轻人听了“久旱逢甘露”，如醉如痴，一发不可收。而有些老人听了30年的“革命歌曲”，习惯了“高快响硬”的曲风，忽然听到柔软缠绵、萎靡不振的歌声，大惊失色，称之为“低级趣味“、“黄色歌曲”和“靡靡之音”。

然而年轻人却不愿意灵魂被禁锢，导致“黄色歌曲”如洪水决堤，声势日增。1987年《邓丽君歌曲精选》被引进出版，算是含蓄地表达了港台“靡靡之音”的解禁。

翻录磁带的日子

有了录音机，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磁带在哪里？

那时候，新华书店里一盒正版原声带六七块钱，零花钱省吃俭用，仍是杯水车薪。天无绝人之路，市面上有相对便宜的空白带，进口的 TDK、Sony 和 Maxell 牌3块一盒，最便宜的山寨货才1块钱。亲友圈里，听说谁家买了原声带，就拿着空白带去翻录，是为共享经济。

没有谁想着保护“知识产权”，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不是有句名言吗——“窃书不算偷”。录音机一共有6个功能键：暂停、停止、倒带、放音、前进和录音。很多录音键都是红色按键，大人会叮嘱小孩子：“这个红色键千万不能碰，会把里面的声音都消掉。”

很多男孩翻录磁带的激情空前澎湃。带着空白带，骑上自行车，穿街走巷。来到同学家，先把放磁带的抽屉打开，数量在100盒以上的绝对是“土豪”。一盒一盒地核对歌单，发现好听的曲目就挑选出来再行录制。因为被反复观摩把玩，很多磁带封面都磨得斑驳陆离。在没有复印机的年代，磁带封面的歌词只能手抄到沾着很多明星头像的歌本上，再传阅转抄。

磁带是稀缺资源，当然要用好用足、满载而归。遇到喜欢的歌曲很多，而自己只有一盒空白带时，取舍是最纠结的事。

还有一个细节需要精打细算：磁带有AB两面，很多原声带的时长是每面25分钟，而空白带则是30分钟。在A面上若多录入两首歌，时间可能就不够；若只录一首歌，又会浪费磁带。而且这时候B面的起始位点也很尴尬：选择从头开始，每次播放时就需要倒带，很不方便；选择同一位点开始，又会造成和A面一样的浪费。

也有一种免费的淘歌方式：每个周日上午8:30，广播电台会有一栏“听众点播”节目。准时调好电台，听到主持人说到自己喜欢的曲目，就按下录音键，一首歌就这样到手了。我们当年用这种方式转录了很多歌曲，包括电影音乐《沸腾的生活》、陈美玲的《原野牧歌》、张德兰的《春光美》。

今天想来，其实这就是80年代的“互联网模式”：一首歌在电台中播出，千家万户可以收听，好歌被转录到磁带里；如同一篇文章在公众号中推出，一众粉丝浏览，好文会被放入收藏夹中。

录音机经常出现绞带问题，简单地说就是齿轮和磁带发生了“交通阻塞“。有时绞得很死，带盒门都打不开。这时候需要打开录音机后盖，再抽丝剥茧，小心翼翼地把磁带取出来。面对一团乱麻的磁带，将铅笔插入齿轮槽中，像古人钻木取火那样，把磁带小心翼翼的卷绕复位。然而手缠磁带松紧不均匀，很容易再次绞带，需要在录音机里把磁带重新倒一遍。另外，被绞过的磁带有折痕，播放时很容易再次绞带。实在不行时，只能忍痛用剪刀把轧伤损坏的部分剪掉，再用透明胶带把断带粘连在一起，凑合着继续用。

凡此种种，一言蔽之，都是没钱惹的祸。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旋律

70年代末，电台里播放的仍是《洪湖水浪打浪》、《红梅赞》和《南泥湾》等革命歌曲，连眼保健操的开头都是“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进入1980年，封冻了30年的坚冰开始融化。那时候收音机在很多人家还是唯一的家用电器，聚精会神收听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就相当于今天饭后刷手机。

电影院也是难得一去的地方。《追捕》、《佐罗》、《流浪者》、《英俊少年》等外国电影都是在广播里听的录音剪辑，这也让我们记住了邱岳峰、毕克、童自荣等配音演员的名字。这些电影的主题曲经常在收音机中播放，尤其是《追捕》的主题歌《孤独の逃亡》，虽然是一首无字歌，却优美、深沉、紧张。着立领风衣的杜丘，勇敢美丽的真由美，两人于危急中策马飞奔而去，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真正的爱情。

1982年，电影《少林寺》上映，盛况空前：青涩的觉远、善良的牧羊女、狠辣的王仁则，插曲《牧羊曲》更成为电台的热播歌曲。当年1毛钱票价，《少林寺》居然收获1亿多票房，若按观影人次计算，秒杀《战狼2》。此后，《少林寺弟子》、《南北少林》、《木棉袈裟》轮番上映，佛门净地在银幕上喊杀阵阵，所幸没有使出“手撕鬼子”的招式。

电影里刀光剑影，电视上也在打打杀杀。《霍元甲》、《陈真传》、《霍东阁》引起万人空巷。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霍元甲本是有妇之夫，却明目张胆的和赵倩男关系暧昧，是典型的“婚外同居”，问题很严重。还有那部83版《射雕英雄传》，到现在只要听到《世上始终你好》这段旋律，眼前就会浮现出郭靖施展降龙十八掌的画面。

一系列的影视武打作品如同“王炸”，在社会上掀起一阵习武之风。“天下武功出少林”，数以万计的孩子们怀揣梦想，千里迢迢来到嵩山学习功夫，其中就包括后来的王宝强。还有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像模像样的“磕头拜把子”，有的地方甚至涌现出“菜刀队”、“斧头帮”，打架斗殴之事时有发生，终于引发了80年代中期的一轮“严打”。

渐渐地，有黑白电视的人家越来越多，房顶上支起一排排羊角状电视天线，能收到中央、省、市和县四个台。买一份《每周电视报》，按照节目时间表，准时坐在电视机前。《血疑》、《上海滩》、《西游记》，看得那叫过瘾。遇到喜欢的片头曲，就把录音机对着电视机喇叭，开始录音。这时全家人必须保持安静，大气都不能出。

当时，CCTV节目中有几段主题音乐真的不错，特别是《动物世界》的片头曲Just Blue。这首曲子是法国金属摇滚乐队SPACE的代表作，天马行空，动感十足，成为一代人的经典回忆。真该给当年那位无名音乐编辑发一枚奖章——他用了一种特别的方式，让国人听到了当时最前卫的电子音乐。让我们一起来找找感觉：

80年代初，本土流行乐坛开始萌发，人性化的歌词、温情的旋律、甜美的演唱，伴以电吉他、架子鼓和电子琴等乐器。有些歌曲记忆尤深，包括沈小岑的《请到天涯海角来》、朱明瑛的《大海啊，故乡》、蒋大为的《牡丹之歌》。1983年春晚，被禁播了三年的《乡恋》终于重见天日，标志着中国流行音乐的大门就此被一脚踹开。

当年的中小学课堂，上课铃响后文娱委员会带领大家一起唱歌。每当有流行新歌出来，大家就赶紧学。各个班级之间歌声此起彼伏，看谁的歌新、谁的嗓门大。那些年唱过的歌曲有《小草》、《脚印》、《校园的早晨》，我也非常喜欢程琳的《小螺号》和朱晓琳的《妈妈的吻》。

1984年春晚，张明敏成了第一个参加春晚的香港歌手，《我的中国心》一夜爆火。此后奚秀兰、罗文、叶丽仪、张德兰、包娜娜、文章等港台歌手先后登录春晚，红遍大江南北。时代进入快车道，需要激情奔放和快节奏的音乐。费翔一曲劲歌热舞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后，据说女粉丝的求爱信，央视收到了几麻袋。

记得中学时的某个周末，有位男生把家里的“砖头录音机”带到教室，黑色方体，饭盒般大小，播放的是一盒张蔷的磁带。《好好爱我》、《你那会心的一笑》、《月光迪斯科》，这些歌声飘过，男同学马上聚拢，女同学还强作镇静，但耳朵都竖了起来。张蔷的声音甜美、性感、反叛、咄咄逼人，少男少女根本招架不住这种诱惑。此后，电台里听着刘欢、韦唯和毛阿敏，磁带里放着张蔷、张行、吴涤清、张帝，兼收并蓄。让我们再来听听张行翻唱刘文正的一曲《迟到》，曲风轻快，歌词通透，曾吹动了无数少年的心扉。

囿于当时的国情，张蔷、张行、张蝶等歌手在80年代的主流媒体上被选择性遗忘，却在千家万户的录音机里被疯狂翻录，野蛮生长。今天回望，他们的一些歌曲演唱技巧粗糙，然而作为草根拓荒者，他们的歌声装点了年轻人苍白的精神世界，开启了一个可以表达自我感情的时代，他们就是那个年代的“中国好声音”。

在80年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陆几乎就是欧美和港台音乐的翻唱集中营，俗称“扒歌带”。有些“山寨”版磁带，上面标识着“齐秦原唱”，买回来一听，却是屠洪刚的声音。在娱乐资源稀缺的年代，只要歌曲好听，即使是翻唱版，销量依然不俗。

当然，大陆也有优秀的歌手在推进原创音乐。1984年，一盒名为《九州方圆》的磁带汇集了周峰、吕念祖、程琳、成方圆等众多流行歌手，《风雨兼程》、《与我同行》、《等到明年这一天》等原创歌曲被广为传唱。1985年，一部呼唤原创音乐的电影《路边吉他队》上映，掀起了一场吉他学习热，当时才14岁的“音乐诗人”李健就跻身其中。

1986年，《百名歌星演唱会》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郭峰推出那首公益歌曲《让世界充满爱》。名不见经传的崔健演唱了《一无所有》，这首歌成为中国摇滚乐的开山之作。

很快，流行乐坛又刮起一阵 “西北风”，将摇滚、民族、流行集于一身，悲怆、凄凉、荡气回肠。录音机里响起了《黄土高坡》和《信天游》，《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和囚歌《悔恨的泪》也曾经昙花一现。1989年，大陆终于在有了一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被港台歌手多次翻唱的歌曲：李海鹰创作的《弯弯的月亮》。

同是1986年，苏红唱响了一曲校园歌曲《我多想唱》：“我想唱歌可不敢唱，小声哼哼还得东张西望。高三了还有闲情唱，妈妈听了准会这么讲”。那个年代，高考是一座残酷的独木桥，同龄人中只有2%的人能够考上大学。

熬过炼狱般的高考，我终于等来了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开学报到之前，我大言不惭提出要带上家里唯一的录音机，气得妹妹一脸不高兴。爸爸妈妈赶紧打圆场，承诺给妹妹再买一台新的录音机。

记得上大学以后，第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是苏芮的《跟着感觉走》，自然随性、神采飞扬，一如当时的心情。还有一张专辑《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包括了《一场游戏一场梦》、《再回首》、《想你的时候》、《我的未来不是梦》，让大陆观众瞬间记住了王杰、姜育恒、千百惠和张雨生这批台湾歌手的名字。大学生乃“天之骄子”，音乐品位当然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宿舍走廊里响起了卡朋特的《昨日重现》、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命运》、尼古拉的吉他曲专辑《人们的梦》。

80年代考托福出国的人，很多都用录音机听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英语听力入门》（Stepby Step）。86年开始的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助推了莘莘学子的学习热情。当然，校园里不只有各式英语考试，也有歌舞升平。大学生正是激情燃烧的年龄，又远离了家长的束缚，周末可以尽情欢笑。舞会是最廉价的娱乐方式，周末找个教室，将桌椅搬到走廊里，再把录音机往讲台上一放，舞会就此开始。林林总总的舞曲中，印象很深的是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曲风热情、轻快、奔放。还有一版《地道战》串烧舞曲，今天听来真是哭笑不得。

看看下面这张照片中80年代大学生身上独有的青涩和土气。三十年过去，当年的兄弟姐妹都已年过半百。照片中那台录音机曾为班级舞会立下汗马功劳，拎着录音机的哥们现在成了教授，苦学英语的那位兄弟已经定居美国。

追忆80年代，除了流行歌曲，还有一种音乐特别值得一提——席卷全球、经久不衰的迪斯科（disco）。舞曲响起时，一众青年男女不顾别人的眼光，扭胯踢腿，狂野舞蹈，画面热烈。时至今日，依然有青年人喜欢蹦迪。

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孙红雷的街舞视频，功底不是盖的，他曾获得1988年全国霹雳舞大赛二等奖。

当时为了招揽人气，商业街上很多商铺的四声道录音机都在放声高歌，其中有两首歌曲不仅火遍全城，更成为经典的迪斯科舞曲，不知你是否还有印象？

说到迪斯科，还必须追忆电子舞曲。“荷东不死，猛士不倒”，旋律中有嘈杂、粗糙和疯狂，也有温柔、浪漫和伤感。混音制造的奇特音效，使很多年轻人心潮澎湃。尤其是《荷东》第一集，几乎首首经典。让我们重温一首《冷若冰霜》（Colder than ice）。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1980年前后，我们在广播里听到的很多旋律不是源自录音带，而是用留声机播放的唱片。留声机是爱迪生老爷子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磁带出现以前，黑胶唱片是当之无愧的霸主。回忆起留声机，人们会联想到复古的老电影、张扬的喇叭和纯美的声音。进入80年代后，相对于留声机的“笨重”，录音机轻便的多。更为重要的是，唱片只能用来播放，而磁带却可以翻录，随时随地享受音乐，更接地气。

进入90年代，两岸三地群星闪耀，林林总总的歌星随口就能说出三五十位。你唱罢来我登场，流行音乐进入黄金十年，磁带也迎来鼎盛期。街头巷尾雨后春笋般冒出很多音像店，磁带品类琳琅满目。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风和日丽，却不知一场技术革命已然悄悄逼近。

90年代中期，CD开启了数字化时代，很快终结了音质不佳、倒带繁琐的磁带王朝。新科、爱多、步步高等CD企业迅猛崛起，盛极一时的“燕舞”录音机厂破产倒闭。

然而CD最具价值的不是CD介质本身，而是数字化存储。到了2000年，更为轻便的MP3淘汰了CD，而2010年崛起的互联网音乐又淘汰了MP3。如今潮流一族戴着蓝牙耳机在闹市中穿行而过，想想80年代的台式录音机，再看看手里的智能手机，不得不感叹数字化革命的伟大。

曾记得，大家围坐在录音机前，痴迷地听着不知已被翻录了多少遍的歌曲。今天，那一代歌者大都已成“明日黄花”。盘点一下家当，留声机、录音机、CD机、影碟机和唱片、磁带、CD、MP3播放器，如今已然成为一堆电子垃圾，甚至成为一个格格不入的行业——收藏业。

凡事都有得有失。当年翻录磁带时，窗外阳光明媚，录音机的两孔齿轮一圈圈转动，时间缓缓流逝。静静地坐在录音机前听着歌曲，或者和同学说说笑笑，下一盘象棋。如今，网络将世界变成地球村，一部智能手机在手，海量音乐缓存到app里，嘻哈、摇滚、民谣、电子，应有尽有。对于年轻人来说，翻录磁带已经成为远古传说。效率是提高了，却也少了辛苦等待后的雀跃。容易获得的东西反而不会去珍惜。

变化的还有音乐本身。80年代，歌手靠的是声音而不是颜值，也没有过多的商业包装。进入90年代，音乐开始变得“形式大于内容”，借用李宗盛的一句话：“录一首歌15万，拍MV却要花掉150万，音乐沦为MV的配乐。”今天，演员高歌一曲司空见惯，连马云都开口为电影《功守道》录制主题曲。有人气就有流量，唱得怎么样不重要，看表演开心就好。

耐人寻味的是网络信息越来越多，音乐格局却越来越窄，社会关怀和现实批判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当流行音乐蜕变成文化快餐时，真的怀念有理想和激情的80年代。

走在弥漫着商业气息的繁华街道上，耳机里播放着30年前的旋律，真切体会到一种时空穿越。30年前，一帮青年男女伴着录音机在大街上蹦迪斯科；30年后，一群大叔大妈在公园里跳广场舞。仔细看看，依稀是熟悉的身影。

那是一个破冰的时代。最后，还是年轻人赢了，从此“我的青春我做主”，社会开始走向开放、包容和多元。从某种意义上说，沿袭千年的“父为子纲”伦理在80年代开始松动，并且深刻影响着中国的今天和未来。

作者简介

崔凯，食品工程博士、心理学博士，财经、科普和散文作者。

致谢：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赵蕴韬、马玉林、李亦兵、李晨、任远、娄新生等良师益友的宝贵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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