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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试问，回国的路途有多长？
也许每个人心里有不同的答案。几个小时，几天，几个月，还是几年？
这篇文章涉及的人物，如赵忠尧、钱学森、罗沛霖等，大多已不在人世。他们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出国，新中国成立前后回国。
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经历了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动荡，在1978年“科学的春天”之后依然发挥余热，至死方休。他们对新中国科技的贡献巨大。
至1980年，中国科学院前三批学部委员共473人，四十年代留美、五六十年代回国的有108人，占23%。1999年，获得国家 “两弹一星” 功勋奖章的23人中，除了从没出过国的于敏，50年代留苏的孙家栋、周光召外，大多是三四十年代出国，新中国成立前后回国。迄今为止31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符合这一背景的也达到了三分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时期出国的超过5000人中，1950年代上半段约有2000人归国，如果不是美国政府设置了重重障碍，这一数字还会更多。
当然，这不是一篇完整的历史记录，本文只是当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习和工作的三个人的回国故事。那个时候，空中的航道关闭，回国大多须乘坐渡轮。以1950年9月19日抵达香港的 “威尔逊” 总统号为例，在190多人中，虽然日后有12人成为了院士，但多数人都寂寂无名，尚不知道有多少资料留存在世。
但他们值得被铭记，他们可能是你我的老师，或者老师的老师，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的悲伤和苦痛，你我很难想象。
没有他们，就没有今日的中国。
撰文 | 邸利会（《知识分子》主笔）
01 地下党员罗沛霖
1949年10月6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中秋节。在加州理工学院校门外的公园里，摆下了长桌和美酒。帕萨迪纳的上空，没有风，也没有云，只有一轮高悬的明月，柔和的月光映衬着每个人的笑容。罗沛霖、冯元桢、郑哲敏，这些在加州理工就读的学生自发组织了这一庆祝活动，同学们悉数到场，教授钱学森以及夫人蒋英也来参加了聚会。
新中国成立了，这个消息激荡着每个人的心弦。
1950年6月，在加州理工读了22个月的罗沛霖决定放弃博士学位直接回国。
对他的这个决定，导师索伦森惊讶且不解。
“你应该接着读下去，生活没问题，钱也有，这些你不要担心。可为什么要走呢？”
“因为大炮打到家门口了。” 罗沛霖说。他所说的是刚刚爆发的朝鲜战争。嗅觉灵敏的罗沛霖感到，局势将越来越对回国不利。
大概一年半前，准确说是1948年的9月，他受党组织指示资助，从天津塘沽乘船至上海，再乘戈登将军号赴美。20天的航行到旧金山后坐火车至洛杉矶，落脚于市郊的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便坐落在这里。
看罗沛霖的态度如此坚决，导师没有再坚持，而是安排他趁学校老师还没休假，赶紧进行答辩。
几天后，导师欣慰地告知罗沛霖，博士口试通过。回国似乎没什么问题了，罗沛霖只需完成论文补交上即可。
告别导师，罗沛霖也把好消息告诉了好朋友钱学森和蒋英。
对麻省理工不怎么喜欢的钱学森在去年的9月再次回到了加州理工，担任戈达德讲座教授兼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
想当初，罗沛霖来加州理工，还是钱学森写的推荐信。更早的十几年前，当他们还都在交通大学读书时，便已经相识。1935年，考取了庚款留美的钱学森赴麻省理工读书，而罗沛霖后来则留在国内工作。
如今，罗沛霖通过博士答辩将启程回国，钱学森、蒋英都为他感到高兴。钱学森开车，连同蒋英，载着罗沛霖赶赴洛杉矶的总统轮船公司办事处购买船票。钱学森此时也打算回国。
不料，工作人员说，罗沛霖是学生，可以购票，而钱学森是教授，不能卖票给他。无奈之下，罗沛霖只得先行。
朝鲜战争的爆发，不仅中美间空中已没有直达的航线，连轮船也无法在中国大陆停靠，只能在当时被英国管辖的香港登陆，但办理过境签证却是个难题。
即使经过了交涉，每班船也只允许乘坐125名学生。实际上，罗沛霖打算乘坐的克利夫兰号只有34名学生买了票，船上就已经没了舱位。
打听之下，有一名乘客会在夏威夷下船，罗沛霖立即决定先飞至夏威夷，再乘船到香港。
忙活了两天两夜的罗沛霖，带着自己做的一个音质很好的扩音机和包好的70多张唱片，由好友郑哲敏开车送至洛杉矶火车站托运。罗沛霖本人则乘火车到旧金山，赶飞机至夏威夷，顺利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
郑哲敏与罗沛霖差不多同时来的加州理工。第二年，他搬到了楼下，成了罗沛霖的室友。罗沛霖当时是中国科协在加州理工的负责人。在钱学森1949年暑假重返加州理工时，罗沛霖曾组织同学去欢迎。那时，已经取得硕士学位的郑哲敏正考虑博士的选题和导师，在选修了钱学森的一门喷气推进方面的课程后，成了钱学森的博士生。在他的记忆里，罗沛霖在每个周末都要去钱学森家。
“我总怀疑他有特殊任务，可至今他都不承认。” 1990年代，郑哲敏在一次访谈中回忆道， “罗沛霖说，钱学森的名字不适宜在我们留美中国科协 CIT（加州理工）分会的花名册上出现，所以，那上面真没有他的名字。但是，我们的欢迎会和CIT分会的成立会，钱学森一家人都出席了，后来分会的活动就再没参加过了。”
“嗅觉灵敏” 的罗沛霖无疑是幸运的，他的回国旅程没遇上什么周折，相对顺利。
可别的中国同学和教授就不是这样了。
当船到达马尼拉的时候，一位上岸探亲的同学回船后告诉罗沛霖，报上登出了消息，钱学森已经在美被捕。
之后没几天，另一条消息传来——
下一批从洛杉矶乘船离开的中国留学生，一样来自加州理工学院的沈善炯、罗时钧同学，以及教授赵忠尧在船过日本横滨港时遭到扣押，被送往了监狱。
02 巢鸭监狱
加州理工所在的帕萨迪纳小城，天气晴好，四季如春。这里的人口不过十万，却居住有很多有钱人，他们退休后在这里颐养天年，他们的捐助也推动了加州理工的发展。
对是否回国，沈善炯起初比较犹豫。
1946年，他遵从导师张景钺的安排，赴加州理工，师从接替摩尔根的新生物系主任比德尔（1958年诺奖得主）学习生物化学遗传学。加州理工大师云集，德尔布吕克、赫尔希（此二人于1969年获诺贝尔奖）、莫诺、雅各布（两人于1965年获诺贝尔奖）等聚集于此，每天都能听到他们的学术辩论甚至是争吵。
时光荏苒，1950年6月，通过了博士答辩后，沈善炯本选定去威斯康星大学做博士后，且已订了前往芝加哥的火车票。但朝鲜战争的爆发，留学生和教授回国受阻，不少人都在考虑何去何从。
“我虽然想留在美国再工作两年，好好利用下美国科学研究的条件和氛围，但内心还是有些动荡不定的。” 60年后，在一次访谈中沈善炯回忆道。他还是下定了决心回国。
8月31日，告别了导师和朋友，沈善炯登上了 “威尔逊” 总统号。船上的190多人大都是留学生，不少从欧洲绕道美国回国。他也见到了之前西南联大的一些熟人。在彼此介绍专业和回国志向时，沈善炯只说自己是做生化的——因为遗传学在当时已遭到贬损，北京大学农学系系主任李景钧已被迫出走美国。
船行至檀香山，一切顺利，不少人还下去游览了二战遗迹。9月12日清晨行至日本横滨时，意外发生了。
7点钟，广播响起，称三等舱的床位要调整，叫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鲍文奎带行李搬到指定房间。
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三人出门却随即被带离，遭到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的单独隔离审问。晚睡晚起的鲍文奎没听到广播，暂时逃过这一劫。
一位美国的情报人员拿着手上的一份名单对着沈善炯说： “你看船上一百几十名中国旅客，有哈佛大学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为什么我们偏偏要找你们加州理工学院的，你们自己明白。钱学森，你们知道的！”
六天前，钱学森已经在家中被捕，被送往位于特米诺岛的监狱。
被迫上岸的三人脱光衣服，遭到了严密的审查。实验记录、试剂、菌株、公开的书籍和期刊，甚至肥皂都被当作 “秘密资料” 遭到扣留。
一艘小汽艇将三人送往了横滨码头，后转运至美国中央情报局横滨办事处、东京中野的美军第八陆军监狱，直至东京下野的巢鸭监狱。
这座关押着日本战犯的大型监狱给沈善炯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满屋子的日本兵让他回想起遭杀害的伯父、焚烧劫掠后的故乡。漆黑憋闷的牢房，即使敲打牢门大声呼喊也无人回应，沈善炯甚至闷得将头撞向牢房的四壁。
几十年后，沈善炯依然可以清晰地回想起牢狱的生活。三平米的狱室，一端是一张桌子，揭开桌面是洗脸的水槽，旁边是抽水马桶，放下盖子可以当凳子坐。他的狱友吸毒成瘾，夜里毒瘾发作，躬起胸背，满地打滚。
对三人的收监和行李审查工作直到当年10月底才结束。之后，他们被送至国民党治下的 “中国驻日代表团”。在这期间，国民党曾极力劝说三人到台湾。
一位 “代表团” 的秘书声色俱厉地说， “根据我们在大陆和美国的情报，你们中没有共产党员，不然的话就没有这么方便了！”他还表示，如果三人可以去台湾，可以将眷属一并接过去。在将要离开时，另一位武官也喊道： “既然你们一定要回大陆，我们也不勉强，但有一言相告，你们要准备好回去洗脑经！我们和中共打了20多年的交道，受尽了欺骗，你们回去尝尝味道也好。祝你们一路顺风！他年在大陆再会！”三人听了，一笑置之。
11月20日，“威尔逊” 号抵达香港，次日晨，三人乘火车经过九龙到达深圳，罗湖桥的那头已然触手可及。历经82天的漫长旅程，沈善炯终于回到了祖国。
03 不受欢迎的客人
1949年的初夏，当38岁的钱学森重返加州理工时，他的人生似乎已十分美满。
两年前他已经升任麻省理工的终身正教授，如今他是加州理工航空系的教授，喷气推进中心的主任，物理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航空喷气公司” 顾问以及一系列军方项目的负责人。他的薪水相当可观。新婚妻子蒋英的到来点亮了他单调的生活，她是国民党陆军上将蒋百里的女儿，自小便相识，如今是一位歌唱家。一年前，他们的儿子出生，取名永刚。
4月份，钱学森填写了美国的入籍申请表，并开始在学校一带看房子，准备买房子。更早的时候，也就是1947年暑假回国探亲，他还婉拒了国民政府请他担任母校交通大学校长的邀约。他似乎打算在美国长居。
然而，世界的形势正发生急剧的变化。
1947年曝出多起间谍案后，美国总统杜鲁门3月签署了第9835号行政令，在联邦政府的行政机构发起 “忠诚－安全计划”，要求调查那些“与共产党有联系或同情共产党的人士” 以及 “涉嫌颠覆活动的组织和个人”，随后波及高校。
1949年9月，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
1950年2月，共和党人麦卡锡公开声称，有一份 “隐藏在政府中的共产党间谍名单”，要求彻查，随后多家媒体转载了一篇名为 “国务院藏有205名共产党间谍”的报道。一时间，风声鹤唳。
由于钱学森所从事的领域，以及他参与军方涉密项目的经历，针对他的调查至少在1946年就已经展开。调查人员走访了他研究生时期的同学、之前和现在的同事、朋友、领导、人品保证人、学会、地方警局甚至房东。
1950年6月6日，帕斯迪纳小镇下着小雨，联邦调查局两名人员来到了古根海姆大楼二楼，在钱学森的办公室对其进行问讯。
调查人员称，根据一份1939年的党员登记记录，钱学森曾是帕萨迪纳共产党122专业组的一名党员，并使用了 “John M. Decker” 的化名。
对于这些说法，钱学森断然否认。 “我非常困惑，我的名字是这么出现在1939年党员登记记录上的。” 他说。钱学森进一步声明，他不是任何政党的党员。
在被问及他的一些朋友的政治倾向时，钱学森表示，虽然有些朋友表现出有左派的理论倾向，但不能推测他们可能是共产党党员。他说，“和科学训练一样，除非我掌握了大量鲜明而确凿的事实信息，否则我不能对某个人作出事实的陈述”。
接下来，调查人员谈到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的威因鲍姆，钱学森曾是他的推荐人。威因鲍姆此时正接受调查，6月16日遭逮捕。调查人员问，是否怀疑过威因鲍姆对美国的忠诚？钱学森说，现在他保留意见，但主要基于威因鲍姆在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时曾遭遇涉密研究许可证被吊销的问题和麻烦，但“即使到现在，根据我对威因鲍姆的了解，我也能够证明他对美国的忠诚”。
威因鲍姆原为乌克兰人，1922年从乌克兰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并在1927年加入美国国籍。钱学森与威因鲍姆在加州理工相识，那时火箭小组的成员，包括马林纳等人常到威因鲍姆的家中做客，谈论音乐、世界大事。聚会没有固定的形式，话题天马行空，有时也涉及钱学森感兴趣的中国话题。显然，此时，联邦调查人员已经把这样的聚会想成了某种形式的党小组会议。
在这次长达两个小时的会面中，钱学森隐隐感到了不妙，但他不知道的是，在会谈的当天，美国陆海空三军就已经正式签署了禁止其接触涉密研究的通知，并吊销了他的涉密研究许可证。
6月16日，加州理工学院人事部门收到了军方的确认信并转给了钱学森。被吊销许可证深深的伤害了钱学森。他立即决定回国，不再呆在美国。
三天之后，联邦调查局人员再一次造访钱学森，钱学森在给他们的声明中说——
“在过去的十余年时间里，我的确是一位受欢迎的客人。为此，我还引以为荣。老实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我相信我的到来对双方都有利，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我对这个国家的科学发展做了很大贡献。但是现在，最初受欢迎的地位不复存在，一股疑云笼罩在头上。接下来唯一能做的绅士一点的事情就是离开这里。”
在和校方（如工程系主任、教工委员会主席）的沟通中，钱学森都提到，自己已经是不受欢迎的客人。而加州理工学院的众多同事，包括院长杜布里奇在内，都对军方的决定感到惊诧和不满。他们努力挽回局面并决定向国防部产业雇工审查委员会提出上诉。
尽管如此，此时的钱学森似乎已下定了回国的决心。7月24日，他联系搬家公司打包行李，填写了《出口声明》；因为买不到船票进而预定了8月29日出发途经温哥华的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机票；7月29日，钱学森还主动致函，将回国的决定通知了美国国务院。但此后的形势却进一步急转而下。
8月23日，当钱学森拜访了海军部副部长金博尔返回洛杉矶机场时，移民归化局的调查人员出示了司法部的命令—— “命令你不得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
与此同时，针对钱学森行李是否包含涉密资料的调查也在进行中，8月24日，洛杉矶地方法院发布命令，将钱学森的8大箱资料没收并扣押。
之后，洛杉矶海关会同一长串的美国军方机构调查员对扣押的资料进行了严密的审查。在8月31日联邦调查局与加州理工航空实验室主任米利肯的谈话中，米利肯说钱学森不会明知是涉密资料还带出国；恰恰相反，钱学森在收到三军部门禁止其涉密的通知后，就主动将涉密资料锁在了古根海姆实验室的柜子里，并将钥匙交给了米利肯。
被限制出境的钱学森，住所外自此多了一辆深色的轿车和一双警惕的眼睛。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终于，在9月6日的下午，钱学森在家中被捕，随即被送往了距离洛杉矶数十里之外的特米洛岛。
04 驱逐出境，同时限制出境
短短三个月，钱学森从声名卓著的教授沦为了阶下囚。
在特米洛岛，钱学森被单独关押，囚室内一桌、一灯、一床。回国后，钱学森在《我在美国的遭遇》一文中写道：“关在里面的时候，不许和别人说话，晚上每十分钟又有人开门扭开电灯看一看我有没有逃走，这样的生活不是正常的生活，而是一种迫害和虐待”。
钱学森的被捕令加州理工校方极为震动。校长杜布里奇写信给军方解释缘由，并为钱学森聘请了辩护律师，他和工程系主任还一道去看望钱学森，组织力量积极营救，争取早日保释。几番交涉，司法部同意释放钱学森，但开出的保释金却高达1.5万美金。
当时一般教授的月薪不过三四百美金，而类似的驱逐案件的保释金大多数在一千到两千美金，这么大的一笔钱由谁出呢？由于当时的出资人不希望透露自己的身份，长期以来，这一直是一个谜。后来人们知道，这笔钱来自钱学森一位学生的未婚妻，她的家境比较富裕。2010年，蒋英在家中回忆起这段故事时说：“就在钱学森即将出狱的时候，我和米勒斯一同前往银行，将1.5万美元取出来，然后将这笔保释金送到加州理工学院工程系主任林德瓦尔那里。我一直都记得那位捐赠这笔现金的朋友，我很感激她。”
15天的牢狱之灾对钱学森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了严重摧残。多年之后，蒋英回忆道：“我去接他的时候，他一言不发，你问他什么，只是点点头，摇摇头。我明白了，他失声了，不会说话了。”
钱学森被释放回家的时间是9月22日，之后美国司法部共召开了四次正式的听证会，从当年的11月25日开始到第二年的4月16日。
随着相关档案的解密，历时5个月的听证内容得以浮出水面，其中的不少对答令人唏嘘——
“你不准备去国民党中国台湾么？”
“我没有计划。”
“那你忠于谁？”
“我忠于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指的谁？”
“是四亿五千万人。”
“你感觉你是否忠于中国的国民党政府？”
“如果他们执政，为中国人民做好事，我就忠于他们。”
“他们是这样吗？”
“那我们就要看看。”
“在内心中你不确定他们是吗？”
“他们之前没有做好事。”
“假如美国和红色中国之间发生冲突，你会为美国而对红色中国作战么？”
“我不能答复这个问题，因为指控者所描述的局势并未发生。”
……
“你不能让别人在五分钟内决定态度。如果你让他对此问题多加思索，你要给他时间，我们不能在这里等六个月。”（律师）
“我们愿意在这里等六个月。”（检察官）
“你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还是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检察官）
“我现在已经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答复如下：我已经讲过，我基本上是忠于中国人民，如果美国和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发生战争，如果战争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我想这很有可能——那么我将会站在美国方面作战，这是没有问题的。”
“你想要先作出决定，决定究竟这战争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么？”
“是的，我要作出这样的决定。”
“你不准许美国政府替你决定这个问题吗？”
“不，当然不。”
经历了这样的四次审讯后，尽管拿不出确凿的证据，美国司法部还是采用了部分受到压力的证人证言，在1951年的4月26日对钱学森做出了驱逐出境的判决。之后，尽管钱学森和律师进行了上诉，但司法部却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
不过，钱学森并未真正遭到驱逐，1953年初，美国司法部又做出了假释的决定，接下来的时间，钱学森需要每个月到移民局报到一次，不准离开洛杉矶。
从1953年3月10日第一次登记报告行踪到1955年8月5日最后一次，在2年多的时间里，他 “签到” 了30次。
事实上，他被永久地监视居住了。他和蒋英上街有人跟踪、信件遭到拆检、电话被监听。
那段时间，调查人员会打电话看是否有人接听，还会时不时造访钱学森的办公室和住宅，甚至是在半夜。
为了避免给别人麻烦，钱学森尽量少与人接触或参加社会活动，尽管还是有些不避嫌的朋友热心地帮助钱学森，比如杜布里奇还在坚持不懈地向华盛顿上层寻求帮助，他的好友马勃还在周末载着钱学森一家到附近的山区或沙丘游玩。但总的来说，这样的生活是沉闷而压抑的。
尽管被捕后钱学森自己做了巨大的抗争，加州理工学院也做了巨大的努力，但似乎没有谁能挽救他的命运——唯一可做的是等待，等待时局的变化，诚如好友郭永怀在一次看望中说的，“不能性急，也许要到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后形势才能转化，我们才能回国。”当时，已经在康奈尔大学任教了7年的郭永怀本来要利用暑假到英国讲学也遭到了禁止而无法离境。
不过，回国的曙光似乎提早到来了。1954年2月，朝鲜战争停战。在随后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侨民回国问题成为了中美之间的一个重要议题。经过多轮交谈，6月1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给日内瓦美国代表团的电报中说，“根据非正式审查，国防部迄今只发现一人不能离境，那就是钱学森”。
与此同时，美国无端扣押留美学生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压力。1954年8月、9月，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信，大意是，扣留在美国，背井离乡，远离父母亲人，违背了美国的人道精神，所学知识是公开的，不影响美国安全。这份信引起了美国社会人士的声援，被俘的美国人的家人朋友也给美国政府施加了压力，要求尽力争取这些美国人回家。
美国强硬的立场在一点点松动。在1955年6月10日国务卿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的一次磋商中，艾森豪威尔指出，“应该让所有的中国人可以回家”，他特别指出钱学森和另一名火箭专家王大卫，称“他们所掌握的信息现在已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有价值了”。
恰好在这时，钱学森在报纸上看到杭州同乡的“太老师”陈叔同竟然被邀请参加天安门举行的五一劳动节庆典。当时，陈叔同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6月15日，钱学森夫妇摆脱调查人员的跟踪后将写给陈叔同的“求援”信投进了一个商城的邮筒。
在8月8日进行的中美大使级第四次会谈中，钱学森被扣押的事例正式被王炳南大使提出来与美方交涉。而在之前的8月4日，美国移民归化局洛杉矶分局局长实际上已经签署了同意钱学森回国的正式通知，中方那时对于这点尚不知情。
1955年8月5日，钱学森最后一次去移民局“签到”，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次他多领了一张离境许可通知。
多年的等待终于结束。他终于可以回到祖国了。
几年之后的1960年2月，中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发射成功；
1970年4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1980年5月，中国洲际弹道导弹第一次全程飞行。
在这2000名归国学子中，可能大部分人都不那么知名，但他们也和钱学森一样，都把汗水和心血撒在了祖国的土地上。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新中国的和平与繁荣。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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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我的回忆，赵忠尧，《现代物理知识》，1992年06期。
20. 我的回忆，赵忠尧，《现代物理知识》，1993年01期。
21. 我的回忆，赵忠尧，《现代物理知识》，1993年02期。
22. 写在《郭永怀文集》的后面，钱学森，《上海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06期。
23. 钱学森回国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美侨民归国谈判，张现民，《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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