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宋宇铮 责编 | 陈晓雪

“艾滋病已经是可以治疗的慢性内科病，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们认识的误区！”

 

2019年11月4日，在首届腾讯医学ME大会上，奋战在“抗艾”前线近30年的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李太生教授如是说道。与此同时，他背后的屏幕上醒目地打出一行字：“比病毒传播更快的是流言”。

 

距离首例艾滋病患者被确诊已然过去近四十年，人类在与艾滋病的较量中曾付出惨重的代价，但也愈发接近最终的胜利。李太生在演讲中分享了30年来作为“抗艾”医务工作者的一路荆棘与战果，希望驱散人们心中的疑惑与“谈艾色变”的阴影。

 

1 1981-1997：“绝症”艾滋病

 

1981年，美国旧金山的Ken Horne被确诊为全球首例艾滋病患者。之后的整整十五年，即使是受过最严格训练的顶尖医生，也对此毫无招架之力，成千上万的患者忍受着严重的消瘦、发热与感染带来的折磨，两年内死亡率达到100%。这样的情形让艾滋病在1980年代被冠上了“超级癌症”的名号——不仅致死，还具有传染性。

 

李太生正是在那个绝望的年代第一次接触到了艾滋病人。“从93-95年底，我在法国做了两年医生，觉得非常没有成就感。我看着病人半年后就去世一批，跟着再来一批。我们只能对病人进行安慰或者治疗一些机会性感染，而无法从根本解决问题。”回忆起当年在欧洲最大的医院巴黎皮提耶-萨尔佩特里尔医院（Pitié Salpêtrière）的进修岁月时，李太生在ME大会上仍不无遗憾。

 

当然，在这十五年，人类面对艾滋病的肆虐并非毫无建树。

 

首个病例确诊后的三年内，科学家们便先后发现了这一新疾病的病原和发病机制——新型逆转录病毒HIV破坏CD4阳性细胞，从而破坏患者的免疫系统。又是三年后，首个艾滋病治疗药物齐多夫定发明出来，但直到李太生留法进修的那年，“二联”药物治疗只能让患者多活6-12个月。

 

2 鸡尾酒疗法：“华人之光”力挽狂澜

 

1996年，人类抗争艾滋病的关键节点悄然来到。

 

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用“鸡尾酒疗法”给整个艾滋病防治界带来了第一缕曙光。何大一从1981年首批艾滋病患者被确诊时便作为见习医生与这一“绝症”有过交手。他将已有的抗艾滋药物中的2-4种组合起来，每一种药物针对艾滋病病毒繁殖周期的不同环节使用，有效地规避了抗药性难题，并较大程度地抑制了病毒的复制。

 

一年后，李太生和他的法国导师在“鸡尾酒疗法”治疗的晚期艾滋病病人队列中发现了免疫功能重建，证明了艾滋病晚期被破坏的免疫功能经过抗病毒治疗，可以完全或者部分恢复，为艾滋病人长期生存“从理论上打开了希望之门。”

 

令人欣喜的是，今天经过实践检验，鸡尾酒疗法的确显著延长了艾滋病人的寿命，一个20岁后感染并及时接受治疗的艾滋病人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1岁，与正常人的79岁前所未有地接近。

 

谈到这里，李太生坚定而激动地说：“对于艾滋病人来讲，我们从来不谈5-10年的生存期，而是20年，30年甚至50年。艾滋病已经是可以治疗的慢性内科病！”

 

不仅如此，2011年美国的一个研究团队还发现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早期治疗可以降低97%的传染性。今年5月发布在《柳叶刀》的一项研究，对972对“一方为接受治疗感染者，一方为健康人”的欧洲男同伴侣做了8年跟踪调查，更是发现没有一例传染，而这还是建立在他们曾频繁进行不安全性行为的基础上。[1]

 

从2010年到现在的10年间，全球艾滋病增长的速度已经下降36%，死亡率也下降了33%。近十年来还出现了两例艾滋病完全治愈的案例——“柏林病人”与“伦敦病人”，他们在接受骨髓移植后，由于捐赠者CCR5基因罕见自然突变，而产生了能够与艾滋病毒结合的蛋白受体。尽管暂时难以复制，他们的经历却也为攻克艾滋病带来了新的希望。

 

3 抗艾“中国方案”：争做世界领先

 

当然，一帆风顺景象的背后，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曾因用不起药而导致的疫情蔓延的历史和医务工作者不懈的努力。

 

中国HIV感染率从1998年开始快速增长，并于2001年左右因为没有免费治疗药物在社会造成巨大恐慌。这一情况在2003全国开始推广免费抗病毒治疗后得到了改善。

 

不过，在本国几乎没有原研药的情况下，免费用药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负担，而“鸡尾酒疗法”中奈韦拉平、齐多夫定和依非韦伦三种药物在中外患者身上不同的肝毒性与副作用更是让治疗事倍功半。

 

从2012年起对中国7个省份的455名患者进行五年研究后，李太生和团队发现国际上每日600毫克剂量对中国低体重患者是不安全的，因此建议体重60公斤以下的患者将药量减至400毫克，这一举措有效降低了患者神经系统副反应，提高治疗成功率，并为国家财政节约了经费。而在此之前，李太生便已经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中国大陆的艾滋病患者40%合并感染丙肝病毒（HCV），这些患者不宜用奈韦拉平，以免引发更大的副作用”，降低了50%的肝毒性。

 

从2003年到2014年，中国艾滋病病死率由22.6%骤降近九成到了3.1%，过去五年间检测人数亦从1亿增长到2亿。面对如此成果，李太生感到骄傲与欣慰之余，也清醒地点出了当前中国艾滋病防治上的一些问题。比如，“鸡尾酒疗法”发明已逾20年，“很多老百姓甚至同行还都认为艾滋病是超级肿瘤，不可治疗，谈艾色变”。甚至，今天还有许多人坚信共餐或呼吸道飞沫可传播HIV病毒。实际上，艾滋病只有通过没有保护的高危性行为、母婴或者血液三种渠道才能传播。

 

而针对公众对“注入艾滋病血西瓜”的恐慌，李太生在演讲中驳斥道：“即便是将一瓶矿泉水里注入几万个艾滋病病毒并喝下去，我们也不会感染艾滋病，因为胃酸会立刻将病毒杀死。”

 

李太生焦虑的另一问题是中国缺乏“抗艾”的原研药。“到目前为止，中国研发的艾滋病一类化学性药物只有一个艾博卫泰，剩下的都是仿制药。”为此，他呼吁国家进行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研究，促进基础研究向临床成果的转化，并向慢性炎症造成的免疫重建障碍这一国际难点展开攻坚。十年前，他和团队便开始用中药雷公藤进行尝试，最近4年又和上海制药总厂把雷公藤里面的有效成份羟基化变成一类化学性药物。李太生介绍，今年有望迎来一期临床试验的第一例病人入组。

 

最后，李太生呼吁，在新的艾滋病防治环境下建立全新的疾控、传染病专科医院、综合医院“三位一体”诊治模式，针对艾滋病有传染性，治疗之后没有传染性，但出现并发症的慢性内科疾病，进行科学防治，为患者带来“全流程”的干预。

 

在过去的近四十年间，全球已有3000万人被艾滋病夺去了生命。在各项防治措施日益走向完善的今天，世卫组织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共同提出希望在2030年终结艾滋病。期待这一天尽早到来，也期待征服艾滋病的征程上看到更多闪耀人性光辉的“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 Rodger, Alison J., Valentina Cambiano, Tina Bruun, Pietro Vernazza, Simon Collins, Olaf Degen, Giulio Maria Corbelli et al. "Risk of HIV transmission through condomless sex in serodifferent gay couples with the HIV-positive partner taking suppress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PARTNER): final results of a multicentre,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The Lancet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