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吴息凤（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撰文 | 叶水送

 

“近日，中国的新增病例增幅已降到1%以下。在对传染源的有效控制下，源于中国的输入型病例应该不会大幅增加，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得到良好的控制。” 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吴息凤2月27日对《知识分子》表示。

 

2月29日，中国-世界卫生组织联合调查组的考察报告指出，中国采取了 “综合性非药物性干预措施，非常有效地切断病毒传播途径，为全球其他各国提供了重要经验”，而反观 “国际社会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还尚未准备好”，实施中国已采取的一系列有效的应对手段。

 

 

然而，此次国内在应对疫情上的短板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在疫情的早期研判、信息的及时公布、应急物资的储备，医护人员的保护等方面。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撰文，称要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以及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和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等。

 

“我们应该要下定决心进行彻底有效的改革，让公卫在疫情防控中真正发挥作用。” 吴息凤说。她指出，要让疫情的防控 “依靠专家、依靠科学”，要“增加疾控中心专业话语权和一定的决策权”。在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处理过程中，“需要在第一时间（be first）、正确的（be right）、可靠的（be credible）的风险沟通”。

 

吴息凤此前为德州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教授，兼任德克萨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授，并曾在2011年至2015担任该校流行病学系系主任和流行病学学科负责人。在接受《知识分子》的访谈中，她就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研判、美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御体系如何运转、公共卫生人才如何培养，以及疾控中心人员的科研水平、薪资如何提高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思考。

 

 

1 疫情防控，要依靠专家、依靠科学

 

知识分子：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就目前看来有哪些得与失？有哪些地方令你印象深刻？

 

吴息凤：这次疫情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在体制机制和人才队伍等多方面的问题，比如疫情初期未能及时向公众发布疫情情况，相关的应急医疗供给和战略储备不足，一些干部专业化能力不足等。这对于公共卫生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

 

针对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这些问题，政府要下定决心进行彻底有效的改革：1）让公卫在疫情防控中真正发挥作用，疫情的防控要依靠专家，依靠科学。可以对各级疾控中心开展相关改革和重组工作，增加疾控中心专业话语权和一定的决策权，加强基层公共卫生机构的建设；2）重视公卫人才的培养，培养真正懂公卫、有理论基础、有实践经验，疫情出现能站在防疫第一线的公卫人才，同时保障公卫人才的待遇。最重要的是，要建立更完善的公共卫生体制机制，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保障公共卫生专业人才在防疫中的作用，推动公共卫生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知识分子：当一场新的公共健康危机出现时，由于对其缺乏了解，我们应当如何考证、溯源？如何第一时间向公众告知或发出预警？

 

吴息凤：当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社会各界都应该做到“重视而不恐慌”。对于突发性传染性疾病而言，应该迅速组织多学科联合的专家团队，纳入流行病学、传染病学、微生物学等学科的专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进行微生物学研究等工作，对疫情展开研判，对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对民众提供防护建议。

 

对于政府而言，应重视公共卫生领域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在核实有关情况后，及时向公众报告，赋予公众知情权，并及时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在开展有效的防控措施的同时，保障民众的日常生活，避免 “一刀切” 的行为。在公共卫生风险沟通方面，我们的行政部门及疾控部门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越是这种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处理过程中，越需要在第一时间（be first）、正确的（be right）、可靠的（be credible）风险沟通。

 

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对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学特征的了解是否全面？

 

吴息凤：虽然新冠肺炎是一种新发传染性疾病，我们对它的认知还处于不断完善阶段，但任何一种传染病流行又是很明确的，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因素：传染源、传播途径和人群易感性；与此相对应的是，控制传染病也是非常明确的，“管理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湖北省外的病例大多数是输入性病例，这些病人在返乡途中或返乡后，会接触很多人，而这些人（密切接触者），他们有可能被传染，成为新的传染源，所以通过流行病学调查，找到这些人，并进行有效的隔离和医学观察，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难点。一代病例返乡后接触的人比较容易找到，因为大多是亲人或朋友，但是在途中接触的人，很可能被遗漏。现在是大数据的时代，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这一强力有效的工具，在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础上，对相关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大数据的利用一定要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开展。

 

2 美国如何构建公共卫生防御体系，留住公卫人才

 

知识分子：在美国，公共健康危机来临时，公卫专家与政府如何合作，做出专业的判断？

 

吴息凤：在美国，部分高校的公共卫生学院、美国CDC等机构共同成立了学术公共卫生实践联系委员会，委员会制定了“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核心能力”体系，为所有从事公共卫生的人员制定了8个领域的68种核心能力，这里的核心能力代表为充分提供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所必须的一系列个人技能。这些核心能力也能够确保从事公共卫生的各级人员能够很好的应对公共健康危机。比如，公共健康危机来临时，及时有效的沟通很重要，无论是公卫专家与政府还是与民众之间，尽早采取措施，可以达到最大的防控效果，而经济和社会的损失最小。美国CDC是一个独立的联邦机构，受卫生行政部门的指导，但不是领导。所以他们的自主权更大一些，也可以独立发布疫情信息。因此，他们更能够和政府其他部门及时的沟通、以及根据专业判断给出处理相关公共卫生事件的策略和措施。

 

知识分子：你能简单介绍一下美国公共卫生防御体系的建设吗？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

 

吴息凤：美国当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御体系是以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应急办公室为核心，联合卫生部、联邦应急管理局、环境保护局、国防部、联邦调查局、能源部组成国土安全部，形成决策、信息、执行和保障4大运作系统。美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执行系统由纵、横双向结构组成。其纵向结构自上而下包括 “联邦-州-地方” 三级，联邦为疾病控制与预防系统，州为医院应急准备系统，地方为医疗应急系统。横向包括主要包括全国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全国公共卫生实验室快速诊断应急网络系统、现场流行病调查机动队和网络系统等。并且有包含物资保障、资金保障、社会心理保障、职业安全保障等的应急保障系统保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执行。在该体系中，美国CDC是整个体系的核心和协调中心，负责全国范围内的疾病监测及发布、制定全国疾病控制和预防战略、公共卫生领域的管理人员培训、资源整合、突发事件应对，以及对国际疾病预防和控制予以支持。此外，美国CDC拥有大量专业的队伍，且和高校有密切合作，为CDC的科研水平和薪资待遇都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对于我国而言，首先需要高度重视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系统建设，全面提升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系统在国家卫生体系中的功能定位。疾控中心可参照专业性的行政机构管理，赋予对外发布公共卫生领域内的相关信息和数据的权利，与其它卫生部门一起参与决策，提高信息的时效性和有效性。二是建立更完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优化应急保障系统，比如，将一些私企纳入到应急体系的管理中来，以便当出现疫情时，能有效调动各企业，保障防疫物资的储备和产出。三是加强流行病学队伍的建设，一方面整合公共卫生、临床医学、传染病学等各学科的优秀人才资源，组建突发疫情快速反应“国家队”；另一方面加强各层次公卫专业人才的培养，并提高临床医务人员的公卫素养。

 

知识分子：美国如何留住公卫方面的人才？NIH在公共卫生领域发挥了哪些作用？这对中国有哪些启示？

 

吴息凤：美国的公共卫生系统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美国也有很多世界顶尖高校，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等都设有公共卫生学院，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全球最早设立公共卫生学院的学校。因此，美国的公共卫生人才，无论在待遇和地位上，都有很好的保障。

 

NIH 是世界最大的医学与行为学研究科研管理机构，不仅拥有独立实验室以从事医学及相关研究，还通过各种资助方式和研究基金全力支持各大学、医院等机构的研究工作，并协助进行研究人员培训等。2017财年，NIH预算金额达到331亿美元，资助的优先领域包括大数据、成像技术、移动健康和人脑研究，主要的研究投资计划包括“癌症登月计划”和精准医学计划等。而这些资助方向，都不仅仅是单纯基础医学或者是临床医学，是公共卫生与医学交叉融合的。

 

因此，对于中国的公卫体系，一方面需要加强公卫人才的培养并保障他们的待遇；另一方面要加强跨学科领域的合作，深化公卫与临床等学科的交流，促进共同发展。

 

美国政府负责疾病预防控制的主要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美国CDC在亚特兰大，和埃默里大学是邻居，这样两家能够共同合作、互相兼职、开展研究，提高了CDC的科研水平。同时，CDC员工的薪资待遇水平也很有竞争力。而在中国，高校和CDC的合作并不密切。公共卫生的进步，离不开高校和疾控中心的紧密联动，促进学科理论与实践协同发展。另外，美国CDC出版的《发病和死亡周报》（The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MMWR），是一个非常及时且具有信服力的疫情信息发布平台，在全世界的疾病预防控制领域都具有影响力。鉴于此，我国CDC也于去年底出版了《中国CDC周报》（CCDC Weekly），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比如关于这次疫情的信息发布，已经很及时在上面发布。但是，距离其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发布平台，还需要大量的积累。

 

3 中国传染病学科的发展，必须纳入公卫的元素

 

知识分子：从2003年的非典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始终没有很好补上，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在人员、技术、设备等方面需要做哪些准备？

 

吴息凤：在人员方面，要加强不同层次的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既培养可以在基层卫生机构开展公共卫生日常工作的技术性人才，也应该培养层次较高的、有一定研究能力的技术型+研究型人才，比如，研究型、专业型的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培养。在高端人才培养方面，可以参考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人才培养体系，建立我国公共卫生专业博士人才培养体系。

 

另外，需加强全科医学教育，培养公共卫生与全科医学复合型人才，建立“4+3”全科医学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机制，前4年学习医学和公共卫生学，后面3年进行全科医学规培，由公共卫生学院来培养全科医生。因为全科医学主要面向社区人群，需要有预防医学的相关知识，所以由公共卫生学院对这部分的人才进行多学科的培养，并给予参加临床执业医师考试的权利。同时也要保障人才的待遇。

 

设备方面，如前面所提到的，应该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建设，并优化应急保障系统。

 

知识分子：很多医院没有传染科，即使有，传染病科在医院所占的比重也不大，不被重视，对此你怎么看？如何加强这一专科的建设以及人才培养？

 

吴息凤：现在医院的传染科大多已经更名为感染科，所诊治的疾病也逐渐由单一的传染病扩大到其他感染性疾病的防治。随着很多传统的传染病得到很好的控制，病人减少，医院投入不够，医院传染科的重视程度也逐渐降低。部分医院不设置传染科，一般传染病的治疗，大多在传染病的专科医院。

 

现阶段的传染病学科，主要针对的是临床，目的在于治疗已经得病的患者。而感染科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不足。因此，传染病学科的发展，必须纳入公卫的元素，一方面，在传染病人才的培养上，可以加入公共卫生相关课程的学习；另一方面，传染科在日常的医疗和科研活动中，可以加强与疾控中心和高校公卫学院的联动，促进多方共同发展。

 

知识分子：近来一段时间，国家表示今后要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投入，您觉得补齐短板，应在哪些领域进行投资呢？

 

吴息凤：目前来看，主要可以从人才培养、应急体系完善等方面进行投资。总体来说，中国公共卫生专业人才数量配置不足、人员素质有待提高。公共卫生专业人才的培养必须要扩大规模、提高质量，要鼓励并支持高校设立公共卫生学院，开设公共卫生相关课程。既培养可以在基层卫生机构开展公共卫生日常工作的技术性人才，也应该培养层次较高的、有一定研究能力的技术型+研究型人才，包括专业型和学术型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对于已经就业的基层公卫人员，还应继续进行持续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相关培训，确保公卫人才防疫抗疫的战斗力。同时，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撑，持续保障公共卫生专业人才的待遇和地位，防止公卫人才的流失。

 

本次疫情也突显出应急战略储备不足的问题，医用防护物资的匮乏，不仅威胁到一线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更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国家必须建立完善的医疗物资战略储备管理体系。一是要建立健全制度，规范地对战略物资的储备、调动工作进行管理。二是要确保充足的储备，将相关的企业纳入到应急体系中管理，同时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

 

访谈者简介

 

 

吴息凤现为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医疗保障大数据和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为美国德州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终身教授、癌症预防Betty B Marcus 冠名主席、转化医学和公众健康基因组学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