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由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科学家牵头，并与意大利和中国研究人员合作、发表于《柳叶刀·内分泌与糖尿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个趋势：大多数国家15-39岁的青少年和青年的甲状腺癌发病率迅速上升，2003-2017年间，2003年至2017年间，6个国家的甲状腺癌年均发病率变化超过10%，19个国家超过5%，中国的发病率增长最为迅速[1]。

“青年人群中甲状腺癌的流行病学特征表明，过度诊断现象在年轻人群体中大幅增加。“IARC癌症监测部门的科学家、该研究的通讯作者萨尔瓦托·瓦卡雷拉（Salvatore Vaccarella）博士说[2]。 

瓦卡雷拉对《知识分子》解释，癌症的过度诊断是指检测出了如果在没有医疗干预的情况下，终其一生都不会导致症状、发病或死亡的甲状腺病变。多项尸检研究一致发现，惰性甲状腺肿瘤在普通人群中广泛存在。

随着现代影像学检查的普及和敏感度提高，过去难以被察觉的小体积、以乳头状癌为主的甲状腺肿瘤被越来越早地发现，并进入临床评估流程，从而推高了整体甲状腺癌的统计发病率。与此同时，这类肿瘤的实际死亡风险极低，对总体死亡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反而是手术和治疗可能带来的伤害和副作用需要重视。 

瓦卡雷拉同时注意到，甲状腺癌发病率的上升在年轻和中年人群中尤为明显，尤其集中在女性身上。他认为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年轻成年女性在生育年龄阶段与医疗系统接触更为频繁，接受医学监测和影像学检查的机会也更多，因此更容易被发现原本惰性的甲状腺病灶。他认为，中国甲状腺癌诊断数量的急剧上升，最合理的解释是完全由医疗行为本身所驱动的医源性现象。

但在临床一线，这一判断并未形成完全共识。多位中国甲状腺外科医生仍然强调，不能将所有新增病例简单归因于过度诊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费健认为，年轻人群中甲状腺癌发病率上升，是生活方式变化与高度敏感的检测手段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发病率确实更高了。另一方面，检查和诊断方式的变化，使得甲状腺肿瘤更容易在早期被发现。这两点叠加，才形成了当前的局面。

一方面，从疾病发生本身来看，饮食结构变化、长期熬夜以及情绪压力增加，可能都在推动甲状腺疾病在年轻人中的发生。 

另一方面。颈部超声检查操作简单、普及度高，而且分辨率极高，一两个毫米的结节就可以被清楚发现。随着体检中颈部超声的常规化，大量体积很小、原本难以被察觉的甲状腺结节被提前发现，其中一部分在早期就进入了肿瘤诊断流程。

相比之下，肺结节虽然在体检中也常见，但诊断出肿瘤的比例相对低。肺部检查依赖 CT 成像，分辨率有限，几毫米的病灶通常难以立即确诊，往往选择随访观察。另外，穿刺活检是确定病变良恶性的金标准，由于甲状腺属于浅表器官，穿刺相对方便，而几毫米的肺结节病灶很少会立即进行穿刺活检。 

费健还提到，中国对甲状腺癌的诊断也相对积极。例如，美国甲状腺协会（ATA）建议直径小于 1 厘米的结节一般不做穿刺。但在中国，如果医生认为结节可疑，即便只有几毫米，也常会进行穿刺检查。

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伍学焱认为，年轻人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集中出现，首先确实与体检和检查机会的增加密切相关。据他的经验，在他日常接诊的患者中，大约每五个人里就有一位是因为甲状腺结节前来就诊，其中相当一部分的线索来自体检报告。颈部超声检查价格不贵，又是无创检查，且分辨率高，同事之间相互提醒、顺手去查一下的情况也很常见。 

他同时强调，不能把这种增长完全理解为检出的增加，近些年甲状腺疾病的上升，确实存在存在发病风险本身在上升的部分。

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肥胖。过去几十年，中国人群体重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而肥胖已被明确与多种肿瘤风险相关，包括甲状腺疾病。脂肪组织增多后释放的炎症因子，可能通过内分泌和免疫通路，增加结节甚至肿瘤发生的概率。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环境暴露，尤其是辐射。辐射被认为是甲状腺癌发生的明确危险因素之一，虽然在个体层面难以精确衡量，但长期存在。

至于一些人担心的的疫苗接种，伍学焱表示它只是改变机体的免疫状态，往往是产生特异的针对性的抗体。目前，尚无疫苗接种所产生抗体直接导致甲状腺结节发生，或刺激已存在甲状腺迅速长大的报道。

此外，长期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和心理压力，也可能通过影响免疫系统和内分泌功能，增加甲状腺疾病的发生风险。伍学焱指出，甲状腺本身是自身免疫性疾病较为集中的器官，一旦长期处于免疫和内分泌紊乱状态，更容易形成结节，恶性变化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

在他看来，今天年轻人中甲状腺问题的集中显现，并非单一原因所致，而是体检发现的增加，与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变化共同叠加的结果。

01

相比过度诊断，过度治疗是医生更担心的问题。

费健解释，在最新版的美国甲状腺协会（ATA）指南中，针对低风险甲状腺癌，已经明确给出了三种处理路径：主动监测、微创消融和手术切除。如果缺乏清晰的分层判断，把本可观察或保守处理的病例一概推向手术，那就是过度治疗。

根据他在门诊的观察，他经常遇到患者被其他医生直接告知“这是癌症，必须开刀”，但需要手术的甲状腺癌比例本身不应该这么高。 

伍学焱也认为，甲状腺癌绝大部分都是乳头状癌，它们生长不快、转移风险低，可能10到20年都不会产生症状，这也是甲状腺癌整体预后良好的原因所在。要把所有发现的肿瘤都做手术切除，这就有点操之过急，属于过度治疗。 

从积极的一面看，开放性手术可以直接看到结节与周围组织的关系，有时还能发现影像检查遗漏的风险点。但问题在于，这样的积极处理并不总是必要。更多时候，发现肿瘤就切的做法，会放大公众的恐慌心理，“恐结节”“恐癌”随之而来。 

“看到冒烟就觉得是火灾”，伍学焱这样形容患者的焦虑。在门诊，他花大量时间向病人解释风险，但即便如此，仍有不少人最终选择手术。结果病理出来，往往是一个良性的腺瘤。而在手术前，医生心里往往已经有八九成把握判断它是良性的，完全可以长期随访、和平共处。 

此外，甲状腺虽位置表浅，位置却关键。血管、神经、气管、食管都集中于此，后方还有调控钙磷代谢的甲状旁腺，旁边是支配发声的喉返神经。即便手术医生再谨慎，也难以保证绝对零风险。一旦出现损伤，可能带来低钙抽搐、声音嘶哑等并发症。 

但在现实中，医学判断并不总能盖过心理压力。“我们说不用切，但患者回去想来想去，可能还会再看几个医生，如果在那里听说一些极罕见的不良结局甚至死亡的病例，就会促使部分患者选择手术治疗”，伍学焱说。他介绍，甲状腺肿瘤很多病例可以不进行手术，通过定期超声随访持续观察。但有些病人更希望斩草除根，追求心理上的零风险。 

患者的焦虑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医生的选择。在现实中，手术往往是一个路径更明确、责任边界更清晰的选择，而长期随访则需要更多时间和沟通成本，这些因素也会影响不同医生的处理方式。伍学焱坦言，确实也不排除部分基层医院或医生，在考核压力下更倾向于选择手术。 

费健认为，过度治疗的成因其实并不复杂。在现实中，中国的医疗体系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以开药和手术作为主要激励方式，这与医生的绩效考核密切相关。在这样的导向下，一线医生很难完全在完全公平地看待一种疾病。这并不是个体医生的问题，而是制度层面的激励结构所决定的。 

在费健看来，随着医学的发展，甲状腺癌并不应只依赖手术这一种解决路径。 

费健认为，对肿瘤而言，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始终是最有效的策略。比如在病灶还很小、只有四五毫米时，如果已经提示存在风险，通过微创消融就可以完成处理，而不必立即开刀。相比之下，手术创伤更大，对内分泌系统的影响也更明显，术后往往需要长期甚至终身服药。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这也符合医学发展“内科外科化、外科微创化”的整体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微创和介入性治疗的应用越来越广，而传统的手术适用空间正在被不断压缩。 

瓦卡雷拉也介绍。当确诊甲状腺癌时，尤其是针对低风险肿瘤，“主动监测” (active surveillance) 是一种有效且基于证据的管理选择。这种方法包括随时间仔细监测肿瘤，除非有明显的进展证据，否则推迟干预。主动监测使许多患者能够避免或推迟侵入性治疗及其相关的长期后果，且不会影响预后。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