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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吴赞镐

翻译|六一

来源|《我们赞成差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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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教育日渐普及的今天,一个幽灵般的问题浮现出来:上大学到底还有什么用?

尽管我们不愿承认,但回望邻国韩国曾经走过的历程,也许能看到我们此刻的倒影。 

韩国西江大学社会学博士吴赞镐在《我们赞成差别对待》一书中,记录了10年前的韩国社会。那是一个与今天的我们惊人相似的时刻:当“上不上大学”本身不再具有区分度时,社会从单纯的学历崇拜转向了更为严格的“名校崇拜”。 

由高考录取分数线构成的大学鄙视链,清晰地划分了阶层,也制造了一代兼具“不平等感”与“自卑感”的年轻人。

吴赞镐犀利地剖析道,大学排名变成了判断一个人的绝对标准。年轻人被动地像在商场购物浪费一样,拿着高考分数这张“券”,去兑换一个“最不浪费分数”的大学和专业。兴趣、爱好、梦想?那太奢侈了。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令人惊叹的现象:“蜗角之争”。

“想象一下蜗牛的两只触角互相争斗的场面吧……人们常常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利害关系争斗,实际上这些争斗大多是剥离了本质的消耗战。个人靠着仅仅的一触,用冰冷的竞争法则把自己从头到脚起来,对本质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 

在这种结构中,所有者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为了守护自己那一点点的优势,人们不得不蔑视仅仅比自己低一分的人,从而获得虚幻的安全感,又被仅仅比自己高一点点的人所蔑视。

这本书在韩国出版后,被选为了韩国人文社会科学出版协议会“闪耀十年的书”。因为它所描述的不仅仅是韩国,也是整个东亚文化圈在等级观念和绩优主义下共同面临的困境——深度内卷、弱肉强食的社会结构,极度不公平却坚不可摧。 

对于正在经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我们,重读这本书,不仅是为了看到深渊,更是为了在镜像中看清自己,寻找打破这种循环的可能。

(下文为《我们赞成差别对待》一书的节选,作者为韩国社会学博士吴赞镐,译者为六一。《知识分子》获授权转载。)

01

真理之光,高考分数 

提到韩国人心目中高考的重要性,三天三夜都讲不完。可以确认的一点是,高考是目前判断高中学业成果的所有制度中最具公信力的一种。但是,仅凭高考分数判断A大学和B大学同样的工商管理专业,以及该专业学生之间实力的差距,真的合理吗?

年轻人相信,高考成绩是根据一个人时间管理的优劣程度得到的公平结果。用过去的努力获得的成果判断一个人的未来没有任何问题。可是,承认过去的成果,却完全不考虑以后的变化,是不是也存在问题呢?

面对我的惊讶和疑问,一位学生这样答道:

因为提高高考分数太难了啊。高考在某种程度上是评价一个人最客观、最具公信力的考试了,这可是十二年教育集大成的结果啊,和别人的分差,就是我努力的回报。虽然我考得也没有多好,但就算是为了这个分数,我那时也放弃了很多别人都在享受的东西。为了考上首尔的大学,我平均每天自习十小时以上,把自己关在自习室里,一个劲儿地学习。别的朋友还会谈谈恋爱什么的,我在高考之前从没接触过这些,就是怕影响学习。最后,那些不努力还谈恋爱的朋友果然都去了地方大学或专科大学。所以说,我们对待高考的根本态度就是不同的。 

和大学生们讨论学历等级主义时,我经常会从他们身上发现这种逻辑。他们看起来都清楚现在韩国的学历至上主义多么严重,但只要再进一步,他们就像约好了似的表现出完全相反的立场,开始强调自己为高考付出了多少,想以此证明学历歧视的正当性。当然,不是说努力没有意义,只是它究竟能否与两个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的总体实力差距直接联系在一起呢?

可能有人觉得,只有所谓“好大学”的学生才会看不起别的大学的学生,这大概是因为,总有“首尔圈”大学学生瞧不起地方大学学生的桥段发生。但其实不能认定“首尔圈”的学生就是加害者,地方大学的学生就是受害者。这个机制的作用范围,上至排名顶端的首尔大学,下到排名倒数的四年制大学,所有大学无一幸免。延世大学看不起西江大学,西江大学看不起成均馆大学,成均馆大学看不起中央大学,中央大学看不起世宗大学,世宗大学看不起西京大学,西京大学看不起安阳大学,安阳大学看不起圣洁大学……如果以上链条中的后者将前者看作与自己“差不多"的大学,前者就会立刻反驳“说什么胡话呢”。继续列举的话,就是四年制大学看不起专科大学,专科大学再以同样的标准在内部划分等级。就这样,所有人都在按照这个逻辑成为加害者,同时也必然会成为受害者。只有第一名才能生存下来的弱肉强食的社会结构,极度不公平却依然坚不可摧,这都要归功于所有社会成员的“积极支持“。结构的受害者同时也是结构最忠实的拥护者,所以社会永远无法迎来变化。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确实都具有一种同类意识——对他人“上升”的抗拒。他们坚定地认为,要从源头遏止他人的上升。理由很简单,如今一个人在竞争中被淘汰的可能性比过去大了很多,即使有大学毕业证、托业分数、志愿活动、国外进修、所获奖项等等,还远远不够。但不管怎样也要坚持住啊,如果能用高考分数这一客观的成果指标,先将一部分人排除出去,这是非常有用的,也是对于习惯了“无论如何都要生存下去”的二十多岁年轻人来说,再自然不过的选择了。

在扮演加害者角色的同时,排挤他人成为不可或缺的生存策略-他们就像以正义之名行屠杀之实的“十字军”。这样定义一直以来和我分享故事的孩子们,我也非常心痛,但这就是严峻的现实。眼看着他们的青春变得如此落魄又拙劣……最可悲的是,他们二十岁的青春年华才刚刚开始。

02

逐渐固化的大学鄙视链

越让他们具体地证明大学之间的直接竞争力差异,想要“守住”自己学校排名的他们的回答就会越远离逻辑性,总是从“那些学生上课迟到、在课堂上吃东西、在课堂上只知道睡觉”等生活或学习态度入手。我接触的57%的二十多岁年轻人都在讨论中引用了类似的观点。当然,学习态度不认真的学生无论在哪所大学都很常见,但当他们自己的群体内部出现这个现象时,他们就只会将其归结为“个人教养”问题。

类似的,还有很多二十多岁的大学生都曾用“那个朋友不太了解时事常识”的理由来阐述实力差异,这代表他们认为对时事的关注度能体现学校间的实力差。但是,如果反问他们学校的学生有多了解时事常识,其实多半也说不明白。

我不是想否认大学之间的实力差距,问题在于大学生们对实力差距的判断是以刻板印象为基础的。结果还未发生,大脑就已经产生了那些看法。可这不会产生问题吗?如果统计数据显示黑人和外国务工人员的犯罪率高,就把他们当作潜在犯罪者对待,不给任何机会,那么他们成为真正犯罪者的概率就会升高,这就是“自证预言”的威力。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更应关注二十多岁年轻人的反应。当他们看向比自己排名低的大学学生时,那些学生的所有行为都会和自己的学校名字挂钩,就算只是洒了点水,可能都会被说“因为脑子不好才这样”。

他们完全不关心“那些大学”的学生就读期间做了什么,做成了什么,不管做了什么都不如自己,确切地说是“必须”不如自己。就这样,越争论话题越偏,甚至有人说出“在差劲的大学里跟差劲的教授学习能好到哪儿去”这种歪理。如果我追问怎么证明那些教授的水平不如你的大学的教授,他就会模棱两可地回答:我们学校名牌大学出身的教授应该更多吧?难道他们觉得名牌大学的学生更优秀,是因为有名牌大学毕业的教授吗?

但学生们并不能意识到自身的矛盾。论文发表的篇数也许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各大学教授的研究能力,但说教授的讲授能力与出身大学有关……更何况,40%—50%的本科生课程都是由奔波于各个大学的时间制讲师教授的。连教授的学历都要被拿来证明自身的优越性,这似乎有些强迫性——不管怎么样都觉得对方“低人一等"的那种强追性。

对大学优劣的偏见如此根深蒂固,意味着他们已经把大学排名当作身份制社会的坚固等级。过去区分的单位很宽泛是不是大学生,是不是“首尔圈”大学,等等;现在却分得很细,在高考分数段中只差几分的学校间也存在这种逻辑。不是粗略地分成几个大的范围,而是全部打碎,再一个个按顺序排列,每一级台阶都存在自上而下的无情排挤,就像严酷的种姓制度。 

一次,我单刀直入问一个延世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你认为延世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比西江大学优秀在哪里?”这位朋友平时对学校没什么感情,常常抱怨延世大学的老师过得太一帆风顺了,根本不懂人情世故,还毫不掩饰地表示十分厌恶学校亲近企业的氛围。

但是,一旦出现了比较对象,他就像突然变了个人似的,一边说着“我没有上过西江大学的专业课所以不太清楚",一边又开始仔细地寻找证据,比如延世大学师资阵容优秀、课程内容充实、校园更大,等等。更让人惊讶的是他竟然说因为延世大学的校园更大所以更优秀(这么想的学生其实不少),这里他应该不是指校园的面积,而是指延世大学有医学院而西江大学没有。可是因为延世大学有医学院,所以延世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比西江大学的更好,这又是什么逻辑?

有意思的是,相当多的西江大学学生都接受了这个逻辑。如果反过来间他们“你们觉得西江大学的实力和延世大学比差在哪儿”,很多人同样会答非所间:“因为我们学校没有医学院。”

看来,对于二十多岁的大学生来说,是否有客观的证据并不重要。不管有没有证据,他们都坚信排名比自已低的学校学生能力也肯定比自己差,无论如何都要给予更低的评价,而且打心里觉得这样的评价正合适,这几乎形成了条件反射。同时,正因为他们蔑视每个排名更低的大学的学生,所以当遇到排名更高的大学学生时,自然也会感到自卑。假如有个好久不见的高中同学,也许通过复读或转校,突然考上了排名更高的大学,那么听到这个消息的同学,十有八九都会有既羡慕又自卑的感觉。

大学排名成为判断他人的绝对标准,必然也会成为同时带来优越感与自卑感的双刃剑。抱有优越感的他们会毫不忌讳地对排名低的大学学生说出“不好好学习、懒惰、脑子笨、肤浅、没有天分”等恶语,同时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在面对排名更高的大学的学生时也会成为这些恶语的受害者。即便如此,他们也不认为这种歧视是错误的——这都是没法追究的事,自己考的不如别人,承受这些也无可奈何。然后他们就会开始默默念叨“我高考考砸了……”

他们必须感到“委屈”,这种“委屈”不是出自对不合理结构的愤怒,而是出于自卑感。为了减轻这种自卑感,他们才会使用那些蹩脚的防御方法。

比如,不少西江大学的学生都会这么说,“凭我的实力本来完全可以上延世大学、高丽大学的,只是因为高考没考好才来了这里”,然后叹息一声“我原来连西江大学在哪儿都不知道呢”,果真是这样吗?八成都是假话。鉴于韩国社会近乎疯狂的升学考试文化,他们在高中时期没有听说过西江大学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他们无论如何都想说明:“我的高考分数可以不止这些的!”

03

填报志愿的最高原则是不浪费的高考分数,这对吗?

这些年轻人是从一开始就认为用高考成绩来划分等级是不容置疑的吗?不是的。

根据我的观察,其实每个人都痛恨应试教育,尤其是这个无关个人的喜好与才能,只凭高考成绩就被宣判去往哪所大学的系统。这一切一直是他们的黑暗回忆。机械比对高考成绩和分数段,然后扔出一句“报这个分数段的大学就行了”。老师们总想让学生尽可能报上排名最高的学校,才能、喜好统统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因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把学生送入排名更高的大学,从而让自己得到“指导水平优秀”的评价。这样的学生时代在年轻人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痛,一位学生在课题作业中坦诚地阐述了他不得不严格依照高考分数选择大学的经历。

2005年,我考上了西江大学经济学系。当时,延世大学的人文学院和西江大学的经济学系我都报了,这确确实实是我的选择,是的。但说实话,我只是根据分数选了这两个和我的人生目标毫无关系的专业。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我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呢?上了六年大学后,我笫一次仔细思考这件事。可能有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完全按照分数报的志愿。可以说,大学分数段是全社会共同为考生们制定的选择参考。

对我来说,高考的475分就像一张价值475韩元的"购物券”,可以购买475韩元以内的任意商品,但不设找零。假如我们拥有10万韩元的购物券,购物时一定会努力凑满10万韩元吧,所以我当时想尽量不浪费地用掉那475分,那可是我不惜复读千辛万苦才获得的“购物券”,于是我把它用在了能实现最大价值的西江大学经济学系和延世大学人文学院上。只是出于不想损失的心理,是别人花7万韩元买到的东西我用10万韩元买到很亏的这种心理,让我来到了这个地方,即使这里不是我真正想要的。其实,我那时真的很想去“400韩元购物券就能买到”的一个大学的电影系。

高考分数能轻易地熄灭一个人的梦想,或使梦想让步。有个朋友一直很想学工商管理,但他的高考分数比这个专业高不少,报别的学校分数又不够,所以他最后报了同一所学校很有名气的新闻传播专业。从那一刻开始,他的人生突然有了成为一名PD(制作人)的梦想;还有一个学生很想成为数学老师,他本想报考祥明大学的数学教育专业,但志愿指导老师说“你这么高的分数去那个大学就是疯了",所以最后他报了西江大学的数学系,因为那名老师说去西江大学也完全可以当老师。然而,那个学生最终没能入选只有年级前10%才能参加的教育课程,正在重新准备考教育专业研究生。这个学生激动地说:“只凭一张纸就决定一个人的未来,这像话吗?”

对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完全按照高考分数报考志愿并不是一个美好的回忆。调查显示,多达78%的学生认为高考分数线是对自身“不合理地强迫”,可见愿意强行选择与自己高考成绩匹配的学校的学生才是比较少见的。

04

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

如今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对学历等级化秩序的过度执着,显然与过去单纯的学历主义至上不同。过去韩国社会的学历主义,是通过特定权力发挥作用的学阀问题,首尔大学等少数名牌大学以学阀为基础垄断社会要职的严重问题至今依然存在。学阀的概念常与韩国社会集体文化的关键词一共同体性、亲缘主义等联系在一起,只凭同门关系就能实现互帮互助,是因为该大学的大部分毕业生都能成功就业,因为没有必要视其为竞争者,所以才能与其成为肩并肩的同伴。

如今的年轻人不会因为“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就选择联手,“校友要互帮互助”在一切都要自己负责的自我开发时代意识固化的今天,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了,“我先活下来”才是首要目标。他们没有帮助同门的余力,现在也不是凭学校名字就能轻松解决就业的时代了。 

然而,即便如此,学历主义和学阀主义也不可能完全消失。虽然一个学校名字能起到的作用已经大不如前,但作为凸显自己的特别、“超越”他人的战略还是十分有用的。这一战略很周密,并不是盲目的歧视,而是会拿出“客观上那个人能力不如我”的论据,实际上是在强烈主张学力(在此学力被扩大理解为全方面的能力)上的差异。正如上文的例子,他们不仅不会因为是同门就抱团(不是说抱团就是正确的),甚至在同一所学校内还要用“高考分数=客观学力”的逻辑与他人划清界限。

学历等级主义更倾向于以守护现有排名的方式,要求社会认同“学力客观差异”。尤其是在大学教育普及的今天,光是考上大学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了,所以大学生执着于守护自己所在位置的小小优势,蔑视哪怕只比自己低一点点的人,并且无法忍受地位被动摇。

在这里还有一点微妙的不同。过去在学阀主义的"炫耀“中,一般会产生这样的对比——首尔大学vs非首尔大学、名牌大学vs非名牌大学、首尔圈”大学vs地方大学……在这里,学阀讨论的核心是名牌大学的学生,有批判性意味;但在用来"蔑视"的学历等级主义中,被关注的往往是排名更低的大学的学生,问题从“谁在炫耀”变成了“谁被蔑视”。

其实从这个不同点里最能看出现在的二十多岁年轻人是以什么姿态生存于社会上——被蔑视的受害者有时也会成为蔑视的加害者,蔑视的连锁反应一直持续到最底层。对于被蔑视的一方是否就不会蔑视他人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大学生群体能独善其身。

综上所述,现在大学生的思考方式是将高考分数的差距扩大理解为所有能力的差距。更讽刺的是,比起抗议处于“更高处”的学生蔑视自己,他们更倾向于去蔑视处于”更低处”的其他学生,蔑视他人的行为就这样逐渐被合理化了。我见过的大部分学生,不管是不是名牌大学的,都认为上述行为是正当的。

在消费社会里,个人通过消费来体现自己的等级,如今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因学历感到自卑或优越的样子,简直和为购买廉价品而羞愧、为得到名牌而骄傲的现代人消费心理如出一辙。

一名西江大学的学生吐露了他在高考分数带来的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徘徊的心情。首先,面试官会传看简历确认面试者的学校,神奇的是,如果和我一起面试的都是录取分数低的学校的学生,我就会变得很从容,面试的时候也很有自信,还能开一些幽默的玩笑。然而,有一次一起面试的都是首尔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的学生,只有我是西江大学的,我就开始变得焦虑紧张,想着如果失误了怎么办,结果最后真的面试失败了。

如果只是因骄傲而歧视他人,就应该止于炫耀,而他们在炫耀后,一定会对歧视对象进行排挤,只为拼死守护自己也不知何时会被推挤下去的位置。别说团结起来改变社会了,他们自己先陷入了无用的“蜗角之争”。

想象一下蜗牛的两只触角互相争斗的场面吧,谁看了都会觉得索然无趣。人们经常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利害关系争斗,实际上这些争斗大多是脱离了本质的消耗战。在这个充满问题的社会中,他们变得更幸福了吗?社会问题还在不断积累,不过徒增了牺牲者。个人靠着仅有的一丝希望,用冰冷的竞争法则把自己从头到脚武装起来,对本质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站在蜗牛的角上,进行无谓的争斗。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一现象正在无比自然地循环着。大学生A遭到了录取分数线没比自己大学高儿分的某大学学生的蔑视,十分生气,为了稀释这种受害意识,A觉得必须说明自己的情况是特殊的,于是他开始努力寻找大学毕业以后的出路。如果能找到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就可以洗掉至今为止的屈辱和蔑视,所以他要努力提高学分、考各种资格证,积累所谓的履历,做着卧薪尝胆的梦。“我虽然现在上着这么个大学,但是我一定要找一个好工作,证明高考的分数不是我真正的实力!”就这样,他人的蔑视成了A卧薪尝胆的兴奋剂,虽然这一动力的源头还是自卑感。

然而,只有A在卧薪尝胆吗?A曾经蔑视的某个人也会同样地下定决心要打败A。看到爬上来的其他人,A的优越感又带来刺激,“我不能输给那个家伙!”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入都想要绝对坚守自己的位置,无论如何都不能掉下去。

就这样,所有人都为了克服蔑视(自卑感),维持蔑视(优越感)埋头努力地积累履历。这些履历是通过严格的自我控制式自我开发才能取得的东西,二十多岁年轻人自我开发循环的起点就在这里。这就是压得他们无法喘息、只能盯着前面一直跑的生存法则,也是他们不得不往前奔跑的理由。现实就是这么扭曲,在这个扭曲的社会里,二十多岁的大学生也正在成为扭曲的人。所以,对在歧视中活得很艰难的年轻人,我们不该再说“要想战胜那些委屈,一定要努力自我开发”这样的话,这样是绝对无法把他们从蜗牛的角上拽下来的。

05

“拼上性命”的竞争与成为“职业教育所”的大学 

如今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对学历等级化秩序的过度执着,显然与过去单纯的学历主义至上不同。

据调查,97%的大学生对“必须竞争”的事实感到有压力。但不是有句话说,人之所以和其他动物不同,是因为人会寻找意义吗?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给这没有尽头的“必须竞争"赋予了意义,并努力坚持着。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无论这种竞争多么令人痛苦,结果也得不到保障,只要想着那是为了就业必须经历的过程,是在做好时间管理,他们就能积极地接受。他们感到压力,但并不反感,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考验一个人努力和诚实与否的正当标准,所以"委屈的话学习就行了"。学历等级主义细分下的等级台阶之间,都要展开谁更好一点、谁更差一点的"蜗角之争”,没有人对背后更大的社会结构问题提出异议。 

要想让人们收回原本互相针对的视线,重新着眼于社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的二十多岁年轻人,幼年就经历了完全改变韩国人体质的IMF外汇危机。他们从小目睹父亲被随时可能丢掉工作的恐惧压垮的样子,或者父亲直接被公司一刀裁掉的场面。二十多岁的他们看着这些长大,被灌输了只有赢家才能活下去的价值观,为了活下去,除“找到一份好工作“以外的其他梦想当然都要扼杀在摇篮里。

当时的那些人,成了现在二十多岁年轻人的父母和老师,幸存者将他们的觉悟放在了下一代身上,为了不让人生走向失败,要做的事很明确。他们殷切地向自己的孩子、学生传授在这个世上活下去的办法,这种时候,一个自身条件不好但是拼命努力、最后获得了物质或名誉上成功的有名人士的故事,就正好可以拿来做榜样了。所以,即使遭遇混乱的青年就业环境,他们也并不慌张,这个时候该怎么应对,父母和老师早已教过他们了。心中种下的失业阴影渐渐浮现,于是二十多岁的他们开始按照早已输入好的程序自我开发,行动起来,就像他们从小就听过无数遍的那样,“竞争是要拼上性命的战斗”。

从幼年时期开始,他们就已经熟知通过排挤他人来消除不安的方式。“孤立”之所以成为一种集体文化,也是因为一些人害怕自己成为落伍者,而想把他人放在那个位置上;为了避免自己进入被蔑视的行列,通过参与蔑视他人的行列来消除不安。这和如今二十多岁年轻人采取的生存战略机制十分相似,而社会只是对他们惨烈的争斗冷眼旁观。 

对于这种环境,正在变成职业教育所的大学大学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现在韩国的大学致力于将年轻人培养成更完美的资本主义商品,大学逐渐企业化,甚至只根据就业率的高低来进行专业结构的调整,文体类专业首当其冲,连研究韩国人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国文系都难以幸免。斗山重工业会长兼中央大学理事长朴容晟在一所大学演讲时曾说过:"大学是素质教育的平台,是学问的殿堂'这种唬人的话已经过时了,要承认,现在的大学就是'职业教育所'。”这话虽然引起了很大争议,但确实存在这样的趋势。现在大学的目的是将学生培养成“训练有素的公司职员”,因为只有成为这样的大学,才有希望从企业手里拿到一栋楼。 

就这样,各大学以工商管理专业为中心进行学制重组,缩减其他学系的规模,增加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名额,创建到了大学二年级就能自由选择的“自由专业”(名义上是可以选择任一专业,实际上被很多高考没考进工商管理系的人作为了迂回路线)也是为了培养更多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所以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的数量和过去十年相比成指数级增长也是必然的。工商管理原来只是隶属千商学院或政经学院的一个小专业,在IMF外汇危机之后得到全面支持,才升格为一个专门的学院。并且,因为社会更偏好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学校的资源也会向这个院系倾斜,所以学生无论通过辅修还是转专业,都想进入工商管理系学习。甚至为了提高就业率,连哲学系的主任也会鼓励学生辅修一门工商管理。 

现在的学生被“制造”成畅销的企业商品也毫无怨言。他们在通过学分、托业、比赛、资格证等程式化的第一关之后,还要在自身原本独特的色彩上盖上统一的图案,根据企业的喜好编写自我介绍,费尽心思证明自已从小就具有适合该企业的“DNA",甚至还会自掏腰包抢着参加企业可能会喜欢的志愿活动。就这样,大学生在具备商品性的层面上培养创意性,这种创意性不是真正自由的创意性,只是企业想要的那种创意性;这种挑战精神也不是真正的挑战精神,只是无论多困难也要执行公司方针和命令,“通宵加班!我可以!请吩咐!”

在只强调惨淡现实的社会氛围中,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并不会认为自己是结构的受害者,所以比起向某些人追责的“变革”,先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他们以为自己做出了反抗,其实在外界看来都是预想之内的反抗,“我们要工作!”是开始,也是结束。 

“自我剥削?我吃这么多苦只是给未来的投资,和结果无关,为什么会觉得不满、不公平?自己的人生全部献给企业,我就是我自己的CEO”,“自已经营管理自己”的企业家式人格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现在大学集中培养的理想年轻人范本。与个人意志无关,拥有企业家式的人格,将人生归结为"效率性概念"的二十多岁年轻人往后只会越来越多。自己真正想学习的东西,因为大学里不开设相关专业而学不到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多。已经不难想象,未来的年轻人会有怎样标准的、千篇一律的性格。


 

BOOK TIME

《我们赞成区别对待》

[韩] 吴赞镐 著

六一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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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的移动新媒体平台,现任主编为周忠和、毛淑德、夏志宏。知识分子致力于关注科学、人文、思想。我们将兼容并包,时刻为渴望知识、独立思考的人努力,共享人类知识、共析现代思想、共建智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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