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发布的研究《The Academic Origins of Economics Faculty》（《经济学系教职员的学术出身》）分析了美国排名前96位经济学系教授的博士和学士出身。作者 Todd R. Jones 与 Arielle A. Sloan 曾给这项研究起过一个更直白的标题：“Staying at the Top”，保持顶尖。

在本科层面，这项研究的结论与宾大学生的统计结果高度一致：在研究的教授群体中，本科毕业于哈佛的人数同样位居第一。如果只看美国本土本科毕业生，集中趋势也十分明显：约三分之一（34%）来自排名前15位的大学。 

不过，在学术职业路径上，本科往往只是起点。学界更普遍的看法是，真正决定未来教职走向的，是博士母校。而这项研究也显示，博士阶段的“掐尖”现象远比本科更为突出。

59%的教授博士毕业于排名前6的高校；在排名前8的经济学系中，76%的教授博士也来自这8所学校。博士阶段几乎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层级门槛”：极少有教授能在排名高于自己博士母校的学校任教。

本科与博士的国际流动性，也呈现出鲜明对比：约47%的教授本科在国外完成，但仅9%的教授拥有国外博士学位。 

精英网络提高了筛选效率，却也可能固化学术路径。研究者担忧，当人才在少数核心院校之间循环，理论的多样性或许难免受到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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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爹的学术精英网络？ 

学术精英网络，并非只从博士甚至本科阶段开始。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不仅问“在哪读书”，而且问“来自哪里”，情况会更加复杂。 

2022年发表在《自然·人类行为》（Nature Human Behaviour）的一项研究《Socioeconomic roots of academic faculty》将视角进一步前移，分析了美国8个学科7204名终身教职教师的社会经济背景。结果令人深思：教授拥有至少一位博士学位父母的概率，是美国普通人口的25倍；这种结构在过去50年几乎没有明显改变。

这意味着，学术精英不仅在教育路径上“拼母校”，在家庭背景层面更是“拼爹”。教育路径的集中，叠加社会资源的代际延续，使教授群体在结构上呈现出高度相似性。于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浮现出来：当某些社会阶层长期缺席于教授队伍，我们是否也会在研究议题、问题意识乃至理论视角上，失去某些原本可能出现的声音？

无论答案如何，宾大学生的这次统计至少提供了一个可见的切口。教授的学历信息大多公开透明，只是很少被系统整理。或许，这样的自发统计值得更多校园去尝试：当不同学校的数据逐渐浮出水面，我们也许能更清晰地理解，“保持顶尖”究竟是一种个人能力的胜出，还是一种结构持续运转的结果。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