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尚重生：越是好人和老实人，越怕给他人和社会带来不便-知识分子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撰文 | 汤佩兰责编 | 陈晓雪

“写完以后一发出去，我就后悔了觉得有点冒失。因为我没想到影响那么大，一下子在朋友圈炸开了。” 回顾2月中旬在微信朋友圈贴出来的一次采访记录，武汉大学政管院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尚重生至今心有余悸。那天，这个标题为“武汉疫情耽误期间我所接受的一次重要采访”的记录发出来20多分钟，很多朋友给他留言，帖子也被转载到各处。尚重生感到有点恐慌，“有点害怕，怕给别人带来麻烦，怕掀起舆情的高潮”，“很快把它删除了，大概不到半个小时”。

2月21日，尚重生接受《知识分子》电话采访时，说自己最近一直在反思， “觉得还不能随便去说话”，担心对国家不利。

作为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亲历者和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尚重生详细回忆了疫情暴发前夕的那次重要采访，他认为此次疫情的危机处理错过了两次“黄金时刻”，直指这次疫情面临的危机是预警失效、组织失序以及系统紊乱，“疫情可防可控”、 “有限人传人” 云云，严重误导了湖北和武汉的广大民众。他呼吁，有关部门应该对对具体在一线做事的人厚道一点、好一点，并“尊重社会的分工，尊重专业人士的意见”。

针对抗疫过程中，各种物资供需关系处理的种种乱象，他还建议，应尽快调动专业人士建立动态化、精细化的信息中枢平台，以解决当前武汉的医疗物资短缺、驰援物资“浪费”、居民生活供给等问题。

如今湖北和武汉开学的日子一延再延，被称为武汉大学“四大名嘴”的尚重生，在封城、封小区的背景下，每天需要计算着家里的食物，搞点吃的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错过两个黄金时刻

2月15日那天武汉大雪，在武汉生活了四十一年，尚重生印象里很少看到二月中旬还在下雪。居家隔离二十余天的他突然想起疫情早期接受过中央广播电台湖北站记者的一次电话采访。他想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初衷很简单，“写这个事就是对得起我的良心，我觉得应急管理的知识还是应该再普及一点，一些基本常识还是应该让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牢记，如果真的具备这些东西，可能就能把这些突发事件处理得比较好”。

在这篇记录中，他详细回溯了在武汉最早发现疫情时，央广湖北记者站左记者就武汉新发现的传染病请教他的建议，并准备写一个内参稿。尚重生从记者处获知，这个传染病 “很厉害”，一方面患者没钱治疗，医院垫不起，另一方面很多医生发现是传染病也害怕。他说，央广湖北站记者已经采访好几个患者， “其中有在武汉打工的年轻人为了看病已经花光了几年打工所挣的9万块钱，还没有确诊”，由于借不到需要准备的20万元钱，只能回家等待。

尚重生称，他当时给的建议是，对于染病患者收治应该实行全免费，而政府部门必须启动危机管理的有关程序，并遵守两个铁的原则：一是黄金时刻原则，二是到达危机事件现场原则。

央广湖北站记者还询问尚重生，这样可怕的传染病，应急管理部门是否有责任赶紧出来做一些事情，比如看不起病的患者，给予减免部分检查费用和医治费用。

尚重生对《知识分子》表示，当时接到记者采访电话，本来觉得是个平常的采访，因为自己是湖北所有媒体的特约评论员，但他很快意识到传染病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感觉得好好说一下”，并当即表示“政府部门必须启动危机管理的有关程序”。

在那篇采访记录中，尚重生还提到在电话最后，他叮嘱记者，作为内参稿，应该有更真实的叙事、呈现和可操作的建设性意见。

疫情暴发以来，尚重生一边居家隔离，一边复盘疫情的发生经过。在接受《知识分子》的采访中，他认为疫情的早期至少有这样几个节点：2019年12月8日发现第一例（编者注：此日期为流行病学调查回溯的发病日期，但不表明当时就发现是传染病）的时候；过完元旦到1月10日前；再就是后来封城。

尚重生表示，第一个节点属于 “超黄金时刻”——黄金时刻里面的黄金时刻，“这是一个没见过的病毒，一开始就重视可能要求有点高”，但是“到我接受采访，到了元旦都过去了”。他认为，如果说前面错过了还情有可原，但第二个节点的黄金时刻错过是不能原谅的，“现实已经摆在这个地方了”。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月发表的一篇回溯性研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在2019年12月31日前，新冠肺炎（当时被认为是不明原因肺炎）发病的病例已有104例。

关于第二个 “到达危机现场” 原则，尚重生表示这体现了从上到下，而不是从下到上的汇报思路。“什么是到达现场？” 他说，这需要武汉市疾控中心、应急管理局的官员、看病的医生、一线采访的记者还有中南医院、协和医院、同济医院等呼吸科的医生，共同会诊，而不仅仅是层层向上汇报，等待上面的指示。“因为病毒不识级别，病毒不等人啊！” 他说。

尚重生指出，这两个原则把握住，就有很大机会有效遏制住后续的事情。他也在反思，在“明显有人传人，肉眼都能看得见疫情在扩散蔓延”的情况下，没有采取果断行动的原因是什么？他分析了几个原因，可能是对突发事件不够敏感，可能是平时没有训练，或者训练都是假的，做样子搞形式的；可能有侥幸心理，可能延续了一贯的 “报喜不报忧” 的思维定势；还有可能“这么庞大的官僚体系动不起来”。

对于 “动不起来” 的系统，他做了进一步的剖析，“因为基于等级的差序格局还是很严格的”，一般来说 “有级别的人基本都在办公室，到现场的人没什么级别”。“上面的领导没有指示，下面的人怎么动？上面的领导觉得自己级别这么高，干嘛要去。” 尚重生直言，这可能导致庞大体系的行动力很差，“错过了采访我的那个时间段”。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1月6日至10日是武汉市的 “两会”，武汉市卫健委未通报新冠肺炎感染情况；1月11日至17日，则是湖北省 “两会”，期间发布的疫情通报累计新冠肺炎病例数始终保持为41例。湖北省 “两会” 结束后，1月18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通报，新冠肺炎病例始有新增。

尚重生现在觉得自己也是死里逃生，因为“我到处跑”，“都没戴过口罩”。彼时，武汉市还没有向公众发出明确的预警信号，武汉卫健委还在讲“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有限的人传人”。整个武汉沉浸在即将过年的氛围当中。尚重生说自己开始戴口罩是武汉封城以后，因买不到口罩，口罩“还是学生和朋友寄过来的”。

尽快建立物资信息汇总平台

自封城以来，武汉地区居民生活物资的紧缺，这也影响着在家中隔离的尚重生，因为不知道武汉什么时候能解封，“计算要省着吃” 变成新的习惯，一个菜本来吃两口的吃一口，想想下午、明天怎么办。在小区还没封闭管理的时候，他从超市买过一些土豆、洋葱、南瓜…… 如今封闭式管理，一些物流又断了，家里东西还有但也很艰难。想去网上团购鸡蛋的时候，尚重生发现80块钱40个鸡蛋，什么时候到也不确定，于是放弃了下单。（编者注：据采访对象表示，3月4日左右情况已有所缓解）

看到网上贵州拉到鄂州的菜烂了的新闻，尚重生认为，这反映出当前信息的收集和信息挖掘上存在问题。他建议整个湖北省和武汉市应该快速成立人财物供需的信息平台，动态显示居民的生活物资，比如肉禽蛋奶、青菜、土豆等信息。另外，对于每时每刻变化的医疗物资，比如医护人员的数量和短缺人数，或者需要多少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消毒液等等信息汇总和调配，可以借助民间的力量和调动专业人士来建立这个平台，湖北和武汉市缺什么往平台上一申报就能看到。

尚重生关注到疫情期间许多维持社会运转的人员存在工作过度饱和的情况，他强调 “资源是有限的”，无论政府工作人员、警力、医生、护士。当一种资源有限的时候，不可能应对这么大的工作量。因此他主张组织和动员第三方社会力量，比如志愿者、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爱心人士等等社会资源。另一方面，他建议，国家应该在日常工作中把资源逐步下沉到社会治理的末端——街道特别是社区，这样关键时刻基层人员可以做很多事情。

对于各地政府出台优惠政策照顾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子女，尚重生提议政府也应该想到那些修火神山、雷神山的工人们，想到他们不计报酬的过来，站着吃饭没桌子，回到家里又因来过疫区受到歧视的情况。“在很多方面，等级不要搞得太严格，否则很多事没人干就会悬空。医护人员的工作是很危险，他们理应得到保护和保障，但是做后勤保障的人、接送医护人员的人、给医护人员提供饭菜的人他们也同样需要保障。”

“灾难已经降临，我们只能去面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能到一线去，还是要学会深刻地反思和反省。”尚重生说，反思的目的是为了以后的悲剧不重演，前面有SARS，这次有新冠病毒，以后我们再遇到类似的突发事件，需要在比较早的时间，就把它处置得比较妥当，以免引起更大的灾难。

删掉朋友圈的采访记录，尚重生心里并没有感到轻松，而是 “还有点惆怅，甚至有点害怕，有点恐惧”，“我觉得是不是给记者朋友带来了麻烦，给我们社会添了什么东西，给党和政府带来不方便”。

他说，最近一直在想，“觉得还不能随便去说话”，“因为怕别人拿来说事，对国家不利”。

“我是个老实人，是个好人，所以说越是好人越是老实人的话，越忐忑，怕哪个地方捅了娄子，或者一不小心就是带来了一些不方便的，给别人和社会带来不方便的，因为现在还在防疫抗疫的过程中。” 尚重生说。

尚重生，男，1961年出生， 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后，留校任教。哲学硕士，法学博士。致力于政治社会学和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现为武汉大学城市安全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以及该中心的特聘教授，中外政治制度专业方向研究生导师，武汉大学西南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组部武汉大学培训基地核心师资。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和科教频道特约嘉宾，武汉大学“四大名嘴”之一。

参考资料

[1]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学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20,41(2):14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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