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今日文章为“科学的担当”系列第12篇，《知识分子》对北医三院院长乔杰的专访。

 

　　2月1日，乔杰带领北医三院医疗队赴武汉支援。从冰冷的冬天到鲜花绽放的春天，乔杰在武汉度过了难忘的66天。

 

　　她说，这次疫情过后，绝不是就此没事了，我们要高度重视传染病的防治，包括平台和人才梯队建设。作为一名临床医师，乔杰指出，对于传染病来说，防很重要，我们对于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的态度要转变，应该将它们放在与医疗同样重要的地位。

 

　　乔杰还说，这次疫情带给她的警示和思考，还有医院的架构。下一步的改造中，对于传染病的救治，不应该只是一个发热门诊，而应是一个感染性疾病的救治中心。“在感染性疾病里，传染病是我们需要加强和重视的。一个城市的那两三家传染病院，肯定是不够的。永远要常备不懈，平战结合，东西都得备着，平时一定都得练着。”

 

　　整理 | 李珊珊

　　北医三院院长乔杰。摄影/潘松刚

 

　　2020年的妇女节那天，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红燕表示：支援武汉的医务人员中，女性几乎占三分之二。在4月的中旬，我们与正在回京隔离期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后简称：北医三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乔杰进行了电话采访。

 

　　2月1日起，乔杰带领包括北医三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沈宁，急诊科主治医师李姝和党院办综合保障干部李翔在内的第二批援鄂医疗队驰援武汉。到达后，只用了一天多的时间改建了新的传染病房危重症救治单元。作为妇产科专家，待重症病房各项工作走上正轨，她又开始关注疫情中的孕产妇安全问题，提出的妇幼相关的诊疗建议被正式纳入第七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接受我们采访时，乔杰的回忆把我们带回到那个 “战场般” 的武汉抗疫现场，那些流泪的瞬间。

 

　　物资匮乏时，呼吸机不够，乔杰和同事急得掉眼泪；病人家属的关心，陌生人送来的两罐可乐，来自各个方面的关心支持，与“战友们”面对面临困难时候的相互支持，大家常常感动得一塌糊涂。

 

　　“我们走之前，武汉的江滩还没有全面开放，武汉特意特意呈现了一场灯光秀，延长了灯光时间，给所有医疗队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及，到武汉的第一天，

 

　　“2月1日的晚上，我们下飞机时，武汉的机场没有了往日的明亮，仅小部分的灯开着，整个机场空空荡荡的，只有我们自己人在从传送带往下拿行李。我们作为第二批医疗队员，带了很多物资，有自己用的，也有给第一批医疗队的补充物资，他们在那边已奋战快一个星期，之前带过去的也消耗的差不多了。那天，天下着小雨，路上没有车辆也没有行人，恍如空城……”

　　乔杰（右一）在武汉时例行查房

 

紧急受命

 

　　知识分子：能讲讲接到援鄂任务时的情景吗？

 

　　乔杰：其实，国家卫健委很早便已开始布局；北医三院于大年初一接到任务，1月26日大年初二派出第一批医疗队员20人。

 

　　我是2月1日中午11点半接到的通知，12点去国家卫健委开会。当时在座的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院和中日友好医院的院领导。会议上说：现在武汉疫情急需国家队强化援助，医院院长或书记带队，下午就出发去武汉。我当即表态，自己带队去。会议时间十分简短，感觉到情势紧急。但那时，我们对去武汉究竟是发挥怎样的作用，还没有那么清晰的概念。

 

　　在回去的路上，我便迅速和金昌晓书记（注：北医三院党委书记）打电话沟通布置相关工作，医院各部门立即联动准备。12点25分，我回到北医三院，医院领导班子及重点科室主任已在会议室集合就绪，紧急召开院长办公会和党委会。十分钟，就确定了第二批医疗队的人员，需要给第一批医疗队补充的防护物资等，马上开始准备。当时有个议题就是究竟是院长去，还是书记去。众多同事考虑到我是女同志，想更多关照我，当然，我据理力争，以临床医学出身，有孕产妇危重症救治经验作为理由，大家还是同意由我去了。我们金书记是药学出身，做行政工作的时间也比我要长一些，留在北京大本营指挥，首都保卫战，任务同样艰巨并且也一定能够胜任。我们北医三院有六千多名员工，也是北京市门急诊量最大的医院。当时，北京的疫情也是关键时期，医院也面对发热病人新冠病毒筛查、重病人救治、防控物资短缺、感控有待加强等多方面问题，我们需多方考量，努力做到既保证对武汉的支援，又保证北京的应急能力。

 

　　讨论的过程中，接到（卫健委）通知，3点40的火车。

 

　　没有时间再思考，收拾手边简单行装，立即出发。刚出门，接到卫健委通知，调配中心告知3点40的火车不能容纳所有需要前往的所有医疗队员，改为六点半的专机前往。这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可以再培训一遍传染病感控的要点，再练习一次防护服的穿脱，还开了一个简短的欢送会。四点从医院出发，我们乘坐的包机，当天晚上6点半，准时起飞，飞往武汉。

 

　　8：30我们抵达武汉。下飞机时，武汉的机场没有了往日的明亮，仅小部分的灯开着，整个机场空空荡荡的，只有我们四家医疗队队员自己从传送带往下拿行李。我们作为第二批医疗队员，带了很多物资，有自己用的，也有给第一批医疗队的补充物资，他们在那边已奋战快一个星期，之前带过去的也消耗的差不多了。那天，天下着小雨，路上没有车辆也没有行人，恍如空城……

 

　　知识分子：你当时的感觉是怎样的？

 

　　乔杰：当时整个人的感觉应该是很悲怆。曾经的武汉是十分繁华热闹的，享有九省通衢之称，那里是交通枢纽，城市也建设的非常好，很多会议会在那里举行，我也每年大概会去个两三趟。

 

　　去的时候，其实大家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形势可能比大家的预判都要严重。尽管不断地鼓励自己，但还是会忍不住担心。到底疫情有多严重，治疗效果怎么样？其实没有那么足的底气。如今再回头去看，卫健委应该也是充分意识到了严重性，而且真的得益于我们国家的体制发挥的巨大作用，才能取得今日抗疫的成果。

 

　　当时，还有一点特别让人感动，一说要派医疗队驰援武汉，医院同事们纷纷踊跃报名，都是自愿。国外的一些报道，说咱们都是政府要求去的，但实际情况只是说需要有人去，要去的自愿报名，绝不会强迫任何人。结果，我们北京大学医疗队共有428人驰援湖北，实际上报名的有四千多人。我们要带人出发，没有任何困难。从报名的人里边挑，还有很多人说，为什么不挑我？真的很让人感动，大家在这样的时候都自发地去努力，这就是医者吧，医者仁心。

 

　　出发时，在非常短暂的准备时间里，医院却给我们准备了丰富充足的物资。甚至像纸尿裤、女性的内衣内裤等，都给我们准备了一份。但是说实话，谁也没想到我们待那么久。除了病人救治压力，生活上困难也不少。进出医院，需要的的换洗衣服多；经历了武汉冬天的风雪湿寒，又迎接春季的暖热多雨，需要换季衣服，鞋子。后来，各种使用的物资、队服，全是靠前段时间来自社会的捐赠，真的是很让队员们感动。中央空调不能用，是捐赠的暖气，电褥子，伴我们度过长夜。

 

　　知识分子：之前有新闻报道提到，你到武汉之后，直接就投入了危重病房的改扩建，几天就建起了一个危重病房？

 

　　乔杰：我们当天夜里那达，接到任务是将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与第一批队员并肩作战，改造普通病房作为危重病房来进行救治。

 

　　中法新城院区是同济医院的一个综合性分院，很漂亮，它原来主要接诊普通肿瘤患者，我们当时负责改建的病房就是从前的头颈外科肿瘤病房。2月2日上午开会讨论任务；2月3日晚上，新改造的危重病房就开了。

 

　　迅速改造病房的这个流程，我们现在都已经很规范了，就是建立 “三区两通道”。三区是污染区，缓冲区，清洁区；两通道是患者通道，医务人员通道。工作人员尽可能在清洁区工作，但是必须得有人进污染区看病人，做治疗，尤其是护理。中间是缓冲区，用来尽可能地把污染区和清洁区隔离开来。在污染区工作的人要全副武装。当时装备不足，进去的时间不能太短，也不能太长。太短了，没那么多装备；太长了，医护人员受不了，要出危险。

 

　　所以，这个过程中，既要有宏观的大布局，又要注重细节。当时情况紧急，大量的患者在外没有床位，重症必须得收治进来，其中有相当多的患者年纪较大，有着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基础性疾病，再加上肺炎，等不起呀。所以，我们的任务又变为把原来一个病房的重症监护室扩充到三个病房，而且要用不到两天的时间，迅速改建。改建完之后的感觉就是，这样一个扩充力度还是挺大的，（重症病房够用了，）心里舒了半口气。病房正常开展了，就能把节奏调整好，比如说6小时一班，再加上路上的时间，换衣服、交接班，差不多十个小时，工作人员基本上能耐受。那个时候，因为刚去，队员们体力也都很好，精神比较饱满。

 

　　重症病房的扩建发生在大概我到武汉后一周，同时，第三批大部队百人团2月7日到来，救治能力迅速拓展。大约两个星期之后，就从人等床，病人着急住院，变成了床等人，我们问指挥部，有没有病人需要转给我们。国家整个大的新冠感染患者收治机制调整、管理上各个环节有效衔接之后，效果显示还是挺迅速的。我在那边待的66天，到最后的十几天，重病人已经很少了。

病房改造

 

　　知识分子：讲讲你们在武汉工作的情况吧，一天下来需要工作多久？

 

　　乔杰：我们去医院路上的车程大概三四十分钟，每次集合，还要提前二十分钟集合，清点人，清点装备。医护人员排班，基本上6小时工作，大约提前两小时出发，清点设备，到了医院，清洁区外一个交接班，还需要一两个小时。这么算下来整个工作时间都挺长的，前后大约10个多小时。

 

　　到了医院后，队员们需要在清洁区穿防护服，一批一批进，网上的流程是27步，我们科学合理地进行了简化，但所需时间依旧挺长的。我们需要认真去相互仔细检查每一步，防护服有没有破损、穿得怎么样，N95口罩、护目镜贴合不贴合。在病房里，防护镜起雾就是非常大的问题，怎么处理之后能不上霜，能看得见病人，看得见病历，护士还得看得见血管，去扎点滴。在病房里的日常操作，比如吸痰等，也相对应的有了风险，若操作不到位，痰液在空间里弥漫，便有气溶胶传播的可能性，这些我们一定要能守得住。除去基本的医护操作，护士们还承担了很多患者日常起居照顾的任务，比如打水、喂饭、帮助病人清理大小便等。

 

　　在驻地酒店，我们每天晚上会组织召开医疗队例会，沟通汇报病房工作、患者病情，讨论救治方案，全力保证医疗质量，努力完成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的主要任务。同时要汇报各组内队员的身体、心理状况，大事小情，都要关注，确保万无一失。

 

　　我在武汉主要的一部分工作是参加各个口的会议，上传下达，推动医疗队的危重症救治工作。每周会进到病房内去查房，查病历，了解患者情况。

 

　　另一个任务同时也是全体医疗队共同的任务，便是每一位队员都要健健康康的回去，细细想来压力还是挺大的。带了这么多人过去，主要还是年轻人，重症监护夜班的三班倒，一线人员都要扑进去，对体力上要求还是挺高的。那时候武汉非常冷，湿冷，对于北方去的人来说还是挺痛苦的。去医院的时候，我们会建议队员们唱唱歌，放点音乐，下班回宾馆的时候，基本都累得睡着了，我就特别操心他们的保暖问题，队员不能冻感冒了，容易被感染。

 

　　有记者问我说，你们是不是不能睡觉。我说，不，我们严格规定时间，必须睡好。不睡觉哪有抵抗力，若有一个人中招，队员们就都会受到影响。同时也鼓励大家多吃，监督大家必须吃饭，坚持锻炼。保证充足的体力我们才能够坚持奋战。所以，什么叫战士、战斗，可能不在现场，大家是很难想象的。细节决定成败！

　　摄影/潘松钢

 

　　知识分子：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吧，我看有报道提到你们是乘坐公共汽车往返酒店和医院？

 

　　乔杰：我们条件其实很不错了，宾馆条件也挺好的，特别感谢武汉人民，给我们尽可能提供了生活保障。

 

　　我们医疗队的问题就是往返医院路程相对较长。开始来自于北京的6支国家医疗队住在了距离医院10分钟车程的宾馆。但随着后来更多的医护力量补充，平均一个病区100个护士，30多名大夫。那么多病区，在周围没有哪个宾馆能放的下来，我们只能去更远的地方找酒店。当时，协和医院医疗队负责的是重症为主，大家都主动把更近的酒店腾给协和医院，大家都说“我们出去”，希望他们离医院更近一点，休息更充足些。那时候，大家真的是同舟共济、同心协力，没有人讲条件。

 

　　医疗队一下子来那么多人，一下子有了这么多的事，而武汉当时又正好是处于一个休克的状态。看到后来的纽约，就能想像当时的武汉了。所以说武汉已经很努力地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当时从宾馆到医院，都是征用的大公交车，城市按下暂停键之后，公交车刚好可以派这个用途。

 

　　提到公共汽车的司机，我们都非常感动，很感谢他们，他们宛如和我们并肩作战的队友。因为我们医护正常是几班倒，每天深夜、凌晨都有接送的班次，这些司机十分辛苦，需要等我们交接班后再接上队员返回，赶上有时候救治重病人，他们就得再等，久的可能得两小时。他们在深夜里冻着，挺冷的。

 

　　我们一家医院就一个大班车，甚至有时候还会有离得近的北京医院和我们共用一辆，人齐了送回来，偶尔若漏了一个人，就会很麻烦。需要再努力去找一辆车，在那个时候疫情严峻，缺车、缺司机的情况下真是挺难的一件事。

 

　　我在武汉时，常常需要出去开会，而病房有时也有需要紧急情况、如插管、血透等，需要有专业背景的大夫赶过去，我们便非常需要一辆小车，但这绝不是件容易的事，相对应的涉及到司机风险性、司机的住宿，工作时间的几班倒等。

 

　　在那时，滴滴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为什么武汉一线有很多志愿者开自己的车去接送医务人员，收获那么多人认可？医务人员真的特别感动，因为他们都是在冒着感染风险为这个城市做着一份贡献。还有武汉当地的医务人员，医院里没办法提供太多住的地方，像我们第三次改造的病房，本来就是同济医务人员的宿舍，缺病房了，必须得征用，那他们（医务人员）就更没地儿住了。他们回家其实也很害怕，因为有可能会传给家里人，当时我们医生护士都算是比较危险的“密接人员”。大家在克服各种困难，默默奉献。

 

　　4月8日武汉解禁那天，许多武汉人民来送行，沿路自发的停车鸣笛，从窗外向我们挥着手告别，说谢谢，每每回想起那一幕幕都让人热泪盈眶。

 

　　知识分子：武汉的经历，武汉的记忆，在整个的医生职业生涯当中，你觉得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片段？

 

　　乔杰：实际上，我们都不知道在武汉的经历对自己的影响会多大，但，这肯定是这一生中，影响最大的。这种亲历的过程，都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里边，记忆永远挥之不去。

 

　　可能这段时间，流了一辈子最多的眼泪。

 

　　其实，医务人员的使命便是治病救人，也都是经受过不少考验的。但这次不同。抢救病人的时候，大家都比较淡定，忙碌的工作常常顾不上感情的表达。但是，在开始救治困难阶段，比如说呼吸机不够时，真会急得掉泪。后面救治效果越来越好，病人出院时，还有就是病人特别理解、关心我们的时候（也会掉眼泪）。再有流泪最多的，最被感动的，就是我们受到的来自各个方面的关心支持，还有就是大家的团结，战友情，面临困难时候，没有谁退缩，互相的支持。那时我们经常被感动得一塌糊涂。过个生日，队员们的家属说几句话，后方科室给的支持，甚至，陌生人送的一罐可乐。

 

　　我们有一个九零后的骨科大夫，小伙子，喝惯了可乐，我们在武汉初期条件有限，基本上都自己烧水喝。他有次忍不住就问扫地的大姐，附近有没有哪个超市能开的，我想去买个可乐。大姐就说，我们这没有开业的商店。说完就完了，他就忙他的去了。

 

　　第二天早晨，他的门口，收到两罐可乐，上面有封信，说我实在是找不到更多的了，只找到了这两罐，但是你们那么远来支援我们，来救我们的命，我就用这个表达一个普通人的感谢。

 

武汉没有一个因为新冠肺炎而死亡的孕产妇，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乔杰（左三）赴中南医院考察妇幼工作

 

　　知识分子：我们关注到，在第七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里面，你建议加入了 “孕产妇临床过程与同龄患者接近” 的内容。想问问提出这个内容的背景是什么？武汉孕产妇感染者多吗？在孕产妇新冠防控方面，武汉的情况怎么样，有怎样的经验和教训？

 

　　乔杰：重症病房这边工作捋顺，逐渐开始进入正轨之后，我就开始关注孕产妇的事了。我看到当时有孕产妇在网络上说，去医院进行正常产检时很害怕，担心会不会被感染？另外就是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应该到哪里去生？不是定点医院，可能不收；而定点医院对孕产妇的收治情况怎么样也不甚了解。总而言之，老百姓在当时对各种情况了解得还没有那么清楚。

 

　　对于孕产妇诊疗这件事情我确实很关注，老本行，又是关系到母子的安危。所以，2月3日，把危重病房开好，2月4日，我就到中南医院去了解孕产妇收治基本情况，主要是普通孕产妇就诊和新冠肺炎孕产妇就诊流程，看看他们存在什么问题。同时，也是对坚守在抗疫前线的妇产科同道们进行一个慰问。因为我自己是全国产科质控中心主任，在我奔赴武汉的时候，卫建委的一位司长专门嘱咐我说，在重症救治安排妥当的情况下，希望我能多关注妇幼健康。

 

　　当时中南医院收治危重症患者相对比较多，它的产科也是湖北省新冠感染疑似或确诊孕产妇产检和住院分娩定点医院之一。我作为中国女医师协会会长，而中南医院的张元珍书记则是湖北省女医师协会的会长，我们俩都特别希望在这次疫情中为女性做些事情。

 

　　在我们了解了整体情况之后，得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消息，就是与非孕产妇群体相比，孕产妇确诊新冠的比例是偏低的。另外就是孕产妇的重症患者也相对偏少。反倒不是因为新冠，而是因为孕产妇本身并发症问题入院的患者在综合医院比较多，像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甚至胎盘位置导致的高危妊娠等。二孩开放之后，高龄孕产妇偏多的情况在各地都差不多。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从医院、医护人员到孕产妇个人的压力都很大，也使得我在后面的时间更加关注孕产妇的情况。

 

　　而后我们也迅速地了解武汉其他医院情况，包括同济医院、协和医院、武汉人民医院等，并专门同卫健委主管领导余艳红同志去到湖北省妇幼保健院调研。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是武汉分娩量最大的医疗机构，一年的分娩量接近三万，平均一天七八十例。在疫情期间的工作更是艰苦，压力非常大，然而通过迅速的调整，她们能够保障正常的孕产妇通道，这是很不容易的。

 

　　按照当时的安排，在武汉市有5家感染疑似或确诊新冠肺炎的孕产妇定点产检和住院分娩医院，如果可以比较早地作出诊断，这些孕产妇就会被及时转到定点医院。但产科情况非常特殊，比如遇到孕妇即将临产的情况，则是不可能转诊的。所以，每家妇产医院和综合医院的妇产科都制定了针对这种紧急情况的应急流程，医务人员要尽可能做到三级防护，医院也要专门开辟出相对改良的“三区两通道”和隔离病房，以保证疑似或确诊孕妇能够随时安全分娩，同时也确保与正常孕产妇分离开来。

 

　　在这次疫情中，我们国家的体制在妇幼保健这一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现有已经相对成熟的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妇幼保健院系统的运行，以适应疫情期间快速变化的形势，为孕妇和新生儿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医疗服务。比如我们常规便使用分级五色标识来区分不同妊娠风险状态。绿、黄、橙、红、紫分别代表低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高风险以及传染病，疫情期间也制定优化了针对低风险妊娠、有妊娠期并发症和患有新冠肺炎的孕产妇所采取的不同治疗管理策略以及建立了修订的孕妇COVID-19 筛查、诊断和治疗服务体系。

 

　　目前，我们从国家卫健委的数据系统中已经得到了武汉孕产妇整体情况，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作为产科质控中心依托单位，做了详细的分析。现有数据是截至2020年3月20日，武汉地区共有118名孕产妇了感染SARS-CoV-2，占同时段内武汉 COVID-19 患者的0.24%，明显低于整体人群患病率，同时没有因新冠肺炎死亡的孕产妇病例报道，但需要重点关注，产后可能加重。这些情况我们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国际同道进行了分享，希望对其它国家的孕产妇救治也能有所帮助。我们正在分析比较孕产妇和同龄人群的新冠感染异同的数据，希望能有更详细的研究结果来讨论我们孕产妇新冠肺炎感染救治的得与失。

 

　　我平时通过同行之间的交流和国际杂志审稿，也会看到国外孕产妇新冠病毒感染情况，整体死亡率比较高，让人非常揪心、难受。回头看看，武汉的孕产妇感染能够控制成这样，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取得这样一个结果，我觉得特别需要感谢我们的产科同道，真的都非常有职业责任感。为了尽量减少孕妇在早、中孕期来医院进行正常产检可能潜在的感染风险，同时保证当她们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得到解决，产科同道们基本都开通了电话或者线上咨询，免费给孕产妇朋友们提供服务。

 

　　利用线上问诊，大夫们可以及时告诉孕妇遇到哪些情况可以自行监测，而哪些情况则必须去医院。如此，只要她们本身没有较大风险，就可以避免去往人群聚集的医疗机构。与此同时，对于孕产妇的宣教工作也很到位，很细致。如：进门就洗手、七步洗手法、口罩怎样有效佩戴，以及强调要保持一定社交距离，这些措施对孕产妇防护十分重要，很多地方甚至也编成了顺口溜。

 

　　去武汉之前，也就是疫情刚刚有苗头的时候，我们医院的产科就已经为应对可能的疫情做出了很多调整。比如协调其他科室腾挪部分病房和门诊区域给产科，要求所有医生，一人一个诊室，一次就看一个病人，并限制家属进入候诊区，减少人员密度。

 

　　基于以上这样一些实地调研、数据的收集和实践效果反馈，又组织全国产科专家进行讨论，在第七版诊疗方案专家组讨论的时候，我就特别建议说，能不能把孕产妇的情况也加进去，因为孕产妇人群易感性理论上是更高的，但实际上只要防护好，就完全不用过于恐慌。再有就是在选择用药上，考虑到毕竟胎儿比较敏感，涉及到抗病毒药物的使用，并且目前还没有什么特效药，所以我们组就建议，如非必要，孕产妇要谨慎用药，同时慎重考虑妊娠周数和药物对母胎的副作用。另外一个是在紧急情况下，分娩方法的选择问题，通过自然分娩还是剖宫产？我们发现就重症、危重症病人而言，病情加重进程往往很难预测。同时在产科，也发现少数病人病情加重的情况，所以建议患有重型或危重型新冠肺炎的孕妇应积极终止妊娠，剖腹产为首选。

 

　　通过来自武汉、北上广等来自全国专家经过多次特别认真深入的讨论，我们提出了大概十几条对疫情中孕产妇管理的建议，形成了专门的产科指导意见。里面有3条，最终加到了第七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中。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知识分子：我们还有一点特别感兴趣，你是女医师协会的会长，想了解一下女医生群体在医务工作者中的地位如何？另外，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曾经指出，这次支援武汉的医务人员中，女性几乎占三分之二。这次疫情对女医生在整个医疗系统中的地位有什么影响？

 

　　乔杰：关于女性在医疗界中的地位，我觉得说起来确实比较复杂。可能跟其他行业相比，医疗行业中的女性占比和能发挥的作用相对会更充分一些，特别是在内科系统和护理，女性占的百分比要更高。但到了领导岗位，女性所占的百分比又明显下降了。

 

　　这也跟女性本身的一些特点有关，女性需要承担生育的责任，另外就是在孩子教育等家庭责任方面，咱们（中国）的习惯可能也是妈妈承担的更多。其实国际上也都是这样子，妈妈总在家庭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花费的时间无论怎样都要多一些。

 

　　所以，在一些重要的岗位，比如管理岗位上，女性没有那么多机会去展示自己的一些能力。或者说，在面对各种评估的时候，因为平日将部分精力分散给了家庭，所以难免会受到一些影响。

 

　　这次的新冠肺炎是一个内科系统的疾病，同时对于护理的要求更多。所以，援鄂医疗队中的女性医务人员的占比达到了百分之七十多，“娘子军”也不负众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年3月8号，国务院特意致敬巾帼英雄，专门提到了女性医疗队员，给予女性的更多认可、鼓励和支持，这还是挺重要的。

 

　　我个人认为，在医疗行业，女性以其特有的优势，确实能够，也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女性本身思维比较细致，另外，易于理解他人，富有同理心，总能带着母性的温柔和暖意，带给病患更多的关怀和安慰，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病房查房（摄影/潘松钢）

 

只有医疗队去收重症病人，那是收不完的。

 

　　知识分子：在武汉的工作，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乔杰：第一是危重症救治，第二是医务人员的防护，第三对抗寒冷。

 

　　我们北医三院投入了137名医护人员在武汉进行危重症救治工作，并不是所有的队员都是危重医学，或是呼吸等相对应专业的科室人员。我们在面对这样陌生的一个传染病时，特别是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救治起来是有很大挑战的。再加上在病房里大家都需要穿上厚厚的防护服，戴上护目镜，操作起来完全不如往常那般顺手，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都会有着重重困难。

 

　　另一方面，就是前面说过的，武汉的冬天很明显的区别于北方，是非常湿冷的，并且时常有雨。特别是在刚去的那个时候，因为担心病毒传播，中央空调是不能开的。我们当时便花了很多时间，去打电话求助，找电褥子、电暖气、雨伞、外衣等。当时不能通过家人寄送，我们只能满处找捐赠，找厚衣服，因为每一天从病房回来，衣服必须热水清洗，空气湿度大又不容易干。大家现在想象都挺简单的，但在武汉当时，因为怕病毒传播，是不能开放中央空调的。电暖气能同时开吗？没有哪一家宾馆电的系统能让你所有的电暖气插上不断电，所以相对应的，开始我们采用了军事化管理，七支小队分时段开电暖气，并进行抽查保证用电安全。

 

　　当然，也是因为当时遇到了这么多意外的情况，我们也体会到了武汉人民，以及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志愿者对我们的关心。最后走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感谢武汉市所有对我们的关心照顾，因为一开始不可能准备得那么充分的，但大家都是很努力，求助都有应答。中国的企业也捐赠了很多，包括我们穿的队服。还有其他很多热心的捐助者，还有很多人不希望让我暴露，比如说有位男演员，他花了很多精力，问：你们到底需要什么，我们怎么能够帮助你们。像北大的全球校友会、湖北省北大校友会，也都起了特别大的作用，因为他们就在湖北，知道不同的时间，你可能需要什么，从防护物资啊，到生活物资，想很多办法来帮助。

 

　　知识分子：这次武汉的抗疫，我们做得比较正确的事情，能总结一下吗？

 

　　乔杰：这次能把武汉的疫情控制成功，很重要的是国家所进行的三大措施。

 

　　第一，是社区的隔离措施。武汉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做了很大的牺牲。严格的居家隔离，长时间不出门，这是外人看不见，也很难想象的一种牺牲。怎么能够让重症的绝对值变少，首先就是要把感染人数给降下来，而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先把隔离做好。这样大大减少了感染传播的风险性。目前，我们并不知道无症状感染者有多少，在当时的防控情况下，查与不查，没有太大区别。但了解这个情况，对我们了解这个疾病本身是有意义的，所以现在我们有精力和条件后，还是应该去进行检查的。

 

　　第二，是方舱的建设。查出来的病人都送方舱，要进行严格的监测和看护，某方面来说也是很大的牺牲。可能有的国家轻症在家里待着就行，但在家里实际上很难把隔离做得那么好，无法绝对地切断传染。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轻症转重症了，在家里，很难马上发现并及时就诊得到救治。但如果是在方舱里，一旦发现有问题，马上就可以进行救治或转诊。而且方舱本身的观察能力和治疗能力，一定是远远高于居家隔离，在这样一个有组织的统筹布局情况下，新冠患者整体的救治水平也会有很大提升。所以，方舱起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切断隔离源；并及时转诊重症患者，使得后期，武汉的病死率有了明显下降。很多人会说我们的危重症救治相对更危险、更辛苦。但我们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若等到病人都加重了，我们救治起来就会是更加困难。方舱这一套防线做好了，是我们能在后来床等人，也是整个疫情取得胜利的最关键之处。

 

　　第三，就是危重症的救治了。首先是医院病房改造。我们所在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便是在最快的时间里把普通病房科学布局，改造为了传染病病房，进行危重症患者收治工作。同时其他医院也进行了改造，尽可能多收治，国家医疗队全力投入，病房诊疗常规迅速建立，多学科协作迅速启动，从而最大程度的让那些病症较为重的患者尽最大可能得到好的救治，治愈率也随之提高了。

 

　　知识分子：从武汉归来有什么特别深刻的感触，特别想对公众们说的吗？

 

　　乔杰：我想说的可能大家也都在讨论。就是疫情过后，绝不是就此没事了。对于传染病防治，要高度重视，具体落实平台和人才梯队建设这次给我们大家很大的一个警示。不管是公众，国家宏观的管理，亦或是我们医院管理者、医生，都要深刻认识到公共卫生的重要意义。

 

　　这次疫情，对于我们医院的发展也有很多警示和思考，特别是在医院构架方面。我们现在也已经在研究讨论了，在下一步的改造当中，发热门诊、发热病房，不再单单被叫作发热门诊，我们应该是建立一个感染性疾病的救治中心，对综合医院传染病防治，尤其是作为前哨，早期发现，要加强重视。以前有传染病就想着转传染病医院了。但是现在我们认识到，在紧急情况下，一个城市那两三家传染病院时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永远要常备不懈，做到平战结合，即使平时不怎么用，东西都应该备着，平时也一定都得练着。

 

　　传染病很厉害，防，很重要。

 

　　不要以为现在我们就把新冠肺炎给彻底防住了。综观当前整个世界趋势，可以判断出我们将持续去面对这种传染病，尤其是在当今世界这样一个交通非常方便的环境下。甚至于像乙肝，尽管我们理解认识多了，有治疗措施了，有疫苗了，对母婴传播有阻断了，但斗争了那么多年，现在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疾病，患者的数目还是很大。

 

　　而我们整个社会，对于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的态度也要改变改变。它们应该和医疗有同样的重要地位。比如说今年的疫情，我们国家所取得的阶段性的胜利。如果只有我们医疗队去收重症病人，我们收得完吗？那是收不完的。

 

　　所以，再一次感谢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取得了中国抗疫阻击战的阶段性胜利。衷心祝福大家平安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