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宋 婧 赖韦文

　　责编 | 钱 岳

　　近年来，同居在中国年轻人中渐渐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於嘉和谢宇（2015）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也发现，在2010-2012年间结婚的夫妻中，超过40%曾经同居过。但对于同居这种新兴的亲密关系实践，特别是青年同居情侣如何进行家务分工，我们依然知之甚少。

　　而其他国家对同居现象的研究，往往有着两种不同的假设：

　　● 一种是把同居当作是经济适用型生活方式，在收入较低群体中盛行；

　　● 一种是把同居当作反对传统与追求自由、独立与平等意识等 “前卫” 生活态度的体现。

　　在第二次人口转型的理论框架下，第二种假设的影响力有所增加。同居作为第二次人口转型中家庭生活模式变迁的标志性现象，常被看作是一种平等意识的表达，是人们对待婚姻家庭的主观态度的转变，包括个体主义观念和性别平等意识兴起的结果。於嘉和谢宇在中国的研究也发现，婚前同居人群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

　　这意味着他们会拥护和实践性别平等观念吗？对许多人来说，同居仅仅是进入婚姻之前短暂的前奏。那么，婚姻家庭中的传统性别分工也可能会延伸到同居生活中吗？

　　本文介绍的是发表在 China Review（2020） 关于中国家庭生活变迁的特刊中的其中一篇文章。通过在广州与深圳等城市对18对青年同居情侣的访谈，本研究尝试回答两个问题：男性与女性如何期待在同居生活中家务分工？同居情侣实际上如何进行家务分工？

　　我们发现大部分女性期待在同居生活中进行平等的家务分工，而男性对家务分工的期待则不尽如此：一些男性期待平等的家务分工，而大部分男性期待比较传统的家务分工，即女性应该承担较多的家务。

　　男女的观念差异在配对组合过程中造就了一些 “情投意合” 的伴侣，也造成了另一些 “观念不合” 的情侣。在18对情侣中，5对的双方都持有平等的家务分工观念，2对中的双方都持有传统观念，另有1对的双方都持有反传统的家务分工观念。剩下的10对 “观念不合” 的情侣，全部都属于 “男传统，女平权” 类型。

　　在 “情投意合” 的伴侣中，如果双方都持有平等的家务分工观念，他们在现实中都实现了他们的期待。然而，男性与女性有着不同的考量。对女性而言，平等的家务分工观念往往跟女性独立意识联系在一起。这些女性避免在同居生活中依赖男性，坚持在家务分工以及同居生活的其他方面（如生活开销）与男性伴侣有平等的地位。有的被访者这样说：

　　“我觉得如果一段感情，一旦牵涉到钱，就对它不是很好，所以我一直避免（花他的钱）。我们两个之间涉及到任何关于钱的事情，就我觉得AA是最简洁最方便最公平的一个方法，这样就可以不用扯任何这方面的事情，避免这方面的矛盾。”

　　男性追求家务分工平等的原因则异于女性。他们认为自己对平等家务分工的拥护证明了自身对父辈中（以及底层男性）常见的霸权式男性气质的疏离，开始展现出更为现代、开放和平权的关怀型男性气质。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就不应该……（女性做大部分家务）。反正就是相互平等，能相互帮忙，比如我有事的时候，她会帮我干一点，分担多一点的家务之类的；如果她没空的话或者她比较忙的话，我就会去承担多一点……像以前的话，像我们的上一辈，可以很明显的感觉（不同的情况）：男的就吃完饭，洗完澡就把衣服扔在那里，他们的老婆，像我们的婶婶她们，就把碗洗了把衣服洗了。”

　　“每个人都要承担家庭里面的义务。你在外面工作…… 你要有一个工作的模样。但回到家了，作为男朋友或者作为丈夫，你就要承担作为男朋友或者丈夫的义务…我接触的客户都是上流社会，身价都是很不错的。其实他们的家庭里面，也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家庭分工。甚至是他们有保姆有扫地阿姨，但他们回到家里面，他看到他的妻子在扫地，他也会过去帮忙，我也受到他们的一些熏陶。”

　　在这些男性被访者看来，这种意识或是表现了他们成为和“上一辈”不同的男性的意愿，或者和具有向上流动性的经济阶层意识联系在了一起，帮助他们营造一个 “顾家” 的男人的形象。

　　其次，在 “观念不合” 的情侣（全部都属于 “男传统，女平权” 类型）中，在大部分情况中，女性选择妥协承担较多的家务。少数情况下，如男性正处于毕业后的求职期，从而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家务劳动，一些男性也会选择妥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传统观念。

　　“做家务创造不到价值，相当于你在做体力活。那么体力劳动，其实给点时间，正常人都可以做到…… 因为暂时来说是我没有上班，但是长期做家务，其实很无聊，同时觉得有那个时间做家务，我宁愿花多点时间做正经事，总比做家务好 。”

　　这些男性往往强调自己是 “暂时” 忍受这些家务安排。因为他们依然 “看低” 家务劳动，一旦他们摆脱了待业状态或者其他现实条件的限制，他们可能会积极寻求调整家务分工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家庭生活和男性气质。

　　和 “传统” 男性相比，他们的 “平权” 伴侣更多地选择了无奈的隐忍而不是积极的抗争。

　　“大部分（家务）还是我做。我会觉得，现在（只是同居）他已经是这样子，那如果以后结了婚，有了小孩……岂不是他什么都会扔给我…家务的话，你要叫他做，他才会去做，但是每次都要你去叫，我会觉得我很累，那我自己做算了。”

　　这些无奈的女性强调自己面临着劳动力市场和亲密关系中的双重压力，有的顾忌自己全身心追求事业会导致对方不满而分手，有的不愿在催婚的大环境下轻易放弃一段感情，有的出于对未来婚姻中不平等劳动分工的悲观态度，认为自己没有太多的议价权来迫使男性做更多的家务，从而默认了传统的家务分工安排（虽然这种性别不平等有时被代际互助所弥补）。

　　最后，较为罕见的情况是男女同时拥护传统家务分工理念（女性应该承担更多的家务）或双方同时持有反传统的家务分工期待（男性应该承担更多的家务）。不少被访者谈到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对女性不够友善，从而担心自己全身心追求事业是不是值得。因此在无法保证自己能够应对市场风险和获取社会福利保障和照料安排的情况下，有的女性转而拥护传统家务分工，以换取男性伴侣的经济支持，而她们的伴侣也满足了自己专注事业和逃避家务的传统男性气质需求。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南部发达城市中的青年同居情侣，他们中大部分为20-30岁之间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独生子女群体，因此本研究的代表性也有着它本身的局限。这些年轻人大都宣称自己是更为独立、平等、观念开放的一代，但他们的性别观念表现出很大的两性差异。女性对性别平等的渴望更为普遍，她们对家务分工的平等观念反映了她们刻意摆脱依附性亲密关系的独立意识。而男性的平权意识则强调他们的家庭观念以及对伴侣的照顾和关怀，以证明自己的平等、开放、自由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无疑被他们所处的经济阶层特点所不断地形塑。

　　即使是在城市中相对观念开放的年轻人的同居生活中，我们也发现了性别不平等的延续，即在 “观念不合” 的情侣中，“传统” 男性对传统家庭劳动分工的坚持，和 “平权”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和亲密关系压力下的无力感。两性性别角色观念的差异并没有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同居现象的出现而得到弥合。相反，在家务分工方面，不少同居情侣并没有走向一条 “前卫” 的道路，反而回归了传统模式。

　　总的来说，在同居这样一个似乎应该更为平等的亲密关系中，虽然 “情投意合” 的平权伴侣为数不少，“观念不合” 的情侣更占了多数，而 “男传统，女平权” 的组合普遍性，更体现出不同家庭性别观念在现阶段的共存，并反映了两性之间家庭性别观念变迁的不均衡性。

　　参考文献

　　Jing Song and Weiwen Lai, “Cohabit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Ideal and Real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among Chinese Youth,” China Review, Vol. 20, No. 2 (2020), pp. 53–80.

　　Jia Yu and Yu Xie, “Cohabitation in China: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41, No. 4 (2015), pp. 607–628.

　　作者简介

　　宋婧，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课程助理教授

　　赖韦文，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课程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