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基因编辑婴儿” 事件遭受国际科学界一致谴责，此后对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最近，这个话题又重新被点燃，一个权威组织称，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可遗传的胚胎基因编辑，但在极少数情况下可开展临床前研究，这或许能帮助那些饱受先天性遗传缺陷疾病之苦的家庭。

 

目前，我们仍不能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改造人类胚胎基因，这份报告的制定为该技术未来可能的临床应用，制定了严苛的标准。具体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图源：scopeblog.stanford.edu

 

撰文 | 汤佩兰

 

责编 | 叶水送

 

《遗传性人类基因组编辑》报告

 

01 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能否用于临床？

 

9月初，国际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临床应用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长达200多页的《遗传性人类基因组编辑》（Heritable Human Genome Editing）报告。报告称在明确能够有效、可靠地进行精确的基因组改变而不使人类胚胎发生不希望发生的变化前，经过基因编辑过的人类胚胎不能应用于妊娠 [1]。也就是说，目前而言，该技术仍不成熟，风险太大，尚未达到临床应用标准。

 

该报告由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召集的国际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系临床应用委员会编写，有来自10个国家/地区的18位成员组成（其中2名成员来自中国），为更广泛的社会决策提供科学考虑。该国际委员会于2018年香港举办的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后成立。

 

为什么不能将基因编辑后的人类胚胎用于临床？这是因为可遗传的基因组编辑可以传给下一代，并可能在人的基因组中长久存在，这不仅引发科学和医学方面的思考，还会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

 

2018年11月，原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将安全性、有效性未经严格验证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用于辅助生殖医疗，先后出生了3名基因编辑婴儿。该消息一经公布随即受到科学界的广泛批评和指责，2019年底贺建奎及其同事以非法行医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报告还在前言部分提到，“该事件表明在遗传性人类基因组编辑（HHGE）的应用上社会接纳度以及证明该技术可以安全完成所需的科学证据上，缺乏广泛的国际共识。”由此导致基因编辑技术容易被滥用。

 

02 人类胚胎基因的修饰即便将来能用，条件严苛

 

报告指出，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决定在临床上推进遗传性人类基因组编辑技术，对遗传性人类基因组编辑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进行到临床试验的阶段。

 

然而，建立安全有效的方法是将这一技术转化为临床应用必不可少的途径。假设随着技术的发展，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充分的验证，那么对于初期的临床实验是否进行，以及针对哪些具体应用，必须由所在国家在对伦理和科学都进行充分考虑的情况下，通过社会讨论达成共识以后作出决定。而这一过程应该是公开透明、以及在国际合作框架下进行的。

 

对于可遗传的人类基因组编辑临床前研究，该报告提出这种操作仅限于严重的单基因遗传病，单基因病是由单个基因的一个或两个拷贝的突变引起的，如β地中海贫血、囊性纤维化和泰-萨克斯病等。即使如此，也仅在生育100%或者极高几率生下有严重单基因遗传病的孩子、在没有替代性方案的情况下使用。

 

报告参与编撰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基因工程技术研究组组长王皓毅告诉《知识分子》，报告中强调在初始阶段应用也就是最早期做这方面临床试验的时候 “要非常非常谨慎”，如果要做，应该遵循的报告中所制定的规则，随着积累更多经验和证明它的安全性及长期安全性以后，可以再有新的委员会来审定新的标准。

 

他还表示，在夫妻双方生育的孩子不是100%会得病的情况下，不使用基因编辑技术，通过辅助生殖加上植入前基因诊断就可以实现健康婴儿的诞生。基于委员会中辅助生殖的临床专家的意见，临床上有些夫妻双方组合产生健康小孩的可能性只有25%，女性在通过辅助生殖用激素刺激排卵的过程中，得到健康孩子的可能性非常小，因此将经过一轮辅助生殖周期没有成功、获得健康胚胎可能性低于25%的情况也放在基因编辑修复的范围内。不过，正如报告中详细阐明的，如果要满足这类情况开展，需要利用极体基因型鉴定或未来开发出其他技术，以确保基因编辑只在携带致病基因型的胚胎中进行，而不会编辑本来就无需基因编辑的健康胚胎。

 

03 科学还没有为临床应用做好准备，需要广泛的对话

 

该报告还敦促各个国家在决定是否批准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前进行“广泛的社会对话”，并且要先保证在细胞系、哺乳动物和携带突变的人类胚胎中证明该方法是有效的，从而不会引发其他医学问题。

 

科学家的小心谨慎并非杞人忧天。美国《科学家》（The Scientist）杂志就报道，在今年6月发表的三个研究发现，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胚胎进行编辑后（这些研究中仅编辑了一个基因），结果显示出现了大规模、意想不到的基因序列改变，不仅没能达到预先设定的目标，还发生了DNA片段的缺失和重排。不过这些研究仅仅是为了研究目的，这意味着胚胎在实验结束后就会被销毁 [3]。

 

美国洛克菲勒大学（Rockefeller University）校长兼该委员会联合主席理查德·利文顿（Richard Lifton）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很明显，科学还没有为临床应用做好准备，实际上还远远没有达到”、 “在我们认为进行任何临床努力是合理的之前，有许多空白需要解决。” [4]

 

另外，该报告也提出了对于遗传性人类基因组编辑的监管要求，主张考虑开发该技术的国家都应建立适当的机制和监管机构，以监督潜在临床用途的进展，防止展开未经批准的用途。

 

报告还建议，在遗传性人类基因组编辑的任何临床应用开始前，建立国际科学咨询小组（ISAP），以评估人类基因组编辑领域最新进展。该机构还应评估是否已满足临床前标准、审查临床结果数据并就其他潜在应用的风险和获益提出建议。在治理上，我们还应该建立起一个国际举报机制，对于可能超出任何国家批准范围的研究或临床应用进行报告并披露 [5]。

 

实际上，关于禁止生殖细胞进行基因编辑在科学界早有共识或者规定发布，比如2015年美国再生医学联盟的主席 Edward Lanphier 等学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不要对人类生殖细胞进行基因编辑》[6]；2019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后，来自7个国家的18名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呼吁全球暂停所有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等 [7]。

 

至于这一报告跟先前的研究区别在哪？王皓毅表示，这份报告的基本精神跟之前的科学共同体的宣言和结论比较一致，“但是这个报告更详细地把各方面的因素进行解释，并且考虑了包括临床前试验的具体要求，以及将来临床试验的一些要求也都详细地写出来了”、“以前大多数是一个共识，主要是一些核心要点，这个报告是延展的，把科学问题讲得更加清楚具体。”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该报告对于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可接受的临床应用范围设定的标准过于狭窄，进步教育基金会主任萨拉·诺克罗斯（Sarah Norcross）表示，“世界上第一个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在2018年出生，这在科学上和伦理德上都是可悲的，我们需要吸取教训。不幸的是，这份报告在另一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了。” [8]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该报告将为世界卫生组织人类基因组编辑专家咨询委员会提供信息，该委员会正在制定用于遗传性和非遗传性人类基因组编辑研究和临床用途，预计世卫组织咨询委员会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发布指导意见 [5]。

 

参考资料

 

[1] https://www.nationalacademies.org/our-work/international-commission-on-the-clinical-use-of-human-germline-genome-editing

 

[2] https://mp.weixin.qq.com/s/Q4OmknZab_hl7Tj8L6nVAQ

 

[3] https://www.the-scientist.com/news-opinion/crispr-gene-editing-prompts-chaos-in-dna-of-human-embryos-67668

 

[4]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20/sep/03/genome-editing-for-heritable-diseases-not-yet-safe-report-states

 

[5]https://www.nationalacademies.org/news/2020/09/heritable-genome-editing-not-yet-ready-to-be-tried-safely-and-effectively-in-humans-initial-clinical-uses-if-permitted-should-be-limited-to-serious-single-gene-diseases

 

[6] https://www.nature.com/news/don-t-edit-the-human-germ-line-1.17111

 

[7]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0726-5

 

[8] https://www.sciencemediacentre.org/expert-reaction-to-report-from-the-international-commission-on-the-clinical-use-of-human-germline-genome-edi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