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最负盛名的代表作：《记忆的永恒》（1931），现藏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撰文 │ 刘  钝（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1904-1989）对自然科学有着特殊的兴趣，据说他长期订阅《科学的美国人》，临终时床头还放着霍金、薛定谔等人的科普著作。达利的艺术天份、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以及对所有新鲜事物的浓厚兴趣，导致他强烈关注科学的最新进展，并在自己的超现实主义作品中恣意发挥。

他创作的许多艺术作品，仅从名称来看就与自然科学有关，例如《原子丽达》《球体加拉茶》《核子十字架》《天鹅羽毛在原子核内的平衡》《反质子升天》《一条高彩鱼眼的染色体起动永恒记忆的和谐分解》《蝴蝶景观》《原子达利》（摄影）《马鞍与时间》（雕塑）《向牛顿致敬》（雕塑）等。

194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后，达利创作了许多与原子有关的作品，其中最有名就是上面这幅《原子丽达》（Leda Atomica）了。丽达原本是希腊神话中斯巴达的王后，众神之王宙斯化成一只天鹅来勾引她，“丽达与天鹅” 成了文艺复兴以来众多艺术大师钟爱的题材。

在达利的作品中，丽达的形象是她的妻子加拉（Gala Dali，1894-1982），而天鹅则是他本人的化身。画面的右下角有一个代表原子（Atom）的大写A字及其投影，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东西指向原子。

达利声称，自己通过 “悬浮空间”（suspended space）的手法，表达了对加拉这位 “超自然女神”（the metaphysical goddess）的赞美。他不无得意地写道：“达利向人们展示了不同层次的性爱感情，如同悬浮在空中，与原子物理的现代 ‘无接触’ 理论一样。丽达没有碰到天鹅，丽达没有碰到底座，底座没有碰到基座，基座没有碰到大海，大海没有碰到海岸。”古希腊的原子论者认为，世界的基元是离散的微粒，达利对原子的理解并没有超过古希腊人。

在两年后完成的另一幅作品中，达利企图通过十字架上的基督表现 “宇宙的统一”（I considered it ‘the very unity of the universe’, the Christ!）这一主题。他声称自己的灵感来自一个 “宇宙梦”（cosmic dream），画面的基本色调正是他在梦中看到的宇宙颜色。

十字架上的基督是西方宗教画中最常出现的场景，但是从来没有一位画家有过类似于达利这样的构图：十字架悬浮在黑色的夜空中，光从其右上方倾泻下来，下面则是达利当时住地所在的利加特港湾（Portlligat），岸边还有晒网的渔夫和渔船，神圣与世俗融为一体。观众仿佛是从天空俯视十字架上的基督，这是上帝或天使的视角。

据说为了构思耶稣基督的造型，达利特意从好莱坞请来一位特技演员作模特儿。耶稣的手臂与后颈构成一个三角形，象征三位一体；头颅呈圆形，代表和谐与统一。基督虽然依附在十字架上，但是看不见钉子、鲜血和棘冠，重力也消失了。有人认为，这一超验的基督形象，体现了达利受到相对论启发而用画笔来表达四维时空的探索。

关于这幅画的名字，有的中文资料说是 “十字架上的圣约翰基督”，其实无论从西班牙文还是英文来看，准确的译名应为《十字圣约翰的基督》（Christ of Saint John of the Cross）。十字约翰（John of the Cross，1542-1591）是16世纪西班牙的加尔默罗会（Carmelites）修士，也是一位著名的神秘主义作家，据说他在修道院的阁楼上凝望祭坛时看见了耶稣受难的情景，于是留下了一幅被称为《从上方凝望基督》的画稿。达利十字架上的基督的造型就脱胎于此。

上图是达利晚年创作的一尊青铜雕塑，名为《向牛顿致敬》。牛顿的头颅与躯干都是空的，胸腔内悬着一个代表心脏的小球，表示他的大脑和心灵是开放的。唯一能够说明这尊铜像是牛顿的关键是其右手下方的另一个小球，无疑代表正在下坠的苹果。

纵观达利的艺术生涯，他早期的作品深受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常常以梦境和幻觉来表现个人的心理感受，之后相继迷上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原子物理以及数学中的突变论，1950年代则转向生命科学。不过要说达利对20世纪初的科学革命有多么深刻的理解那就夸大其词了，自然科学对于他的艺术探索只是一件华丽的外衣。

他从小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乖孩子，在家乡的教会中学时就因霸凌行为与恶作剧被开除，进入马德里美术学院后又因煽动学生闹事被勒令停学和开除，按现在年轻人的说法就是一个理科 “学渣”。

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革命的风暴从物理学刮到生物学，可以说，直到此时，艺术大师达利对自然科学的热情，才与他的个人经历、天生气质以及来自内心的生命冲动真正耦合起来。

1953年，美国的沃森（James Watson，1928-）和英国的克里克（Francis Crick，1916-2004）提出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1962年，他们两人与英国人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1916-2004）一道荣获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第二年，达利创作了一幅与此有关的大型油画。此画原为波士顿新英格兰银行订制，长3.45米、宽3.05米，属于达利生平绘制的13幅大画之一，现存佛罗里达圣彼得堡市的达利博物馆。喜欢标新立异的达利给它取了个很长的名字，弄得买主和艺术行家一头雾水。

当年底此画在纽约著名的艺术市场诺德勒（Knoedler）首次展出时，达利亲自撰写的展品目录中宣称：“这是我用一个词来命名的作品中最长的一个，然而画中表现的主题更长：长得就像人类记忆的遗传持久性一样。如同先知以赛亚所宣布的那样——他就是上帝头脑中的救世主，人们一眼就能看到这个图像化的历史，以赛亚双臂擎着克里克与沃森的分子结构，同时升起基督的尸体令其在天堂复活。” 他又说：“如果需要一个简洁的名字，就叫《向克里克与沃森致敬》好了。”

达利绘制的先知以赛亚在画面左上方，其手中长卷上的字符串正是画名：Galacidalacidesoxyribonucleicacid。Gala是画家的夫人和艺术知音加拉，她的形象经常出现在达利的作品中，在这里则背对着观众位于画面正前方；Cid是西班牙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在长卷中出现了两次；Ala是阿拉伯人对上帝（真主）的称呼，它与前面的字母D连读起来近似达利的发音；最后一个长单词 Desoxiribunucleicacid 则是达利对DNA全名脱氧核糖核酸的称呼，与英文（Deoxyribonucleic acid）、法文（Acide désoxyribonucléique）和西班牙文（Ácido desoxirribonucleico）的拼写法都不一样。

达利认为，DNA双螺旋是人类与上帝联系的唯一结构。在以赛亚的下方，可以看见双螺旋的分子模型，它们由一些手持枪械的人物渐变而成。在画面的右下方，一些穿着阿拉伯服装的士兵排列成 “死亡立方体”，四人一组的士兵每人手中的步枪都指向其邻人，连同他们的影子一道构成类似某种矿物结晶一样的立体方阵。一旦有人开枪，必将触发其邻人的反应而整个结构都将分崩离析。

左：达利画中的阿拉伯士兵   右：食盐晶体模型

这幅画还反映了不久前发生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个真实事件：1962年9月，山洪引起里奥洛布雷加特河水泛滥，最终导致450人丧生，成为现代西班牙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被洪水淹没的景观位于画面中心，远方可见山脉与天际线，泛滥的大水中间依稀可见一个倒立男子的痛苦面容。

专家们认为，画家想通过这幅作品为受害者提供安慰——在洪水景观的上方，复活的耶稣基督在天使召唤下正在升天。科学与艺术、世俗与宗教、死亡与永生，这些人类思想史上永远讨论不尽的主题都在这幅画中体现出来了。

达利经常出席各类生物学会议，据称他还会见过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沃森。二人会面的细节未见披露，联想到沃森晚年经常就遗传学与种族问题发表惊人言论，而达利一向持才自傲口无遮拦，这两位个性鲜明的聪明人的会见应该是十分有趣的。

达利出生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菲格雷斯（Figueres）。他有一个哥哥也叫萨尔瓦多，三岁时死于肠胃炎，那时候达利刚刚出生9个月。五岁的时候，达利被父母带到哥哥墓前并被告知他就是哥哥的转世，导致他一度相信自己只是一个亡灵的化身。

成年后的达利对死亡、永生以及时间停滞等问题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在有关丽达与化身为天鹅的宙斯的希腊神话中，丽达后来产下一对孪生兄弟，其中波吕克斯是宙斯的儿子，是不会死的；另一位卡斯托耳则是斯巴达国王的儿子，只是一个凡人。兄弟俩都是优秀的猎人和驯马师，共同完成了多项伟业，最后化为天上的双子座星辰。达利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不朽的波吕克斯，早夭的哥哥则是卡斯托耳。

达利一向自命不凡。他在题为 “子宫内的记忆” 的自传第二章中，声称自己保存着所有母腹内细节的记忆，因为那是神的居所，是天堂；天堂有着地狱之火般的颜色，红、橙、黄，还有淡蓝；它是柔软的、静谧的、炽热的、对称的，还是粘糊糊的。正是这种狂妄的迷信，使他相信自己来自天国，永生也是可能的。

达利《记忆的永恒》（1931），现藏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记忆的永恒》（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大概是达利得到关注最多的作品之一了，对它的解说可谓众说纷纭。若干年前笔者曾这样表达自己的观感：“画面上一派死寂景象：天上无云，海中无浪，山是秃的，地上没有草，仅有的一棵树也是枯死的，突兀地矗立在一个立方体上。引人注目的图中三个被压扁扭曲的表盘，其上所示的时间各不相同。另一个平放在立体上面的红褐色怀表，上面爬满的蟑螂可能是画面上仅见的活物。墨绿色的大地中央躺着一个不明怪物，仔细看却有鼻有眼有胡须。关于这幅画的寓意，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说透露出画家对某种生理疾病的恐惧，更有人说表达了画家 ‘在相对论时空观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宇宙秩序带来的冲击下的迷惘’。不过对于这一足以使那些钟爱科学与艺术之联系的人们迷倒的说法，达利本人却断然否认，他声称柔软钟表的图像来自某日临睡前品尝的一种入口即化的诺曼底奶酪。其实超现实主义的图景只可能在作者的梦境中出现，无论他人怎样解释，时间停滞这一抽象的观念就以这样一种森然的形式被人们永远地记住了。”（梦隐. 2011. 时间、真理与人生. 科学文化评论. 8卷4期）

达利十分喜爱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名言 “时间是个掷骰子的儿童”，他认为时间就像舞蹈家一样柔韧，可以迅走如飞，也可以停滞不前。《记忆的永恒》中的软表形象，后来被他本人或他人再创作，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类似的软表雕塑，并宣称是达利本人的作品。

2007年，一座将近5米高的青铜雕塑出现在上海南京西路与常德路口的越洋广场，雕塑前铜牌上的中文说明是：“《时间的贵族气息》……属于达利创作的《时间》系列之一。此作品于1977年至1984年间在瑞士铸造完成，系青铜铸造：融化的时钟，钟顶冠以皇冠，表达着时间的尊贵。该雕塑作品在全球仅存两件（作品），另一件现展出于伦敦市政厅。”

达利对生命科学的痴迷与他个人对死亡和永生的关注密切相关，他曾幻想人为的冬眠可能是延续生命的一条途径，为此设立了一个每年1万美元的奖金鼓励国际生物学界的有关研究。他在晚年遭受了多种病痛折磨，包括抑郁症、帕金森症、心脏病和毒瘾，特别是在1982年加拉去世之后，他还一度出现了精神错乱。也是在这一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封他为普波尔侯爵（Marquess of Dalí of Púbol）；作为回报，达利则宣布将自己拥有的所有画作赠给国家，而不是竞争的另一方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

1988年底，达利病情急剧恶化，11月底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12月5日卡洛斯一世前往探视，达利向国王赠送了他的最后一件作品《欧罗巴的头颅》。1989年1月23日，听着自己喜欢的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达利因窒息性心脏病死于菲格雷斯的家中，享年84岁。两天后他的遗体被安葬在菲格雷斯达利剧院博物馆地下一层的地穴中。

达利生前参与了剧院博物馆的设计并指导建造了华丽的乳胶穹顶。博物馆位于达利出生地不远的加拉-萨尔瓦多达利广场5号，紧挨着圣父教堂（Church of Sant Pere），那是他受洗和初次领圣餐的地方。这也算是生命轮回的一个象征吧？

希望有朝一日复活的达利把后事托付给未来的生命科学家，如同古埃及的法老王一样，他的尸体被涂满防腐剂和香料，至少可以保持三百年不腐。入殓时的达利仍然留着精心梳理过的翘胡子，身穿名贵的罗马式服装，衣服上镶饰着普波尔侯爵的纹章和代表DNA双螺旋结构的绣花滚边。这个生来就不消停的精灵终于沉寂下来了，在墓穴中静静地等待以赛亚或科学家带来的福音。

28年之后，达利的墓穴被打开了，但是召唤他的既不是以赛亚也不是科学家，而是来自马德里地方民事法院的一纸法令。

2017年，一位61岁的女灵媒皮拉·阿贝尔（Pilar Abel）自称是达利的私生女。按她的说法，其生母上个世纪50年代受雇于达利家，与达利有过一段私情，并于1956年生下了她。经过多次上诉，马德里地方民事法院于6月26日同意了她要求开棺验尸进行亲子鉴定的申请。如果货真价实，作为达利 “唯一继承人” 的阿贝尔将获得其遗产总额的四分之一作为补偿。

这一消息激怒了西班牙文化部门和达利遗产管理者。文化部长德维哥说这是一个让人心碎的决定，加拉-达利基金会的律师对此裁决一直持有异议，并扬言如果鉴定结果证明阿贝尔不是达利的女儿，将让她承担开棺与检测的全部费用。但是法院的决定不容违抗。2017年7月20日，达利的墓穴被打开了，他的棺柩被抬出来，遗体保存完好，那标志性的上翘胡须还在。在执法人员与双方律师面前，检测人员从达利遗体的皮肤、指甲和两块骨头上提取了样本，连同阿贝尔的唾液一道送往马德里进行DNA比对检测。

9月6日，加拉与达利基金会对外宣布DNA检测结果，阿贝尔与达利之间不存在任何血缘关系。向阿贝尔索赔的要求随即被提出，但她一直以各种借口推脱。2020年5月18日，马德里地方民事法院驳回了阿贝尔的申诉，要求她支付开棺检测的所有费用，具体数额没有公布，但人们估计在7000欧元左右。

达利遗骸则被重新放入菲格雷斯达利剧院博物馆的地下墓穴，静静地等待下一次来自天堂或人间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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