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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 | 王若男

导读

2021年9月22日，是杨振宁先生农历100岁生日，学术界纷纷推出活动或文集祝贺杨先生百岁诞辰（据李炳安、邓越凡两位教授考证，杨振宁先生生日为10月1日，恰巧与国庆、杨振宁发表获诺贝尔奖之论文的日子相同，而杨振宁先生护照上的生日为9月22日，故《知识分子》和《赛先生》各取一说）。即日起，《知识分子》与《赛先生》将联合推出 “百年风华杨振宁” 系列文章。

杨振宁先生是跨世纪的伟大的物理学家，经历了二战，经历了冷战，经历了中国的封闭、之后的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经历了中国对科学的重新提倡和新世纪的飞速发展。一百年来，不变的，是他对科学的热爱、追求和提倡，对祖国的赤子之心。

撰文｜邸利会

1957年12月，瑞典斯德歌尔摩音乐厅，鲜花拥簇。

这一年的物理学奖授予了两位年轻人——杨振宁和李政道，一位35岁，一位31岁。在一众老人的环绕下，这两张年轻的亚洲人面孔格外引人注目。

这的确非比寻常。

某种程度上，诺贝尔物理学奖代表了物理学那些最为重要的成就，得奖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通常不会那么快，很多人是在垂暮之年才等来喜讯。可杨、李是在他们作出突破性的发现之后一年即被授奖。这固然是因为次年吴健雄等人的实验及时验证了他们的想法，但也说明他们这一突破背后的非凡意义——用美国的原子弹之父、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的话说，“他们的发现，为困在黑暗的屋子里面的高能物理学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当然，公平地说，他们是在美国作出这一发现的。

当时的美国已是世界科学的中心。而回顾二十世纪的物理学，那些最杰出的大师，如爱因斯坦，已定居在普林斯顿多年。科学的中心随着二次世界大战转移，美国在其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战果，就是将欧洲一大批的科学大师转移到了这片土地上。当然，杰出的年轻人，自然也是追寻着大师的脚步。他们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相互砥砺，钻研，作出成绩也属自然。

然而，考虑到杨、李的背景，他们当时还是中国人，这就有了第二个不寻常——也就是他们所代表的族群——中华民族，之前在现代科学领域还没有获得过这么高的成就。这肯定地证明：在代表人类最高智力追求的科学领域，这个族群也可以作出不输于其他族群的成就，科学并非天生和这群人无缘。

如果进一步考虑到他们出生长大的国家——贫穷落后、饱受战火摧残的中国，就更加凸显了这种不寻常。毕竟，很难想象，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们是如何完成了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接受了 “正常” 的科学训练的。

他们的获奖，激励了很多年轻的华人学者和学生，提升了他们在科学上的自信心。杨和李是他们那个年代年轻人心中的偶像和楷模。许多人，如崔琦等，是在他们获奖的激励下走上科学的研究道路，甚至同样获得了诺贝尔奖。

战火下的热情

01 形同 “孤儿寡母”

但从0到1的突破往往并不容易。

大约一个世纪前的1922年，杨振宁出生在中国南方的城镇——安徽合肥。

他的父亲杨武之和母亲罗孟华是还没出生就被规定了婚姻，也就是 “指腹为婚”。这是中国旧时代遗留的一个传统，如果双方的父亲觉得合适，将来就可以结成亲家，成为一家人。他们结婚的照片，父亲穿着长袍马褂，母亲窄口紧身上衣，裹着小脚。

与那个时代绝大多数贫困的中国家庭相比，杨家的境遇本不算太差。他们居住的宅子有七进，前三进出租给了一家中药铺，后五进自住。

不过，杨振宁的父亲很早遭遇了家庭的不幸，9岁丧母，12岁丧父。幸好，他还能继续学业，在当地一所中学毕业后进入到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北京高等师范读书，并在毕业后返回当地，担任了中学数学老师。

在杨振宁还不到一周岁时，他的父亲决定远赴重洋，继续深造。这一去就是五年。

当父亲从大洋彼岸拿了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的学位，返回故土，已经6岁的杨振宁几乎不认得眼前的这个男人。在母亲一人抚养他长大的五年里，杨振宁的家庭充满了不确定性。他的母亲一度对自己和孩子的处境感到悲观，甚至有一次和杨振宁说，如果他的父亲留洋回来抛弃他们母子，那就准备加入教会，去 “吃教”——也就是准备靠着当地教会的接济过活。

杨振宁曾回忆道：“在那五年间母亲和我确是 ‘相依为命’”。

在此期间，母亲用她有限的知识教他读书识字。杨振宁两三岁的时候，每晚要母亲讲 “二十四孝” 的故事，尤其喜欢《王祥卧冰》，“百听不厌”。他四岁的时候，杨母开始教他认方块字，“一年多的时间，我认识了三千多个字。 ”

幸运的是，留洋归来的父亲，选择继续和旧式的妻子，和孩子，也就是杨振宁待在一起。一家人再团聚，父亲已经换上了西式的西装，打起了领带，而母亲还是穿着旧时的民族服装，留着齐眉的刘海。与丈夫5年前离开不同，此时她不再愁眉苦脸，而是笑逐颜开。

02 与世隔绝的美好

杨父回国后，接受了厦门大学的邀请担任数学教授，全家也从内地城市移居至东南沿海。

厦门大学由爱国华侨陈嘉庚所捐赠，当时已经用上了现代化的设备，比如抽水马桶。作为数学博士的父亲这时可以教他一些新的学问，如用大球，小球演示，讲解太阳、地球和月球的运行情形，教英文字母；同时教他读唐诗，教历史朝代顺序，天干地支。而杨振宁也第一次见到了大海的辽阔，他常常在海边玩耍，拣回精致的贝壳，与父母分享喜悦。

一年之后，杨振宁父亲被聘担任清华数学系主任，一家人也移居到了清华园，此地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知识精英的聚居地。彼时，校园外的中国纷乱动荡，各地军队混战，日军开始侵华，可校园内却像是一个世外桃源。他在这里度过了八年的美好时光。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更早期的名字是游美肄业馆，属于1909年设立的游美学务处。这些都是1908年敲定的庚子赔款的结果。1901年9月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后，中国赔偿给列强的白银4.5亿两，有一半后来拟退还给中国，用于资助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杨振宁的父亲乃至他本人都是受这笔钱的资助才得以留学深造。

清华园是儿时杨振宁的美好记忆。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中国在1905年废止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设立了新学，其中就包括了自然科学的教育。杨振宁已经接受了大体是新式的教育。

作为数学教授的父亲很早就觉察到，还是青少年的杨振宁就具有数理的天赋，他说，“振宁似有异禀，吾欲字以柏瑰”。

在清华园家门口照的13岁的杨振宁照片背后，写着“振宁似有异禀，吾欲字以柏瑰”。

虽然如此，作为数学教授的父亲并没有提前教授他高级的数理知识，没有拔苗助长，反而是注意其人格的均衡发展，比如家里特意请了当时清华的一位著名历史教授的学生教他中国儒家的经典《孟子》。他最终熟悉到可以从头到尾背诵。

03 炮火下的科学训练

这样无忧无虑宁静的生活，最终被日本的侵华战争打破。当日本人侵犯到北京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和其他教授一样，举家逃离。

当时，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中国顶尖的大学，教员和家属逃到了3000公里外的云南昆明，杨家也不例外。他们先是到了合肥，然后经过汉口到广州，再由广州经香港搭船到越南海防、河内，再沿红河北上，经老街到云南河口，搭滇越铁路，颠沛流离了半年多，途经5000多公里才到达昆明。杨振宁最终入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业。

大学的生活和清华园有着天壤之别。

教室的屋顶是铁皮做的，下雨时叮当作响，地面由泥土压成，满是泥泞。教室和图书馆的窗户没有玻璃，风大时如果不加保护极容易被吹走。为躲避日军的轰炸，他们还要经常跑到农村乡下避难。在一次空袭中，杨家化为灰烬，之后他们不得不就躲避在条件更为艰苦的乡下过活。

幸运的是，当时的教授很多是早年留学归来的博士，虽然自身的科学研究几乎难以开展，但却志在将现代的科学知识传递给年轻人。对杨振宁影响最深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吴大猷，他是密西根大学的博士，研究光谱学、原子和原子核物理，指导了杨振宁的学士毕业论文。另一位是王竹溪，研究统计物理的、剑桥大学的博士。之后，杨振宁也主要从事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

作为数学家的父亲也影响了杨振宁对数学的兴趣。

他拿出自己在芝加哥大学老师的书《近代代数理论》给杨振宁看，杨振宁很小就学到了群论。杨振宁曾说，受父亲影响，他对数学较为欣赏，而不全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他 “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赞美数学家的优美和力量，而且堪称奇迹的是，它的一些美妙的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此时的杨振宁，正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的品味和风格。

尽管条件艰难，杨振宁和同侪学习科学的热情却十分高涨。他和黄昆、张守廉在茶馆中大声地辩论着这天底下的一切的学问和趣事，其中包括了新近蓬勃发展的量子力学。这样的辩论经常持续到晚上，三人久久不肯睡去，为了明白海森堡的 “测不准原理” 是怎么回事，还要秉烛夜战。

他们似乎已经把眼前的困苦抛在了脑后，而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他们的激情、有他们的乐趣、有他们的希望。

从1938年到1944年，7年的本科和研究生生活，为杨振宁打下了一个很好的科学基础，在很多方面，他的见识比美国的同辈都要好。

一颗科学的新星正冉冉升起，准备登上世界科学的舞台。

站在世界之巅

01 幻灭

顺利通过留美考试等待了一年之后，经过几个月的海上旅行，1945年11月，杨振宁来到了纽约。

时代广场车水马龙，现代文明造就的繁荣，不啻是与故土形成强烈反差的另一个世界。打开美国的报纸，你可以看到内衣广告，赤裸的女人赫然印在上面，这让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的杨振宁感觉不好意思，“要赶紧翻过去”。

起初，杨振宁想跟随物理学家费米做研究，并且是实验工作。但因为费米实验工作所在的阿尔贡国家实验室进行的国防研究有保密限制，作为外国人的杨振宁不准入内。费米建议杨振宁去找另一位物理学家泰勒去做理论工作，但起初他跟随泰勒所做的研究也不太顺利，换了两三个题目，也都难以做下去，加上杨振宁想做一些实验方面的工作，就到了埃利森的实验室做实验。

结果，事实证明，杨根本不擅长做实验，甚至是有些笨拙。当时有一个笑话，哪里有爆炸声，哪里就有杨振宁。

最初研究的不顺，让本来意气风发的杨振宁对科研和人生产生了幻灭感。他给之前的西南联大好友、远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黄昆写信，倾诉衷肠。而黄昆也在回信中，给予好友鼓励。杨振宁在晚年的一次会议中曾说，博士研究生最初的几年是他人生中最困难的时期。

做实验失败后，杨振宁又回去找到了泰勒。在泰勒的建议下，他虽然不情愿，但最终决定改变了想从事实验工作的初衷，改做理论物理。

于他，这可以说是一次重大的人生转变。

1948年6月，杨振宁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并在当年的秋天被聘为讲师。

经历了最初的幻灭和痛苦，杨振宁的物理事业渐入佳境。

02 杨 · 米尔斯规范场

1949年，因为对物理学中重整化问题的兴趣，杨振宁决定到普林斯顿。

1930年成立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很好地阐释了象牙塔的含义，很多耳熟能详的科学大师，如爱因斯坦、冯· 诺伊曼已定居于此。纯粹而浓厚的学术氛围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青年才俊。

杨振宁在这里工作了17年，可以说是他人生中最为多产、最为辉煌的时段。同时，在这里，他也迎娶了妻子杜致礼，她是国民党高级军官杜聿明的女儿。他们组建了家庭，过上了稳定、富足的中产阶级生活。

在杨振宁做的所有物理学工作中，最值得推崇的有两项，除了他和李政道合作的 “宇称不守恒”，还有另外一项也许更重要的工作——杨 · 米尔斯规范场理论。这个理论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下半叶物理学的发展。

那是在1953年。在纽约长岛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刚刚建成了当时世界上能量很高的加速器，叫Cosmotron，需要一名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收到了邀请。

1953年的秋天，杨振宁一家搬到这里，在一座由老旧兵营改建的公寓里安顿了下来。这里的生活静谧安详。房子四周是树林，他们一家常常在林间长时间散步。周末的时候，一家人就开车探索长岛各处。他们越来越喜欢蒙托克角、大西洋的海岸、野林子公园，以及布鲁克海文附近朴实的居民。

那时，有一位从哥伦比亚大学过来的研究生，名叫米尔斯，和杨振宁分享一间办公室。杨无私地将自己的想法与米尔斯分享讨论，两人合作很快就写成了一篇重要的论文。这就是日后的杨· 米尔斯规范场论。这个理论随着日后实验和理论方面的逐渐发展，成了20世纪几个最重要的理论框架之一，奠定了杨振宁一代物理大师的地位。

这项工作，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而且在较长的时间内，也并不为人注意，甚至遭到了大物理学家泡利的质疑，称其不够完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工作越来越显出其基本性和重要性，乃至于其后的电弱理论、量子色动力学、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都建构在其上，催生了好几个诺贝尔奖，如1979、1984、1999年的诺奖。

1999年，特霍夫特和维特曼二人因为非阿贝尔规范场重整化的工作获得诺奖，遗憾的是米尔斯在当年10月因病去世。虽然他没能获得诺奖，但无法掩盖其成绩。

在之后的岁月里，杨振宁和合作者进一步理解到规范场本质上是一种几何概念，对应于纤维丛上的联络。这样一个美妙的数学结构，不可思议地对应于物理世界，让人赞叹；就好像黎曼几何对应于广义相对论的物理实在。

渐渐理解到这一点的杨振宁曾形容自己的心情—— “喜不自胜，得意之情实难以用笔墨形容”。

03 宇称不守恒

与杨 · 米尔斯规范场不同，他的另外一项令人赞叹的发现，因为其颠覆性和很快被实验证实，在作出发现的次年就获得了诺奖。

这一发现就是两年后与李政道合作的 “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下不守恒”。

60多年前，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家都相信空间反演（宇称）不变性已经被实验确定时，杨和李的论文指出，在一大类物理过程中，宇称守恒实际上从来没有被检验过。他们给出了可以进行这种检验的一系列实验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下宇称是否守恒的实验途径。

很快，吴健雄小组通过贝塔衰变实验，得到不守恒的证据。之后，其他物理学家也做了近百个不同的实验，都得到同样的结论。这一发现，可谓石破天惊，彻底颠覆了人们关于物理世界最基本结构的想法，可以说是为黑暗中的物理学家打开了一道门。

李政道是晚一年到的芝加哥大学，并最终在费米指导下于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这中间，杨李两人就已经开始了合作。在1951年秋天，李政道还到普林斯顿呆了两年，和杨振宁一家是邻居——杨家住在古德曼路3F，李家住在3E。当时因为最初合作的两篇统计力学的文章，他们还被邀请和爱因斯坦见面。杨振宁曾回忆，因为自己太过于激动，全程没有听清楚爱因斯坦讲了些什么。

杨李长达16年的合作，产生了丰硕的成果，为许多人所羡慕。

奥本海默曾说，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他们两个人走在普林斯顿的草地上。也有物理学家描述，两人在讨论的时候，经常是完全用中文，偶然夹杂着英文单词，往往是一些难以翻译的英文术语，或者是一些 “ok, now I got it.” 这样的简短英文。他们讨论往往很激烈，很大声，经常展开计算竞赛，且有着极大的乐趣，“由于两人都是极端敏锐快捷的思考者，因此观看或者聆听他们的工作进展，是既兴奋又令人疲惫的体验”。

正是在这样竞争又密切的合作中，催生了宇称不守恒的发现。

在1956年4月的罗彻斯特高能物理会议上，这成了一个重要议题，但没人能得出确定的结论。而杨和李在他们5月初的一次讨论中，获得了突破性的灵感。

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刊登的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解释道——

“宇称守恒可以理解为镜像对称，在物理学里，一个物理系统的行为和它的镜像完全一致，都遵守相同的规律，然而，用一些数学推理，可以证明，如果θ和是同一粒子，那么意味着在描述它们的衰变时要抛弃镜像对称。你可以想象一个存在于镜子里的你自己，按照过去的规律，这个镜像的身体机能和我们自己是完全一样的。但杨和李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知道这一规律就是对的？他们重新检查过去的实验之后发现，这一规律只适应于强相互作用，也就是把原子核聚在一起的力，以及化学反应的那种力，而不一定适应，比如使得放射性同位素衰变的力。”

事实确实如此。

1956年10月1日，《在弱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的论文在《物理评论》上正式发表。很快，1957年的1月，吴健雄和合作者公布实验结果，在贝塔衰变中，宇称确实不守恒。

一向犀利，以物理学界毒舌著称的泡利在该年1月17日的信里，依然不相信这个发现，他说，“我不相信上帝是一个弱的左撇子，我准备下注一大笔钱来赌，实验将显现对称的电子角分布。我看不出在一个作用的强度和它的镜像不变之间，有任何逻辑上的关联。” 但很快十天之后，泡利就改变了他的看法，他陆续收到了一些论文和消息以后，经过一阵冲击，才逐渐恢复常态，并庆幸只是信口胡说，没有沦为笑柄。

除了宇称不守恒，杨李还有很多的合作，诞生了30多篇文章。李政道说，他们共同工作，激发出双方最佳的能力，结果远比各自分开来工作的总和要好得多。

当然，世人都知道，他们之后关系破裂，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两人此后尽量避免碰面，以至于活动的举办方在邀请的时候也考虑避免他们再见面。

当然，这是很大的遗憾。杨振宁说，他们的关系比他们和太太的婚姻关系都要紧密。1962年他们正式分手之前，两人曾有过一次长谈，试图复合，据说两人都哭了，但也没有再复合。当年，李政道就给奥本海默递交了辞职，离开了普林斯顿，回到哥伦比亚大学。两人正式分手。

他们的分手震惊了物理学界，大多数人为之惋惜，当然也有奥本海默这样比较尖刻的，他说，“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理论物理，杨振宁应该去看精神科医生”。

如今，两人的友谊成了 “此情可待成追忆”。至于分手的原因，众说纷纭，只好交给历史学家。但无论怎样，他们合作产生的丰硕成果是给予了全人类的贡献，是无法磨灭的。

故土情深

01 团聚与羁绊

1957年1月，杨振宁打电话给远在上海的父亲，报告吴健雄实验验证了宇称不守恒的好消息。

因为宇称不守恒和对称有关，因而也和群论有关，杨武之十分兴奋。同时，杨振宁写信告诉父亲，自己在夏天的时候会去瑞士日内瓦，希望可以得见。尽管抱病在身，在得到统战部批准后，杨武之决定启程。经过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院一路看病，最后终于到了日内瓦。

从杨振宁赴美留学算起，父子二人应该12年没见了。

在他们租住的公寓，孙子杨光诺早晨起来就很有兴趣地看爷爷用酒精灯检查血糖。等杨振宁一醒，光诺就跑过来报告爷爷病情，“It is not good today, it’s brown”，要不就是 “It’s very good today, it’s blue.” 几周后，杨武之身体好转些，就下床和孙子到公园的树丛里散步。杨振宁曾回忆说，每次看到一老一少出门，父亲对着镜子梳头发，孙子雀跃地开门，心里就有无限的满足。

当时，中美是仇视和割裂的状态，美国公民无法到共产主义国家，当然，中国人也不能随便出国。以前留学生，甚至外交人员出国，都要成双结对，防止半路跑出去不回来。

几十年来，杨振宁父母亲住在大陆，岳父杜聿明之前是战犯，在1949年被俘，十年后才被特赦，岳母曹秀清则被蒋介石困在台湾，不准离开。整个家庭被迫四分五裂。

从1957年第一次见面，到1973年5月杨武之去世，家人的团聚屈指可数。杨振宁和父亲总共见过5、6面，前三次在日内瓦，1964年香港，然后就是他1971年首次回国，在华山医院与躺在病床上的父亲见了见。

不过，在这些短暂的幸福时刻，父亲每次都劝他，不要忘记祖国，不要忘记双亲，他要不留字条，要不亲口劝导。比如，1962年的见面，杨武之说，今天中国很多东西都可以造了，以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造飞机汽车；以前水灾旱灾动辄死几百万人，今天没有了；以前到处是文盲，今天城市里所有小孩都能上小学......这时候，他母亲就看不下去，插话说 “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买豆腐，排队站了3个钟头，才买了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他父亲就很生气，嫌他母亲脱了后腿，赌气摔门走进卧室。

尽管如此，1964年，杨振宁加入了美国国籍。从1945年出国算，他保持了近20年的中国国籍。

关于加入美籍，杨振宁曾说，一方面是传统中国文化没有这种长期离开祖国移居他国的观念，觉得这样做就是背叛；另一方面，中国百年的屈辱史，给每个中国人很大的刺激，觉得要建设祖国。杨振宁觉得，他父亲内心对于他放弃故国，心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他。

02 桥梁

时局的变化、父母亲的劝导、内心的羁绊，最终让杨振宁回到了故土。

那是在1971年的夏天，中美关系刚刚解冻，杨振宁乘法航，自缅甸东飞，到达了上海虹桥机场，第一次回到了大陆。

彼时回国，杨振宁和他父亲都要需报备得到批准，也要冒一定风险。有人曾劝杨振宁，怕他被中国政府扣押，不让他回美国。杨振宁说，不会，中国政府是不会强留他的。1972年，父亲病重，他第二次回国，到了很多地方参观。返回美国，杨振宁到美国，欧洲演讲，介绍中国之行，说的都是好话。他见过毛泽东，周恩来。中美1979年建交后，1月份邓小平到访美国，杨作为全美华人协会会长曾致欢迎词。

1978年，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主管中国事务的官员约了杨振宁、丁肇中和林家翘见面，商量中美交换留学生的问题。在杨振宁所在的石溪分校，设立了中国教育交换委员会，向香港和美国的企业家捐款，推动中国学者的访问交换计划。中科大校长谷超豪、复旦校长杨福家、北大校长陈佳洱等都来到过石溪访学。

1971年，新中国取代台湾取得联合国正式席位。八年后，中美建交。杨振宁回到美国后，多次发表演讲，揄扬祖国，自然遭到一些人反对，他还收到过恐吓电话；由于多次拒绝台湾邀请，他被美国当时亲台湾报纸称为 “杨匪”。

他第一次到台湾访问要迟到至1983年，当时他的恩师吴大猷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之后，他差不多都要去台湾参加两年一次的中研院院士会议。

80年代开始，杨振宁把母亲接到香港居住，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香港的学术界对他很信赖，当作大家长看待。他在1999年12月8日，把自己的档案资料，包括诺奖奖章捐给香港中文大学，设立杨振宁数据文件中心。

杨振宁还得到香港，美国华人资助，设立了中美教育交流基金会（CEEC），资助了八十几位中国各界学者去美国深造、合作研究，领域涉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航空、交通、核能、电力等。据南开大学数学所教授葛墨林先生，这里面有许多让人感动的故事，“有一次杨先生发烧，不顾夫人劝阻，为了取得资助，自己单程开车约两小时参会，为CEEC争取捐款”。

1986年，应陈省身的邀请，杨振宁还在南开数学所设立理论物理研究室。

他多年来不断奔走在大陆、台湾、香港、美国之间，有力地促进了各方的交流和友谊。因为他的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力，他的一举一动格外引人注目。中国科学界在与世隔绝几十年之后，在杨振宁等的带领 “示范” 下，海外的华人科学家、外国科学家，逐步开启了与中国的交流访问，让中国科学重新站到了世界的舞台上。

03 归根

昔负千寻质，高临九仞峰。

深究对称意，胆识云霄冲。

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

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

千古三旋律，循循谈笑中。

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

这首 “归根” 诗是杨振宁回清华园时所作，而他也把自己在清华的居所命名为 “归根居”。

1999年退休之后，杨振宁本来就是要全职到清华，但因为第一任妻子杜致礼生病，需在美国治疗，只得作罢。在陪妻子度过最后的几年时光后，他于2003年定居清华园。

清华高等研究中心成立初期，杨振宁代表全家给中心捐献100万美元现金，包括他的诺贝尔奖金在内，几乎绝大部分积蓄都捐了。继而，他通过各种渠道，给中心募集到了约1500多万美元资金存帐。他请美国赛蒙斯捐助为中心建设专家楼。他还把每年的工资全部捐给了清华，自己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以供家里开销。

他在清华高等研究院，也致力于培养和引进杰出人才，包括计算机专家姚期智、王小云等。

他同时改革清华物理系，聚焦凝聚态的发展方向，并结出了硕果。例如，2013年，薛其坤研究组实验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是物理基础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科学发现。

2015年2月，杨振宁放弃美国国籍，并于4月1日成为中国公民。同年，他由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转为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院士。

耄耋之年的杨振宁，另外一个重要的决定是与翁帆的结合。

82岁迎娶28岁的翁帆，引起了公众的好奇。可是，在陪伴杜致礼走完4年的患病岁月并不幸去世后，在杨振宁的心中，翁帆的到来是上帝赐予他苍老灵魂的一个天使。曾与杨振宁共事的葛墨林撰文说，翁帆对杨振宁照顾备至，几次大病，如果没有翁帆，他恐怕难以挺过。

一生最重要的贡献

杨振宁先生是跨世纪的伟大的物理学家。

他经历了二战，经历了冷战，经历了中国的封闭、之后的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经历了中国对科学的重新提倡，不变的他对科学的热爱、追求和提倡，他同时鼓励其他人投入到人类的这一崇高事业当中。

在1957年的诺奖宴会上，在谈了庚子赔款、退款兴学的历史后，杨振宁说：“从不只一层意义上说，我是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的产物，二者既有冲突，也有协调。我想说，我既为我的中国根源和背景感到骄傲，也为我献身现代科学而感到满意，现代科学是人类文明起源于西方的一部分——对于它，我将继续奉献我的努力。”

作为华人的杨振宁在美国呆了58年，取得了杰出成就，诠释了移民是铸就美国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

杨先生也对中国科学发展作出过实实在在的贡献，他同时是中国人心目中有关科学的象征和符号。他说，“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我想我的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这个恐怕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

在很长的时间里，很多人都在争论一个议题——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当此问题提出之时，中国正面临救亡图存，急需建立和发展科学，跟上世界潮流，避免被淘汰。这个问题更深一层的暗示是，中国人到底是不是不适合做科学？科学是不是就无法在中华文明中生根发芽？

也许这样的争论可以继续下去，但现在恐怕没有人认为，现在的中国没有科学，中国人不适合做科学。因为很早的时候，杨振宁就用事实作出了最为有力的回答。诚如诺奖得主丁肇中所言，中国人在国际科学上有建立不朽之功勋者，乃自杨振宁始。

参考资料：

朱邦芬. 回归后杨振宁先生所做的五项贡献[J]. 物理, 2017, 46(9): 573-581. 知识分子二次转载：http://zhishifenzi.com/depth/character/11629.html

葛墨林. 杨振宁：伟大的物理学家，杰出的爱国者. 知识分子，2021. http://www.zhishifenzi.com/depth/character/10994.html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诸多参考文献，无法一一罗列，敬请读者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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