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益科双碳中心

格拉斯哥气候大会期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提问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时说中国反对1.5℃目标。

解振华的回答是：“（中国签署的）《巴黎协定》中就包括1.5℃的目标，怎么能说我们反对？” [1]

这一问一答正是此次大会有关 “1.5℃和2℃” 争论的体现。早在会议开始前，有关大会希望强化1.5℃目标的说法就存在于不少报道和多位欧洲外交官、气候谈判代表的呼声中。

中国对此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从中能看出中国人和中国外交力求务实的特点。可以说，双方的争议，也是东西方治理逻辑的差异。

中国只是不赞成再次就这一目标开启谈判。包括解振华在内，多位谈判代表都在不同场合强调，不应该就一个已经设定的目标争论不休，唯有关注如何落实已有承诺才能避免气候不断恶化。

为中国人熟知的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爵士在大会上以一个数字开始他的演讲。

414。

这里的414和350都是指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可以将它想象成地球的调温器，前工业化时代，这个调温器的指针指向二氧化碳浓度百万分之280(ppm) [3]。知名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曾经论述，要想维系一个地球生命得以繁荣、人类文明得以发展的生态系统，我们需要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降低到350ppm以下，二氧化碳浓度长期 “超标”，将带来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影响 [4]。

相比已经讨论了多年的2℃温控目标，1.5℃的呼吁那时还显得过于激进。在哥本哈根时，这一提法甚至没有在发展中国家取得共识。不过为了回应小岛国的关切，最终的协议提及要对此进行评估并考虑提升长期目标。[5]

转折发生在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

1.5℃目标首次成为全球共识。

然而，巴黎气候大会后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了。

就是在这一年，全球二氧化碳浓度超过400——这被认为是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9]。类似浓度上一次出现是在300万至500万年前，温度比现在高2至3°C。而2020年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三个年份之一，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高出1.2℃ [10]。研究认为，如果二氧化碳浓度长期在430以上，实现1.5℃目标则很渺茫 [11]。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研究认为，即便在最有雄心的减排路径下，全球升温也将在本世纪中叶短暂超过1.5℃，随着持续减排，气温将在本世纪末回到既定目标内。[12]

但这意味着一些损失将不可避免。报告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翟盘茂曾说，海洋冰冻圈等气候系统的一些变化过程在数百年时间尺度上是不可逆的，我们只有通过控制升温的幅度来减缓不可逆的变化速度。[13]

不论1.5还是2℃，其实都不是一个 “安全值”。

IPCC的研究认为，即使升温1.5℃，世界也将面临严峻的热浪、海平面上升、物种损失等问题，但升温2℃的风险更为显著。正如来自巴哈马群岛的代表阿黛尔·托马斯所说，“（对小岛国来说）任何变暖都太暖了。1.5°C已成为最低要求。即使是1.5°C，我们也无法真正接受。” [14]

控制全球升温的窗口期正越来越短，但直到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召开，各国的减排计划从未达到过《巴黎协定》所要求的力度。

 今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各国的承诺水平正使地球走在气温上升2.7℃的 “灾难性道路上” [15]。自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召开起，印度作为排放大国更新了减排目标，再加上诸如甲烷减排、停止毁林等新的承诺出台，国际能源署表示，多国在COP26上提出的目标和计划如果能得以有效落实的话，当前的承诺可以将本世纪末的温升控制在1.8℃内 [16]。这是全球承诺首次达到并超过《巴黎协定》中2℃的目标，但距离1.5℃仍有差距。

全球碳排放攀升势头仍在继续，实现1.5、甚至2℃的 “碳预算” 每一年都在飞快地被消耗，进一步提升目标有多大的可能性去落实？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在本周接受《卫报》采访的一段话代表了中国对此的思考和选择。

他对当前减排承诺可以将升温限制在1.8或1.9℃的测算表示了怀疑，他说：“根据我们的研究，我看不到升温可以控制在1.9℃的证据…… 但无论是在1.9℃还是2.7℃的轨道上，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专注具体行动。”

有观点认为在设定目标时不宜过于保守，国际气候谈判多年的挫折似乎说明，只有把目标定得更高，才有可能实现2℃甚至更低的温控水平。

但这拿到中国可能水土不服。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在媒体的一段访谈就很好地解释了东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异。他说：“中国轻易不承诺，承诺的事情是板上钉钉的，一定要做到。有的国家是我承诺很高，换一届政府，就不算数了。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17]

中国的长期气候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态度。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坤曾说过，中国提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实际上就是要走以1.5ºC为导向的长期深度脱碳转型路径。[18]

但如果中国要让自身的减排趋势真正与1.5℃的目标一致，还需要做得更多、更快。

几份对中国在1.5℃目标下的排放情景研究都认为，要想实现1.5℃目标，中国应当加强近期减排行动。排放峰值越早，实现碳中和的机会就越大，长期目标才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中国煤控项目组在2018年发布的研究说，中国2020年之后的二氧化碳年均降幅需要达到3.84亿吨左右，快于2014年到2016年每年2.4亿吨的减排量，另外关键的是电力部门应率先从2050年开始实行负排放。[19] 

中国科学院大学段宏波等人的研究认为，要实现1.5℃目标，到205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相比不实施气候政策的情景应分别减少90%和39%以上。和前述研究一致，他们建议化石燃料消耗要大幅减少，到2050年煤炭需求接近于零，从而使电力行业在2050年实现全面脱碳。这份研究还关注到其他温室气体减排，它们对于实现碳中和同样至关重要，甲烷需要减排70.6%，一氧化氮则需要减排52.2%。[20]

清华大学何建坤等人的研究给出了稍微有些不同的减排路线。在他们的推演下，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要在2025年前实现达峰，到2050年通过碳捕获和林业碳汇实现净零排放，其他温室气体深度减排。[21] 

他和团队所做的中国碳中和路线图建议中国分两步走，这也是中国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目标背后主要的参考之一。在第一阶段，中国通过强化国家自主贡献，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时中国的减排行动距离2℃目标仍有差距；2030年后则通过深度减排靠近1.5℃目标，相比一开始就以此为目标，这时的碳排放曲线将更为陡峭。

结合这几份减排路线图，可以看到中国在现阶段确立的 “努力争取在2030年前碳达峰” 的目标是一个在经济增速、低碳转型进展、减排力度等各个维度上的权衡选择。中国巨大的排放基础和经济结构惯性也增加了快速低碳转身的难度。

4、中国的潜力

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具有提高减排力度的潜力。

邹骥团队的分析显示，中国13个省市已经达峰，他们的碳排放占全国排放量40%；另有10个省市接近达峰；只有7个省市的排放仍在增长，约占当前排放量的20%。[22] 因此中国有在2025年左右实现碳达峰的可能。 

此外，中国在新的国家自主贡献中承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提高了其在2015年做出的承诺。有分析认为，即使在原有的趋势下，中国非化石能源发展占比也能达到24%，因此这一目标相对保守。[23]

但也有声音提醒不要仅仅盯着达峰时间，毕竟能源结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才是决定中国能否实现碳中和、甚至1.5℃目标的关键。

在未来几年，中国是否会进一步提升气候行动，使全球1.5℃目标更加触手可及，仍然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