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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张天祁

昨天下午，新一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炉，根据这份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以下简称“科技部”）将迎来重组，这也是5年内科技部的第二次重组。

在201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科学技术部、国家外国专家局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同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改由科学技术部管理。

多位科技政策专家告诉《知识分子》，本次重组的力度非常大。

科技部现有的多项管理职责和多个下属机构都将被分别划入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

另外，2018年被科技部整合的国家外国专家局将被划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更重要的是，“重组后的科学技术部不再参与具体科研项目评审和管理。”

另外根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说明，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中央科技委员会办事机构职责由重组后的科学技术部承担。

科技部不再参与具体科研项目评审和管理

肖捷在受国务院委托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提到，“重组后的科学技术部不再参与具体科研项目评审和管理，主要负责指导监督科研管理专业机构的运行管理，加强对科研项目实施情况的督促检查和科研成果的评估问效。”

早在1998年科学技术部成立之前，星火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973计划、行业科研专项等专项科技计划就已经成立。科技部成立后长期管理着多个专项科技计划。

通过管理和评审众多科研项目，2020年科技部管理经费规模超过400亿元（不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为40个中央政府研发经费管理部门中最多。

科技部作为政策制定部门，参与科研经费的分配和使用，长久以来被业界所诟病，教育部原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表示，“做规划又拿钱，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刘益东认为，科技部不再参与具体科研项目评审和管理后，可以更加公正客观去监督、检查和评估科研项目的成果。

还有科技政策专家告诉《知识分子》，具体的项目管理工作容易分散科技部制定宏观战略和政策的注意力，这是科技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表示，“要加快科技管理职能转变，把更多精力从分钱、分物、定项目转到定战略、定方针、定政策和创造环境、搞好服务上来。”

长期跟踪研究中国科研经费政策的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孙玉涛认为，重组后科技部管理的科研经费会大幅度减少。部分科研经费在这次改革后不会留在科技部，会流向农业部、工信部这些任务导向型的部门。

饶毅、鲁白、邹承鲁三位科学家2004年在《自然 》中国之声专刊上发表文章，对于中国科技管理提出过批评和建议，其中一条建议就是科技部不具体管理经费，交给其他部门，引起轩然大波。

《知识分子》就此次改革询问饶毅，他说“19年后的今天，我们文章的观点看起来不仅毫不惊人，而是大家都能接受。“

不过，调整后的科技部也并非完全不管理研发经费和项目。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澜告诉《知识分子》，现在基础研究还是科技部下属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另外科技部还要继续管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因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体现国家的意志，解决一些国民经济中的重大问题，卡脖子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需要集中资源、统一领导去推进的。科技部今后可以更加集中力量来管理重大专项，解决这些更重要的问题。”薛澜说。

瘦身后的科技部‍‍‍‍‍‍‍

本次机构改革，科技部机构“瘦身”明显，具体的管理职责也有所收缩。

研究经费以外，具体行业的科技政策制定，也回归任务导向型的部委。

《方案》提到，管理职责方面，科技部组织拟订科技促进农业农村发展规划和政策、指导农村科技进步职责划入农业农村部；组织拟订科技促进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策职责分别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组织拟订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规划和政策，指导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科技园区建设，指导科技服务业、技术市场、科技中介组织发展等职责划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引进国外智力工作职责划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科学技术部不再保留国家外国专家局牌子。

李志民表示，重组就是要剥离农业、卫健、工信等职能，原来的设置本来就不够合理。“行业所遇到的科技难题，或者说卡脖子问题，行业本身最清楚。”

孙玉涛也表示，我们的政策和经费匹配度不够高，过去的科技政策不是需求导向型，没有根据实际需求来做规划，行业的需求和科技之间是脱节的，这是1985年以来就存在的问题。

孙玉涛认为，这次改革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加强科技和应用，和具体的行业发展结合。把这些职能进一步划分到主要的职能部门去，也是为了强化科技和应用结合。

“科技怎样变成生产力？到了具体的产业行业里，它就有可能变成生产力，”孙玉涛说。“我们现在可能更强调的是科技的支撑的作用，得解决产业、民生目前碰到的实际需求和问题。”

一位资深科学家则向《知识分子》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未来研发经费由各个部委来分配和管理，各部委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比如农业部有农科院，但做农业研究的远不止农科院，会不会对别的机构研究带来一些不利？科技部的职能清楚了，部委的职能清楚了吗？”

孙玉涛告诉《知识分子》，瘦身不代表科技部被弱化，恰恰相反，“把科技部的一些职能剥离给这些任务导向型的部门，恰恰相反是要强化科技。科技部’瘦身’的目是加强它的统筹、协调、政策制定等宏观职能。“ 

薛澜也认为，本次机构改革将加强科技部的宏观管理职能，比如战略规划、资源配置、统筹协调、监督检查等等。

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

肖捷在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还提到，“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中央科技委员会办事机构职责由重组后的科学技术部整体承担。”

薛澜透露，中央成立科技委是重点，科技部的这次改革也跟中央科技委成立密切相关，主要是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领导和强化科技工作的顶层设计能力。

此前科技部职责的第一条就是“拟订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针以及科技发展、引进国外智力规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但在过去，科技部拟定国家层面战略方针及政策的能力一直受限于行政级别。

科技工作的统筹一直是个难题。科技工作涉及的部门繁多，国家科技任务现已分散到国务院内许多部委或部委级机构，它们有着各自的科研计划和项目。科技部虽然有着统筹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体制改革的职能，但毕竟只是众多部门之一，在制定规划和预算上需要多方协调，这也让它制定宏观政策和预算的职能收到掣肘。

2018年前，领导科技工作的是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主要负责研究、制定国家科技政策，讨论决定重大科技任务与项目，协调全国各部门科技工作的关系等。

不过，作为特设机构，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并不直接参与预算制定，而且科技和教育同属一个小组，分配给科技工作的注意力也相对有限。

2018年，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调整为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组成人员中比原来的科教领导小组增加了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人民银行行长、国资委主任、中央军委科技委主任和中国科协党组书记。

业界普遍认同，这次成立中央科技委员会，是对科技工作更加重视的表现。

孙玉涛认为，成立中央科技委员会代表“中央层面要加强科技工作的组织协调。原来没有这么一个机构，这次把它单独拿出来，说明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重视程度。”

孙玉涛表示，这次重组虽然对于科技部来讲是瘦身，但是科技事业的地位更强了。中央科技委员会站位足够高，能够统筹各部门。

薛澜也告诉《知识分子》，科技部瘦身，并不代表科技在中央层面重要性的降低，反而是提升了。中央科技委作为协调部门权威性更强。

重组后，科技部将成为中央科技委员会的执行机构。李志民表示，重组后科技政策的落实会更容易一些，“过去是代表科技部的想法，对其他部委的说服力不够，现在是落实中央的精神。”

为何五年内两次重组科技部？

肖捷在对《方案》的说明中提到，“面对国际科技竞争和外部遏制打压的严峻形势，必须进一步理顺科技领导和管理体制，更好统筹科技力量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攻坚克难，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李志民认为是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他说，科研方面过去我们是跟踪模仿，技术则以引进为主。过去的创新，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原来靠引进技术，我们的经济还能够快速发展，现在国际环境有压力，我们必须得自己研发。

刘益东也认为，中国科技发展最大的一个难题是从引进吸收、跟踪跟进跃升加强基础研究、追求原始创新，实现自立自强。

“最关键的一个变化是科研的难度陡然增高。抄作业容易，在无人区探索非常难。如果说引进吸收、跟踪跟进的科研难度是1，自立自强、原始创新的科研难度不是增加了3倍5倍、10倍8倍，而是陡然增加了100倍，甚至更高。”刘益东说。

在刘益东看来，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旧有的科研体系有不少问题，现在需要强调有组织的科研，保证科技高质量发展。通过举国体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摆脱被“卡脖子”的困境。

“这次科技部重组只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开始，只是开了一个头，后面肯定还会有配套的措施。”刘益东说。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8). 科学技术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2.曹聪, 李宁, 李侠, & 刘立. (2015).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新论. 自然辩证法通讯, 37(1), 12-23.

3.袁志彬(2018):“科教领导小组”变身“科技领导小组”有何深意,《科学网》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5). 《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政策解读

5.吴卫红, 陈高翔, 杨婷, 陈冬生, & 方勇. (2017). 中国科技管理组织结构发展研究. 中国科技论坛, (7), 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