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邹承鲁提供）

熊卫民 ｜撰文

他是科学巨匠，也是“打假斗士”，虽知道站出来将付出的代价，他也不要求身边的人也这么做，但他本人，却是一往无前，虽千万人吾往矣。因为，在不义面前，他不愿意做沉默的同谋犯。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韩启德院士曾评价：“邹承鲁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富有激情的爱国主义者。让人感受最深的是邹承鲁的科学精神。无论什么情况下，为了追求真理，邹承鲁都是坦率的，邹承鲁是一个直言的科学家。”

昨天是邹承鲁先生诞辰100周年。《知识分子》重发科学史学者熊卫民在2019年11月23日发表的文章，以纪念这位直言的科学家。

一转眼，邹承鲁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但是，在我的脑海中，他的形象还栩栩如生；他讲述过的许多往事，尤其是那些我查证过或与他共同亲历过的，还历历在目。

天赋异禀

邹承鲁于1923年生于山东青岛。他父母都是江苏无锡人。母亲胡葵是大家闺秀，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父亲邹恩元是小地主家庭的独子，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今北京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的前身），然后一直在铁道系统工作，收入较为丰厚。

无锡人历来重视教育，而他的家庭也负担得起，所以他的哥哥、姐姐、小妹也都上过大学[1]。

图1. 全家去郊游，1931年摄于北京。左起: 邹承鲁、哥哥、父亲、母亲、姐姐。（图源：邹承鲁提供）

作为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年龄最小的儿子[2]，邹承鲁可以说是一位天赋异禀、得到了上天眷顾的人。

他从小就聪慧异常，喜欢问东问西，学习十分努力，虽因家庭关系（他父亲需经常变换工作地点）和战乱的原因，先后在长春、沈阳、北平、汉口、长沙、重庆等地换过很多小学、中学，往往同学还没认全，就不得不另换学校，可他依然取得了门门功课均极为优秀的成绩：数理化等学科几乎全都考满分，文史作品过目不忘，到八十多岁时还能背诵多篇少年时背过的长诗、名文，善于对对联、写词，重庆南开中学1941级的级歌就是他写的。他所写小说经常被壁报连载、被很多同学传抄，所写戏剧曾得重庆南开中学公演。

他还背诵过很多英文名文，阅读过很多英文小说，中学时就能用英文思考，英文说、写水平都很高。

图2. 1939年，邹承鲁在重庆南开中学上高一（图源：邹承鲁提供）

从1938年在重庆南开中学上高中起，邹承鲁就表现出了很强的演讲天赋。

他参加很多演讲活动，所有讲稿都由自己书写。由于思维敏捷、口齿伶俐、见解独到、感情充沛，他很受听众的欢迎，多次在中文或英文演讲比赛中夺冠，而其他选手往往对其心服口服。

有一次，作为重庆南开中学的代表，他还夺得了重庆市中学英文演讲比赛的冠军，由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亲自给他颁奖。

后来，在西南联大念书时，他又曾获得全校英文演讲比赛冠军——那些英语专业的高材生也远不是他的对手。他竞选成为西南联大学生会主席，这在相当程度上也得益于他的演讲。

直到八十多岁后，他的演讲依然极少废话、十分精当、敏锐异常，往往笔录下来即可拿出去发表，基本无需进一步的整理。

他的演讲形象在老师、同学心中是如此的深刻，以至于在分离六十多年后，一提起邹承鲁，他们首先就说他善于演讲。

有竞争对手记得他的指导教师对邹承鲁的评价：“讲演，一靠天分，二靠努力，邹承鲁二者兼有，你不服不行”[3]。

有男听众还记得邹承鲁某次演讲的题目——《透过眼泪的微笑》（Smiling Through The Tear）。

还有女同学向笔者谈起过当年邹承鲁在高台演讲时的神态。据她介绍，当年学校还有很多与她类似的仰慕邹承鲁的女生。这也难怪，哪位少女不善怀春，谁叫这位男生太过优秀，不但每门功课都非常好、文采熠熠、口若悬河，还高大、英俊，似乎把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到了一身呢？

考虑到评价自然科学成果比评价人文学科成果的标准更为客观，兼受到化学老师郑新亭先生影响，1941年，邹承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化学系。

随后几年中，他于日寇的轰炸下，跟随杨石先、高崇熙、黄子卿、沈同、陈寅恪、朱自清、王力等名教授学习，在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上又得到了更好的熏陶，学术水平得以进一步提升。

1946年春夏之交，他参加了第九届庚款留英考试。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个考试已中断了好几年。它的录取率原本就非常低，这次变成由多届毕业生竞争仅仅一二十个名额，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摊到每个专业，意味着每科基本只录取多年考一次的全国状元（有的学科还加上榜眼）。邹承鲁第一次参加这类考试，一考就成了化学类第一名，并因此得到了宝贵的留学机会。

图3. 1946年，邹承鲁参加英庚款留学考试时的报名照（图源：邹承鲁提供）

1947年7月，邹承鲁搭客轮赴英国留学。他先被分到伯明翰大学化学系，在诺贝尔奖得主、系主任霍沃思（Norman Haworth，1883-1950）教授的指导下从事糖化学研究，几个月后，他成功地转入剑桥大学，跟随凯林（David Keilin，1887-1963）教授研究更心仪的酶学。

尽管受战争影响，他在中学和大学时得到的实验机会并不是特别多，研究机会更是欠缺，但他进步非常快，很快能自己找研究题目，自己设计研究设备，自己制备实验所需试剂。

1949年12月31日，他得以在《自然》（Nature）上，以单独署名的方式，发表他人生的第一篇科学论文。

在随后的2年时间内，他又接连在《生物化学杂志》（Biochemical Journal）等著名杂志上发表了6篇论文。

在所有这７篇论文中，有3篇是他自己找的题目，自己提出的设想，而且，除其中1篇是与凯林教授实验室一位博士后共同署名的外，其余6篇论文都是他单独发表的。

如此不同凡响之人，在什么地方都会如锥处囊中一般，锋芒毕露。邹承鲁得到了其他留学生的关注，被公推为1949-1950年度留英中国同学会会长。

他还赢得了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独生女儿、和他同在剑桥大学留学的李林的芳心，于1949年8月与她结婚。

1951年6月，年仅28岁、入剑桥大学才三年多的他顺利拿到了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在留英中国学子中，他风头之盛，一时无两。

满腔热血

一拿到博士学位，邹承鲁就被英国政府勒令限期离境。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他是留英中国同学会的会长，而此前的会长曹日昌、黄新民等均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令该会成了一个左翼组织，而邹承鲁也组织过一些左翼活动，譬如派代表去布达佩斯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动员和组织留学生归国等。

这是比较自然的事情。又有哪个聪明、能干的年轻人不是富于理想、渴望公正、热情澎湃的呢？

事实上，早在念高中时，他就因言辞犀利、敢作敢为而险些遭到开除。当时国民党欲对学校施行党化教育，派了军训教官到各学校去引导、监视青年学生，并力图控制同学们的思想。

邹承鲁对此非常不满，就经常找机会讥讽那些教官。他不时把教官话语中逻辑欠通或者有违常识之处挑出来加以讥笑、讽刺，往往弄得对方下不了台。

他还和其他同学一道，给教官们起诨号，比如，肥肥胖胖的军训教官处中队长被他们私下称为“土肥原”（日本特务头子、侵华日军元凶之一）。高三上学期末的某一天，中队长走进了教室。邹承鲁对同学郭可信[4]挤眉弄眼，一齐叫：Doihara（“土肥原”的英文名）。同学们哄堂大笑，中队长不明所以，只觉极不对劲。不久以后，他弄清楚了Doihara的意思，大怒，告到学校，声称邹、郭操行太差，坚决要开除他们。幸亏他俩没有党派背景，再加上成绩特好，得到了郑新亭等多位老师的力保，最后以各记一次大过了事[5]。

1944年底，邹承鲁又做了一件让母亲十分担心的事。

这一年，面对日寇的大规模进攻和国军在豫湘桂战场的节节败退，国民政府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决定改以往的强征文盲贫民入伍为动员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志愿从军，以大幅提升军队的战斗力。

邹承鲁从小就遭日寇驱赶：在沈阳上小学时，他亲历“九·一八事变”；在武汉念初中时他差点没能冲出围城日军的包围；在重庆念高中时他又遭遇重庆大轰炸；在昆明念大学时他还要不断躲避日本鬼子的飞机。

从小学到大学，他可以说是被日本鬼子从东北一路追炸到西南，所以他极恨日本鬼子。在日寇占领贵州独山，兵锋直指贵阳、昆明和重庆之际，尚未完成大学学业的他，决定和西南联大的许多同学一道，站出来报名参军，为国家、民族而战。

收到儿子关于忠孝不能两全的信后，丧夫不久的胡葵大惊，立即发电报阻止，后来又派长子专程从重庆来昆明阻止。可邹承鲁心意已决，仍于1945年1月正式入伍，成了青年军207师炮一营补给连的一名二等兵。

2月，他们被美军运输机送到训练基地——印度的蓝姆伽（Ramgarh）——接受美国军官的严格训练。然后，他们作为“中国驻印军暂编独立汽车第一团”的运输兵，参与了繁忙的战争物资运输工作，为中国远征军的胜利反攻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1951年7月，邹承鲁从英国乘船回到阔别4年、旧貌换了新颜的祖国。

他于博士答辩前同时收到了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邀请信。以他的口才，他本可以选择去清华大学任教，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去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所工作，因为当时的中国把科研重心放在了科研院所而非高等院校，而他有很多研究设想，更想做研究一些。

在王应睐副所长的帮助下，邹承鲁建起自己的实验室，在科研方面迅速打开局面，取得多项重要成果。他和王应睐等合作的论文于1955年8月被作为当时中国生物化学界最重要的成果在第三届国际生物化学家大会宣读，而他和李林还被作为有很好的科研条件、过着幸福生活的归国科学家的典型于1956年8月得到《人民画报》的长篇报道[6]。

作为喝过洋墨水、成就斐然的海归博士，邹承鲁和很多更资深的科学家一样被称为“先生”。他们确实受到当局的礼遇，但另眼相待也意味他们并非“自己人”，是不宜主动对主人家的作为说三道四的。所以，尽管邹承鲁和过去一样，忍不住会关心公共问题，但他努力控制自己，并不轻易提什么不同意见。

1957年，情况发生变化，当局多次动员他们站出来发言，替党整风。5月15日，于前几天有不少科学家讲过话之后，邹承鲁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上，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提了三条意见：“允许学生选择老师、老师选择学生；科学院应该由科学家来管；对有海外关系的人不要歧视。”[7]上海的《文汇报》很快在头版把他的部分发言登了出来。

这个报道只记录了邹承鲁的两条意见，话语写得比较平淡。实际上，对邹承鲁这样一个具有演讲天才的人而言，现场比文字要精彩得多。四十多年后，作为参会人员之一的巴延年先生还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还有邹承鲁先生，他不赞成大学生统一分配制度，说大学生统一分配是“包办婚姻”、“乱点鸳鸯谱”，认为在招研究生时应当先生选学生，学生选先生，自由恋爱，自由结合。这也是在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啊。邹承鲁先生很善于演讲，说话很生动，有理有据，提问题很尖锐的。[8]

这三条意见中，真正核心的主张是“科学院应该由科学家来管”这一条，这一条解决了其余两条也就跟着解决了。这类主张其实也是其他很多知识分子的心声。譬如邹承鲁的老师、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谈到：“我们学校是‘干部治校’……领导办事不是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而是先集中后民主，这样的民主实际上是虚假的”[9]。

蛰伏隐忍

邹承鲁没料到的是，邀请知识分子帮党整风变成了“引蛇出洞”，那些勇敢而有见识的提意见者被认为是“最猖狂的”“敌人”——“右派”。邹承鲁的意见提得那么尖锐，又以大字标题发表在《文汇报》的头版，可想而知，他的处境十分危险。

从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上半年，邹承鲁受到了全所、全上海办事处的多次批判，其长篇检讨还被印入1958年出版《插红旗 拔白旗 上海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检讨》一书全国发行。

在这一整年内，他都是在白天惊恐不安、夜晚频做噩梦的状态中度过的。但不幸中的万幸是，经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党委书记王仲良等人全力保护，甚至到柯庆施跟前据理力争，最终邹承鲁还是没有被打成“右派”[10]。

饱受创伤的邹承鲁从此蛰伏起来，不再就公共事务表达不同意见。譬如，1958年下半年，对《人民日报》关于水稻亩产万斤的报道，他根本就不相信，但并不说出来。

“不少人像我一样，有些话不说。但很要好的朋友，私下说说也还是有的。什么亩产6万斤啊，下面还是有议论的，不过在会议上，在公开场合，大家都是不说的，拣要好的朋友下来以后说说。”[11]

虽然知道当时的很多说法、做法都不对，但作为不算“自己人”的基层人员，他又有什么力量去力挽狂澜呢？他所能做的，只是埋头于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做科学研究而已。

1958年底，他参与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次年，他领导的胰岛素拆合组取得重大突破：先是完全拆开天然胰岛素的三个二硫键，将其变成稳定的A链和B链；然后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将拆开的A链和B链又重新组合成有5-10%生物活性的产物；后来又将产物中的胰岛素提纯、结晶出来。

换句话说，他们不仅完成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最后一步，还发现拆开的A、B两链能够按天然结构自动折叠成胰岛素。

他们想根据国际惯例尽快发表成果，但基于保密方面的要求，直到国际竞争对手于1960年在《自然》、1961年在《生物化学杂志》（J.B.C.）上发表类似成果后，他们才于1961年在并无什么国际影响的《中国科学》杂志上将成果发表出来。

1972年，竞争对手之一美国科学家安芬森（C. B. Anfinsen，1916-1995）因为类似工作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1982年7月，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在断评20多年后再度开评，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邹承鲁是列于奖状上的八位主要完成人之一。

中排左4-7：钮经义、邹承鲁、曹天钦、沈昭文。后排：左4，杜雨苍；左8，龚岳亭；左9，戚正武；左11，张友尚；左12，许根俊。（图源：邹承鲁提供）

基本解决胰岛素拆合问题后，邹承鲁把主要精力投到了自己更感兴趣、但并不那么“联系实际”的酶学理论研究上来。

他想追问的问题是：蛋白质分子那么大，究竟哪些基团和它的功能有直接关系？他设想，用化学方法改变侧链基团的化学性质可能对说明这个问题有帮助。

经过查文献，他发现，这方面的研究在30年前就已经开始，而且业已积累大量的资料。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大家普遍都没有深入到必需基团的修饰和酶活性丧失的定量关系上来。

他从统计学出发，经过深入的思考，并根据一些已有的数据不断修正自己的思路，最终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其他一些情况，他还得出了其他一系列公式，以及确定必需基团数的作图方法。想出这些公式和作图法后，他赶紧把其他已有数据代进入，欣喜地发现它们全都和自己的理论计算相符合！

他还以木瓜蛋白酶、胰岛素、胰蛋白酶等为材料做了几个新的试验，确定了它们的必需基团数。就这样，邹承鲁把必需基团的修饰和酶活性丧失的定量关系确定了下来。

1962年，他先后在《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报》和《中国科学》上发表了论文的中、英文版。1987年，这项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邹承鲁所提出的方法、关系式和作图法在国际上分别被称为“邹氏方法”（Tsou method）、“邹氏公式”（Tsou equation）和邹氏作图法（Tsou Plot），不但被收入美、英、日等国的教科书和专著之中，还得到大篇幅的介绍。

随后，邹承鲁又开始思考酶活性不可逆抑制动力学方面的问题。1964年夏天，他想清楚了关键之所在。1965年，他的新理论发表到了《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报》上。

这个理论为大量药物筛选提供了方便。换句话说，它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相当大的实用性。按以前的惯例，这样重要的成果应当尽快翻译成英文到《中国科学》上发表，同时还应做大量实验以检验这个理论。但时局很不遂科学家之所愿，不久之后，因为“四清”等运动，邹承鲁就被迫离开了实验室。这一离开就是十多年！

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已经五十多岁的他才重新开始从事研究工作。而重新拾起酶活性不可逆抑制动力学研究，则还要等到1981年实验室条件有所改善之后。那一年，他用胰凝乳蛋白酶对1965年提出的方程进行了验证。新论文次年发表在《生物化学》（Biochemistry）杂志上，而16年的那两篇原始论文也被压缩起来，作为新论文的附录发表。

和那两篇根本就没有国际同行知道的中文论文不一样，此文发表之后，很快就在国际上得到广泛注意，并且被迅速推广到酶的活化、变性酶的重活化等领域。1988年，邹承鲁应邀在国际酶学领域权威的丛刊《酶学进展》（Advances in Enzymology）上发表为以介绍自己工作为主的长篇综述论文，又对这项研究进行了更详尽的介绍。之后，它也被采纳到一些酶学教科书上。这不仅是邹承鲁本人受引用最多的工作，也是国内生物化学家所做出的最受关注的工作之一。1993年，这项工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改革开放后，邹承鲁还对胰岛素分子正确结构的形成和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酶活性部位的柔性、新生肽链的折叠与分子伴侣等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并因此而分别获得1995年、1999年、2002年的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他与合作者何燕生于1978年完成的羧甲基-D-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光照产生新荧光物的研究发表在1979年1月18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家在国外重要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邹承鲁等因此于1989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此外，他还获得过陈嘉庚生命科学奖（1989年）、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2003）等重要奖项。

长期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奖都是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声望最高的奖项，一等奖不时空缺，有不少人因为获得二等奖或三等奖而当选为学部委员（院士）。邹承鲁两获一等奖、四获二等奖，科研业绩之佳，在当时可谓罕有其匹。他因此自然而然成了中国科学界的一面旗帜。

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2]；1991-1997年，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1993-2001年，任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理事长。从1978年起，他连续担任了20年的全国政协委员，1994-1999年还担任全国政协常委。

他还成了多家国际著名期刊的编委；1990年，他应邀而撰写的学术自传被载入著名的国际性丛书《综合生物化学》（Comprehensive Biochemistry）之中；1998年，全球最富盛名的科学期刊之一《科学》（Science）请他撰写“ Science and Scientists in China”（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介绍科学在中国的过去、现状和未来[13]……

科技知识分子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言论环境大有好转。邹承鲁不但在科学上焕发第二春，还舒展了知识分子的本性，开始重新关注公共问题，有时还利用自己地位和声望，促成某些政策的形成和实施。

自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驱逐台湾代表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度要求包括科学、卫生、体育组织在内的其他国际组织也驱逐台湾代表。而许多国际科学组织以促进不同地区学者的交流为己任，不愿意这么做。

是按某些保守政府官员的要求退出或拒绝加入这类组织，还是根据国际组织的意愿修改己方的要求？这是1979年7月摆在第11届国际生化大会代表、时任中国生物化学学会正副理事长的王应睐、邹承鲁面前的一个问题。

他们与国际生物化学联合会秘书长威伦（W. Whelan）、司库斯莱特（E. C. Slater），以及位于台湾的生物化学学会代表苏仲卿、罗同璧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与威伦和斯莱特的会谈尤其令邹承鲁感觉愉快，因为前者是他在伯明翰大学时的同学，而后者则是他在剑桥大学时的同学。

最后，他们决定接受威伦和斯莱特的建议，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际生物化学联合会所属中国名下有两个团体会员，也即位于北京的中国生物化学学会和位于中国台北的生物化学学会，从而妥善地解决了海峡两岸的生化学家同时参加国际生化学会联合会的问题。

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方案后来被海峡的两岸领导批准，成为正式协议，并在此后为国际科学联合会（ICSU）所属的许多国际性学会联合会所采用，不仅给海峡两岸的科学界同行越过政治障碍一道参加国际会议、交流学术问题带来了很多方便，还给体育、经济、卫生、文化等其他领域处理两岸关系提供了示范，对于扩大中国大陆的对外开放，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14]

1989年后，许多留学生在学成之后仍选择滞留海外。面对这样的状况，国家有关部门一度采取了对出国严加限制、使用各种手段迫使出国人员归来的措施。

邹承鲁很不赞同这种与开放搞活政策相背离的做法。

他认为，在热爱自己的祖国方面，这批新留学生和他们这批1950年代归国的老留学生并无二致。面对新留学生中有相当多数滞留海外的状况，我们应当从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尤其是从现行的知识分子政策中找原因。

在现实方面，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待遇和工作条件太差：一旦回来，他们未必能被分配到一个合适的单位，未必能获得经费和条件进行研究，未必能延续他们有所专长的工作，未必能在收入方面脱离那时国内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底层。我们决不可逆时代潮流而动，采取管、卡、压的手段，因噎废食，因暂时有人滞留海外而影响国际交流。

真正急待我们去做的是改善国内工作条件，改善国内知识分子的待遇，增加自然科学基金，把提了多年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口号真正落到实处。[15]

他的观点首先在1992年的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的大会上得以阐发，旋即被《光明日报》、香港《大公报》等多家报纸登载，不但在留学人员中引发很大的反响，还影响到有关部门的领导，对巩固和稳定国家“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

他先是鼓励自己的学生和同事尽量向国际刊物投稿，后来又通过政协会议、接受采访和自己写文章等方式发出了“走向世界”倡议[16]。

“走向世界”指的是我国科学家应当把更多的优秀成果发表在国际知名刊物上。

以往，因为强调保密，我国科学家所做出来的很多结果，经常不能发表或没有及时发表。它们的水平到底如何，只好由领导说了算；或者组织一些人做同行评议、搞验收，由他们说了算。可中国人好面子、讲关系，在评议会上往往很难听到批评的意见。而验收会也通常是走形式，评议结果早已由当事者写好，它找来的“同行专家”也往往是那些有把握会为自己说好话的。

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发生变化，强调要发表论文了。我们国家也出版了更多的学术期刊，其中一些还是西文的。但总而言之，由于水平普遍较低和语言问题，这些期刊很少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在这些地方发表论文，固然因解决了国内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而有其经济或社会价值，也有助于国内同行进行交流，但光自己跟自己玩，毕竟难说为世界科学发展做出了多少贡献。

所以邹承鲁倡导，我国的科技工作者也应像广大运动员一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投往被SCI收录的、影响因子较高的刊物。那些刊物的匿名审稿人一般都是国际知名的专家，接受他们的严格审核，参考他们的意见对论文作修改，与他们进行讨论甚至辩论，哪怕只是得到了他们的退稿说明，对投稿人而言也都往往是一种难得的提高机会。而我们的研究论文经常在国际重要刊物上出现，对于逐渐树立我国科学在国际上的声誉也有极大的作用。[17]

邹承鲁的这个倡议得到了不少科教机构的响应，南京大学、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等机构更是长年发布国内科教机构发表SCI论文量的年度排名，因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自1990年代以来，我们国家变得越来越重视在SCI收录刊物上发表论文。很多单位甚至产生了SCI崇拜，一度只要在SCI收录刊物上发表了论文，不管其内容和质量如何，统统给予较高的奖励。它们不但要求科研和教学人员每年必须在那类刊物上发表多少篇论文，而且对研究生也有类似要求，没完成任务就不让毕业。SCI还渗透到了项目评审、科教人员职称评定等科教领域的每个角落。

这些措施使得我国在SCI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总数直线上升，从1990年的6055篇上升到2017年的36.12万篇[18]，其世界排名也由1995年的第15位上升到2008年的世界第2位并持续至今。尽管正如有些科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不考虑学科特点，以SCI 论文为主要或唯一标准未免失之偏激（实际上邹承鲁并没有倡导以SCI论文为唯一标准），但是考虑到八九十年代我国学者与国际科学界的普遍疏远，当时强调在SCI刊物上发表论文以进入世界舞台还是有其必要性的。

邹承鲁还曾提出不可以管理技术的方式来管理科学，应当将科技部改为总理科技办公室[19]，建议重建西南联大[20]等。虽然这些倡议并未变成现实，但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可能也已基本达到他的目标。因为他知道，很多事情做起来有难度，并非他一句话就能达成，能在官方和民间引发对问题的足够关注，也就不错了。

虽然邹承鲁提出的一些建议对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他最为普通民众所知晓的，还是他对科学道德的倡导[21]，尤其是他与科学界的不端行为所进行的不懈斗争。

从1970年代末起，他就公开批评得到过领导人批示的刘亚光、得到过多位领导接见的牛满江[22]。

后来，他又以写文章、做报告、接受记者采访等方式，对陆祖荫、李富斌、邱满囤、王洪成、张颖清、周林、潘爱华、陈章良、王铭铭、陈晓宁、顾冠群、徐荣祥等人，以及“水变油”、“特异功能”、“伪气功”等事件进行过公开的谴责。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光维护科学道德、反对学术腐败的文章，他就发表过五十多篇。

向骗子开战，向做虚假广告的利益集团开战，向假榜样开战，告知公众有领导为“榜样”所骗……这样做固然痛快，但也意味着不小的风险。

虽然科学界领袖身份给邹承鲁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但他也因此遭受了不少明枪暗箭、辱骂诋毁，甚至，他的学生、传记作者也受到影响……

邹承鲁知道站出来说实话将付出的代价，并不要求身边的人也这么做，但他本人，却是一往无前，虽千万人吾往矣。因为，在不义面前，他不愿意做沉默的同谋犯。

长江后浪推前浪，邹承鲁的科学成就肯定会被后人所超越乃至遗忘，但他的独立、自由之思想，牛犊顶橡树、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正如陈寅恪所言，将“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本文的主体部分曾在《科学画报》连载（2019年9月、10月、11月号），此处为全文，2019年11月23日发表于《赛先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