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杀害”四个孩子入狱的澳洲女子凯瑟琳·福尔比格，于今年6月5日获释。

据新闻报道，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总检察长迈克尔·戴利宣布，鉴于最新的调查结果，对其杀死四名子女的罪行存在合理怀疑，因此提出对其无条件赦免，已获批准。

科学界对这一结果赞不绝口。著名的《自然》《科学》[1][2]官网均给予了大篇幅新闻报道，推动案情反转的科学家卡罗拉·维努埃萨也表示：“今天是庆祝科学被听到，并产生影响的日子”。

二十余年来，凯瑟琳一直是媒体报道中罪大恶极的“毒妈”，残杀了她的4个婴儿。她是如何得以昭雪，还把科学界扯进来了呢？

1个婴儿猝死是悲剧，那4个呢？

凯瑟琳·梅根·福尔比格（Kathleen Megan Folbigg）已经蹲了 20 多年大牢。她出生于 1967 年，是个不太普通的澳大利亚妇女。

不普通之处在于，从出生起，凯瑟琳的人生似乎就与死亡联系在了一起。当她只有 18 个月大时，爸爸杀了妈妈，她自己也先后被数个寄养家庭和机构收养。这段人生往事，后来也成了定罪她的依据之一。

好在凯瑟琳平安长大成人。1987年，20岁的凯瑟琳与丈夫克雷格（Craig Gibson Folbigg）结婚。

起初两人的婚姻比较美满，但奇怪的是，他们的4个孩子相继在婴儿期不幸离世[3][4][5]。

● 大儿子卡莱布（Caleb），生于1989年，只有19天大时，在睡梦中死于父母卧室隔壁的床上。

● 二儿子帕特里克（Patrick），生于1990年，出生第4个月的某一天由于呼吸暂停被送往医院，又过了4个月死于癫痫发作。

● 大女儿莎拉（Sarah），生于1992年，10个月大时死于咽喉充血窒息及链球菌感染。

● 二女儿劳拉（Laura），生于1997年，1999年18个月大时死于心肌炎及多种细菌感染。

四个孩子相继死亡，用疾病、意外、巧合来解释未免有点不合常理。丈夫不禁怀疑起了自己的妻子。

关于婴儿猝死[6][7]，20世纪后半叶，著名的英国儿科医生罗伊·梅多 (Roy Meadow) 曾经提出过一条“梅多法则”（Meadow's law）[8]：

1个婴儿猝死是悲剧，2个有疑点，3个是谋杀——除非存在相反的证据。

依据这条法则，梅多和其他的生理学家一起，将多位被控连续谋杀婴儿的母亲送进了监狱[9]。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在审判其中一位母亲莎莉·克拉克（Sally Clark）的法庭上，梅多指出：富裕家庭连续发生两次婴儿猝死的概率是“ 7300 万分之一”。换言之，这是不可能自然发生的。

当然，梅多法则不完全是梅多一个人的创见，而更像是当时医学界不少专家的共同观点。

当时认为，有些母亲和护士患有“代理型孟乔森综合症”[10]。患有这种疾病的照顾者可能会为了获取关注，故意夸大受照顾者（如孩子）的健康问题，甚至亲手造成这些问题。

因此只要同一个家庭或医院内，多名婴儿相继死亡，司法机构会首先怀疑照顾者谋杀孩子。

1999年，丈夫克雷格状告妻子谋杀4个孩子。2001 年凯瑟琳被逮捕，作为“澳洲最毒妈妈”，成了英语世界轰动一时的新闻。[11]

直到21世纪前十多年，梅多法则一直是部分西方国家司法系统调查、审判婴儿谋杀类案件所依据的科学金律之一。

20年前审判时，凯瑟琳·福尔比格案存在明显的疑点，如大儿子患有喉软化症导致呼吸困难，二儿子在医院里死于癫痫，两个女儿都患有感染性疾病。孩子们并不是被掐死的，母亲并未虐待孩子，作案手段未能明确，也没有目击证人和物证。

然而，即便如此，法庭依旧根据梅多法则和“7300万分之一”，判定凯瑟琳有罪。 

澳大利亚没有死刑，“谋杀”了4个孩子的凯瑟琳被判入狱 40 年。

在狱中的 20 多年间，凯瑟琳一直坚称自己无罪，并不断提起申诉。她的喊冤一次次被驳回，她又一次次提请，她的律师也不断为她奔走。

而为凯瑟琳翻案的科学新证据，也正是在 20 年前开始铺垫。

被“梅多法则”冤枉的，绝大多数都是妈妈

实际上，梅多法则从来就不是严谨的科学论述。不但各大数据库中找不到什么“梅多法则”相关的研究论文，梅多本人也一直拿不出更多实锤来证明这条法则属实。

至于 “7300万分之一”，更是个被严重滥用的数据。这个数字暗含着一个前提，就是两次婴儿猝死是互相独立、彼此无关的。但实际上，某个家庭里发生了一次婴儿猝死，可能代表着家中存在某些风险因素，使得婴儿猝死更容易发生[12][13][14]。

2001年，英国皇家统计学会还特地发表声明[15]，认为这个数据不应该用于证明“重复出现的婴儿猝死一定属于谋杀“。

真正让梅多法则备受质疑的，则是上文提到的莎莉·克拉克案。

莎莉·克拉克是英国人，1999年因为“谋杀”了自己的两个宝宝而入狱，2000年10月上诉，维持原判。

不过，在2003年1月的第二次上诉中，后续调查发现，另一位专家证人——病理学家艾伦·威廉姆斯 (Alan Williams) ，隐瞒了在死亡婴儿脑脊液中发现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证据[16]。

这个关键证据被恶意隐瞒长达三年之久。最后，居然是莎莉丈夫的离婚律师觉得案子不对劲，才将有关信息从医院里找出来，提供给了丈夫[17]。

真相大白于天下，莎莉的孩子是死于感染而非谋杀，同一家庭发生两次则纯属不幸的巧合。

其后，《柳叶刀》杂志的一篇研究指出，高达80%～90%的婴儿重复猝死是出于自然原因。

这个案件动摇了司法系统对于梅多法则的信任。数百个类似的案件被发回重审，由梅多出庭作证的多个案件获得纠正。艾伦·威廉姆斯被停职调查[18]，梅多则成了医学错误的“背锅侠”，于2005年被英国医学委员会（GMC）除名[19]。

值得一提的是，被梅多法则冤枉的，绝大多数都是妈妈，几乎没有爸爸。

母亲往往是最先发现孩子状态不对的人。

而被冤枉的莎莉再也没有从丧子之痛和三年牢狱之灾中缓过来。这位曾经的女律师从此一蹶不振，酗酒并醉死于 2007 年[20]。

事实证明，一个家庭中有两个婴儿突然死亡，可以是巧合导致的。那么，4个呢？

卡罗拉·维努埃萨（Carola Vinuesa）是伦敦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一名遗传学家。

2018年，凯瑟琳·福尔比格的律师找到卡罗拉，请求她为凯瑟琳和4个孩子做基因检测，看一看是否存在某些遗传病，可能导致了孩子们的死亡。

凯瑟琳的案子发生在21世纪初，人类第一个全基因组测序（人类基因组计划）刚刚完成，耗费了30亿美元。如今，测一个人的全基因组只需要不到100美元。

二十年间，基因测序成本的飞速降低，为获取新证据提供了条件。 

卡罗拉的确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21]。凯瑟琳的两个女儿都携带有 CALM2-G114R 基因突变，这个突变是母系遗传的，会让孩子获得有缺陷的钙调蛋白变体，在一些情况下，可能导致儿童心律失常和心源性猝死。

心源性猝死主要分两大类。中老年人常见冠脉性猝死——与冠心病有关；年轻人发生的心源性猝死则大多属于非冠脉性的，其中不少与遗传有关，诸如遗传性的心肌病、离子通道病等。估计超过三分之一的儿童猝死可以用遗传原因解释。

钙调蛋白病非常罕见，它属于可导致年轻人猝死的原因之一。

母亲凯瑟琳也携带这个特定突变。研究表明，13.5%的携带致病性CALM变异的患者没有经历过心脏事件，凯瑟琳并不属于这13.5%，因为她也偶尔会因为剧烈运动、情绪刺激等短暂昏厥。不知该说幸运还是不幸，她健康但充满波折地活到了五十多岁。

两个儿子并不携带CALM2的突变，但他们携带BSN基因的另外一个罕见错义突变。在小鼠中，这个突变会导致严重的癫痫，在生命的前6个月内致死率为50%。或许这可以解释大儿子的突然离世和二儿子的癫痫发作。

很可能，没有什么“毒妈”，凯瑟琳的孩子只是抽中了“基因彩票”中最不幸的组合。

这个结论并不容易说服过去20年间已经相信她有罪的公众和司法人士。卡罗拉·维努埃萨联系到了澳大利亚科学院，并在州长委派的调查专员——前州首席大法官托马斯·巴瑟斯特 (Thomas Bathurst) 的支持下，展开了盛大的科学辩护与请愿。

学院推荐了约30名科研人员，从各个角度重新论证凯瑟琳的孩子们由疾病致死的可能性。控辩双方还引入了其他专家证人，纳入了各个研究领域最新的进展。

这些科学证据仍不足以绝对排除凯瑟琳作案的可能性，但学者们证明了基因突变带来的后果也足以导致四个孩子的悲剧。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2023年6月5日，凯瑟琳获得了释放。

科学界对于这个结果一片欢呼，《自然》官网直接起了个新闻标题叫：“科学被听见了”。

而今，凯瑟琳获释，却还有一些细节值得我们深思。

梅多法则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有罪推定。它试图告诉我们，只要小概率事件发生了，母亲就一定有罪，除非她能自证清白。

但全球八十亿人，每秒钟就有数个孩子呱呱坠地，千万分之一的概率难道就真的不可能发生吗？

世上固然存在主动杀害孩子的恶父恶母，但有时，一切却只是概率问题。

法律与科学需要更密切地合作，才能在这种情形下为被告提供更有力的辩护，在惩治恶棍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护不幸的普通人，不让她们陷入更深重的苦难中去。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