猿人还没有来。

距离上一次卫奇发现早期智人化石已经过去47年了。枕骨、顶骨后方的孔洞、臼齿、带有黄色小凹坑的左上颌，这些跨越10万年时空的信物记录着远古祖先的疾病。但因为缺少颅骨化石，卫奇至今都无法描述这群人的面貌，对于一位考古学家来说，这是终身的憾事。

后来，他几乎年年来这，在沉默的地层中寻找远古人类走过的足迹。山梁村沟、台地丘陵，循着一条条小水沟不断向下，他挖到过数不清的粗制滥造的石器、完整的草原猛犸象头、披毛犀头、三趾马巨剑齿虎的肢骨等，但没有人类的头盖骨，甚至连一颗牙齿也不曾出现。

这个曾经不足百人的村庄，伫立在桑干河的北岸，离北京200多公里，作为史前考古上举足轻重的地方，我们常称这里叫“泥河湾”。百年光阴过隙，法国人、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加拿大人、韩国人来了又走，卫奇选择了留下。他是外来人里面待在这个村庄时间最长的人，也是为这片土地写过最多文章的人。

他和他的同道们在一年一年的往复里不断把年代向前推进，1万年、10万年、100万年，178万年，时间停滞在了这里。更新世的人类祖先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游走在9000平方公里浩瀚的湖泊边缘。那时还没有桑干河，湖畔森林茂密，草原肥沃，气候温暖湿润，古人类与120多种哺乳动物相伴栖息在湖的周围。这里拥有国内最多的50多处百万年人类活动遗址群，但许多人都疑惑为何没有发现猿人？他在哪里？他拥有怎样的面貌？

考古人很容易陷入一种对材料的虚假想象与渴望中，纠结、游移、难过、痛苦、痴迷，但在卫奇身上你没有看到这一点，时间的熨斗抹去了所有复杂的情绪，来与不来，他的生命伏线早已和这身后的荒野山隘紧密相连。

而先于考古证据，虚妄的想象已以狂热的姿态飞出了山林，“人类祖源泥河湾”“挑战非洲起源说”，出现在报刊、电视、官员的讲话里。他喋喋不休地和访客解释其中的谬误和逻辑，一些人做出转变，大多数人充耳不闻，82岁的他还在努力。这无关民族文明的宏大叙事，而是一个人最纯粹的好奇与天真。

迷失的时间坐标

人类对祖先的追寻过程堪称一场军备竞赛，一个新遗址的发现围绕其时空坐标的争论不休从几年到几十年不等。1929到1959年是北京周口店遥遥领先，接着在非洲的不同国度穿梭，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1959年之后，非洲起源说成为一种既定的、无法更改的共识。

时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刻度，许多事件都被这张大手操弄着。研究了一辈子泥河湾，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下称“古脊椎所”）退休研究员卫奇曾无数次假设，如果上世纪20年代的探险家们稍稍将目光从河的北岸转移到南岸形势壮观的岑家湾台地，在今天的几十处100万年前的遗址中随意挑出一件，泥河湾无疑会荣登当时人类起源地的宝座，大放异彩。

“人类不仅有可能从东非的奥杜威峡谷走来，也有可能从泥河湾走来”，这是2013年发布的纪录片《泥河湾》的一段导语。土山上的标语“人类祖源泥河湾”，正在建设的博物馆外墙印着“泥河湾和非洲并列人类起源最早之地”，在泥河湾，随处可见这种未经证实的想象。

卫奇不同意这种看法，逢人就会拿出一张A4纸来批判。上面打印着人类演化的各个节点，从人与猿最后共同的祖先讲起，到600万年前直立行走的图根猿人和地猿始祖种，再到330万年能够制作石器的肯尼亚南方古猿，能人、匠人、直立人、早期智人、现代人。西侯度、泥河湾、周口店，每一个熟悉的名称都有其坐标。

他向小学生、村民、地质学家、考古同行、媒体、官员不厌其烦地解释，不论其身份和影响力几何，最后还会附赠许多学习材料。他激动地说道，“全世界一两百万年前的旧石器遗址发现不到一百处，泥河湾盆地就有50多处。中国的一二百万年看泥河湾，已经把泥河湾的科学地位提升到无比高大上了，为什么非得吹破牛？”。

没能登上人类起源的宝座，卫奇同样遗憾，但他不想因此掩盖泥河湾该有的荣光。他会兴奋地介绍那些重大的考古时刻。

科学上的泥河湾是一个宏大的时空概念，它代表华北地区更新世（258.8-1.17万年前）的河湖相沉积层及其所蕴藏的各种地质事件，包括古环境、古生物以及古人类与旧石器遗迹等。

它拥有世界上唯二的第四纪更新世的标准地层，地质研究领域流传的这样一句话，“没来过泥河湾，搞不了第四纪地质研究”。它是东方的奥杜威峡谷，原址是东非大裂谷中的一个东西向峡谷，以盛产古人类化石、旧石器、哺乳动物化石而著名，是世界学术界公认的人类发祥地。

像候鸟一样，2001年卫奇从古脊椎所研究员的任上退休后，每年的5到10月，都从北京赶到泥河湾，住在东谷坨村，他和当地村民白瑞花合买的六进房的院子里，22年风雨无阻，他在等待这片土地遥远的主人与我们的祖先出现。

很难有一个遗迹像泥河湾这样，发掘热度延续近百年。就算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周口店其发掘热潮也于六十年末逐渐消沉，潮水不过四十年。

如果说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西方探险家们只是轻轻拨了拨早更新世的地层，双壳蚌化石和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成为混沌的早期人类探索中隐约的亮光。六七十年代的发掘则拉开了旧石器时代的序幕。很快迎来八九十年代轰轰烈烈的考察和发掘活动，同样的一个剖面经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台，地科院、地质所、古脊椎所、天津地矿所、河北考古研究院、国家地震局还有各大高校等等，许多研究人员识于微时，后来大多成了旧石器考古的中流砥柱。随着2001年泥河湾马圈沟遗址十多个文化层的相继出露，古人类活动被推至178万年，但此后，泥河湾的旧石器考古渐趋平静。

卫奇是1972年第一次踏足泥河湾的，当时他由古脊椎所助理研究员盖培带领着，来这里发掘虎头梁遗址，从此与泥河湾结下不解的缘分，他形容这片土地迸发的力量时说道，“像一部深邃的经典巨著，它充满了神奇和希望”。通过发现和发掘虎头梁遗址，他与古脊椎所的王泽义、盖培一道走进泥河湾的旧石器时代，并叩响了中国100万年历史的大门。而泥河湾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10万年前的“许家窑人”就是他在1976年作为执行领队最先发现的。

他是泥河湾最大规模发掘热潮的早期参与者，这场运动是北京周口店之后我国旧石器考古的又一次复兴，他见证了泥河湾考古遗迹半个世纪的辉煌与落寞。

潮水的涨落并不影响他的留下与离开，在自己设立的猿人观察站里，卫奇既作为东道主、也作为人们的眼睛，不遗余力地收集猿人信息。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环境地质学家刘东生院士曾在多个场合称赞卫奇为“中国的理查德·利基”，他背后的利基家族倾尽三代家庭的时光奉献于东非的古人类考古事业，硕果累累。

将阳原县的地图摊开，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100多万年前的遗址群在东北角，10万年在西南角，1万年在盆地的中央。9000平方公里的湖泊与古人相伴走过一个世代：地壳的构造运动让泥河湾盆地形成一个断陷盆地，它积水成湖海，周围的山体遭受风化剥蚀，泥沙、砾石被地表水带到坑里并—层层沉淀，以及风成黄土的降落，湖底沉积了巨厚的河湖相地层。在早更新世（258.8-78.1万年前）大同古湖湖面渐趋稳定，古人类在湖岸线附近徘徊。到了晚更新世（12.6-1.17万年前），湖面萎缩，湖泊消失，桑干河出现，人类继续在桑干河及其支流的泉水和河水附近生存。

“这个地方太好了，有水有动物有植物，几百万年都有，（古人类）为什么要离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夏正楷感叹道。

困扰一个世纪考古人的难题是，为什么如此连贯的生命轨迹，却找不到最初的那批主人？他们是谁？晚期猿人直立人还是早期猿人能人？或者是另外的一种猿人？卫奇的微信名字叫“泥河湾猿人”，他比任何人都确信，“在泥河湾盆地，猿人化石一定存在，仅仅是在什么地点、什么层位、什么时间和什么人发现的问题”。

他试图为这个谜题求一个答案。看到有文章介绍卷尾猴死后，首领带着很多猴拿着花、树枝、水果，背着死了的猴到很远的山坡上埋起来，“这会不会是古人类的行为？不埋在居所埋在外面”，他想。又或许古猿人可能沉睡在某一个裸崖下，伴随着某一天的暴风聚雨会重见天日。

为了验证这些猜想，五十年来从未停歇。

权威与农民

他不是一开始就是等待“泥河湾猿人”的卫奇。

他是新中国第二个旧石器考古专业的研究生。他的导师是“北京人之父”贾兰坡院士，发现过三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

他的职业生涯起点及其成功，1972年跟随盖培一起把泥河湾的古人类遗迹探索到了100万年前；一力促成了1991-1992年泥河湾中美联合考古队在东谷坨遗址的发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经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中外考古合作项目；再之后，国家修筑三峡大坝，他被委派领队组织抢救性发掘；他还两次出任古脊椎所人类室的副主任，是他们那辈人中最先涨工资的先进代表，戴过大红花，一时风光无两。

事实上，他也成果卓著。1973年的许家窑-侯家窑，1985年的东谷坨，1991年的马梁，1994年的半山，2002年的黑土沟。每一个十年他都要从地里挖出点东西来。他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发现过人类化石，许家窑-侯家窑遗址中出土了16件人类化石，分属10万年前10多个男女老少。

按照这样的路径继续走下去，他会被许多旧石器考古会议奉为座上宾，小辈们会纷纷邀请这位资深的考古学家去各地的科考现场走走看看，鉴定石器、化石、标本，听听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也许会像他的老师贾兰坡一样，成为传统权威的存在。

他几乎是主动选择了当下这条不寻常的道路。在办公室门口挂个牌说人类室主任不当了； 他没有带过学生，也因为他性格里执拗的部分，不擅人际关系，退休后很少有会议邀请他。北京猿人头盖骨发现70周年纪念会上，他只能佩戴自制的胸牌“会前泥河湾旅行导游卫奇”进入报告会场，没有受到会议组织者阻拦，他感到非常欣慰。

当旧石器考古的图景在他面前徐徐展开，所有的地点以他的资历和能力可以随意挑选，但最后他还是回来了。作为一个在山西五台长大的农民的儿子，他更喜欢泥河湾香喷喷的黄米糕，喜欢夏季凉爽的气温，喜欢淳朴且理解考古的村民。

我们是在东谷坨的小院第一次见到他：181的大高个儿，蓄着山羊胡须，披着农村人常穿的军警服式样的马甲或格子衫，这是现在的卫奇。

他说自己是“旧石器考古的农民”，一生无甚学术成就，唯有挖出的化石真材实料，无添加和污染，可重复验证。他有一种清醒的自我认知和极强的目的性。“我明白自己的语言能力极差，外语绝对成不了长项，但我身体健壮，有两条好腿，能跑野外，况且我习惯于农村生活，能吃苦耐劳，我也意识到洋人是垂青于中国的研究材料而不是人”。

野外地质队和药材收购站是卫奇找化石的抓手，“龙骨”比“化石”易懂，而“化石”又比“破石片”有显示度。1973年，一次雁北旧石器考察把许家窑-侯家窑带到了卫奇面前。一条坑坑洼洼的长形沟，地表散布着大量哺乳动物骨化石碎屑和许多石制品。当地十六年前挖土龙骨行动轰轰烈烈。

后续出土了16件人类化石，分属10万年前10多个男女老少。这是卫奇第一次挖到人类化石，每一件都记录着他们直面洪水猛兽的信息，令人振奋。

一块七、八岁小孩左上颌骨的门齿黄色小凹坑引起了卫奇的注意，他拿去给北京口腔医院的大夫鉴定，对方表示与氟牙症有关。这是人类牙齿的斑釉病例，也是我国牙科疾病中最早的尚未用文字写成的病历。10万年前第四纪火山喷发，大量氟元素堆积。时至今日，许家窑一带，仍然属于高氟含量地区，据北京卫生防疫站化验，许家窑村井水氟化物含量高达4.4毫克/升，大大超标。腰腿疼痛、牙齿发黄脱落，病痛折磨着人类。

一块顶骨后部直径约1厘米的孔洞则是早期外科钻颅术的浪漫解释。用卫奇的话来说，“脑袋疼，用石器打个窟窿把妖魔鬼怪放出去”，当然这些都是其他大洲考古资料的平移猜测，新的研究指出它是古人类的一个病灶。

“许家窑人”遗址的文化层厚5米，这是少见的，也是远古人类不断与洪水抗争的结果。可以想象到，每当雨季盆地湖水上涨泛滥，“许家窑人”的栖息之所及其家当就被泥砂埋没，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反复交替，直至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人类赖依生存的饮食资源形成新的格局，“许家窑人”才不得不放弃多年开辟的家园，离乡背井到别处去谋生了。

这些算不上激动人心的标志性时刻，是人类演化过程的常态，洪水、猛兽、疾病、天灾，为了还原这些日常，卫奇没有吝啬一丝力气。

猿人观察站

泥河湾国家自然保护区的李主任要找化石。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卫奇，问问卫老去哪儿挖点化石来做展览。卫奇指了一条大田洼乡官厅村下面长达一公里的小水沟，右边的坡很大，叫上农民技工白瑞花一家，布方开始了。

用5厘米的速度向下。在平头锥上画一刻度，再用手铲慢慢拨开砂质粉层，发现化石时只对上部进行清理，与沉积物自然接触的底部不动。一个水平发掘层揭露完毕，编号、三维坐标测量、绘图、拍照、装袋。若是一个4米厚的文化层，这样繁琐的工作要进行80次，晚春初夏酷暑，属于考古人漫长的季节。

完工之后将收获一个工整且精美的剖面，难以想象这不是机器决绝的切痕，而是许多工人站在各自的一平方里敲敲打打的结果。层层叠叠的纹理裸露在外头，灰绿、黄褐、深桔、浅桔、浅灰……河湖堆积的泥沙用不同的材质形态颜色讲诉自己年代时期的故事，偶有地质活动让它们断裂脱节，但不妨碍人们辨认。在泥河湾，人们走几步路就能看到这样繁复的纹理。

野外的许多沟坡梁没有名字，卫奇有一套自己的命名方法。挖到象头的小山包叫象头山，挖出大量马化石的叫马坡，挖出野牛叫野牛坡。这些随性的名字出现在《第四纪研究》《地质学杂志》上，这是他近些年的工作，可是对于卫奇来说，终究是平常了些。

但这丝毫不影响老头的兴致，他问保护区的李主任，“今年还搞吗？”，对方回复说，“搞！”。他打算今年再去黑土沟试试，期望能发现较完整的更新世早期的哺乳动物化石。

站在盆地低处，红房子的天主教堂一眼便可以识别泥河湾村的所在，三层、尖顶、色彩明亮。向对岸进发，顺着盘山公路拾级而上，松树稀疏，草绿与黄绿嵌套其中，但大部都是被抽走了颜色的荒野。人类活动少得可怜，拾干柴的老嬷，卖小鸡仔的司机，有种似睡非睡的空旷感。

东谷坨台地从东到西有一串规划好的四合院，都是陆续从沟里窑洞搬上来的农民居所。我们通过门口的绿色小冰箱找到卫奇的家，塞满《化石》《恐龙》《文物春秋》自由借阅的迷你图书馆比门牌号好辨认。

1999年，卫奇在这里设立了泥河湾猿人观察站，为寻找猿人化石的野外科研人员提供食宿起居。在那之前，考古队员们通常住在化稍营镇上的旅店里，距离野外工作现场远，常常受到虱子的骚扰。

二十多年来，观察站接待了许多中外科考人员，两本用中文、日文、韩文、英文等各种语言写就的留言簿保存着来访者对泥河湾深厚的热爱、希望与期盼。留言簿的第一页是日本人佐川正敏用汉字短句庆祝观察站成立：尼人以前有过人，河边湖岸他生活。弯弯曲曲走狩猎，不知猿人何处去？

一到考古的季节小院就骚动起来，每年百来批客人，熟面孔居多，有到当地来工作的，也有野外考察路过故地重游的。他们还尝试复刻远古的生活方式。在篝火晚会上，用自己打的石片切割羊肉，火中发出的嘶嘶声、呼噜声和啪啪的爆裂声，但现代人的加工技术还比不上古人类，“羊肉没熟”。

以卫奇为连接，这里成了各种地下标本的储藏室。临近的两个院子保存着中国科学院地质所两位院士的标本，货架上密密麻麻堆积着西藏、青海、西宁、内蒙古还有泥河湾的土样，还有国外的，标本垒满了房屋，甚至连小院里的空地都硬化后改成仓库，只留下一米宽的过道。

泥河湾的农民技工全国闻名，卫奇鼓励当地农民积极捕捉化石，“反正闲着也是打麻将，不如出去找化石”。白瑞花一家曾受卫奇动员，在大年初二的山沟里发现了石核和石片。一次老乡挖地栽杏树的档口，发现树根一样的东西，老乡不认识，白瑞花即刻认出是大象的门齿，再后来挖出来居然是一个特别完整的草原猛犸象头，十分稀少，被拖拉机送去博物馆做展览去了。

白瑞花跑过泥河湾大大小小的山梁坡沟，一生捕捉到了许多石器和化石；儿子在古脊椎所化石修理室工作多年；丈夫给地质所加工古地磁样本；女儿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的研究生，现在在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院从事旧石器考古；就连她的侄子和孙子都在往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努力。这里当然不乏个人的努力和命运的垂青，但卫奇是为他们打开那个远古世界大门的人。他不是一个喜欢聊天的老头，但只要谈起旧石器，四五个小时都不带歇的，把热爱传递给周边的每一个人。

2001年退休的时候，他面临最后一次选择。“该离开了吧？去享受生活”，他的妻子张爱兰终于松了口气。两人三十年聚少离多，好不容易有大把的时间一起旅旅游，没想到之后“出去得反倒更久了”。

卫奇找了各种理由：缺乏打牌、聊天之类的大众性爱好；不善于处理老家复杂的人际关系；想去单位门口免费修车打气，怕抢了别人生意；去海边养老，风景很快就会看腻……

“找破石头”是这个旧石器考古农民的唯一爱好，他过着一种自娱自乐看起来十分呆板的生活，就这样一直劳作到老。

我曾经问他，“泥河湾发现这么多石器，但我们没有办法还原当时人的生命状态，那么旧石器考古对于现在的意义是什么呢？”，他说，“我们从哪里来？人类的过去始终是一个令人十分感兴趣的科学谜团，尽管它与经济生产没有直接关系。但许多人喜欢，我们有共同语言”。

他毕生着迷于的广阔天地，回馈给了他最多、最朴素的情感。

孤独

成为人类演化的圣地并未给这个地方带来多少实质的好处。湖泊早在几万年前退去，桑干河时常断流，东谷坨人是吃地下水长大的。常常是打一口50米深的井，用两年，井里就没水了。早先是到附近沟里挑水，后来是等待固定的时间段村里放水，近两年扶贫工程建设才吃上了自来水。

农耕文明更是进展缓慢。十里路外的河流滩涂，营养富集；海报980多米的东谷坨台地，作物产量不及前者四分之一，就算是同一个乡镇，这里也是名副其实的贫困村，更不要说时常光顾的雹灾。这里人地矛盾并不尖锐，一户四口之家就有十六亩地，但都不是什么好地。

它被自然选中，又被自然遗弃。来这工作的考古人都会感叹它记录历史的清晰和完整。与南方的红土遗址相比，它的地层变化十分明显，剖面厚且完整，用肉眼便能刻画，没有酸性腐蚀也没有风力磨蚀，干旱令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保持着远古的新鲜度。

人们对考古有过短暂的向往。烩豆腐、炒鸡蛋、油炸糕、野兔……这些高级饭菜被生活并不富裕的当地人会拿来招待外来的客人，希望他们常来。考古工地日结几十元的薪水成为当地不多标价的劳动。当卫奇这个稀罕的来客，带着照相机、望远镜、罗盘、放大镜、地质锤、半导体收音机出现时，人们投来羡慕的眼光，“你们这活着是人，我们是蚂蚁”。

这种羡慕并没有持续多久，亲眼看见了改革开放给城市带来的巨大变化后，许多村民感概，“还是没有发现东西，要是有（猿）人就好了”。走与留之间，村民们几番犹豫，在新世纪的钟声敲响后纷纷离开了，去宣化去张家口去大同去北京。

2011年，当地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步入负数。

宏伟的东西离他们越来越近。八千多平方米的泥河湾研究中心、15000亩的泥河湾国家遗址公园，向西依次排布。一本巨大的汉白玉史书坐落在广场中央，“猿太祖”的头像凝视远方，颂扬泥河湾民歌悠扬的腔调回荡在空中。新兴的科技大楼建立，更好的食宿餐饮、会议研讨的空间，早已不需要家庭旅馆似的猿人观察站，卫奇被时代远远地甩在了后边。

每一处遗迹都有生命的周期与规律。现在是泥河湾等待的季节，可能就此消沉，也有可能大放异彩。少数的坚持，可以谓之人性的光辉，也可以说成看不清局势，谁知道呢？

一个很陡的土坡，非常松散，卫奇用拐杖钻了个洞，作为支点，爬上去了。拿着他的老式数码相机，一张一张记录着遗址的新变化。标牌掉了，台阶修得窄了。将这些意见转化成红色的字体贴在照片上，放在朋友圈里。

年过伞寿，带路已经发怵，他已经有几年没有去探方里挖掘了。只是坐在小院里，帮人做做化石鉴定，出出主意，写写文章。他格外珍惜每一次出来走走看看的机会，把这些边边角角仔仔细细在脑子里烙上一遍又一遍。

他也想过“干脆下一次，就不要来了吧”，去年他做过告别仪式。结果今年闲不住又来了，比往常还早了一个月，等来一场风雪，衣服也没带够。山里冒出尖的杏又被霜打了回去，注定又不是丰收的一年。

推着泥河湾前进的很多人都去世了，卫奇没有紧迫感，他想着能做多少算多少。刚刚整理完的1983-1985年东谷坨遗址三千多件标本，花了他三年时间。不是什么复杂的事情，只需要用刻度尺、三角板、量角器、台秤、放大镜计数测量、观察片疤与刃缘形态，填在一个14项的表格里。有时候一天做三五十件，有时候不舒服就睡觉。换成年轻人，一两个月就能搞完。 

没人规定每件石器都需要详细揣摩记录，他只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辛辛苦苦搞了好几年标本，之前因为太多事情耽搁了，他只希望做个交待或了结。如果不是我们来，他绝不会把这厚厚的一百四十来页纸拿出来，让所里的年轻人看了笑话，“卫老师这么大年纪还在搞这个”，他说。

他太慢了，写字也发抖，耳朵也听不清，右耳比左耳好，跟他说话的时候需要尽量站在右边。他不愿戴助听器，不知道别人在讨论什么，总是重复自己的想法与观点，不会倾听他人，这让学术交流成为一种障碍。

他带有老一辈考古人的特质，重视材料与形态学分析。旧石器与古人类的前沿技术，从古地磁、微痕分析到古DNA……他一个也没有跟上，不仅如此还时常质疑。他用上个时代的那套标准去要求自己，挖石头，不停地挖石头，这套学术惯性成就了他，同样也让他不能看到一个更全景的画面。

所有人走后，他、白瑞花和她的丈夫贾全珠都回到了各自的工作里。卫奇时常码字，偶尔拾些废弃门槛做柴火，累了就躺在老爷椅上，将手机放在耳廓边缘，声音调到最大声听广播，好像睡着了一样。白瑞花找人、找车、找机器。贾全珠继续在噪音、灰尘、风扇、胶水中加工古地磁样本。

他坐在白瑞花的三轮敞篷车后座，紧紧攥着两边的护栏，用身体抵抗坑坑洼洼土路的颠簸，风吹起他稀疏的银发，两个并不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出发了。山里起了风，卷起厚厚的黄土，风沙模糊了视线，看不清山的轮廓与河的脉搏，大地灰蒙蒙一片，去哪里寻找猿人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