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Pixabay

2023年8月24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将寻求延长六个月《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有效期，以便“进行谈判以修改和加强条款”。

此前，白宫迟迟没有作出续签《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决定，引发了中美双方科学界的担忧。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7月19日在阿斯彭安全论坛曾经表示，应该拉长中美合作正面清单，包括续签《中美科技合作协定》[1]。但美方一直不作表态，随着日期临近8月27日的协议到期时限，各方的猜测和担忧也逐渐加剧。

虽然在最后一刻，拜登政府决定寻求延期协议6个月，让各方人士暂时放下担心。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表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承诺长期延长该协定。”这给未来的续签增加了变数[2]。

这份合作协定有多重要？ 

1979年，邓小平和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签订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两国政府间第一个正式合作协定，至今已经持续了44年。通常来说，这份协议每5年左右续签一次，上一次续签是2018年底。

《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规定了两国政府之间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宗旨和原则，支持开放的科学，鼓励两国的政府机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农业、能源、卫生、环境和其他领域进行合作。合作的方式包括科技信息、人员的交流，组织研讨会和课程，进行联合研究，共同规划合作项目等[3]。

这是一个“伞式”总协定。本身不要求资助，也不规定任何主题领域的具体合作活动。《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只是提供了合作的总体基础和原则，而实际的合作细节和领域，则由各技术机构各自签署的一系列附属文件确定。

举个例子，美国农业部与中国农业部、科技部的合作最初是在1979年框架协议下展开的。但2002年，两国又签署了《农业科学技术领域合作议定书》。该议定书包含12个专题附录，规定了具体的合作内容。

在这个总协定下，两国技术机构之间在农业、能源、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地球、大气和海洋科学、基础研究、标准和计量以及核安全等领域，缔结了约30 项机构间协定，以及40 多项有效的分协定和附件[4]。

中美科技合作的大部分成果，都是在《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基础上实现的。比如始于 1985 年的出生缺陷队列研究，证明了补充叶酸对预防神经管缺陷的功效，减少了全世界新生儿出现脊柱裂的几率。这项工作是“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的产物，在中国完成了25万例的样本研究[5]。

另外，中美合作的流感监测项目增加了中国的流感监测点，使得全世界有更好的疫苗可用。美国环保署还和中方合作控制中国的空气污染，尤其是PM 2.5污染。

《科技合作协定》不是中美之间独有的协定。根据前美国驻华外交官、美国维拉诺瓦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沈岱波 (Deborah Seligsohn)的说法。签订科学合作协定，几乎是国与国之间科学合作的例行公事。中美两国基本上与所有先进科学国家和数十个发展中国家，都签署了此类协定[6]。

因此，今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到期不续签的可能性才引起了中美科学界的紧张。作为众多具体领域科学合作协定基础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一旦不能续签，两国学术界的合作就失去了基础。

哈佛大学物理学家约翰·霍尔德伦 (John Holdren) 曾经参与2011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续签。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总体框架所提供的隐含许可，许多机构、许多个人就不会与他们的中国同行接触，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是政府认为不好的事情。很多互动都不会发生[7]。”

沈岱波也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续签失败“将对各类科学合作产生高度负面影响。”尤其是在更需要合作的公共卫生和气候领域。进一步说，如果历时44年，有着科学合作甚至两国友好象征意义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被废除，对两国科技合作甚至是两国关系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8]。

《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这次延期，意味着两国将继续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在此期间，相关的科技机构合作和原有的合作项目都会正常进行。但6个月后能否续签，协定的内容会作出什么样的改变，现在还是未知之数。

并非第一次临时延期 

本次《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续签由于处在中美科技合作相对紧张的时期，因此备受媒体关注。但这已经不是《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第一次在续签上遇到阻碍，也不是第一次延期6个月对协定内容进行谈判。

中美科技合作在第一个十年进展顺利。但据原国家科委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原国务院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办公室主任段瑞春回忆，1988年6月，美国驻华大使馆提出今后美国和外国缔结或者续签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必须就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协议，作为总协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十年到期后没有立刻续签，而是就知识产权问题展开了谈判。

谈判的过程非常波折，1989年1月的第一次谈判无果而终。为了避免《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过期，从1989年1月到1991年4月，《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临时延长了三次，时长分别为9个月，1年和6个月。最后直到1991年才正式续签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这次续签为《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增加了知识产权附件[9]。

段瑞春表示，临时延长只是一种过渡处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临时延长期间，两国不中止政府间科技合作关系，原有的科技合作项目可继续执行，但不就新的合作项目达成协议。这对双边科技交流和合作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下一次临时延长，是特朗普当政的时期。

在任期内，特朗普多次针对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2017年8月中旬，特朗普要求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 (Robert Lighthizer) 对中国的知识产权相关行为展开调查，指责“外国盗窃知识产权，每年使我们国家损失数百万个就业机会和数十亿美元[10]。”

特朗普任内，美国司法部门还发起了“中国行动计划”。特朗普坚称中国正在利用研究人员和学生窃取美国的技术创新，在“打击经济间谍”和“打击窃取知识产权”的旗号下，大量华裔科学家受到波及。

从2016年到2018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再次经历了临时延长，临时延长的时间最多一年，最短只有3个月。多次临时延长后，中美双方终于在2018年8月达成一致，正式续签了5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这次持续数年的谈判，最后的结果是修改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知识产权附件[11]。

可以看到，《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续签是否顺利，不仅关乎两国的科技合作，更是中美关系的融洽程度的指针。今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再次面临6个月的临时延长，也说明了中美关系的紧张没有缓解。和之前几次延长一样，本次美国政府同样寻求修改条款，很难预计这次的谈判会持续多久。

上千名美国科学家呼吁续签

中美关系的紧张，使得美方更担忧与中国的科学合作会威胁美国的经济与安全。过去常常低调续签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现在被拿出来大做文章，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问题。这次拜登政府迟迟不作出续签《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决定，一拖再拖，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共和党议员。

今年6月底，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和九名共和党同事写信给美国国务卿，建议强烈建议政府不要续签即将到期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12]。

尽管《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下没有项目涉及敏感或机密研究，加拉格尔等人仍然表示“延长中美科技协定只会进一步损害我们的研究和知识产权”“美国必须停止助长自己的毁灭”。他们坚称中国会利用《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下的伙伴关系，最大程度地推进军事目标。比如，他们指责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协议下开发的，用于灌溉管理的卫星和无人机图像分析技术“具有明确的双重用途”。

政府中也有支持续签的声音。前任驻外官员沈岱波表示，如果对具体的领域存在疑虑，美国方面完全可以先针对具体领域的合作协定进行谈判，直接废除更基础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是“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而且美国也从和中国的科技合作中获利，同时《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不要求任何具体付出，属于高回报、低成本的选择。

中美科学界多数科学家都担忧《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无法续签。8月21日，斯坦福大学两位物理学教授彼得·迈克尔森（Peter Michelson）和史蒂文·基维尔森（Steven Kivelson）站出来，向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写了一封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很快收集了超过1000名学者的署名，表达了学者对续签《中美科技合作议定书》的强烈支持。

信中表示，美国应该续签议定书，因为这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中美科技合作议定书》已经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利益。而“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将直接对我们自己的研究、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大学的教育使命产生负面影响[13]。”

8月24日，在得知《中美科技合作议定书》延期消息后。两位科学家发了第二封信，除了对延期表示支持外，两位科学家着重强调了学术研究和需要保密的商业、军事研究之间的区别。

两位科学家表示“从学术角度来看，我们大学的研究既不是专有的，也不涉及机密信息。学术研究的最重要目标之一是寻求有关自然世界的新知识，以及教育和培训下一代科学家。这项活动最好由来自世界各地有原则的科学家共同积极参与、公开进行合作。”

这其实是他们第二次试图向政府阐明学术研究的原则。2021年，也是这两位斯坦福大学教授发起了致司法部长的一封公开信，主张中止司法部的“中国行动计划”，当时得到了 177 名斯坦福教师的支持。

在为这封公开信辩护的一篇社论文章里，两位教授坚持大学开展的开放式基础研究，与应用性更强的专有工业或军事研究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他们援引了斯坦福的研究开放性原则：所有感兴趣的人都能自由获取基础数据、研究过程和最终研究成果。至于商业专利和国家安全机密，这些本来就不该在大学中产生，大学应该是一个生产和传播知识，以供任何人使用机构[14]。

诞生于1979年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无疑是这种学术开放理想的产物，当时中美双方都对未来足够乐观，愿意搁置争议，相信分享和合作的力量。而今天《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困境，似乎告诉我们学术开放的理想，在缺乏互信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有多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