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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英国“血液污染丑闻”调查报告公开，英国首相苏纳克表示：“这是英国政府的耻辱日。”

根据那份调查报告，血液污染在英国已造成了至少3000人死亡，且有关部门存在故意掩盖事实的行为。BBC报道提到，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超过3万人在输血或接受血液制品治疗后，感染了HIV和丙肝等肝炎病毒。

英国当局将这场严重事故归结为“美国毒血”的影响。

美国是全球血液市场的“供血”大国，2021年，人血液制品占其全国出口总额的约2.69%。上世纪70年代，血液制品的检疫管理尚不严格，许多血站设在贫民区和监狱中，吸毒者、艾滋病患者、肝炎病毒携带者混迹期间，将致命疾病通过血液和血液制品散布到全球多国。2017年，BBC拍摄的纪录片《脏血：真相调查》将这段惊天丑闻公之于众，这才引起了来自全球各国的关注。

故事发生在大洋彼岸，然而，其中所透露的，一个全球化的血液制品市场上，细小的的风险如何因为疏忽被放大，最终酿成国际危机，整个过程令人惊心。细究整个事件中的细节，就会发现，当本应用于治病救人的技术与未知病毒相遇，由于无知、低效和刻意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少无辜者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中的各种疏漏，值得警醒。

一

在英国，由于公费医保系统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包办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医疗服务，如此“血祸”也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一次沉重冲击。

苏纳克说：“调查报告表明，我们国家生活的核心存在长达数十年的道德失败。事情本不该如此。我代表本届政府，以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每一届政府，向人民致以深深的歉意。”

首相所言非虚，英国政府、NHS和医疗机构对血液问题的后续调查与赔偿拖延至今，距血液污染事件最初发生的时间已经过了50余年，节奏之缓慢令人震惊不已。

甲、乙、丙三种肝炎病毒在70年代已经得到确认，1981年6月，美国向全球通报了首例艾滋病病例。但直到90年代末，仍有血液污染导致的疾病在传播。

一些历史细节耐人寻味。

1972年，美国血液病专家Garrott Allen开始成为血祸的吹哨人。他第一个观察到血液在室温下存储6个月，血清中的肝炎病毒仍有传染性，并提出“监狱和贫民区人群”肝炎发病率是普通人的十倍，依赖其献血会增加传播肝炎的风险。

在70年代，由于普遍共用未经消毒的吸毒注射器和纹身器具，西方各国的监狱成了病毒性肝炎重灾区。但监狱作为“血库”的诱人作用令医药界几乎无法“戒断”，围绕囚犯血能用与否的持续博弈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直到1984年，英国大部分地区才彻底停止采用囚犯献血。

而英国血友病中心（UKHCDO）和血液制品企业的“反射弧”更是长到不可思议。血友病患者需要长期使用凝血因子VIII等血液制品维持治疗，当医学界意识到乙肝和丙肝能够通过血液制品传播时，该风险竟一度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因为血友病的致死致残性似乎比肝炎更强。

当然，今天的我们知道，这两种肝炎若久治不痊，都会导致肝脏坏死和纤维化，甚至发生癌变，哪怕对血友病患者来说这代价也足够沉重。

1982年，英国血友病中心的专家、学者John Craske发表论文，首次证实了血液制品正在血友病患者群体中传播艾滋病。

但学术界讨论了超过两年才最终确定了结论。这期间，血液制品厂商依旧没有采取更严格的检验标准，只是排除了同性性行为者、吸毒者等高风险人群献血。

直到1985年底，厂商才决定对血液制品进行热处理，以灭活HIV。经过热处理的血浆成本要上升50%，这可能是厂商迟迟不采取行动的原因。

最终，英国当年约1250名患有出血型疾病（如血友病）的儿童中，有三分之一——也就是约400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其中多数儿童还同时感染了丙肝，甚至又同时感染乙肝和丁肝。目前，这些儿童中的四分之三已经去世了。

另外，1970年至1991年间，约有26800人通过输血感染了丙肝，很多是接受手术的患者和孕产妇，甚至也有月经量过大接受输血治疗而感染的患者。

至于乙肝，报告则由于影响范围过大和隐匿性，没有进行统计。

还有5个人通过血源感染了新变异型克雅病，这是一种由朊病毒引发的疾病，与疯牛病类似。其中三人出现症状并死亡。

二

由于监管和进出口原因，中国的血液制品市场基本上是独立的。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则被一张“人血市场”的网络连接在一起。

能够跨国销售的，主要是从血浆站获得的血浆。

尽管都涉及到人血，但离开捐献者的身体后，无偿献血和生产血液制品用的血浆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

以中国为例，接收无偿献血的血站是公益性质的，捐献的血大多去向本地医疗机构，用于临床。

而血液制品——像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凝血因子、抗凝血蛋白等，则大多来源于生产企业设立的单采血浆站。两边的“血源”互不相通，也禁止互相出售。

单采血浆这类成分献血的程序远比全血献血复杂，抽取全血后在离心机里分离选取所需成分后还输，每次献血需时30-120分钟，因此，捐献者基本上都是有偿供血，血浆站会提供一些补贴。

从全球范围看来，只要“卖血”的逻辑成立，浆站就会更倾向于建在穷人多的地方，比如落后的国家地区、监狱和贫民区。而那些更愿意用血浆换钱的人，也就远远比无偿献血人士更有动力隐瞒自己健康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便是成分血面临的最大难题。

如今，全球（除中国之外）约有20家主要的血液制品企业，杰特贝林、武田、基立福这前三大企业的市场份额超过60%，前五大企业超过80%。

这种巨头垄断的市场结构是从上世纪70年代起100多家企业经过合并重组加淘汰，演变而成的。可以想见，英国血液污染事件发生时，全世界的血液制品市场正处于何等草莽状态。

当时，这些企业发现第三世界国家的血浆比发达国家更便宜，于是涌向了像尼加拉瓜这样的小国，当地的独裁者索摩查及其亲信建立起Plasmafaresis公司，试图用血浆换取外汇。据说甚至有人因过度卖血而亡。揭露此事的报刊编辑遭到暗杀，但葬礼演变成暴乱，民众最后焚毁了采浆站。

海地的Hemo Caribbean公司也看中了这个极度贫困国家的献浆潜力，每月供应6000升血浆。海地是拉美最穷的国家，性病、疟疾、结核等疾病高发，但这不耽误患者卖血，公司对血浆的消毒处理也仅限于进行冷冻。

整个1970年代，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强烈反对之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禁止了付费采浆。发达国家中这样规定的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荷兰和法国等。在这5个国家，捐助者只允许每2周献浆一次，也就是每年24至26次。

但任何事情都有例外，目前仍允许付费采浆的国家包括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德国和美国。由于采走的血浆理论上48小时就能被人体恢复，美国允许的献浆次数高达每年100多次。

从不易诱导捐献者隐瞒健康状况的意义上，无偿献血虽然更安全，但民众捐献动力不足的“副作用”同样明显。

现实地讲，前五国经常难以实现血浆的自给自足，要依赖从后五国——尤其是美国——进口。

估计目前全球有千余家单采血浆站，每年的血浆采集量约6万吨，但全球分布并不均匀。其中近70%设置在美国，2021年浆站达到1041个，另有10%在欧洲。美国提供的血浆估计占全球产量的60～70%，自给自足之外，大多销往其他国家。

20世纪70年代，美国供应着欧洲一半的血浆，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监狱。

二战时期，七万多名美国囚犯向囚犯血库献血来支援前线。此后20年间，通过献血减刑和换钱俨然成了一种美式监狱传统。

有关血液历史的著作《九品脱》（Nine Pints）中写道，在阿肯色州的一家监狱，采浆站成立于1963年，囚犯献血一次得到7美元，而献的血可以卖100美元。

既然这门生意如此无本万利，穷人和犯人的血浆自然成为全球市场的主体，哪怕其中含有HIV，乙肝、丙肝病毒，以及引发多种其他传染病的病原微生物。

三

如今，幸存的受害者与英国政府已经进行到了赔偿阶段。有媒体估计，最终，赔偿的总额可能在100亿英镑左右（922亿人民币）。

我们不禁要问，大规模的血液污染事件有没有可能再次发生？

从技术层面上讲或许不会。当下血液制品批签发前要经历三道“安全关”：根据健康状况对于供者的筛选，基于分子诊断的血液筛查，以及制造工艺中引入病毒灭活技术。

在这三种技术的支持下，新世纪以来，全球血液制品行业已经没有再发生过影响较大的污染事件。

但目前的病毒灭活技术还不能灭活血液中所有种类的病毒，因此假如一种通过血液传播的新病毒像HIV一样突然出现，不为人知，也不为检测和灭活技术所覆盖，血液制品再次出现大规模污染的风险依然存在。

比起天灾，更难预防的或许是人祸。50多年来，英国血液污染事件的受害者在持续奔走，而政府和NHS一直态度冷漠。

1989年，面对由于使用血液制品而患上艾滋病的血液病患者，英国政府同意提供1900万英镑来补偿幸存者，后续又追加了4200万英镑，“买断”了这些患者的继续要求赔偿的权利，案件也随着政府换届而不了了之。如果患者已经去世，家人就领不到任何赔偿。

直到2018年8月，对血液污染事件的调查才重新启动，此时不少上世纪的纸质档案已经被政府销毁了，这一举动很可能存在故意成分。至2022年赔偿开始支付，长达数年的调查期间，又有数百名受害者因年老和感染的疾病去世。

可以说，这确实是英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每一届政府”的失败。

今天的全球血液市场虽然远比上世纪重视GMP（良好生产规范），但结构上仍然高度依赖收钱献浆的穷人。假如一种由血液传播的新病毒出现在当下，医疗机构和企业能否快速反应，各国有关部门又能否真正承担起责任？

只要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是”，血液污染事件就永远可能会卷土重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