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1975年间被派出的这些赴英科技进修生有哪些独特经历？这次留学有哪些特点，对那个时代有哪些反映？它们都是中国留学史、科技交流史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1971年10月25日，中国重返联合国。在此前后，有众多国家同中国建交，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更是有不少西方国家和中国建交。无论是同外国使领馆打交道，还是派人到中国驻外使领馆工作，中国都急需培养大量有外语能力的外交人员。而能最快培养这类人才的方式便是留学，教育主管部门也有和有关国家交换语言类留学生的渠道。1972年9月15日，国务院科教组[3]印发《关于向法国派遣学习法语进修生的通知》，决定向法国派遣20名法语进修生；2个多月后的12月4日，又印发《关于向英国派遣英语进修教师的通知》，决定向英国派遣16名英语进修生，被中断了6年多的留学工作终于得以重启。

英国是世界大国，二战前的数百年一直领导全世界。1954年，英、中两国政府建立代办关系。自1959年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欣歇耳伍德爵士访华以来，中英学术界也恢复了友好往来。1963年9月22日—10月7日，英国皇家学会代表团访华。他们在和中国科学院领导人座谈时主动提出，“我们希望能够接待中国的青年科学家到英国去进修，为期在六个月以上”[4]。根据英国皇家学会和中国科学院达成的派遣留学生的口头协议，1963—1966年，中国共派出包括陈佳洱、梁栋材、张友尚在内的三批共27位科技进修生到英国进修[5]。

“文革”爆发后，这些留学活动被停止。

1970年11月，中国驻英代办处向国内报告，生物化学家多萝西·霍奇金等人向代办处表示：“希望中国能继续派些科技人员和留学生来英国，恢复两国科技人员互访和文化交流”。[6]多萝西·霍奇金还提出希望再次来华访问。12月底，中科院外事组认为，“从我外交政策考虑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出发，总的来说对英的交流互访活动应该有计划的恢复和发展”，同时表示，考虑到人员选择有困难，建议暂时回避继续派人赴英进修的问题[7]。

1972年3月13日，英国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均希望有一些实质性合作。1972年5月20日，“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艾伦·霍奇金、外事秘书邓纳姆、执行秘书大卫·马丁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北京，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访问。” [8]5月25日晚上，他们和中方代表在中国科学院举行会谈，决定恢复两机构的科技交往，恢复中英之间的科学交流[9]。

·1.3 周恩来批准派人到英国留学

在周恩来看来，中国科技进修生的首选留学国应为美国。1972年10月14日，他在会见李政道夫妇时就曾明确说：我们准备派遣一批研究生去美国学习、深造[10]。但当时中美尚未正式建交。英国科学一直都很发达，虽然相对地位有所下降，但未曾衰落。1972年底，周恩来决定响应英方建议，派人去英国留学。笔者尚未查到有关文件，但留学当事人沈恂、王克仁均曾忆及：1973年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时，有关方面表示，派他们去英国留学，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11]。当时有“外交无小事、事事报中央”，“一事一议、一事一报”之类要求，这种说法符合当时的惯例。另一位留学当事人张其善也在传记中谈及：“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以后，我们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民外交日趋频繁。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批准，我国理工医院校50名教师去西方国家进修，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12]，页81）周总理说：“你们是头一批，是侦察兵，是先出去了解情况的。以后还会一批接一批陆续往外派。”（[13]，页83）

对留学而言，费用是关键。英方同意继续沿用“文革”前模式：访问者的往返机票费用由派出国出，到访问国后的有关费用由访问国出。

1973年1月2日，国务院科教组向少数几个省部级机构下发《关于1973年向英国派遣留学生事》，称：“经中央批准，今年4月将向英国派出150名英语、理、工、医学留学生。” [14]其中，英语90人，理、工、医60人。理、工、医进修生指标安排如下：

各机构随后按要求，根据“我国急需和英国的特长”提出具体进修专业，并进一步将指标分配给相关基层单位。之后，各单位再依专业挑选合适人员。遴选标准也由国务院科教组规定，包括：

1)政治上符合出国人员规定

2)身体健康

3)大学毕业

4)有一定实际工作能力

5)年龄在38岁以下

条件5意味着须出生于1935年后。而该年龄段的人上大学时，学校外语课程已基本只教俄语，也即难以满足条件6。所以实际入选者中，有一些年龄超过38岁（如孙曼霁、朱晓东）。

据当事人回忆，他们是突然获知自己入选的。基层单位并不通知大家有留学机会，也没有自荐、公示一类程序，而是由领导层（当时在各单位掌权的多为工、军宣队）内部商定后直接通知入选者。沈恂回忆说。

实在太过突然，他根本不敢相信，甚至觉得这是同事是在和他在开玩笑。 [10]

王克仁也回忆说：

人选确定后，各基层单位再组织入选者填写《出国学习人员登记表》，一式三份。根据要求，应于2月2日前将其中两份寄送国务院科教组。[19]

在填写登记表的同时，各单位还按照（72）科教字088文件给入选者办理政审和出国审批手续。手续很繁复，其中，报到国务院科教组的政审材料由基层单位党组织开具，由省部级主管单位审批。出国批件还需北京市、公安部审批。沈恂对出国批件作过回忆：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绝大部分学校都不再教授英语，入选人的英语水平，尤其是听、说能力普遍不高。1973年4月24—26日，60位入选人到北京语言学院报到，进行集中培训。根据入学时英语考试成绩，60人被分为快、中、慢三个等级、六个十人小班[21]。大家边废寝忘食地学习、练习英语听力和对话，边等待与英国接收单位的联系结果。

1973年6月，首批派出名单公布，分别为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孙曼霁、吴祖泽，上海瑞金医院胸外科的张世泽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沈恂。他们四人于同年7月启程，成为赴英访问学者（Scholarship），大使馆称其为“进修生”。科技进修生们分多个批次派出，至1974年6月25日前，共派出约40名科技进修生，详见表1。 

图1  1974年1月启程的9位留英科技进修生（[12]，页97）

表1  赴英进修生派出人员名单及其成长状况[22]

（不全，大致按派出时间排序）

经费本该是影响留学的重要因素，但对这些科技进修生而言，鉴于在外费用已确定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支出，便不是问题。从沈恂、王克仁等人的经历可以看出，影响这次派出的，主要是以下几个因素：

行前有为期两天的政治教育。对此，沈恂曾谈及：

当时中国没有直达欧洲的航班，不同批次的科技进修生乘坐不同国家的航班飞赴英国。国家极度缺乏外汇，他们个人更是捉襟见肘，由于担心在机场中转时使用卫生间需付费，飞行途中，他们连乘务员送来的水也不敢喝，寒酸、窘迫之至（[23]，页84）。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方面对这个留学计划也非常重视。临行前3天，驻华大使艾惕思爵士（Sir John Addis）在英国大使馆亲自宴请第一批四位留学生，并派大使馆一秘到机场给他们送行。[25]沈恂回忆：

飞抵英国伦敦后，中国驻英大使馆官员在介绍英国国情和注意事项后，就安排他们前往英国为外国留学生办的语言学校补习（[13]，页86）。英国方面很有经验，还让他们住在英国家庭中与房东“同吃同住”，以增加与英国人接触的机会[20]。一至三个月后，当老师认为其英语水平基本过关，他们便被安排到各科教机构与不同的教授学习、做研究，有的还会根据教授建议选修课程。

进修生们早先在行程中已受到颇多冲击，抵英后更是如此。所见与国内宣传不同，原来外国并非水深火热，这里充沛、富足、美丽，工作人员热情、友好。没过多久，有一位进修人员竟精神失常，臆想英国方面在制造幻象欺骗他。不久后他就被送回国治疗。其他人则很快适应真实的世界，他们认识到自己来自一个封闭、贫穷的国家；他们也有很强的荣誉感：一定要抓紧机会，认真学习，好好做研究，绝不能丢中国人的脸。[26]

以沈恂为例，除在圣巴塞罗缪医学院物理系注册和学习辐射物理外，他还通过新结识的英国教授联系了伦敦理工学院数学物理系主任的柏林教授，向他学习微剂量学的理论和实验方法；后来又联系了著名的放射生物学研究机构——格瑞实验室（Cancer Research Campaign Gray Laboratory），在那工作和学习了3个月[20]。
 

04

大使馆对进修生的管理

进修生刚到英国，就到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学习了注意事项，如不许跟台湾地区的人接触，不许跟苏联人接触，不许同外国人谈恋爱，不许看电视娱乐节目，看电影应以有利于专业学习为原则，不许攻读学位等等。沈恂等希望政策有所松动，还于1975年努力争取过学位。他回忆说：“我参加了全课程的学习，还发表过论文。大学表示可以给我硕士学位。我便向大使馆请示，可大使馆不允许我接受。”[27]

4.1 节省经费上交

对于英国提供给科技进修生的生活费，中国大使馆亦有严格规定：每日餐费66便士（其中早餐16便士，中晚餐合计50便士）；零用钱若干（数值变动，总趋势越来越少。沈恂等第一批次人员，“批林批孔”运动前是6.3英镑/月，运动后降为4.3英镑/月[20]。张其善等第三批次人员，零用钱则降为2.53英镑/月）（[13]，页89）；其余花费记账报销，结余金额则要省下来上交使馆，大约每人每月要上交20-30英镑。

可支配经费过少，严重影响了进修生的深度社交。英国人喜欢去咖啡厅、酒吧交流，并不时举行AA制的聚餐会，同事间的聊天话题也会与业务密切相关。可便宜的咖啡一杯也得10便士，聚餐一次大约要交2英镑，每月只有2.53-6.3英镑零花钱的中国进修生们囊中羞涩，难以参与其中。

4.2 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

大使馆会对留学人员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这方面早已形成一套管理办法：除经常性地在使领馆组织他们进行政治学习、过组织生活外，还要求他们一年或两年回国一次，以进行专门的政治学习和国情教育。

对于1973-1975年的科技进修生，除未要求他们在留学中途回国进行政治学习，也基本沿用了此套管理办法。王克仁回忆：
 

据沈恂、王克仁回忆，留学生对政治学习并不热衷，对于“批林批孔”运动，只是敷衍了事。

4.3 二人以上同行

“外出活动应二人以上同行”[29]是当时一条外交“铁律”，对大使、出访外国的代表团均作此要求，对赴英学习语言的留学生亦如是，达不到要求的则要受批评、处分。1974年8月29日，国务院科教组外事组给中国科学院政治部发函，称中国科学院1973年10月选送到英国的语言进修生朱某某“平时学习不用功，上课时爱作小动作，生活散漫，组织纪律性差，二人同行坚持不好。经批评后在小组会上检查了错误。”[13]另有一些人，“问题”更严重。譬如，1974年11月13日国务院科教组就曾函复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根据你馆报回七个学生的思想表现，经商国内有关单位”，提出了三种程度不一的惩处意见。

如此严密管控也做不到“绝对安全”。1973年左右，一位在伦敦附近小城学习语言的留学生发生“叛逃”。这之后，语言进修生们被集中到位于伦敦梅德维尔街的中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招待所集中学习。请来教他们英语的老师是埃德加·斯诺的第二位夫人——在政治上也很可靠。与此同时，他们也被要求尽量少出门，出门尽量“三人同行”。

不过，对科技进修生而言，这项规定却难以施行——他们即使被分在同一所英国高校，也会分属不同的实验室。因此，可以破例，但应尽量遵守。譬如，到英国的老师、同学家里去做客，就应当“二人以上同行”。沈恂对此有过回忆：

1974年6月25日，国务院科教组向上海市文教组、北京市科教组、广东科教办、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委、卫生部发出《关于不派出17名尚待赴英的理工医进修生的通知》：“鉴于英方对两国互换留学生一事设置障碍，我对此应有所表示。经商外交部，所余17名学生不再派出。希各单位做好思想工作，妥善安排。” [12]就此终止了对赴英科技进修生的派遣。

表2 未能按计划赴英的科技进修生名单及其成长状况[31]

（按派出单位排序）

上述通知并未谈及英方具体设置了什么障碍，只笼统地说是英国的错。此说难以服众。未能按计划派出的朱本瑜认为，是“批林批孔”运动中断了他这一次的留学梦[20]。已经派出近一年的沈恂等在英国也听说实际是中方的原因：当时搞“批林批孔”运动，江青等想借机批“周公”，称中国不应派人去资本主义国家留学。[32]此外，一份英国皇家学会的档案亦有类似记录可佐证：1974年5月10日，一位被称为Mr. Liu的使馆工作人员悄悄告诉相关人士，“目前的批林批孔运动将使英国极不可能再接收到中国的高级访客；在1975年之前，最好也不要再建议派更多英国人士去中国”。[33]

未派出的进修生不再派出，已派出的也被提前召回。国务院科教组【73】科教外字005号文件明确宣布要派科技进修生去英国进修二年，可实际只进修了一年多就让他们归国。张其善曾向传记作者忆及使馆文化处两位官员要求大家归国时的说法：“上面有精神，你们到英国学习的时间已经不短了，超过一年能回去的尽早回国。”（[13]，页100）

特殊情况可以打报告给大使馆申请延期。大使馆和国内的单位商议，相关单位均同意后再略为延期。譬如，物理所的李银安申请延期三个月，至1975年9月底再归国。物理所同意，中科院人事局也同意。他们请示教育部，教育部再给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去函，请大使馆“根据具体情况酌定”[12]。

也有可以在英国待更长时间，但自愿提前返回的。沈恂是其中之一：

由于超出航班限制的行李额，进修生们回程只得先乘汽车、海轮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再坐火车，经苏联莫斯科、西伯利亚回国。行李本就繁杂，为省饭钱，他们还备了大量面包和饮用水。请不起搬运工，多个大包裹，都靠自己肩背手提、移来挪去，数次周转，辗转十多天，寒酸、辛苦无比，“真是不堪回首”（[13]，页102）。

回国后，一些派出单位需要进修生们汇报在英见闻。由于担心犯政治错误，他们往往难以将国外真实情况和盘托出。沈恂回忆：

本次赴英经历，对当事人而言有重要价值。不仅令他们体验到何谓现代化，还促使他们学好英语，了解如何到学术前沿做高质量的科研，与国际科学界建立了联系，有不少人还把在进修期间的成果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出来。沈恂的体会是：

我虽然在英国只待了1年零8个月，但是学到了如何进行科学研究，是我从一个学物理的年轻人向研究生物学蜕变的开始，英国许多有成就的放射生物学家都有物理学的背景，它增强了我转向生物学的信心，这可能是我留学英国最大的收获。在英国期间，认识了不少知名的科学家，这让我受益匪浅。[20]

前往剑桥大学冶金与材料科学系超导组的赵忠贤，因这次宝贵的留英经历熟悉了超导物理的前沿，约十年之后成为了中国超导研究的领航人。朱晓东先在英国伦敦儿童医院进修先天性心脏病外科，后到利兹大学附属医院进修获得性心脏病外科，师从该领域的国际权威。回国后，他将生物瓣膜技术引入了国内，在国内首先研制并成功用生物瓣膜(心包瓣)进行心脏瓣膜替换手术，成了国际知名的心脏病专家……

从表1可看出，这些人多在1940年左右出生。他们在大学或研究生毕业之后不久即遭遇“文革”，在本应打基础、积累成果的阶段失去正常科研的环境。获得宝贵的机会到英国留学后，他们的成长又受到管理部门的限制，因而在学术水平的绝对高度上难以企及国际同行中的佼佼者，但是，他们仍然有一些相对高度——只要比国内本单位同年龄段的同事高一点，便能积累马太效应。譬如，优先得到接待外国专家进而被领导赏识的机会，更多的到海外交流的机会，更早提升职位、职称，更容易主持科研项目，更多出成果等。事实上，这些人后来也的确大比例成名成家，在学术机构担任要职，如大学校长、医院院长、研究所所长、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还有一些成为两院院士。据不完全统计，在1973—1975年留学英国的这40余位科技进修生中，至少6位当选为两院院士。[36] 

图2  1997年2月部分留英科技进修生在许社全家聚会（沈恂研究员提供）

那十多位在北京语言学院接受了一年多培训却未能如期成行的学者，后续成才的也大有人在。譬如，朱道本后来成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1997），郭本瑜后来成为了上海科技大学校长（1987-1994）（详见表2）。这也不难理解：他们原本就很优秀，有一些还曾是五六十年代的留苏预备生、留欧预备生。在其他同年龄段的同事还在原单位搞运动虚掷光阴时，他们能借此机会远离纷扰、集中起来学习英语，对他们的后续发展也意义重大——有助于他们抓住1978年后的公派留学机会，进而令他们在事业尤其是学术事业上能够有更多的成长。努力不会白费，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

如何看待1973-1975年间的科技进修生赴英留学计划？

笔者认为，它是一项由英国倡议的留学计划。英国在1963年就主动提出并继而接收了3批中国科技进修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又建议重续这个计划，哪怕没被中方采纳，他们也不放弃，还继续建议。建议被中方采纳后，他们又帮不懂国际规则的中国进修生联系接收单位，并负担进修生的生活费等。虽然名义上是互换科技留学生，但由于当时英方基本没人来中国进修科学技术，实际上是英方单独付出。不管从哪个方面看，英国都是主动的一方，而这客观上帮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它还是周恩来一个重要的拨乱反正的举措。“九·一三”事件爆发、毛泽东的身体变差后，周恩来利用“批林整风”的机会，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推动了国家的正常化转型。其中，在科技领域的正常化转型举措包括：倡导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恢复一些科技交流，派科学家代表团出国访问，接待了不少外国科学家代表团；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试图在科技界批左，重新变得以抓业务工作为主……派人出国留学，进修“我国急需”的科学技术，也是其中之一。

虽然这次留学活动包含对“二人以上同行”外事“铁律”的突破，但总的说来，它人数少（只有一批，没有后续；两三年才派出约40人）、时间短（每人的留学时长只有一年多）、限制多，非常保守。其中，不让他们攻读学位，也即不肯按西方的人才培养方案来培养人才；收走他们的护照，要求他们尽可能“二人以上同行”，也即对他们的出行权利或者说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管制他国给留学生个人的经费，要求记细账，进行繁琐的报销，并把节省下来的经费上交给国家，则不但不道德，还浪费了留学生大量的时间，限制了他们的出行权利；其他很多禁令，则在限制他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些限制令中国的科技进修生舒展不起来，极不利于他们和外国人交往，极不利于他们创新，极不利于他们成长为杰出人才。

尽管很保守，这次留学计划还受到批判，最终半途而废。原计划第一批派出60人，以后再陆续外派，规模应当也会是越来越大。但实际是，第一批60人没有派完，此活动就遭到批判，也就没有后面的批次了。原计划已派出的进修生要到英国学习两年，但实际上他们只学习了一年多。有关方面并未过问、考核他们是否已经掌握了“我国急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就将他们相继召回了。

这不能不让人想起百年前半途而废的幼童留美计划。事实上，1973-1975年的赴英科技进修生计划，在很多方面还不如1872-1881年的幼童留美计划。

不仅这次留学计划很保守，同期的科技交流活动也是规模很小、限制很多，很保守。譬如：

从当事人的回忆看，这个委曲求全、在操作中实际很保守的留学计划之所以中断，主要是因为兴起了“批林批孔”运动，且批判矛头直指“周公”周恩来。事实上，周恩来在其它方面的努力也大多遭到批判。他的“批林整风”并未成功。不仅如此，这位“人民的好总理”本人更因此而遭到批判，进而罹患重疾，不久后就去世了。

从1872年的幼童留美起，中国政府一直允许并主动派遣青年人去先进国家学习，但“文革”中断了这种后进国家的自然行为。

直到1972年，也即幼童留美一百年之后，在受到苏联严重威胁、对外交往急需外语人才的情况下，“促生产”系统的周恩来等才决定接住西方抛来的橄榄枝，向西方派遣留学生。而1973年启动的赴英科技进修生计划，更因为其对“二人以上同行”“铁律”的突破，成为了恢复国家正常秩序的一个重要举措。但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文革”，各级行政系统怕犯错误，这次突破不得不在很多方面做出妥协，因而显得相当保守。尽管如此，“抓革命”系统的那帮人对此还鸡蛋里挑骨头。在他们的冲击下，这个保守的计划仍然被粗暴中断、半途而废。

从前面的分析还可以看出，阻碍派人出去留学、阻碍留学生学术成长的，除经费问题、先进国家高等院校的入学考试制度引进问题外，非常重要的还有中国政府的态度问题。对于留学，有保守、开放两种态度。

扣留护照、要求“二人以上同行”、禁止看某些类型的节目、禁止和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人交往，要求记细账、节省经费上交……导致这些限制人们的行动自由、思想自由政策的，是保守的态度。为了省钱、为了杜绝损失、为了不犯错误、为了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有关人士制订了这类违背留学初衷的政策。派人出来留学，为的是培养人才，让人才到达更高的层次、取得更大的成绩，而不是为了让管理者避免犯错、避免损失。在尝试的过程中，肯定会有疏漏、有损失，乃至犯错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出成果、出人才。派人出国留学，却又限制其手脚、禁锢其头脑，为免丢芝麻而不惜错过西瓜，为避免小损失而不惜付出大代价，这么做是极不明智的——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格局太小”！[38]

开放的态度跟这不一样。持这种态度的人，敢于尝试、重在收获，而不是害怕犯错、重在节省。1978年6月23日，面对顾虑重重的留学管理人员，邓小平说：留学生管理方法也要注意，不要那么死。留学生可以住在学校，也可以住在外国朋友的家里……不能把留学生圈起来，要放开手，让他们接触派往国的社会和群众；留学生不能光学习科技知识，还要广泛了解国外经济社会状况。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你们不要怕派出去，回不来。派出去一千个人，跑一百个人，还有九百个人嘛，不过才跑十分之一嘛，怕什么呢，不要怕。在这方面多花一点钱，是完全必要的，完全值得的。[39]对于外事部门收缴外国政府或机构给中国留学人员的奖、助学金的陋规，邓小平也于1979年做出批示，请方毅同志召集有关部门讨论，改变现在的不妥的办法。[40]这才是大气、开放的态度，才是做事的态度。正是改持了这样的态度，中国的留学工作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才会在改革开放以来，越走越顺。 

本文大部分内容已刊于《中国科技史杂志》2024年第2期

致谢：凤凰卫视文雪瑞编导为我们提供了访谈线索，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王克仁研究员、生物物理研究所沈恂研究员、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高级工程师许社全接受了我们的访谈并帮我们订正了人员表，中国科学院档案馆张涵老师、王兰老师为我们提供了查档服务。在参加华东师范大学第二届“冷战时期的大国科技关系”学术工作坊期间，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刘磊教授、上海大学历史系蒋华杰副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博士生张烁等人对本文提出了改进建议。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