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商周

我喜欢收藏，买的东西各种各样，其中就有线装的古书。之前在网上觅得一册《引痘新法全书》的清代手抄本，这是一本关于如何接种牛痘（天花疫苗）的著作。做为一名免疫学学者和科普作者，我欣喜地将它买下、研读、做笔记，还忍不住在此与大家分享。

为了推广牛痘接种，皮尔逊撰写了一份关于它的英文宣传小册，由精通汉语的托马斯•斯当东成中文，在广州商人郑崇谦的资助下以《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为题成书出版，后来还被翻译并引入到日本和朝鲜。

但这本中文世界第一部关于牛痘接种的著作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更为当时中国民众所知的，是十二年后由中国人邱禧撰写出版的《引痘略》。

邱禧是皮尔逊的学徒。1805年冬季，天花在广东地区流行。为了应对大量的牛痘接种需求，皮尔逊培训了几名中国助手，其中就包括邱禧。在从皮尔逊那里学成并独自开展牛痘接种十年之后，邱禧根据自己的实践写成了《引痘略》一书，并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自费出版。

和《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收到的冷遇不同，《引痘略》一经问世就收到的欢迎，在成书后的近百年里再版了五十多次。这些不同的版本有过不同的书名，包括《引种牛痘方法》、《引种牛痘纪要》、《引痘方书》、引痘秘书》、《引痘新书》、和《引痘新法全书》等。

这部手抄本的原书，就是清代道光年间出版的《引痘新法全书》。其中的内容除了邱禧的原著《引痘略》外，还加上了不同时期的几篇序跋，这两者都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即科学的精神还没有抵达中国的时候，人们如何面对疫苗这一科学的产物。

关于牛痘接种术的核心内容，即如何获取和保存牛痘种苗、如何实施接种以及如何判断接种是否成功，邱禧的《引痘略》基本上完全引自于皮尔逊的《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引痘略》之所以在传播上完胜后者，主要是因为邱禧为牛痘接种术加上了一个中医的包装。

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书名上：“种痘”vs “引痘”。

皮尔逊用的是“种痘”，意思是接种后所出的痘的根源来自外部，即所接种的牛痘液中的某种物质。

邱禧用的是“引痘”，意思是接种后所出的痘的根源来自内部，牛痘接种只是把它从身体里引了出来。

牛痘接种后出现的疱疮是病毒和人体免疫系统共同作用的产物，换句话说是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表面上来看，“种痘”和“引痘”所分别侧重的外因和内因都称得上正确，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种痘”所侧重的外因—即牛痘病毒—没有问题，但“引痘”所侧重的内因指的却并不是人体的免疫系统。邱禧在《引痘略》中对此有过清晰的描述：

“痘之为毒，受于先天，感于时气，散于经络。男女交感之会，先天胎毒，既有浅深。”

也就是说，邱禧认为天花的病原是一出生时就有的，是一种胎毒。这并非邱禧自己的想法，而是传统中医的观点。根据这一理论，接种牛痘的目的就是将这种胎毒引出来，所以邱禧将它命名为“引痘”。

类似的中医包装，还体现在具体的接种部位上。

关于接种的部位，皮尔逊在《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中有绘图说明，即上臂外部大约中间的某个位置，需要在左右上臂各接种一处。另外还强调划破皮肤时宜浅不宜深，并指出这是接种成功的关键。

在他的《引痘略》中，邱禧同样强调了“划破皮肤时宜浅不宜深”这一接种的原则。但在具体的接种位置上，他却做了不同的表述：

“取牛痘之浆，种人两臂消烁、清冷渊二穴。”‍

为了让人理解这一点，邱禧还绘制了牛痘接种穴位示意图。

《引痘新法大全》中的接种穴位示意图

邱禧之所以把穴位和接种位置联系起来，还是基于他的中医思维。就像上面提到的那样，他认为天花源于胎毒、受于先天、感于时气、散于经络，所以穴位是最好的将胎毒引出的部位。另外，邱禧还提到了两性在两只手臂接种顺序上的区别，提出要“男先左，女先右。”

现在我们知道，这样的中医化的接种方式就是一种画蛇添足。在新中国后，天花的接种就不再拘泥于穴位，比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福建龙岩，小臂就成了常见的牛痘接种的部位 （见下图）。

福建龙岩地区一位1967年的牛痘接种者（摄影：黄巧娘）

牛痘接种的中医化，同样体现在接种后的护理上。

牛痘接种十分安全，有时需要护理的是因为抓挠等原因而在接种部位导致的一些小麻烦。在《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中，皮尔逊推荐使用的是一些化学成分明了的药水和药膏，用来控制疱疮的溃烂和过度的红肿。

《引痘略》则不同，邱禧先是用一句话介绍了英国人的办法：

“外洋原有药水药膏，治此立效。因不能常得，故不录。”

也就是说虽然英国的药物效果很好，但在当时的中国很难得到。于是邱禧采用了中药来进行护理，而且还为这些药方取了动听的名字。比如应对痘损破浓水不止的“绵兰散”和“卷舒散”；护理痘头溃烂的“灰草散”、“白龙散”和“豆灰散”；处理痘溃烂留血不止的“败毒散”；治疗痘破不能合口“生肌散”；以及对付余毒红肿的“三痘散”、“必胜膏”和“如意膏”。

最后，至于牛痘接种的作用原理，邱禧同样引入的中医的思维。

在皮尔逊的《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中，没有任何涉及牛痘接种原理的文字。做为牛痘接种的发明人詹纳，自1796年发明牛痘接种术至1823年去世都在从事疫苗的推广工作，但他也没有在天花疫苗的作用原理上发表过任何的观点，原因是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就是在当时世界科学中心的欧洲，也是等到詹纳去世的半个世纪后，等到科学界知道了病原微生物的存在，才开始陆续形成了一些不成熟的关于疫苗作用原理的假设。而这些假设真正走上正确的轨道，则是要到十九世纪末，原因是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进展以及抗体的发现。

这离詹纳发明牛痘接种术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

但邱禧不同，他在1817年出版的《引痘略》就提出了牛痘的工作原理：

“盖牛土畜也，人之脾属土，以土引土，同气相感，同类相生，故能取效。”

利用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邱禧找到了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但邱禧不知道的是，当时詹纳所用的牛痘中，其实有一部分是马痘。对于不在五畜中的马，不知道他又将如何自圆其说。

虽然邱禧往牛痘接种术中掺入了中医的元素，但幸运的是他对这一发明的本质没有去做任何的改变。如果将牛痘接种术比喻成一个珠宝，邱禧就是为它量身定做了一个精美的中医盒子。因为这个盒子的精美，让《引痘略》在传播上远远超过了《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

牛痘接种术是英国的发明，对于鸦片战争之前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清代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种不值一提的“夷技”。而且牛痘的来源是牛，将牛身上的毒液接种到人身上，这也是一个大忌。

但牛痘接种术却在清代的中国生存了下来，而且牛痘接种点遍布了整个的中国。其中主要的原因，并不是邱禧制作的那个美丽的中医盒子，而是牛痘接种这个珠宝本身无可争议的实践效果。

这一点，从这部《种痘新法全书》中不同时期的序跋中就可见一斑。

邱禧自己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成书时撰写的序言中，就有过这些描述。首先提到的是他个人的经历：

“予少时未出天花，洋医为予种时年三十二岁。今已十有三年矣。”

这里说的是他自己之前没有得过天花，三十二岁时由皮尔逊接种，之后十三年也都健康。当然这只是个例，不能拿说明问题。不过邱禧接下来描述的他亲手接种的大量人群，就比较有说服力了：

“经予所种小儿不下万千，皆根基长养，以至娶妻育子，不能悉数。即如南城宝谷曾大中丞，年近六旬，难于得嗣。前开藩吾粤时，举一子。命予为种痘，随手奏效。蒙赠‘勿药有喜’四字匾额。其他所种，万无一失，人所共知。”

“万无一失”并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牛痘接种安全有效，不像人痘接种那样有让人患上天花病甚至死亡的风险。而那个“勿药有喜”的四字牌匾，既是患者对邱禧的致谢，也是汉语对天花疫苗的最好的概述和赞美。

除了邱禧在《引痘略》中的描述，这部《引痘新法全书》手抄本还带有从嘉庆到同治年间不同时期的序跋，其中也多次提到了牛痘接种术令人折服的效果，这包括道光七年湖南秋潭人周纯熙撰写的《洋痘释疑》、道光辛卯年湖南湘潭人、曾任江南道御史的黎光曙撰写的《坚信洋痘说》、道光十四年湖南渌江人罗如锦撰写的《引痘明辨》等。

而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则是道光十一年（1831年）湖南衡山名医吴珍儒所撰写序言中提到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如果放到科学昌明的今天，也堪称一项不错的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丁亥孟夏中旬，邑有麦园邑庠生蒋之雋会同族众生四十余人，延儒点种。因暑热渴泄，仅点二十三人。其余未经点种之小儿，次年皆为天行传染。毒重点苗百倍，医人无计可授，父母束手待毙，遭此劫者男女九人。先年已点之小儿，与传染之众生同床挨苗不染，加苗吹鼻不发。人皆心服之。蒋亦好善乐施，捐金刊版于衡州之书肆。”

大意就是在1827年的衡州，读书人蒋之雋邀请吴珍儒医生为40名当地儿童的牛痘接种。但因为当天天气太热，只接种了其中的23人。第二年当地天花流行，那17名没有接种的儿童全部得了天花，而且其中有9人还为此失去了生命。而那23名接种了牛痘的小孩却完全相反，生活在同一环境种却无一感染。

在这样黑白分明的结果面前，所有的人都信服了牛痘的效果。组织者蒋之雋还慷慨捐资，将《引痘略》一书在衡州出版刊印。这个例子也很好地解释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引痘略》能够一版再版，长盛不衰？

除了刊印的书籍，手抄本的问世同样和牛痘接种的实践效果有关。比如关于这本《引痘新法大全》手抄本的由来，手抄者于浩就做了这样的说明：

“张君闻听此语，遂索其书，展本阅之，果元妙无比。欣然携书以归。命余抄录。至引种之期，己之孙女延钱君批点，果按日起胀、按日长水、按日灌浆、按日结靨、按日落痂，与书中所载不差毫厘。于是张君蓄苗养浆专司其事，五期之际，已引种二百余人矣。”

按照文中交代的关系，张君是于浩的义叔，是当地一名颇有名望的中医，善于痘疹的治疗。同治十二年（1873年）在城里听说了牛痘接种术，便要来了《引痘新法全书》一书，阅读后觉得精妙无比，于是请义侄于浩抄写一本。同时他也引进了牛痘痘苗，在自己的孙女身上先种，成功后他便成为了当地专门接种牛痘的医生。

总之，正是因为牛痘接种术的安全有效，让亲自实践过的相关人士由衷地折服。这些人接下来成为了推广牛痘的中坚力量，他们建立了大大小小、遍布全国的接种点，同时还致力于牛痘接种书籍的刊印和传播。

遗憾的是，虽然牛痘接种在民间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却没有得到大清皇家的待见。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清代的皇室就没有开展牛痘的接种。做为这一漠视的结果，同治皇帝在19岁时染上了天花，并且为此失去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