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pixabay 

编译 | 王英俊

责编 ｜ 李珊珊

 ●                  　●                   　●

1月20日，特朗普在华盛顿宣誓就职，完成了他再次入主白宫的最后一道手续，此前，路易吉当街枪杀美国联合健康保险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交媒体上多数民众们却对此拍手称快，我们不难发现，美国社会正在走向撕裂。而这种精英阶级与普通民众的撕裂，是否与美国精英主义教育有关？ 

《大西洋月刊》2024年11月发布的文章《常春藤联盟如何摧毁美国》（“How the Ivy League Broke America”），非常深入地分析了美国精英教育的变革历程，即：单一地用智商进行人才筛选并没有加强社会流动性，弱化阶级矛盾，反而是让美国走向了撕裂。文章的作者是美国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评论家大卫·布鲁克斯 (David Brooks)，著有《社会动物》（The Social Animal）等书籍，文章一经发布，文中对美国精英教育的深刻剖析与内省便引起了美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激烈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发出了最为激烈的讨论的人群，正是文中所诟病的那些“精英”们。 

对于这群精英人士，布鲁克斯解释道：“每个和谐的社会都会有一个优秀模范形象作为社会典范”。 

在美国，从19世纪初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这个优秀的模范形象是有教养的绅士。他们出生在纽约第五大道、费城郊外和波士顿灯塔山精英社交圈的美国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家族，他们上的是格罗顿学校 （Groton Schoolor）或者是乔特罗斯玛丽学校（Choate Rosemary Hall）这样的顶尖中学，接着就会进入哈佛、耶鲁或者普林斯顿这样的大学。那时，这些人不需要多么聪明或者多么努力就可以进入哈佛，只要足够得“会来事”——长得英俊，运动出色，举止优雅高贵，是一个白人圣公会教徒，那么入学就会非常容易。如果这人的父亲恰好也是哈佛的毕业生，入学就会更加容易。

然而，一旦进入了大学，学习就要靠边站了。书呆子会遭到排挤，学生们拼了命想挤进精英俱乐部，比如普林斯顿的“Ivy”、耶鲁的“Skull and Bones”、哈佛的“Porcellian” 等，这些俱乐部为其中极少部分学生提供了进入顶尖律所、顶级银行、国家机构甚至白宫的可能性（从1901-1921，每一任国家总统都去过哈佛、耶鲁或者普林斯顿）。当时的社会的理想典范并不是以学术成就评价，而是看重优雅的举止、审慎的判断力、发号施令的能力。这就是社会特权时代。 

紧接着，一小部分的大学管理人员决定打破这种评价体系。其中，代表性人物是詹姆斯·康纳特（James Conant），他于1933-1953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康纳特观察后得出，美国的民主已经被“财富世袭的贵族”破坏了，他认为美国资本主义正在过渡为工业封建主义。少数的超级富豪家族拥有了太多的权力。他认为，如果美国继续被这些五月花家族的后裔掌控，美国将无法在20世纪的挑战中进一步发展的。 

于是，康纳德在内的这群人开始试图放弃基于家族出身的评价标准，采用以智力为核心的评价标准，他们评价标准是基于：人的本质特征就是智力，而智力是通过学术成就体现的。 

他希望通过改变人才的筛选标准，实现托马斯杰弗逊的人才选择梦想，更注重个体的能力和才干，而非家庭背景。康纳德希望通过这样的改革创造一个注重社会流动性，减少阶级冲突的国家。 

他的任期正值20世纪中期，人们对社会性的工程和国家计划都充满了信心，人们相信可以用科学的手段管理经济。 

但是康纳特这群人受制于他们所在的那个时代的普遍认知：认为智力是人类本质特征，并且可以通过15-18岁的标准化测试来体现。大学其实是社会的分类系统，把聪明的人筛选出来。人群中的智力分布其实是随机的，因此通过智力筛选出来的领导会来自广泛的社会阶级。智力也是天生的，因此即使有钱也无法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成绩。康纳特认为，高等教育至少一半是关于选择和分类学生，通过改变大学的入学标准，他们希望改变社会和文化。教养良好的绅士时代即将过去，认知精英的时代来临。 

刚开始，康纳特还是无法得罪那些给哈佛提供捐赠的富裕家庭，1951年的哈佛仍然接受了94%校友子女的入学申请，这时，康纳特已担任了18年哈佛大学校长。后来，很多成绩优异的犹太学生大量涌入，哈佛限制了那些犹太人多的地方的申请，比如，新泽西州和纽约部分地区。 

但最终，康纳特的想法实现了，并全面重塑了美国社会。因为如果控制住了社会流动的瓶颈，那就控制住了国家的文化。如果改变了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名校的录取标准，那就改变了社会的理想典范形象。 

当哈佛大学这些名校们改变了筛选的标准，大多数美国人也会做出调整适应这一标准，这就像是有人用一块强大的磁铁，吸引文化各界往同一个方向。

02

随着康耐特们的新举措，新的社会秩序开始建立。1967年，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指出，新兴社会秩序的领导层来自“知识机构”。他预见到：“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将基于知识和科学。” 

父母开始费力气培养能考上精英大学的孩子，家庭生活随之改变。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家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育儿方式。工薪阶层的父母采用了自然成长的育儿方式，也就是社会学家安妮特拉罗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中提过的自然成长育儿方式，他们让孩子做回自己，自由生长。而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则采取了精英式教育，将孩子从一个培训班马不停蹄地送往另一个培训班，让孩子能有一份拿得出手的简历。这意味着，如果让父母们参与到这一场残酷的地位竞争中，他们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孩子培养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 

中小学的教育也随之改变。艺术课、手工课开始减少，学生们更多的投入到标准化考试的那些课程里。直到现在，那些通过这套评估体系筛选出来的聪明学生就会被引导进入精英主义这个压力锅体系，考试成绩不好的学生在9岁到10岁的时候就会意识到社会不重视他们，这种不重视的后期往往导致退学。 

到11年级时，高智商学生和他们的父母已经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大学录取规则，他们就像18世纪的贵族评价哪个家族有最高贵的血统一样，能够对哪些大学最有声望做出各种细微的区分：普林斯顿大学比康奈尔大学好；威廉姆斯学院比科尔比学院好。大学也开始意识到，拒绝的申请者越多，他们的声望就越高。一些大学开展营销活动来吸引越来越多的申请者，然后吹嘘自己拒绝了96%的申请者。 

在这个阶段，美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大学学位，尤其是没有这些精英大学的学位，就很难找到好工作。20世纪80年代的新闻行业，新闻编辑室还有一些年长的工薪阶层的记者，如今的新闻行业中几乎全部都是大学毕业生，尤其是精英大学的毕业生。201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工作人员中，有超过50%就读于美国34所精英的大学之一。今年，《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项更广泛的研究调查也得出相似结论。他们发现一系列职业中的高成就者——律师、艺术家、科学家、商界和政界领袖——54%的人就读于同样的34所精英院校。正如作家迈克尔·林德 (Michael Lind) 所说， “那些从几所著名大学毕业的人，可以拓展到几乎每个职业领域的领导职务。” 

西北大学的社会学家劳伦·里维拉（Lauren Rivera）研究了金融、咨询和法律等精英行业如何选择员工，发现招聘人员对精英大学的痴迷程度令人惊讶。他们通常只从三到五所“核心”大学进行招聘——比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学院。然后，他们会选择5到15所备胎学校——比如阿默斯特、波莫纳和伯克利。至于其他学校的简历，几乎不会被阅读。 

“一流的人进入一流的大学“，这是一位律师解释的她所在公司的招聘原则的总结。这句话说明，康纳特把改变大学录取标准作为改变改变社会和经济隔离的梦想已经实现。 

但这种体系是否培养出了更优秀的领导阶层，是否建立了更健康的社会与精英的关系，还未可知。一代又一代的天才接受了世界历史上最顶级的教育，然后决定将自己的才华运用到金融和咨询领域。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的非正式座右铭是“为国家服务，为世界服务”——然而讽刺的是，每年大约五分之一的毕业生决定进入银行、咨询或其他高薪金融行业，“为世界服务”。 

现在的政府、公民生活、媒体或金融行业真的比20世纪中叶表现得更好了吗？我们可以嘲笑那些传统贵族，他们的落后的种族和性别问题的观念，但我们也无法忽略，他们的领导下催生了进步运动、罗斯福新政、二战胜利、马歇尔计划、北约和战后的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而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精英主义者接手后，我们经历了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泥潭、伊拉克的无谓屠杀、2008年金融危机、社交媒体的有毒崛起以及当前的政治功能失调。 

目前，有59%的美国人认为国家在衰退，69%的人认为政治和经济精英不关心勤劳的人，63%的人认为专家不了解他们的生活，66%的人认为美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把国家从富人和有权势的人手中夺回来。也就是说，在当前精英阶层的领导下，美国人民对美国国家制度的信任已经严重下降：自2016年以来，在三次大规模选举中，有大量选民通过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向精英阶层竖起了中指。

 04 

布鲁克斯做了如下解释：基于绩优主义的大学体制目前已经困住了我们几乎所有的人，这是个庞大的分类系统，父母不能单方面躺平，否则他们的孩子会被街对面的虎妈的孩子超越。教师不能教他们喜欢的东西，因为这个系统是围绕标准化考试教学建立的。学生不能专注于他们热爱的学术科目，因为平均绩点要求他们获得全A的成绩。即使是一个全面发展、兴趣广泛的孩子仍有可能败下阵来，因为招生人员正在寻找众所周知的“天才”孩子——那些因培养了一些非常独特的技能或身份而脱颖而出的孩子。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充满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童年。 

这种情况，即便精英大学酷爱声称他们希望建立一个良好学习环境的多元化校园，也并没有任何改善，所有的人，至今仍被困在一个建立在一系列认为智力才是人的本质特征的假设的体制中。这些假设在过往曾得到了广泛的接受，然而，千禧年以来，这种方式看来却摇摇欲坠或完全错误。 

在布鲁克斯为这种精英统治的弊端，他统计了六宗罪。在这里，智力的作用被高估了，然而，我们都知道，学校里成功不意味着人生的成功。当然，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为重要的是，这个排名的游戏是可以被金钱和资源操纵的。

康纳特他们本想根据智力来筛选人才，但实际上，整个体制还是在根据父母的富裕程度来筛选人才。随着精英制度的成熟，富裕父母在子女身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以便子女能在大学入学竞赛中获胜。富裕父母和中产父母在教育方面支出之间差距巨大，根据《精英制度陷阱》一书的说法，如果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把这些盈余（即他们花费在孩子私立学校学费、课外活动、 SAT 预备课程、私人家教等教育费用以外的所有额外资金）简单地投资到市场上，作为遗产，它们的价值将达到1000万美元或更多。然而，上名牌大学意味着获得社会地位，富裕家庭相信，通过把钱花在教育上，他们孩子可以更好的继承家族精英地位。

事实上，收入排名前1%的家庭的学生进入常春藤盟校等顶级学校的可能性是年收入3万美元以下家庭学生的77倍。许多精英学校的学生都来自收入排名前1%的家庭，人数远多于来自收入排名后60%的家庭。 

富人家的孩子在每个成长阶段都占优势。一个 3 岁儿童的父母如果年收入超过 10 万美元，那么他上学前班的可能性大约是父母年收入低于6万美元的3岁儿童的两倍。到八年级时，富裕家庭的孩子的学业表现比贫困家庭的孩子高出4个年级，近几十年来这一差距扩大了 40% 到50%。根据大学理事会今年的数据，到申请大学时，家庭年收入超过11.8万美元的孩子的SAT成绩比家庭年收入7.2万至9万美元的学生高出171分，比家庭年收入低于5.6万美元的孩子高出265分。目前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学业差距比种族隔离制度末期白人和黑人学生之间的学业差距还要大。

某种程度上说，现在只是重新建立了以财富和社会地位为根基的等级制度——而且新的精英们更加自大，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地位是靠努力工作和天赋赢得的，而不是出身。他们认为自己“应得”成功，这是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这种感觉让他们觉得自己更有资格享受成功，也不再那么崇尚贵族精神。 

经过几十年的认知隔离，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 

在美国，高中毕业生的一生平均收入比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的医生收入少100万美元。非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寿命比四年制大学毕业生少8年。35%的高中毕业生肥胖，而四年制大学毕业生这一比例仅为27%。高中毕业生结婚率也低，而且高中学位的女性婚后10年内离婚的概率是拥有大学学位的女性的两倍。近60%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女性的生育是非婚生子女，这个数字大约是学士学位及以上的女性的五倍。非大学毕业生因阿片类药物致死率大约是学士及以上学历人的10倍。

精英高等教育的优势代代相传。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彼此结婚，并将自己的优势传给孩子，然后孩子进入名牌大学，然后继续和自己一样的人结婚。就像所有种姓社会一样，隔离使施行隔离的人受益。而且就像所有种姓社会一样，不平等不仅涉及财富不平等，还涉及社会地位和尊重的不平等。 

然而，在这个体系中，精英们本身遍也不快乐。 

精英主义是一个巨大的外部奖励体系。其守门员——教育者、公司招聘人员和职场管理者——对年轻人施加了一系列的评估和障碍。人才被训练成优秀的“跨栏运动员”。这些人根据他们每天的表现给予他们赞扬或批评。他们的童年和青春期因此被困在一个复杂的“有条件的爱”的体系中。学生坐上了情绪过山车——某一天因跨越一道障碍而兴奋不已，第二天因失败而士气低落。这导致了我们经常找不到存在的意义：如果你无法按别人的标准一直成功，自我价值就会崩塌。  

一些年轻人因压力而不堪重负，选择退出。而另一些人则学会了成为精明的“游戏玩家”，他们只对获得好成绩所必需的事情感兴趣。在这种筛选体系中成长的人往往变得讨厌冒险，担心任何一次失败都会让他们退出竞争。  

这个游戏的核心假设是，人生成功的本质是事业上的成功。这个体系已经变得过于功利化——“这如何能助我成功？”——以至于更深层次的关于意义或目的的问题被排除在外，比如：我如何成为一个慷慨的人？我如何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我如何塑造良好的品格？ 

信息时代经济将金钱和权力倾注到受过教育的城市精英身上，民粹主义领袖纷纷站出来团结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不仅是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还有法国的玛丽娜·勒庞、匈牙利的维克托·欧尔班、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委内瑞拉的尼古拉斯·马杜罗。这些领导人明白，工人阶级对那些拥有高学历、自以为是的专业人士有多憎恨，甚至超过对亿万富翁房地产巨头或富有企业家的憎恨。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领袖都用大肆渲染、粗暴概括和赤裸裸的表达告诉那些精英阶级：去你的，还有你的那套知识政权体系。 

当社会中收入水平是导致分裂的最重要因素时，政治斗争就围绕如何进行财富的再分配而展开。而当社会因为教育水平而更加分裂时，政治就变成了关于价值观和文化的战争。在不同的国度，人们在移民、性别议题、公共领域宗教角色、国家主权、多样性以及是否信任专家推荐疫苗等问题上，因教育水平不同而分歧巨大。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建立这套筛选性的入学体系时，康纳特和他的同僚梦想建立一个阶级混合和相对和谐的世界；最终却得到了一个阶级分界僵化、文化和政治战争普遍的社会。康纳特梦想建立一个由杰出领导人统治的国家；却迎来了一个唐纳德·特朗普总统。   

布鲁克斯的文章发表后，在美国的社交媒体推特、Reddit上都引发了民众激烈讨论。很多人对文章观点表示了认可——目前高等教育确实固化了阶级的流动。 

如果想要取得成功，进入名校也许是最容易的路径。但是这种按照智商的分类体系让相当一部分学生被迫适应并不适合自己的教育体制，比如那些没有智商天赋却非常努力的学生，他们以及他们的家长最终在这种体制内精疲力竭，不得不退出竞争。

却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作者怀有偏见，常春藤联盟并不是导致美国社会撕裂的罪魁祸首，投票给特朗普的人并非全部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低等人，投票给民主党的人也并没有特别在意候选人是否是名校毕业。如果想要改革可以考虑扩大名校的招收名额，吸收更广泛的阶级进入到名校，而不是改变评估系统。 

不过，无论如何，赞成者与反对者中的大多数都认同：目前精英主义教育确实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阻碍了社会阶级的流动，正如布鲁克斯在文章中提到的。 

反观中国，几乎千年未变地，通过标准化测试筛选出那些最聪明的人，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同样面临着职业教育的衰退、大学教育与职业生涯的脱节、机会结构单一等等一系列棘手问题。

这一切，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今天，变得更为棘手。AI时代，我们原本的标准化测试是否还能筛选出未来时代所需要的有创造力和责任感的人才？如果项目式教育是这一系列问题的有效解法之一，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改革与之对应的评估体系？在今天这个改革的时刻，如何保证这套体系的公正性？一套看似全面的评价体系是否会变成另一种形式家庭财富的较量，反而加剧分化？所有这些问题，不仅值得美国反省，同样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