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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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十周年生日。在生日这一天，一方面我们会回顾过去，我们做了些什么，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展望未来，思考下一个十年要做什么。 

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科学和人才已经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关键环节。因此，我想聊聊科学人才的成长环境、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和科研文化的发展方向，以及创新模式，也想谈一下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01

让科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首先，我们还是回顾一下十年前我和饶毅、谢宇一起创立“知识分子”的初衷。在创刊伊始，我们各自尝试为“知识分子”做一个画像，有趣的是，我们三个人给出的画像不尽相同，但加起来，恰好就是“知识分子”今天想要说的话和想要干的事。

饶毅当时说，在一定程度上人人都可以是知识分子，因为每个人都有发挥智力、获得知识、运用理性和追求幸福的能力；我当时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具备批判性思维、前瞻性视野和社会责任感，敢说话，敢说真话，诚信为人，追求真理；谢宇则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具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他们具有启蒙意识，尊重不同的意见，关心人类知识和普适文化的价值。

今天，我们把“知识分子”的火炬交给了新一代总编，继续探索未来十年的价值。十年前，我们为“知识分子”设定了定位：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科学传播平台。我想我们大致是做到了吧。 

我们报道科学事件、人物，但是最重要的是传播科学思想。我们的定位是发展新时代的科学文化，改善科研评价的体制，推动科学和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甚至要做一些科学政策方面的咨询和建议。

无论如何，“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明确，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科普平台，而是要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我们的定位是什么、我们的受众是谁？这些受众为什么需要我们“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平台？关于这些问题，我说过两句话。 

第一句话，让科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有那么一个群体，而且这个群体正变得越来越大。他们也许并不直接从事科学研究，但他们正逐渐把科学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有人把足球当作生活方式一样。 

第二句话，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大家都听说过”80-20 rule”，就是世间20%的人干了80%事，影响了80%的人。因此，我们并不追求要有很高的点击量，而是要牢牢地抓住这20%的有影响力的人。“知识分子”应该为这一批人提供深入的科学内容，有门槛也有洞察力的科学分析，对行业和产业发展有洞察力的批评/思考/争论。通过他们的行动和影响力，来推动中国社会改革和中国科学生态的进步。

鲁白发表演讲。图源：智识学研社 

在“知识分子”迈入下一个十年之际，我们必须深刻思考当前科学体制中的一系列问题。 

坦率地说，这些问题依然严峻，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科研评价体系（KPI）。正如林建华老师提到的，大学到底应该成为什么样的机构？现在我们过分强调影响因子和头衔，评估方式短平快、急功近利，这反过来影响了我们做出真正伟大的科学工作，培养伟大的科学家。

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样的科学研究才是第一流的？很多科学家在拼命地“干科学”，但他们并不完全明白什么是最好的科学。 

我们所说的最好的科学，应该是全球首创的，是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是打破传统理论体系、提出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的，是拥有颠覆性技术、开创新领域的。

但是我们今天的现状是什么样呢？是大家都在追求CNS（Cell, Nature, Science）文章。这里有几种普遍的类型。一种我称为“资源堆积型”。一篇文章可能砸进去上千万，最后也许发到了CNS，但真正解决了多少问题，其实不好说。另外一种类型叫”热点追踪型”，一个科学热点来了，马上放下自己最擅长最热爱的研究，转向热点。还有一种叫“Me too/Me Better”型，就是别人发表一个原创研究后，总是快速跟进，也许有一些小的改善（incremental improvement）,但不是原创。这些类型的文章我们看得非常多。

如何改变这个现状？抽象地讲，就是要改变整个科研生态，这个生态要注重源头创新，独特的视角或方法论，重要的科学问题，颠覆性的概念突破和技术创新，这就需要包容、竞争、合作、交叉等一系列要素。

具体怎么做？带着这个问题，我在过去几年中走访了很多科学圣地，其中第一个例子是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出了28个诺贝尔奖，而且也是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地，大师辈出，群星璀璨。

访问期间，我还重温了那本关于分子生物学的名作《创世纪的第八天》（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两个年轻人，一个是研究生（克里克），一个是博士后（沃森），两个人发现了DNA 双螺旋（double helix）结构，开启了现代生物学。

原创的研究靠什么？它靠的是很多的想象力、推理，靠的是对科学的激情和热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它也靠独立思考，好问问题，问好问题（Good Questions），并克服一切困难去解决它。当然，这还需要一种文化氛围，这种氛围要能够包容质疑、鼓励争论、不畏权威。需要我们的科学家追求真正的科学发现，而不是发现之后带来的名誉，地位，利益（跟多的经费，帽子等）。

沃森、克里克都没有做导师给他们的课题，他们两人自己去搞了这样一个课题：DNA的分子结构。结果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揭示的生命体遗传复制的奥秘。很快他们两个人得了诺贝尔生物医学奖，而他们的导师则因为别的发现也在同一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成为分子生物学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原创科学要靠追求的“非利益性”。这在当下的中国尤其难做到。他们不是为了追求名利，而是真正出于对科学真理的追求。

我们要有科学氛围，要进取，要开放探索，原创研究有一句话叫“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定要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目的是要解决重大问题，为了做到这些，我们必须具备冒险精神、开创精神、学术批判的氛围，并且允许犯错误、鼓励多学科交叉。 

另外一个例子是日本基础科学的崛起，日本在2001年提出“50+30”计划，即在50年内培养3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今年，日本又新增2位诺贝尔奖得主。不到一半的时间，日本已经出了25位诺贝尔奖得主了！ 

我在2023年疫情后曾经特意去日本，与杨培东老师一起带着一些企业家，投资人，专门走访了一些当时尚未获得诺贝尔奖，但我们认为很有可能得奖的科学家，考察他们的科研生态环境有什么不同。当时我们问京都大学校长，他们是如何培养出如此多的诺贝尔奖得主的，他的回答是，“不干预就行了”。反思中国，我们的行政干预还是太多了。

以国家脑计划为例，中国和日本都在做。但日本的模式是，政府说“我要做”，但至于“做什么”和“怎么做”，则完全留给科学家自己去讨论、去争论。

多年前我专门做了一些研究，写了一篇文章《日本科技的崛起原因的探讨》，一个重要原因是战略科学家参与科技政策的制定以及经费、资源的分配等重大决策的话题。第二个是对基础研究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支持。另外，在外智的吸引方面他们（日本）也做了一些制度上的保障。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文化问题，就是日本人的认真，以及科研诚信，可能比今天的中国要做得好。

当然，如果要让战略科学家参与资源分配和政策制定，对科学家自身的要求要很高。战略科学家要能把握科学最前沿、有国际威望和战略眼光、有公心、公信力、敢负责任。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自私”。很多科学家做不到这一点，可能首先会考虑把资源给自己、给自己的院系、再给自己的学校，这就倒过来了。真正要做到这一点，科学家必须具备全局观念。 

第三个例子是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在生物医学领域，这应该是目前最好的做基础研究的机构了。它是一个非实体的基金会组织，目前支持着分布在美国各个大学研究所的约260位美国顶尖的、最具竞争力的科学家。HHMI的特点是长期稳定支持，目前做到了“7+3”模式——连续支持7年，如果评估不通过，也给予3年过渡期，早期是“5+2”，核心是“选人不选项目”。 

在多年的实践中，他们总结出了一套做法，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Deletion test”，就是把一位科学家过去五年的工作，发表的文章全部删掉，看他对这个科学领域到底有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如果没有，对不起，就不选拔或继续支持。

03

支持原创科学，我们做了什么？ 

基于上述这些思考，我们去年在上海建立了一个新型研发机构，尚思自然科学研究院（Shanghai 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s）。 

这是一个民非（民办非企业单位）组织，，是一个公益性组织，但拥有相当自主和独立的运营机制。我们想尝试一种不同的模式，对标HHMI，长期稳定地支持一些高风险、高价值的科研。

我们引进或挖掘国际一流的人才，对他们的要求不是发了什么文章，而是做出重大的、世界一流的工作。为适应这个目标，我们建立了一套符合科学规律的管理制度，并努力营造追求原创、勇攀高峰的文化氛围。

尚思的“尚”字，构成了我们的Logo。“尚”字下面一个“0”，上面一个“1”，这代表我们追求从0到1的原创。中间的交叉可以看作DNA的双螺旋，也代表了科学学科的交叉。其中的一条臂，我们特意选择了GFP（绿色荧光蛋白）发光的颜色（509nm），它的发现也是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工作，后来得了诺贝尔奖。

我们最看重的一点，是崇尚思考、崇尚思维。

尚思研究院的愿景是支持顶尖科学家做原创基础研究，助力上海成为世界最好的科学发源地之一。我们的定位就是对标HHMI，用新的模式开展前沿性、开创性、突破性和颠覆性的基础科学研究。 

我们的任务不仅是招聘人才，而是通过支持、引进、培养的机制，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的科学发现。同时，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支持方式，推动各个院所的体制机制改革，并带动形成新的科学文化。 

为了构建这个生态，我们设立了四个学者系列：对标HHMI研究员的最一流科学家的“尚思学者”，引进具有领导力的顶尖资深人才的“尚思资深学者”，支持45岁以下具有杰出发展潜力的青年科学家的“尚思探索学者”，以及支持跨学科合作的“尚思合作学者”。   

我先讲一下探索学者。探索学者的定位是在存量中选拔，即在上海市范围内遴选人才。目前主要集中在生物医学领域，今年开始拓展到化学和交叉学科。我们面向全上海选拔 45 岁以下、具有潜力成长为“尚思学者”的青年科学家。给予的资助周期并不长，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帮助他们逐渐达到成为尚思学者的水准。 

我们的做法与目前常见的机制也有所不同：我们不搞单位推荐，，也不搞个人申报，而是通过我们自己的科学官团队做独立判断和遴选。

另一个类别是“尚思资深学者”，这个想法是受施一公教授在西湖大学的一些做法启发提出来的。虽然我国引进人才的工作已经开展很多年，但真正引进海外资深学者的力度仍不够，复旦、交大、中科院系统引进美国正教授以上学者的数量都相当有限，北大、清华也并不算多。而这些长期在海外优秀科研机构工作过的资深科学家，不仅学术积累深，影响力大，而且对好的研究教育管理体制，科研文化的建设也有切身的体会和经验。会在一定的范围内影响科研生态。我们看到，西湖大学在短短几年里，仅生命科学领域就引进了 35 位资深华人学者，使其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

我们推动资深学者项目，是希望他们承担起学科建设的角色。依靠这些资深科学家，构建起代表未来的重要的学科方向，引进或选拔年轻学者。我们通过支持资深学者来建好一个新的学科，再把新的人才带进来。

我们推崇的是什么样的科学呢？希望我们的学者，真正能够做到4个“性”：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

所谓前沿性，就是能否在自己的领域做到最前列。开拓性，是指能不能开辟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打开一片新的疆土。突破性，看是否能解决重大的理论问题或应用问题，研究的成果能不能写进教科书。颠覆性，则是指能否产生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技术，或者提出颠覆性的理论成果。我们希望科学家都能朝这四个方向努力。至于评估的标准，其实就是这四条本身。 

最后，我想讲讲我们在做这些尝试之后，希望在哪些方面带来改变。现有的机制其实很难改变，我们在外部设立了“尚思学者”这样的体系，本质上是想推动大学内部的改革。现在大学普遍面临资金紧张的问题，政府往往是最主要甚至唯一的资金来源。另外一个问题是平均主义，对优秀青年学者的差异化支持明显不够。

通过引进资深学者，可以改变这种局面。围绕这些资深学者，由他们来引进人才，建设新的学科和院系，推动所在领域的发展。我们希望学校会围绕他们制定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机制。 

下一步我们希望进一步扩展。刚才讲的是做增量。一个资深学者来了，再围绕他引进新人。现在我们还想推动的，是“尚思中心”。尚思中心不仅做增量，也做存量。 

这一点我们向北大、清华的生命科学中心学习得比较多。他们的做法是，由国际专家委员会对现有的PI进行评估，从中挑出表现最好的，给予更大的支持，包括研究生名额、空间和研究经费，支持三年。三年后再由同一个科学顾问委员会评估，做得不好，支持就取消。通过这种方式，可能可以撼动原有体制机制里长期固化的问题。 

举例来说吗，我们已经和交大医学院合作，建立了一个“尚思—交大视觉神经科学中心”，可以在交大范围内选拔人才，提升支持力度，希望通过更高标准和国际化的评估机制，带动整体水平的提升。

以上就是我们目前一些还比较粗浅的努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