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文作者的原标题。图片系AI生成。

撰文｜王立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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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起 

这段时间，学术圈最热闹的事情，是耿同学的论文打假。他从公众号做到短视频，质疑对象从知名高校的院长一路延伸到校长、院士，涉及的论文集中在Nature 这样的顶级期刊。第一线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一边做实验，一边像追剧一样等着看今天又有什么“瓜”。

我非常尊敬的前辈王晓东老师为此写了一篇文章——《现代科学的演化：四百年信任机制的建立、危机与重塑》。我以为，这是近年关于中国科学界这个话题最值得认真读的一篇。它最了不起的地方，是没有跟着热闹走。

如果你还没读过他的文章，我这里简单做个总结：

第一，学术不端不只是道德问题，更是系统演化问题。

第二，现代科学真正伟大的发明，不是真理本身，而是信任机制。

第三，一定程度上，信任危机恰恰来自科学的成功。

第四，现代科学评价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同行评议，正在被压垮。

第五，在科研诚信问题中，中国的情况并不特殊，只是“快”。

他的结论我完全赞同：面对系统失灵，只喊诚信无法解决问题。现代科学四百年的成功，并不是因为科学家比别的行业更诚实，而是因为它建立了一套即使有人犯错、有人作弊，依然能不断逼近真理的制度。所以未来几十年真正需要的，是一场关于信任机制本身的革命。

我想接着他往下写，是因为有两个问题他点到了，但我还想再追一层：荣誉究竟是怎么变成货币的？以及，知道了病根之后，具体该怎么治疗？

我想做的，是替晓东老师的诊断再补一味药引子。

晓东说，论文变成了科研世界里的货币。这话说得对，但值得继续追问：是哪一个动作，把荣誉变成了货币？

在我看来，现代科学许多病症的共同源头，是一件听起来很技术、实则致命的事——荣誉变得可以变现了。

一旦一篇论文、一个发现可以被即时兑换成基金、职位、学生、荣誉、融资，甚至一家公司的估值，科学家就不再只是“因为好奇而研究”的人，而变成了必须不断生产、不断兑换这种货币的人。

当然，这种即时可兑换性，本身并不全是坏事。正是因为科学成果能够兑换资源，现代科学才从少数人的雅趣，变成国家、产业和社会持续投资的公共事业。真正的问题不是“荣誉可以兑换”，而是它被过度、单一、不可校正地兑换；不是资源进入科学，而是资源反过来重新定义了什么叫科学。

科学的早期形态，本质上有很强的绅士俱乐部色彩。这里的“绅士”不必只理解为字面意义上的贵族，而是一种从业身份：波义耳靠家族庄园，达尔文靠继承的财产，他们并不直接靠科研养活自己，做研究更多出于对世界的好奇。他们把发现写成一封封公开信寄给同行，遵循的是一套心照不宣的荣誉规则（honor system）。

这套规则能够运转，并不只是因为那一代人道德更高，而是因为它有几个结构条件：共同体很小，成员高度同质，熟人监督强，声誉传播快。在那个科学的田园时代，荣誉之所以能当信任用，不是因为它天然纯洁，而是因为它还没有被充分“金融”化。

在我看来，这套规则有三个特征。第一，成就感几乎全部来自内心的荣誉感——既然是出于兴趣和热情从事研究，那发现本身就是最大的回报。第二，科研行为的约束几乎全部来自各自的荣誉与使命——如何评价工作、如何不搞恶性竞争、如何不造假，靠的都是"我是不是一个体面的人"。第三，既然如此，这套规则防君子不防小人

历史学家Steven Shapin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那个时代一位绅士的话之所以可信，恰恰因为他财务独立、无所求，因而被认为无所偏私。也就是说，荣誉能被相信的前提之一，是它不容易被立刻兑换成别的东西。在这样一套规则下，造假是一桩收益很低的蠢事：共同体极小，暴露很快；就算侥幸得逞，换来的也不过是几个熟人一时的高看——它很难换成基金、职位、公司估值或制度化权力。造假不是被道德彻底禁止了，而是被结构显著削弱了动机。

但我不想把这段历史写成一座纪念碑。那套荣誉的“纯粹”，很大程度上也是封闭小圈子的纯粹。它把穷人、女性、非西方世界统统挡在门外——你首先得是一个有闲、有产、被共同体承认的人，才有资格拥有那份被信任的荣誉。

而只要是职业，就逃不过被外部目标重新塑形。如果借用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语言，今天的科学家至少在四个层面经历了类似变化。

第一，与产品异化。科学家生产的知识，不再只是自己好奇心的表达，而被评价体系重新定义为一张可以兑换资源的支票。论文不再只是“我发现了什么”，而变成“我凭什么继续获得资源”。

第二，与过程异化。科学家做的不再只是研究，而是优化指标：如何让数据更完整，故事更漂亮，影响因子更高，评审意见更容易被满足。研究过程本身被发表制度倒逼着重写。

第三，与人的“类本质”异化。那份纯粹的、发现未知的喜悦，被“我必须发够论文才能养活自己和团队”的生存焦虑所替换。好奇心没有消失，但它被迫长期服从于资源续命。

第四，与同行异化。昔日可以坦诚交流、相互欣赏和支持的同行，如今也是争夺同一笔有限资源的对手。

驱动这一切的引擎只有一个：钱来自外部，所以评价权也必然部分落在外部；科学家必须不断向外部证明自己，才能继续养活自己和团队。荣誉能大规模兑现的那一天，就是异化开始的那一天。单一、过度、不可校正的可兑换性是病，异化是症状。

今天的科学评价体系，高度依靠一种叫同行评议的系统。它本质上是对早期科学家之间通信交流的一次制度化改造和扩展——让最懂这个领域的同行，而不是官员、编辑或舆论，来判断一项工作是否值得发表、一个研究计划是否值得被支持。

但这里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反讽：正式的同行评议制度，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晚近的东西。Nature 直到 1967 年才建立起正式的外部评审。说得极端一点，同行评议之所以被制度化，恰恰是因为共同体已经大到没人能认识所有人——它不是荣誉时代的遗产，而是荣誉时代崩塌之后的补救。

于是它陷入一个致命错位：它试图在一个已经把一切都货币化了的系统里，独自继续靠荣誉运转。评审无偿、匿名、全凭责任心，可周围的一切——基金、职位、考核、帽子——都在按货币逻辑运行。结果可想而知：评审人往往也是作者的竞争者，最有资格评审的人最没时间，评审工作大量下沉给博士后和学生；既然真正的重要性越来越难判断，评审就转而优化那些容易判断的代理指标——数据够不够全、机制够不够深、故事圆不圆。完整性于是顶替了重要性。

同行评议真正被压垮的原因，不只是稿件太多、评审太忙，而是它从知识共同体的过滤器，被外部系统改造成了资源分配的闸门。论文能不能发表，原本只是“这项发现是否值得进入公开讨论”；现在却同时决定职位、基金、头衔、学生和融资。一个质量控制机制，被迫承担了它原本不该承担的社会分配功能。

所以同行评议今天的窘境，一句话：我们还在要求荣誉去做一件荣誉早已独自做不了的事。

所以我想对所有呼吁“回归科研诚信”的声音，说一句可能不中听的话：诚信当然要呼吁，但只呼吁诚信，几乎等于什么也没做。

诚信是人的品质，而“防君子不防小人”这套规则，在一个有数百万玩家、桌上又摆着真金白银的系统里，必然不够用。我们回不到贵族科学，也不该幻想回去——那个俱乐部太小、太封闭。

真正诚实的目标，不是把每个人重新变成绅士，而是重建一套信任机制，让它最终依赖的不是某个人、也不是某个数字，而是公开、可复查的证据本身。

很多人把今天的乱象归为“中国特色”，我和晓东老师一样，不这么看。中国真正特殊的不是问题，而是速度：欧美用几百年慢慢累积的问题，中国在二三十年里几乎全经历了一遍。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很可能预示了现代科学这套系统未来在全球范围会面临怎样的危机。

我只想补一个中国最鲜明的症状——帽子，就是异化的结晶。

如果说论文是科研体系里的流通货币，那么帽子就是一张长期付息的债券。论文需要不断生产，帽子一旦到手，却可以把过去某一时刻的评价结果，固化成未来多年持续兑现资源的权利。它能兑现经费、空间、学生、平台、行政身份，甚至社会信用；更麻烦的是，它的兑现能力常常与你此刻是否还在做好的科学无关。

这比论文货币化更危险。论文至少还要一篇篇接受发表机制的筛选，帽子却容易变成身份租金。一旦评价结果固化为身份，身份又反过来参与下一轮评价，评价者阶层就会闭合。再叠加“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底色，帽子就从一种荣誉，长成了一套自我繁殖的权力结构。

但这不是什么民族性的道德缺陷。它就是同一场异化，在更高速度、更大压力、更薄缓冲之下的加速呈现。它的极端，是速度的产物，不是品性的产物。

用晓东老师和我都熟悉的演化逻辑说：单一的选择压力，必然催生单一的、被反复博弈过的表型。全社会只奖励一种东西——顶刊、影响因子、帽子——就必然演化出一整代专门优化这一种东西的科学家。这不是道德滑坡，这是自然选择。

解药因此也很清楚：科研资助方的生物多样性，才能带来科学的生物多样性。美国的 HHMI 是一个好例子——它资助的是“人”而不是“项目”，容忍失败，续期从简，敢于把重注押在少数人身上。国内确实也开始出现新基石、科学探索奖这样的多元尝试，值得肯定。

但恕我直言，目前国内这种多元，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假多元：评价权几乎仍然握在国内同一群头部科学家手里，评价流程也还是传统基金机构“第一轮函评、第二轮答辩”那一套——换汤不换药。真正的多元化，是要允许不同的资助机构使用真正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评价规则，去支持不同类型的科学家和科学研究。

更具体地说，一个健康的资助生态至少需要三类钱。第一类钱追求公平、广覆盖和程序正义，保证共同体的基本盘；第二类钱追求长期押注和失败容忍，支持那些十年才看得出价值的问题；第三类钱追求非共识判断和个人品味，给那些大胆的、古怪的、不合时宜的、注定在函评里被平均掉的工作留一条活路。

这里我要说一句可能引发争议的话：基于这三类钱的属性，某些资助方（特别是第三类）甚至应当被允许放弃一部分程序正义，转而依靠少数几位敢说真话、真懂科学的人，凭品味独立把关。

反对意见会立刻站起来：这不正是把权力重新集中到个人手里，而程序正义、同行评审，防的就是这个吗？这个反驳是对的，我不回避。我的回答不是“个人品味很安全”——它一点也不安全，它一定充满偏见——而是：一个健康的科学生态，需要程序化的、追求公平和共识的资助方，也需要品味驱动的、乃至带有偏见的资助方。前者保证公平的下限，后者提供非共识的方差。

你不能用另一种垄断去修复垄断——你只能用方差去修复它。多元的真正含义，是允许不同的失败方式并存。

对生物学来说，这尤其荒谬。真实的生物学数据从来不可能完美无瑕。而对“完整故事”的执念，本身就在系统性地制造选择性报告、事后编造假说、挑数据——也就是那些几年后根本没人能重复的东西。

这个问题其实远比当下广为诟病的学术造假问题更为严重。从显性的数字看，中国确实出现了大量让人瞠目结舌的低级学术造假，也出现了大量被撤稿的论文。用各种工具和政策发现、惩罚学术造假，当然正确而且必须。但在显性造假之外，科学界的可重复危机异常严重。安进和拜耳公司当年分别尝试重复学术界的标志性临床前工作，结果大约只有十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结论站得住。这就是晓东描述的那道信任裂缝——只不过它在这里，是用倒掉的药物管线和烧掉的真金白银来计价的。

AI 时代会同时改变游戏的两端，这一点必须说清楚：AI 降低造假成本的速度，和它降低验证成本的速度一样快。论文工厂、以假乱真的图像和数据会更便宜；但自动化检查、图像溯源、数据一致性审计、代码复现、跨数据库验证也会更便宜。所以问题被逼到了台面上——谁能建成验证层，谁就赢。

我的主张是：把“发现”从“故事”里解绑出来。

未来发表的基本单元，不应该是一篇一次性交付、事后再不许改动的漂亮故事，而应该是一个持续版本化的“发现单元”。它至少包括五层东西：第一，一个清晰、可被证伪的核心主张；第二，支持这个主张的原始数据和关键中间数据；第三，分析代码、统计流程和排除标准；第四，实验流程、关键试剂、仪器参数和批次信息；第五，后续来自其他实验室、其他数据集、甚至自动化平台的验证记录。

这样的发现单元可以很小。一篇论文里原本被包装成完整故事的十个发现，完全可以拆成十个可追踪、可验证、可更新的发现单元。阴性结果、部分重复、边界条件、失败验证，也都可以成为同一个发现单元的后续记录，而不是被永远埋在抽屉里。

这并不意味着数据越多就越可信。晓东那个“十三不靠”的比喻恰恰说明，越复杂、越庞大的研究越难重复。所以出路不是原始体量的膨胀，而是标准化、可溯源、可验证的数据，加上一个更小、更诚实的发表单元。未来的学术评价系统，也应该建立在这种数据发表的基础上。

一句话：我们要发表的和评价的，不该是精巧包装的故事，而是原汁原味的发现。

四百年科学的病根，不是科学家突然变坏，而是荣誉被过度货币化之后，证据本身反而失去了定价权。论文、帽子、期刊、影响因子都在替证据定价，但它们越成功，就越容易反过来扭曲证据。

这篇文章讲的两条出路，说到底就是修复这场兑换的两种办法：用多元的资助，去分散“谁来定价”的垄断；用透明的发表，去让价格重新贴近真实的价值。

我们没法给科学彻底去异化，也没法、更不该把所有人送回去做绅士——那个俱乐部太小、太封闭了。我们能做的，是建起一套新的信任基础设施：在那里，我们最终选择相信的，既不是某个人的名望，也不是某个漂亮的数字，而是公开的、可以被反复复查的证据。

家庭因血缘而凝聚，国家因法律而存在，市场因契约而繁荣，现代科学因信任而伟大——这话晓东说得极好。我只想再添一句：未来的科学，信任将不再是一次性的授予，而必须在公开之中被持续地挣得；否则，就根本挣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