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Peter被评为芝加哥大学杰出服务教授。摄影：John Zich [1]

撰文｜大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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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15日，理论物理学家Peter Littlewood（彼得·利特尔伍德），我的导师，我们的朋友，因病骤然离世。此时，他刚度过71岁生日，仍是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系主任，系里的中流砥柱；而我，在他组里已受训8年，终于快要来到完结时刻。可我没等到Peter给我拨穗，也没能等到他看我成为更有沉淀的学者、更有力量的人。

导师悼念文，几乎默认由得意门生撰写；但我，一个不得意门生，一个让Peter操碎心的学生，也想写一篇故事。这一篇，不是学术讣告，因为我自知不够了解他早年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不是传记，因为我与他的重合只在他“成为Peter”之后；更不是瞻仰，因为Peter不会想要一篇赞歌。

我一直以为，他涉猎宽广、既治学也育人，只因身居高位，无须向谁再证明什么；但他事业初期所在机构的悼文[2-4]却道明，他研究兴趣的广泛、培养下一代科学家的热情，一以贯之。

我一直以为，我眼中的Peter那么温暖、宽容、耐心、笑容可掬，是我个人坎坷博士经历的滤镜加成；但他走后第三天的一场全组追思会，令我惊讶发现：我认识的Peter，与大家看到的，竟是同一个人。

我一直以为，只有学生们念着Peter的好，他的同僚们所见到的，或是另一个人；但我陆续听到他的合作者、系里教授、教学部实验老师、行政人员等，不约而同讲出，“First of all, he is a good person.” （最重要的是，他是个好人）

他到底是有多少能量和热忱，才在这么多人身上，留下如此印迹。

有位远在东南亚的大学好友听闻我导师去世，发信息说，“虽然我从没见过你导师，不过想起你上周电话里还说，他总是鼓励你每个很小的进步，那就好像，他也抱过我一样。”

我想让Peter抱抱更多人。抱抱科研初期挣扎的人，抱抱被自然科学滋养、也为之伤害过的人，抱抱回不了家的国际学生，抱抱所有在“硬派”学术文化里未能被好好善待的人。

所以，这将只是关于一位好人的故事。

多么讽刺。“Being a good person”在如今学术界，竟越来越成罕事、成为需要强调的事。可越是如此，Peter的故事，越是需要被讲述。

2018年夏，博士三年级刚结束，刚确定下不久的前导师突然要离开芝加哥大学（后称“芝大”），去往其他国家任职。对平均毕业时间6-7年的项目而言，这是一个极尴尬的时间，不前不后，冲击巨大。彼时的我，尚未做好离开美国的准备，四处打探，便问到了Peter这里。可翻看一下他的履历，很难不感到心悸：剑桥大学物理系主任、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美国贝尔实验室理论物理组主任、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主任等等。 一方面，这些全是我从求学伊始就向往的物理学圣地，那他收学生的标准到底有多高？另一方面，如此乐于行政工作的教授，会花多少时间在学生身上？

第一次见面时，他正在英国剑桥家中。视频一开，对面这个英国人被舒服地包裹在单人沙发里，跟照片上一样笑容可掬。我们聊了我做过的项目，在非费米液体相变、开放量子系统中找到了共同话题，打算继续在非平衡系统动力学里做点探索。

一个当天的小插曲令我印象深刻。前一年，Peter刚退任阿贡实验室主任，潜心于芝大物理系。他的家人大概早听闻Peter想收些新学生，于是中途“八卦”地过来镜头前张望。Peter立即互相介绍，甚是温暖。而这样的可爱场景，在日后的视频会议里多次出现，我也因此，算是见过了他所有家人。

那时的我，跟Peter相处时还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毕竟，Peter的大名，加上前导师刚离开，让我十分害怕他随时把我踢出师门。但很快，Peter就开始向其他教授介绍起我。我不记得我们最终是否讨论过正式确定指导关系，但从他介绍的语气里能听出，他大概是决定收留我了。之后，他又用8年让我看到，在把脆弱的我捡起来（pick me up）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决定好了，要把我托举到底（shoulder me up）。

我是Peter在芝大的第三个学生，之后，又有了第四个、第五个……最多时，组里同时有8个博士生、2个硕士和2个本科生，这在理论组里，是十分罕见的。可是，哪怕是在任系主任的这几年，他都还是能保证每两周跟每个学生见一次面，似乎他的时间怎么都挤不完，只要问，就有空。有时候，他也会告诉我们，“啊，这个时间点不行，我得跟一个捐赠人吃饭，可能会有大笔捐款。”“啊，那个点我在送儿子去机场，我们好久没见了。明晚如何？”因为我的主要合作者身在亚洲，整个博士期间几乎没在正常工作时间开过会；不过，朝九晚五之外的时段，恰好是Peter最有空的时候。记得有次会议开到晚9点半，他终于说，“不行了，我得去搞点东西吃了”，于是赶紧放他走。

当然，Peter不可能申请到这么多基金来同时资助我们。所以，几乎每个学生，都靠每周16小时的额外助教工作拿资助（TA），从进组到毕业。对理论学生来说，每年做三个学期助教意味着研究时间被严重占用。我们虽有抱怨，但也体谅Peter的不易。他刚从自己的大本营跳转到统计物理在生物中的应用；而在这个新领域，他资历尚浅，很难拿到大基金。不过，Peter也已尽力把有限的科研助理经费（RA）平均分配给我们，还常转发奖学金（fellowship）等其他资助来源信息。尤其，当大家慢慢发现，Peter居然是全系最大的“接盘侠”后，更多了些理解和钦佩。

来源：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网站[5]

美国博士项目入学时不确定导师，学生在某个研究组初试后不合适，可自行联络新导师合作（当然，也有从上一组被迫离开的状况）。这个无人挂靠的过渡期，对学生而言是最艰难的。而对导师来说，接转组学生也多有顾虑：毕竟，博士项目已被吃去几年，能否按时毕业已成问题，再加上，不得不转组的学生往往在前一组遇过困难、成果不多，工作态度和能力也难以考证。所以，在中文语境里，我们会将愿意接手转组学生的导师戏称为“接盘侠”——没有讥讽，唯有感激。

我们组四分之三的学生有转组经历，每个人被接下时，都是一身狼狈。而Peter的老派学者风范，恰恰适合接住这样的人。他从无恶言，讲话轻松幽默，有泰山般宽厚的耐心，对于我这样一个“冒名顶替综合征”（imposter syndrome）重度患者来说，尤其对症。

当问了简单的基础问题，他从不会让我觉得“你连这都不懂，自己看书去”，而总是先现场解释一遍，必要时，再推荐文献或课本。

每次只要课题推进了一点，他就会说，“Great progress！”（进展不错！）“This is exciting!”(这真令人兴奋！)

有时讲的东西不自洽，听着混乱，他会先说，“Let me understand this” （让我来先理解一下你说的）；要是有逻辑疏漏，他也会及时介入，“Be careful ”(这里需要小心一点)。

当总是找不到想要的结果，持续沮丧、自我怀疑时，他会反复说“Sorry for putting you into this difficult project”（抱歉把你卷进这么难的项目），然后再给鼓励“You already have a good story” （你已经有一个好故事了）。

当在写文章上拖了太久，开始为自己的完美主义愧疚自责，Peter会先安慰，“Well, a bit of perfectionism is good for science.” （哎呀，做科研嘛，有一点完美主义也不是坏事），然后再推一把，“But it’s important to stop somewhere” (但先停在那儿，也很重要)。

当文章获得期刊肯定时，Peter已患病离开了一阵子。我发邮件去慰问，他的回复里还不忘加上对我的激励：“ Your work is going very well. You can be pleased with yourself.” （你的工作进展得很好，你可以为自己感到满意了） 五月底，他回复我答辩委员会的邮件，结尾是，“Well done.”（做得不错）

那是我最后一次收到他的消息。

起初，我很难相信他是真的看到了我身上的潜力：兴许对他来说，一句鼓励永远比一句打压的话值得说？反正，对一位功成名就的导师而言，多说几句这样的话，并不会让他损失什么。后来，当真的一步步走到了他相信我能够抵达的位置，才恍然发现：原来，我真的有这样的能力。

另外，我猜测，Peter从不出恶语，除了英式英语本身的含蓄，也因他太了解科研的不可预测，知道科研中完美主义者居多，而学生才是自己最严厉的批评者——所以有些话，不必、也不该由他来讲。以上，并不全然是猜测，因为Peter是会主动暴露一点脆弱的导师。

在我心理状况堪忧时，他一脸慈祥，小心提醒我这个东亚小孩，“Learn to ask for help.” （你该学着求助）。后来，我有点面露难色地告诉他，我开始见心理咨询师了，他笑答，“Well, everyone in academia needs a little therapy at some point.”( 没事儿，学术圈的人，总会有那么个时候需要点儿心理治疗)。而当他自己身陷冲突，大家过问他状况时，他一脸疲惫地低头苦笑，“This is nonsense.”（这有点荒唐了）。

原来，Peter也有搞不定的事。那我们搞不定，也很正常。

Peter对学生一视同仁，无论是自主性高的、还是更需要指导的，发表数多的、还是暂时没文章的，他都一样有耐心。对于后进者，他不会放逐不管或急于脱手，反而会更悉心维护。 他曾对刚拿到教职的一位前博后说，“指导学生是很有满足感的，因为你总能看到他们的成长。有的长得快些、有的长得慢些，但无论如何，都能成长。”

此外，对于他接手的众多答辩委员会，哪怕不是我们组学生，他也一样帮忙。有个同学在答辩后还收到Peter推荐相关文章的邮件，说可以考虑做成下个方向。有同学的导师中途跳槽去别处、研究进程被严重影响，Peter帮着跟系里争取更长项目时间。有个毕业多年的同学，在今年父亲节时发邮件，祝他节日快乐，然而第二天才从讣告里得知，Peter没能看到那封邮件。

“我觉得，他身上的人文精神，与他的科学精神一样耀眼，甚至更耀眼。” 一位同门说。

“正是。” 我回道。

有些物理学家是建楼的，有些物理学家是建桥的。Peter把前者称为系统性思维（systematic thinking），后者叫做整合性思维（integrative thinking）。传统物理学界更容易肯认的是建楼的人（基本到今天还是），但对于桥梁作用的织网型物理学者，大家还是会有些偏见，认为其投机取巧、悬浮而不扎实，要不是申请基金的手段，要不是建不了楼才去碰容易出成果的问题。“桥梁”这个意象，听起来浪漫，但又处境危险，因为两边都可以说，“你不属于我们。”

至于Peter本人，在多个领域建过楼；但我猜，他大概更自认是织网型学者吧——至少，他自己十分骄傲这个站位。他有一句很妙的辩护，“Physics is what physicists do.”(“物理学家做的，就叫物理”)【1】。“蜘蛛侠”般的Peter，对于我，一个初来乍到，尚未放下骄傲、尚未打开思路的理论物理学生来说，正是一剂细水长流的解药。

记得跟Peter确定合作后，我正要离开芝大物理系里最数学、最理论的一座办公楼。和一位超弦理论学生告别时，他有点迟疑地问我：“你真的要跟着Peter去研究章鱼了吗？那里面，没有太多物理吧…”尽管，我只是要搬去另一栋物理楼。开始研究有自主性(agency)的生物系统后，跟一位传统凝聚态理论学者解释道，一大队鸟群中的一只鸟，就是我模型里的“微观粒子”。这位量子系统研究者，还没等我继续，先下起了定义：“在我心中，只有量子体系里的粒子才叫‘微观粒子’，其他的，都是宏观的。”

这两位学者的典型反应，便是我在理论物理学术文化中日常要面对的真实阻力。这阻力里暗含了一个古典假设：极致的，才是值得追求的。比如，微观到量子层面的世界，才值得研究；宏观到宇宙演化尺度的问题，才是真问题。必须承认，曾经的我也是我想要吐槽的人，两个极端都跳进去过，以至于到了Peter组好一阵，还难以大大方方对外承认，我已经离真正的量子研究，相去甚远。那时，我心里还抱有一丝顾虑：是不是，我要把物理人最厉害的能力——洞察和描述量子世界的能力——给丢掉了？当Peter推介我博后阶段考虑整合型领域时，我第一反应竟是被否定了，似乎不再被认可为一个理论物理人。

在我的内部，一场不断对抗外界规训、挣脱自我设限的斗争，始终进行着；而这样的斗争，在年轻自然科学学者中，或许都不陌生。它的源起，是充满偏见的流行科学叙事；而后者，在不同成长时期、以不同形式，形塑了我。

她，是那个只看到宇宙和基本粒子的高中生，也是那个看到跟实验对话的唯象理论就先皱眉的高年级本科生。她，是那个迟迟不愿上手编程、也迟迟不愿接触跨学科研究的低年级博士生；更是那个在上帝视角中待了太久，仿佛看见一切，却终于悬浮于世界之外、落入虚无的局外人。

在这场漫长的蜕壳过程中，Peter始终是那个温润如玉、不声不响地替我一点点松开硬壳子的人。纵观他的学术轨迹，结合他指导我们的方式，我越来越相信：不存在学术金字塔，不存在等级差别；任何生命的惊喜，都是好视角，而任何好视角，都是值得进入的。

Perter醉心物理理论。

隶属剑桥大学的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是电子、中子、DNA结构、脉冲星等的发现地。Peter的成名作多于此完成，贯穿在高温超导、超流、玻色凝聚等多体物理体系中。这个时期的工作，还多是物理学界认为的传统凝聚态“正统工作”。

他还在意工程和应用。

美国贝尔国家实验室，是激光、晶体管、太阳能电池等技术的发明地，曾是通讯技术的研究重地。Peter来到这里后，其半导体方面的理论，正与光纤技术等工程问题相遇，帮助解决了一些技术挑战。几十年后，他还会在组会上饶有兴趣地把某种神经元脉冲信号和半导体里的随机电报噪音做类比。这种类比，可能会让有些学科守门人皱眉：“这是工程吧，这还是物理吗？”但Peter不会在意这种争论。对他来说，踏出去、帮理论找到落脚处，也是理论人的义务，而不是其他同事的专职。这其中，对我最重要的启示可能是：在他心里，理论从没有那么了不起。他总是说，“多跟实验学家们聊聊天。”

他关心现实世界。

美国阿贡实验室，是几乎所有现代民用核能发电厂技术的发源地。离开剑桥再回美国的契机，正源于他对能源问题的新兴趣。他在芝大开设了一门面对文科背景学生的物理课，Physics for Future Presidents（未来总统的物理课），其中便包含了在物理系专业课中不会讨论的电力与能源专题。一位毕业多年、在业界AI领域工作的前辈也提及，就在前几个月，Peter还和他讨论过雨后春笋般建起的数据中心的能耗问题。

他热爱生命和自然。

回到芝大物理系的最后几年、也就是与我们相遇的几年，他开始把视角转向生物物理、神经系统、生物进化，把他擅长的多体物理集体行为理论，应用在他感兴趣的动植物身上。神经科学系兼物理系教授Stephaine Palmer在学校讣告里写道[1]：“从数论到本土植物，他总能从生命万象中找到乐趣。” 这倒让我念起Peter那无穷无尽的好奇心。记得跟他讨论物理时，能收到的最高评价就是，“Aha! I learned something new today.” （哈！我今天又学到了点新东西。）

现在，借了Peter的勇气，走出一条“粒子物理/宇宙学→凝聚态物理→生物物理”的反传统审美路线后，我终于不再只允许一种极致形态的存在，而开始反身拥抱各种有限视角。我也不再把简洁、统一与线性数理逻辑视为唯一，不拿这个太窄的标准，反复追问“我到底够不够聪明”。这本身，就是一种认知上的解放。

实际上，这种变化并非只发生在我身上。近半个世纪以来，物理学本身，也一直在学习欣赏另一种美：非平衡、非晶、非对称、掺杂、无序、噪声……那些一百年前还被视为“不够理想”的真实物理状态，如今反而孕育出丰富万象，构成了物理学中最活跃、最庞大的研究方向之一。

2022 年10 月，摄于The Morton Arboretum （莫顿林植物园），由家人提供[1]

在物理之上、科学之上，Peter还有太多维度。他乐于分享这些维度，但不是长篇大论地“你听我说”，只是偶尔在话题合适时塞几句逸闻趣事。然而，通过这些随意分享，他允许自己、也允许我们，成为做科学的“人”，或任何人。

最后一次跟Peter的线下讨论是在四月中旬，在他的系主任办公室。讨论结束后，他开心地说，当晚要去芝加哥交响乐团（CSO）听他心爱的钢琴家Evgeny Kissin的演奏。我说，我也一直想去听Kissin但今晚去不了，他便随口讲：“我回头告诉你今晚的演出怎样。”然而，我再没机会问，那一晚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第十二号，是否合他的口味。大概，那也是他听的最后一场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

得知Peter去世消息的当晚，我反复播放这一部协奏曲的Kissin录音版，顺手翻CSO演出票根。扑克牌一般的票根，怎么竟没有一场，撞见过另一位CSO常客Peter呢？头几年的我，还是害怕在学校以外的场合碰到他，怕被他认为不好好工作，耽搁了研究；可现在，我多期望我曾在CSO剧场里碰到过Peter，跟他打过一声招呼，聊过几句他对当晚演出的观感啊。毕竟，Peter自己从不避讳说到这些，他甚至乐意谈论自己的爱好。想起有一次约开会时间，他说那天只能线上参加，因为工人要来搬家，他得在家看着，“保证他们不把我的钢琴抬到厕所里去”。

气质古典、甚至会资助歌剧院的Peter，也是《纽约时报》的长期订阅者。他会玩玩里面的数独，但他首先，是时政版面的长期订阅者。这一层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和由此转化成的关怀，让过去8年的我——被中美关系恶化冲击得体无完肤的我——感到被安稳地接住了。国际学生的艰难，他未必都懂；但他知道，他得听，他得接。

2018年底，特朗普政府收紧中国留学生签证，我正撞上枪口。回国续签，一等就是五个月。期间，每天都不知道下一天身在何处的我，认真考虑过放弃美国博士项目，转往其他国家求学。但系里行政人员帮我给大使馆写信，推动了几乎停滞的审查流程，我最终得以回到芝加哥，继续完成学业。

2020年，疫情席卷全球。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也不断恶化，从疫情、到经济、到地区安全，无不在经历严重撕裂。对于中国留学生，最具体的冲击是：一边是中美航班大批取消、几乎没有飞机回国，一边是特朗普政府天天盘算着如何让留学生离境。对理工科学者而言，即使抢到了天价回国机票，也要在美国机场经历联邦调查局的长时间盘查。更何论，这一时期，多位华人科学家在美直接被扣押审查，关停实验室；同时，中美双方都以“间谍”之名对留学生保持着忌惮。那时的感觉就像，我与两边世界相连的引桥，随时可能被双双炸除，而我，也会随时坠入汪洋。

这期间的一次组会上，Peter电脑上突然弹出《纽约时报》的一条通知，投屏在了大屏幕上，大概内容是“中美就气候问题开启对话、达成初步共识”。看到通知，Peter立刻朝我看了一眼，想要确认我也看到了这为数不多的好消息。我会永远记得那一眼。那一眼，无关乎政治站位，只关乎“人”本身，微小而巨大。

2021年秋，我们的攀岩伙伴郑少雄，因枪击意外离世。那天，我们原本约好当晚照例去攀岩。之后，关于校园安全的争论愈演愈烈，而中美学生对“校园”以及“风险与责任”理解上的深刻差异，也被一下子推到了台前。对于与少雄本人有过交集的人来说，这场争论，让哀悼变得更加艰难。次周组会，我还是努力出现了。会后，Peter从工作平台发来私信，只有短短一句：“It’s brave of you to show up.”（你今天能来，很勇敢。）只是这样一句简单的肯认，就让我觉得，自己被看见了。

2023年夏，最亲近的外婆病危。因疫情已四年没回国的我，小心翼翼找到Peter，说“家人病重，但我也知道现在是项目紧要关头，我在犹豫回不回去。”Peter想都没想，就说：“You should go. Tell me how I can help.” (你应该回去。告诉我能怎么帮你。) 然而这次，哪怕带着导师解释信，签证也再进黑洞，又是四个月的漫长等待。此间，我们保持线上讨论，Peter也一直用科研助理资金资助我，防止我的在美学生身份被冻结。他还宽慰我，如果回不去，还是可以远程毕业。撑过三个半月后，我真的要撑不住了，便跳上火车独自去旅行，想要向自己证明，我还有抛弃一切、再仗剑走天涯的勇气。可就在旅途中，签证通过的消息来了。怀着复杂的心情，我又开始收拾大号行李箱。日后，某次Peter回英格兰开会，临时有机会跟女儿共进午餐，需要取消订在他那边周日中午的讨论。他不好意思地解释了许多，但我完全知道此时应该说什么，“No apology at all. You should go.” （完全不必抱歉，你应该去。）

我该多庆幸，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里，我碰到的导师，是Peter。他纵然无法单凭己力，保护我们免于被“时代的一粒灰”压垮；但他给的空间和时间，允许我们自己发展出充分的力量，去扛住自己要面对的那一座山。

与Peter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理工科领域里，其实到处是硬派导师，而他们也往往要求学生们凡事都自己硬撑过去。就好似，只要保持积极，只要足够专注，一切就不成问题。此外，PhD项目的制度设计，似乎期待的也是7年的生活真空：全速短跑，不受任何外界纷扰。可科研从来不是生活的真空地带。生活迟早会闯进来，要求你面对它。记得一位女性友人曾讲：“科学，不该只为科学本身服务，也该为做科学的‘人’服务。”Peter大概会十分认同吧。

此外，Peter还抱持着另一个更朴素的观念。他说过：“你不一定要成为在学院里做科研的人，你可以去任何地方。”

在事业道路迷茫期，我跟Peter讲过许多天马行空的想法。疫情刚过时想回国从事科普和传媒工作，他便提议我跟他儿子聊天，说他曾涉足出版行业。我也曾短暂找过量化金融、数据科学的业界实习，Peter也放我去探索，祝我好运。某个暑假想去社工系旁听“现当代行为心理治疗”课程，自我疗愈的同时也探索下未来职业可能，Peter只说“Oh, I care about humanity”（哦，我一直很关心人的事），就把我指向一位可请教的前辈。而当研究终见起色，被各种困境消磨的研究热情回涨到最佳状态、想再开拓点新领域时，Peter仍是热情满满地推介博后的各个方向，对我之前走过的探索，似乎全无顾虑。后来到了追思会上，我才得知，Peter是这么对待每一位学生的：他从不会让你觉得，你不能找他聊其他职业的可能；他让你觉得，你可以成为任何人。

我一直不明白，Peter为何如此博学、慷慨、谦逊、又为人宽厚，难道他是学二代？或者真如传言，littlewood在英国是个名门望族？直到看到学校讣告，才惊讶发现：Peter出生在英格兰一个小农庄上，小时候有很多时间在锄地，家里从没人上过大学。他介绍这一段经历的契机，是在一个访谈[6]里谈及“冒名顶替综合症”。他说，“…但后来发现，如果你特别想做一件事，有时候，它真的就会发生”。原来，Peter也出自一个小地方，也是第一代大学生啊。这大概部分解释了，他为何始终对教育抱有热情，又为何始终愿意扶持那些缺乏机会的年轻人。

我已不再是博士伊始那个给学院派学术加上理想光环的少年，也不再是认为人生道路只通向一端的二十岁女性了。再回看，我会认为，其实博士项目停在哪个节点，都未必是坏事。但，有幸在Peter的托举下走到了今天，等到一切豁然贯通, 给博士阶段画一个“pleased with yourself”的句号，对个人信心，也有巨大增益。更重要的是，我深知：被人善待过、被命运善待过的人，会百般地珍惜生活，也会留更多心力，去善待和帮助其他人。

从学生角度看去，“领导者”这三个字放在Peter身上，让我想到的，不是权力/特权，而是服务。

评上美国科学院院士时，他只请学生在学校旁边的小酒馆，站着喝了杯啤酒，没有劳请系里任何一位教授。酒馆里，我们刚要开始祝贺，他就开始讲笑话，“评上科学院院士是这么一回事。他们第二天就给你发邮件，提醒你从现在开始要交会费了，还会让你选几个委员会去服务。”记得那天我问他，你60岁时有照惯例办学术回顾大会、请所有弟子回来吗？70岁时要不要呢？他笑答，从来没有，明年也不会，不想太费周章。

想起几年前，被选任芝大物理系主任时，我们在组会上祝贺，他也是笑称，“Well, it’s too late to say no.”（没什么，就是轮到我说‘不’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之后得知，此言并非虚词。当时，已经有两位教授拒绝了这个服务性岗位，轮到Peter时，很可以想见他的责任心突然上身，就答应下了。

在系主任的职位上，他是那种不给人找事的领导。借一位管教学的实验老师的话：“他与人为善、不强硬, 该后撤时后撤，让我们能安心做自己的事。”可他也不是凡事大撒手。有一位教授跟我说过：“系里有麻烦事谁都不敢站出来，但Peter不怕，帮我们拦下很多事。他会说，‘I don’t  care.’（我不在乎）”。面对学生事务时，据一位负责研究生事务的行政人员回忆，Peter反而总是尽量避免冲突、息事宁人；可到了面对芝大校长，他却使对方说出：“他始终不懈地敦促我们看得更远，而这一切，又总带着幽默，也带着对我们很高的期待。”【5】这么看下来，他并非不懂权力，而恰恰是最懂权力：对下属放权、对学生保护、对同事有担当、对上级提要求。

可真正让我理解他如何使用权力的，是他的一句口头禅：“I need help.”(我需要帮助。)

平日，若有学生找到他，哪怕是帮忙看课程论文、给些助教工作意见这种小事，他也会放在心上，随手转发给组内高年级学生，请求帮忙。若是他自己的工作需要代劳，Peter则更会放低姿态，也提前设置好边界。在他生病期间，系里有一项由捐赠人设立的本科生论文比赛，想要Peter 邀请一批教授担任评审。Peter深知“召集一群教授来做任何事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于是转而向高年级博士生求助。提出请求时，他先说明系里会按工时支付酬劳，随后表达“I need help. Please help out.” （我需要帮助。请帮帮我。）

我想，Peter大概一直知道，权力自带威慑感。所以，他才会把那一句邀请，说得那么真诚自然，让人愿意站出来，与其共事。人与人的网络，也就这样一点点织了出来。

而站在学生一侧，这样的邀请还有另一层意义。能在工作中真正帮到导师，本身就是一种赋权。更何况，Peter好似总能看见我们可贡献的地方，无论这个人当时处在怎样的状态里、怎样的位置上。往往，我会发现，“啊，原来我比我以为的懂得更多”“啊，原来我还能在这里帮上忙。”

一个个“原来可以这样”的时刻，慢慢重建了我的配得感。直到最近，我才更加意识到，这种领导方式真正改变我的，甚至不是工作本身，更是我看待自己的方式。

在单一评价体系里成长起来的我，最初有这样的畏惧：如果我科研没做好，别的事，我也统统不该插手。具体到校园生活中，这种思维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工作上，如果科研暂时没做好，其他工作——包括助教工作——做再好也是白搭；国际学生身份上，既然获得资助来到留学国，就不该再争取任何合理权益；在女生这里，这还会发展成“工作没做好，我甚至没底气打扮自己，显得过于跳脱”。可这些想法，对自己是多么苛刻啊，苛刻到令人心疼。在Peter身边待了这么多年后，我似乎才变得可以相信：不必等到足够优秀、足够有话语权，才配成为一个丰富的人。

现在，我身边的物理系姑娘们各个神采奕奕，风格鲜明，包括我们组三位博士和两位本科生。我们敢打趣说：让我来穿出一道亮色，点亮一下令人审美疲惫的物理楼～我们哪里是在打扰，我们应该被感谢～

现在，我可以好好承认，我从教学中得到非常多乐趣，跟物理系本科生创造出一种“我在乎，他们也在乎；我认真，他们也认真；我玩乐，他们也玩乐”的理想教学/合作关系，一起为每一个发现惊呼、为每一点扩展庆贺。

现在，我会发挥自己在照顾团体方面的擅长，在Peter走后迅速反应，帮忙组织追思会、安排接下来的组会、做纪念册赠予他的家人（也帮助我们自己来消化这场大地震）。尽管，这全是因为待的年头太久，不小心就成了贯穿开门弟子到关门门徒的穿线人；可当真正需要有人站出来做这些事时，我终于不再觉得，那个人不能是我。

在他不能正常参与到组内事务的近一年里，我们比以往更亲近、更独立、更主动担当，好似真的多了一群“学术树”上的家人。在他走后，有那么多人主动过来提供协助，也算是他生前勤恳耕种的证明吧。他用生前用心编织的网络，兜住了他离开之后的沉重与空洞。

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也是我重新认识Peter、再度给自己松绑的过程。写着写着，我不再怀疑Peter为什么会支持我这么久，因为我在自己身上，看见了许多他的碎片。我甚至开始相信，Peter当时也看见了。科学上，也许还要很多很多年，我才能做出让他眼前一亮的东西；但我知道，他早已为我感到骄傲了：为那个正在成长的学生，为那个坚韧而有力量的年轻女性，为那个始终因好奇而喜悦的人——也为我，仅仅因为，我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