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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校:你所不知道的文化史

撰文 | 林存秀 

责编 | 王晓慧

女生能和男生一样坐在教室里接受正规学校教育,只是近一百年间的事。传统社会中,精英女性也会接受培养性情的艺文教育,或者是礼教的驯化教育。尽管也会有“闺塾师”的存在以及随园女弟子的美好想象,但大多是局限在“铁闺阁”里。女子天性的释放,则是出现在近代女校里。对于女校文化,多数人都会感到陌生和好奇:女校是如何兴起的?在一个完全没有男性的环境中,女生的行为举止会不一样吗?

女校肇始

1844年,来华基督教女传教士艾迪绥(Mary Ann Aldersey,1797—1868),在浙江宁波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学。旧上海的《点石斋画报》的,展示了当时上课的一幕场景。

从这幅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有的还抱着娃儿。为了吸引学生,教会女子学校采取各种措施,特别是通过给予物质帮助来吸引来自于贫困家庭的女孩子。这些花费,学校也会通过学生从事力所能及的有偿劳动来予以补偿。通常教会女校每天安排一到三小时学生勤工,譬如进行纺织、缝纫、园艺、烹调等课程。

此后,国人在各地也开始兴办女学。在上海,除了经正女学,值得一提的还有蔡元培、蒋观云于1902年创办的爱国女校,这可以说是女子教育现代化的典型代表。其办学特色,一是以“增进女子之智力、德力、体力,使有一副爱国心”为宗旨;二是以“培养革命者和刺客为教育目标,在灌输民族国家思想的同时,有计划地训练学生的暗杀技能”。这和当时民族国家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女性完全被纳入“救亡图存”这一体系中。而在北京,时任学部员外郎(清代官职)的江亢虎于1905年在自己家中创办了第一个女学传习所,以“养成女校教师”为目的。学校资金除江亢虎自筹之外,还得到了当时身为南洋大臣的端方以及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支持。传习所先后办了五年,培养了学生三千多人。到1907年,清政府学部颁行《奏定学堂章程》,开始把女学纳入政府的新政体系中,自此之后全国才出现了正规的女学体系。

女校经费

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造成政府巨额财政赤字。国人自办的女校经常得不到政府经费支持,常常面临巨大的困难,很多女校往往因为经费不支而无以为继。惠兴女士被称为以身殉学办女校之第一人,其故事被编演为戏剧,广为传唱。

惠兴女士为满洲人,1904年在杭州创立女校。一年后,学校因经费筹措无着,经常断课,请求拨款颇费踌躇且无回应。她为了求得拨款助学,先写了一封信函放在桌内,之后吞服鸦片。当家人见其神色有异,进而发现碗中有烟迹时,已经来不及救治了。惠兴女士尽力睁开眼睛叮嘱家人一定要把书禀上呈。在《绝命书》中,她写道: “并非我好事,实因现在的时势正是变法改良的时候……女学堂如病人,求常年经费的禀如同病方。”

惠兴女士以身殉学的消息,在《申报》等各大报纸刊登后,传播到各地,引发了为女学捐款的热潮。1905年,名伶田际云根据惠兴其人其事,编成《惠兴女士传》新剧。1906年,田率领玉成班在广和戏院义演两天的惠兴传。演出的票价较平常每人多出京钱五百文,这些钱加上演员和观众的捐款,一起作为国民捐。从这段历史记叙中,我们可以看到女学兴起时的举步维艰。

姐妹情谊

五四时期,女子高等教育得到了初步发展。和早期进入教会女校的都是贫苦人家的女孩不同,随着女学的发展,这时进入正规的女子学校接受教育成为了女性有名望的象征。进入著名的女子学校就读不但需要参加入学考试,而且还要支付高昂的学费,如此就只有少数富裕的家庭才能负担得起女儿接受高等教育的费用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女大学生才可以说是真正居于高高的象牙塔。

这一时期,女校教育系统中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她们的作品往往通过书信体或者是自传的形式表达出来,例如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庐隐作品里描述的女性结交故事,就折射了她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与石萍梅及其他女性朋友的情感印痕。戴锦华和孟悦在合著的作品中评价庐隐作品说:“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情智相协的是一种同性之爱。但这显然不是性倒错意义上的同性恋,而是存在于女儿们心中的理想国,一个剔除了男人和对男人的欲望的女儿国,一个建立在乌有之上的姐妹之邦。”这些女校同学之间激烈和浪漫的女性情谊,并非同性恋,而是反映了校园情谊在新女性知识分子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女儿国”里不仅存在真切的姐妹情谊,而且只有在一个没有男性的世界里,女性才表现出自己最真实的天性,这种情形,也许是有男人介入的世界里面永远也看不到的。

女校文化

《人•鬼•情》一部公认的女性主义电影,讲述了一个以女性为主题的故事。导演黄蜀芹用比喻讲述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一个因为扮演男人而成功的女人,终究未能作为一个女人而获救。女主人公是一个演员,擅长演出钟馗。镜头集中在化妆室里,勾勒上油彩,披上一层层厚重的戏服,原来纤细面容姣好的女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钟馗那种丑陋、神奇,又在威武之下寂寂哀伤的形象。

这正如戴锦华“镜城”理论所指出的,在男权文化的苍穹之下,女性无法为自己创造出一种有效的语言系统。女性的出场,是一种“花木兰式境遇”。在镜城之中,女人的出场,是化为男人,去表达、去行动;或者还原女儿身,却只能发出无声之声。女性的困境,不仅仅是源自于语言,更直接的胁迫是被男权文化无所不在层层包裹的社会环境。在这个意义上,女校似乎提供了一个遁逃之地。如果说,一个女性在社会上,或者是在男女同学的学校中,她始终要扮演社会赋予的女性角色,那么,在一个完全是女性的环境中,她们的行为和精神将是不同的。

黄蜀芹读书的中学是上海市第三女中,该校的前身是1881年创办的圣玛利亚女子中学和1892年创办的中西女中。这两所学校曾经走出了宋氏三姐妹、张爱玲,以及一大批女院士。黄蜀芹说自己拘谨沉默的性格,就是在这所女中被彻底改变的。小学时候,她看到男生,总是害怕他们“张牙舞爪的样子”,但是“到了女中以后,那个校园又大,草地又大,没有男同学,你可以毫无顾忌地在那里翻滚啊,或者追逐啊。在那个地方,不会受伤,永远不会受伤,没有人来伤害你。可以肆无忌惮,爱干什么就干什么。”黄蜀芹一再提及,是女中解放了她的天性,在女中的六年生活, “啊”——的尖叫声从不间断。女中有什么好处? 也许对女生来说,就是实现了一种情感上的释放。在那里,女生的智力和体力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自由和解放,女生可以很放肆,而这些在男女混合的学校里也许是做不到的。

密歇根大学著名的女权主义学者王政曾经说,这些年来她注意到,大学里的女生,尤其是研究生们,精神状态是越来越抑郁。“小心翼翼的,‘小媳妇’的精神面貌又出来了”,这和以前年代的精神风貌完全不一样。消费社会及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达成一致,对于“女人味”的强调又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并且这被认为是对曾经过度“去性化”的一种“纠正”,这类观点并且还取得了话语上的合法性。现在,送女儿进女校的家长,大多是希望把女儿培养得“更有女人味”吧!可是,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这不是女校的培养目标也不是女校教学所能达到的效果。与女校生相比,男女同校中女生的异性恋性别身份的认同确立更早。比如,让男生当学生会主席,自己甘居其后。在没有男生来领头的女性世界里,无论是力气活也好,统率角色也好,都是女人自己做。正如中西女校校长薛正所讲:“我们不是来培养夫人,而是培养大使。”现在世界上很多女子院校,也把培养女性领导力作为首要目标。

但是,女校并非是社会的真空地带。女生们知道,只要迈出社会一步,四周全被“男女同校文化”保卫。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指出女校中也存在“厌女”(Misogyny)文化。而且,在女校内部,也并不是幻想中的充满少女无忧无虑欢声笑语的纯净花园。日本作家中村原就写道,在女校里面也存在着围绕“女人味”的争斗。对于女校文化中的生存秘诀,中村表述为“披上山姥的假皮”,这是民间故事中为避灾免祸,让美女化为老妪的一种变身道具。至于中村的描述,是一种为了在市场竞争原理支配下的写作策略,还是女校的真实生活,那可能只有真实生活在女校文化中的人才能辨别。

 女子大学 

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30年间,女子高校得到了发展。新中国成立时尚存4所独立设置的女子本科院校,但是,为适应新中国建设和推进男女平等的需要,这几所学校也立即进行了合并。如1950年10月,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合并组建成西南师范学院;1951年4月,福州华南女子大学与福建协和大学合并成立了福州大学(后改名为福建师范学院);1951年8月,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并入震旦大学(后来分别归入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1951年,金陵女子大学和金陵大学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后改名为南京师范学院)。

改革开放以来,女校又有所恢复,但目前全国范围内,只招收女生的独立女子本科院校,仅有三所。在北京,1984年全国妇联妇女干部学校升格为全国妇联管理干部学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女子成人高校,后改名为中华女子学院,到2002年被教育部批准为普通本科学校,该校还专门设有女性系。在长沙,湖南省妇联于1985年创办了湖南女子职业大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公办女子普通高等学校,到2010年该校获批为湖南女子学院。在济南,1991年山东省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山东分院”,1995年被更名为“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到2010年正式成为山东女子学院。但近两年来,山东女子学院开始招收有10%的男生。

女校的消失或者减少,对于女学生的外观或者能力培养会产生影响吗?一个有趣的对比是,以前女校的学生,通常是在上学的路上穿校服的裙子,到学校后换成运动裤。但是在男女同学的学校,根据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lter)的说法,“女人味”是一种“展演”(performance),无论是在上学途中还是在校园内,也许女生一直都在“扮女装”。更进一步值得思虑的是,女校环境本来自然地培养女生的积极性和领导才干这一特性,也因共学化而削弱甚至丧失了。

参考资料:

1、《惠兴女士为女学牺牲杭州》,《申报》1905年12月30日。

2、戴锦华:《镜城突围 女性•电影•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

3、张仲年、顾春芳著:《黄蜀芹和她的电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4、上野千鹤子:《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

5、著名旅美学者、女权主义者王政Her Voice Forum“她说”演讲: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wNjExMTgw.html?debug=flv

6、张李玺主编:《中国妇女教育发展报告:女子院校发展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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