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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草原文明颜那亚,对亚洲人的影响有多大?

撰文 | 惠家明
责编 | 陈晓雪
从海参崴到阿姆斯特丹,一条名为“大陆桥”的铁路线联结了欧亚两大洲。巧妙的是,就在铁路的枕木之下还安睡着一条数千年前的天然“高速公路”,这便是广袤的欧亚大草原。
欧亚大草原西起乌克兰,向东穿过贝加尔湖,一直延伸到中国东北。树木稀少、地形开阔,此般地貌为古代居民迁徙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历史上,欧洲人眼中的“上帝之鞭”、我们熟知的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都诞生于此,沿着草原通道在欧亚两大洲之间迁徙。
 
史学界认为,欧洲文明和欧亚草原西部的颜那亚(Yamnaya)人关系密切。
 
颜那亚人以游牧为生,同时具备了冶炼青铜的技术,语言是原始的印欧语。因为其墓葬文化特殊,会把赭石粉撒在墓葬里,所以其文化也被称作“赭石墓文化”。
 
颜那亚人西迁以后,绝大多数欧洲人体内都被加入了颜那亚祖先的基因。而哈佛大学医学院等机构有学者提出,作为15亿人母语的“印欧语系”也是颜那亚人从草原带到欧洲腹地的。
 
既然颜那亚人向欧洲的迁徙如此成功,那么他们在亚洲的影响力又有几何呢?对此,哥本哈根大学等机构的研究者利用古DNA研究手段,重建了青铜时代欧亚大陆上基因流动的历史,认为颜那亚人向亚洲迁徙的过程对当地人群结构影响很小。5月10日, Science杂志在线发表了这一研究。
 
东进之路多险阻
 
长期以来,学界有种猜想:颜那亚人向亚洲的迁徙是比较成功的,并在迁徙途中传播了印欧语系。欧亚草原东部沿途的族群会与颜那亚人交流、通婚,甚至完全被颜那亚人替代,而这些历史活动都会留下鲜明的基因证据。
 
颜那亚人的谱系,人们已经非常清楚了,他们是东欧和高加索狩猎采集民的混血后代。如果按照上述猜想,东方的古代族群若与颜那亚人发生过基因交流,其体内也应该留下这两种祖先的基因信息。
 
为检验该猜想,哥本哈根大学的研究团队采集了中亚、远东多地的红铜、青铜时代人骨遗骸,并对它们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尽管这些人骨样本相隔千里,分别来自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俄罗斯贝加尔湖等地,但是基因构成却显示出了一致性,且与以往的猜想产生了矛盾:他们都是古北欧亚人种和古东亚人种的后代,与今天的东亚人亲缘关系很近,却与颜那亚人关系很远。这意味着颜那亚人的东迁之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成功,其不仅没能取代当地的族群,甚至也没能融入到他们之中。
 
学界还有质疑声认为,东方人的养马技术也来自与颜那亚文化相关的人群,波泰人等东方族群“最早驯马人”的名望值得商榷。然而上述DNA证据却说明,他们与颜那亚文化至少在血缘上无甚联系。当然,马匹驯化技术的传播与基因的传播并非一回事,即使没有基因交流,技术一样可以传播。
 
研究者认为,颜那亚人向亚洲迁徙时,一路都未能成功建立定居点,一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他们到达阿尔泰山北麓才建立了阿凡纳谢沃(Afanasievo)文化,但最终仍然被原住的东方族群取代了。不过,这些说着印欧语系的人群有可能在中国西域得以幸存,并发展成为吐火罗人,创造了历史上许多绕不开的名字:楼兰、龟兹、焉耆。
 
“碳十四测年结果曾指出,阿凡纳谢沃文化的年代早于颜那亚文化,因此有人从逻辑上推断前者不是颜那亚人东迁之后建立的。”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邵会秋告诉《知识分子》,“但是该全基因组研究证实了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样的话,学界应该重新审视以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
 
南下印度确有其事?
 
与我们平时的认知不同,印度人虽然肤色偏深但大部分都属于白种人。他们的语言与欧洲国家亲缘关系很近,被归入印欧语系之列。因此,印度人语言和基因特征上的西方属性也曾被推测是颜那亚人南下传播所致,可事实是这样的吗?
 
为解答这一疑惑,研究者同时从古代居民遗骸和现代南亚人体内提取DNA信息进行比对。测序结果揭示了当代印度等南亚人的四个祖先来源,他们分别是古南亚人、东亚人、纳玛兹加人(居住在土库曼斯坦南部),以及青铜时代欧亚草原西部游牧民族。这不禁让人们联想到,颜那亚人正是青铜时代欧亚草原牧民,这是否能说明今天的印度人也是颜那亚人的后代?
 
研究者在具体分析基因构成之后发现,颜那亚人与南亚人体内的“欧亚草原祖先”对不上号。这个作为印度人祖先的欧亚草原民族确实具有东欧、高加索狩猎采集民的基因成分,与颜那亚人如出一辙。但是,该祖先人群的体内同时还存在有欧洲农民的基因,而该基因在颜那亚人群体内是完全不存在的。
 
由此看来,颜那亚人与今天的印度人并无直接血缘联系。那么印度人“神秘”的游牧民族祖先到底是谁呢?研究者认为,他们可能是欧亚草原晚青铜时代的居民,比如安德罗诺沃(Andronovo)人。这些居民生存时代晚于颜那亚人,与当时的西欧农民通婚,所以才会携带有欧洲农民的基因。在公元前2300~1200年间,该族群从草原进入南亚,融入原住民之中,并让印欧语系覆盖到了印度等地。
 
邵会秋教授认为,古DNA研究结论和考古发掘证据是吻合的。作为中亚考古的资深研究者,他谈到“欧亚草原早期人群大规模扩张至少两次,一次是较早的颜那亚人,一次是较晚的安德罗诺沃人。从陶器系统等考古发现来看,到达了印度北部的正是后者。”
 
无论是古DNA证据还是传统考古发现都在告诉我们,尽管颜那亚人在欧洲可谓“叱咤风云”,基因和语言在欧洲存续至今,但是他们东迁和南下的路线并没有与之相称的影响力。该研究后续还检测了土耳其青铜时代人群与颜那亚人关系,结果同样没有找到亲缘证据。看来,颜那亚人在亚洲历史舞台上的地位不能高估,而我们也不能忘记欧亚草原上那些后起之秀对亚洲历史进程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PB Damgaard, R Martiniano, J Kamm, et al. The first horse herders and the impact of early Bronze Age steppe expansions into Asia[J]. Science, 2018.
[2] PW Jia, A Betts, D Cong, et al. Adunqiaolu: new evidence for the Andronovo in Xinjiang, China[J]. Antiquity, 2017.
[3] 闫勇. 瑞典学者发现青铜时代移入欧洲人群多为男性[J].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4] V Heyd. Yamnaya Groups and Tumuli west of the Black Sea[C]. In: Ancestral Landscapes. Ed. by E. Borgna & S. Müller Celka. TMO 58 (Lyon), 2011.
[5] 王晓真. 人类大迁移促进印欧语系传播[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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