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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束星北:钢铁是怎样折断的

束星北先生塑像
有人说,他是知识分子苦难史中最典型的一个;有人说,他是时代的一个标本,一座我们回首那段历程时任何人都绕不过去的高山。他,是束星北。     
 
撰文 | 刘海军
责编 | 程    莉
 
“钢铁是怎样折断的”,是上海历史学家朱学勤[1]读了《束星北档案》(下简称“档案”)后作出的论断。“档案”已问世十余年了,这是我至今为止所看到的最为精准深刻的论断。
 
 
从“命运史”的角度,束星北这一生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刚正不阿、黑白分明、特立独行、行侠仗义;另一个阶段则完全变为另一种人,一种我们司空见惯的形象:萎缩、平庸、唯唯喏喏,失去自我,以至淹没在那个已早被阉割的群体里。
 
宁折不弯
 
束星北的个性或人格极为罕见,有人曾说他本应是驰骋沙场的将军或战国时期才会有的侠士,可偏偏被造物主投进了读书人的胎里。
 
束庆星(束星北的三子)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七七事变”,已是浙江大学著名教授的束星北突然失踪,开始准备与教授们商议大学西迁的竺可桢[2]何增禄[3]各处寻找。最后还是由其妻葛楚华领着,在杭州一所临时做为兵营的学校操场里找到了他,当时,已成为向社会招募的第一批义勇军战士的束星北,剃了光头、一身戎装,在杀声震天的口号声中,将刺刀一次次刺进“敌人”的胸膛。大敌当前,救亡图存,对有良知的一代知识分子,使命感和民族自尊心大都是一样的,可是束星北却是个尤为特别的“个例”。 
 
已在相对论和核理论物理方面有突出成就的束星北,为了国家命运立马就将精力转向了国防武器的研究。他在抗战期间研究所涉甚广,如无人驾驶轮船、无人驾驶飞机、激光、雷达等等,还同王淦昌[4]给学生们开讲“国防物理”讲座。王淦昌主讲枪炮的设计、子弹和炮弹和行进过程中的动力学和飞机飞行中的空气动力学原理,束星北讲的是短波收发报机、无人驾驶飞机。
 
1944年,日军从广西打了进来。历史上外面打进广西的例子不少。可是贵州地势比广西高得多,从广西打进贵州的例子没有。没人想到,日军竟然从柳州打过金城江,又打到独山,直迫黔桂。一直“高枕无忧”的浙江大学在痛苦绝望中,宣告暂时解散。教授或年龄较长的老师各处疏散,投亲靠友,年轻力壮的师生上山打游击。束星北选择了后者。
 
束星北在湄潭的家里,马上就成了武器作坊,寄居在他家的两个弟弟做下手,束星北用最原始的方式:一屑二木三硫磺做火药,用当地含磷很高的火柴头做引爆雷管,造出了大量的子弹和手榴弹。束庆星说,按父亲的脾气,如果不是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日军被阻止于贵州的独山并最终撤出广西,父亲一定带着他制造的土武器跟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的。
 
我觉得,中国专制体制下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很少,特别是有了科举制之后,我们看到的是知识分子在人格和独立性上一路下滑的趋势。可是束星北却是一个罕见的个例,他的个性或人格,使他成为有别于知识分子群体的“这一个”。
 
中断前沿,对一个上升势头正盛的科学家来说,也许是终生的遗憾,可是历史不这样认为,就像以后束星北的政治参与一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个人同时代发生如此惊心动魄、火星四溅的对抗、碰撞,对束星北来说,实属必然。
 
“档案”问世不久,一篇刊登在《南方周末》上的《竺可桢日记里的束星北》的文章(下简称“文章”),有意对束星北的人格进行“质疑校正”,却无意中为束星北提供了一份人格记录,也为我的“档案”记录提供了印证。
 
文章意图依据竺可桢日记,对“档案”中关于陈毅处理束星北事件的时间和态度进行校正。“文章”说明陈毅早在1955年8月、11月的肃反高峰期,就有意为束星北网开一面,而“档案”则认为,在我国的政治法则下,哪怕他是国务院副总理,真正解决一个“板上钉钉”的反革命问题,只能在转过年来的“小阳春”期间才有可能。
 
1955年,随着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批判的深入,一场对知识分子的最为恐怖残酷的镇压拉开了大幕。因束星北有在国民党军令部的一段经历和一贯“对抗”与“敌视”党和政府的行为,首当其冲地落入第一批反革命分子的大网,成为“板上钉钉”的反革命。但是“板上钉钉”的反革命,没有吓住击溃束星北,从“档案”里可以看到,束星北当众被宣布停职反省后(1955年8月13日)的激烈反抗。他四处呼吁(他给中国科学院写信,给高等学院写信,给毛泽东写信),造成声势。显然动静弄大了,抵达了上层(有一种说法是竺可桢、王淦昌将消息传上去的),于是就有了陈毅代表上层专为处理束星北问题的两次会议。(按竺可桢日记中记录,一次是这一年的9月10日,一次是这一年11月8日)
 
“两次会议”,我们能从中感到上层的变化。第一次会议上陈毅说,“不能只说几句牢骚话就是反革命……关于高级研究人员不必再作交待。参加讨论不要停止工作,最近尹达[5]对顾颉刚[6]表示不满,但仍[要]争取,学术思想可以自由,不用迫接受马列主义,如胡先骕[7]、陈焕镛[8]、束星北,均要给以帮助,好好争取”。第二次会议按“文章”所言带有“同行评议”的性质。这次会议陈毅做出的结论是:“主张从宽,暂不拘禁,再查证据”。实际上,最后下达到青岛市委八人肃反小组和山东大学对束星北的处理意见,却又有变化。我手头上有一份中共青岛市委八人肃反小组于1955年12月18日写的《关于反革命分子束星北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档案资料,其中提到,十月接省委电报通知后,经市委研究当即派山大崔戎(山东大学党委书记)同志去中央,向陈毅同志汇报了束星北的情况,十一月十三日崔戎回青岛后,向市委八人小组汇报了陈毅的指示:“一、束星北应属于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不一定有什么其它背景,过去对其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二、束星北在运动中,既不老老实实地交待问题,在运动中仍然进行破坏活动,不能继续任教,山大可予解聘,为防其捣乱,公安局可给站上岗,看管起来;三、为了给予最后机会,可由负责同志再予谈话,进行教育,促其觉悟,争取改造,视最后情况再予处理。总之对束星北问题的处理原则要严肃,处理要灵活。” 
 
八人肃反小组“根据陈毅的指示精神”在这份请示报告中提出了对束星北采取的措施:与束谈话,同时给予压力,山大给予解聘,令其限期交代问题。“如其态度仍不老实,即宣布给予隔离反省,同时组织力量查对材料,待问题定案后,即呈批法办。”等等措施。
 
从第一次会议的有意网开一面,到最后的结论,距离是明显的,显然“同行”的作用不可低估。第一次会议,尽管山东大学呈上去的结论是“板上钉钉的反革命”,却与陈毅从其它渠道得到的印象颇有出入,因而也就有了第二次曾昭抡[9]、周培源[10]、赵九章[11]、贝时璋[12]等人参加的“同行评议”。从竺可桢日记里可以看到,这次会议上,“同行们”助火添薪,落井下石,其政治热情和激进情绪超过了政治家。《竺可桢日记里的束星北》里提到的,“赵九章对束星北那时期有关工作的评价是‘在科学上一向先有了一个理想,然后歪曲事实来证明。表面上承认错误,其实不改’”。正是赵九章在11月8日召开的第2次会议上的发言内容,在对束星北群起而攻之火药味极浓的气氛下,为了在中央领导面前表现自己的阶级立场,这样的发言是否真正出自内心,凡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不难做出正确的判断。
 
更有甚者,在历数束星北的罪行之后,化学家、学部委员、民主人士曾昭抡力主逮捕反革命分子束星北,一些人竟也随口附和。耐人寻味的,这些“同行”多是束星北的朋友、同行、同事、校友,束星北是什么人,自然是心知肚明的。
 
从历史上看,知识分子的“参政干政”,真正改变决策者意志的例子并不很多,但是由于他们的热情和激进而影响了决策者道路的改变或变化的例子却很多。这让人联想到,1949年之后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如此声势浩大,与我们知识分子的“热情”是有一定关系的。实际上,1955年的“肃反运动”,不就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将另一个知识分子给他的私人信件,提供给“人民日报”并因此落到大人物的手里,才有了这场灾难的契机吗?
 
这期间,束星北在做什么?实际上,他的反革命集团“团长”的头衔是肃反小组和“团员”们共同给他戴上的。运动中,平日一些与束星北走得较近的教授们,纷纷成为他的反革命成员,在恐怖和恫吓下,交手不过二三个回合,便缴械投降。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五反”等运动训练的人,揭发、自我揭发,出卖并自我出卖,是很便当的事,为求自保,最后,几乎所有的祸水都指引向了束星北。肃反小组为了突破束星北,:刑讯逼供、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并使用了对付犯人的激将法,他们将“别人”的揭发、编造,有意无意地透露给他,以期激发出他的还击欲望,却发现,束星北像是个“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什么方法也不能让他开口。
 
最后,束星北因不堪其辱,选择了服毒自杀(因服错了药没有成仁),也没丧失一个人的信仰与人格。
 
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马上就失去了声音,失去了独立自由的精神气质。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又一片曲蜷佝偻的身影,而束星北却直立着,像一堵墙一样,保护着知识分子的尊严。很多情形,属事不关己,可他一样会站出来,为了别人伸张正义,讨公道,甚至不惜牺牲自己。
 
为同事讨公道大打出手
 
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束星北为苏步青大打出手,这事很轰动,对两个人以后的路都有很大的影响。
 
这里说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发生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前,本来是一场实行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的政治运动,应该与知识分子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可是它既然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自然要把知识分子包括进来。先是在北京,清华大学成立了专门机构“节约检查委员会”,跟着在上海,复旦大学也成立了类似专门机构,如“精简节约及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其它一些高等院校也大都仿而效之。不久之后,也正是这些机构和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三反”的第一项就是反贪污,所有的教授们都得参加,都得从自己查起。这确实让人非常尴尬,不说吧,显然不行,因为是运动,谁也不能回避。要说呢,又没的可说,一些教授(绝大多数教授)只能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件当作贪污来说。如谁借了图书馆一本书忘了还,谁使了公家的桌子忘记登记,谁用了学校的一些纸张或书钉等等。
 
最初,大家都没太在意,认为挖了鸡毛蒜皮就过关完事,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始背对背揭发,有些人的历史问题被陆续揭发出来,教授们才感到运动的压力了。
 
最先被揭发出来的是浙江大学物理系办公室管理员任仲英。他被头一批揭发出来,大概是与他管理物理系物资有关系,按逻辑推断,他保管东西就会有贪污或落下的可能。第二批便有了束星北。对束星北的揭发较任仲英要实在得多,说他利用供给紧缺,囤积倒卖大米面粉,时间地点都有。 
 
任仲英老实忠厚懦弱,遇上这样的事,除去指着自己的心说一句天地良心外,就不知怎样了。束星北的处理方式却是完全与他的个性一样,不过他并没有发火,也没有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用拳头讲话,而是不声不响地写了份“挑战书”贴在学校食堂的门口。
 
据束星北的学生回忆,束星北用毛笔书写的“挑战书”,字写得很大,像“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后期的小字报,大意是:陈某某教授,你向领导揭发检举我利用供给紧缺,囤积倒卖大米面粉一事,皆属污蔑不实之言,望于明日早上七点在师生食堂门口当众向我作出道歉或与我进行辩论。翌日束星北按时来到食堂门口,一言不发,等着他的对手践约。
 
这显然是个误会。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胜利的后期,大学的生活极为贫困,师生们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比比皆是。而贫穷和学校的良好风气,使大学变成了团结友爱的大家庭,束星北在父亲去世后,继承了部分财产,与其他教授比较起来,手头属于宽裕的。可是在一个“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里,束星北和其他教授的财产基本上是被公有的。他常常托人从大城市买些大米面粉,不仅是自己用,更多的是救济一些最贫困的师生。那个期间,王淦昌、苏步青、陈建功[13]等,都享用过他的“公有物品”。可是那个陈教授却揭发他囤积倒卖,他能不光火?“挑战书”贴了好些天,他一定要那个教授当面作出解释或与他辩论,那个教授自然不敢应战,很快就应聘到别的大学去了。
 
这事摘干净后,束星北取得了组织的信任,竟还当了一个片的运动小组组长。不过他一上任就扭转方向,给任仲英平反。这时候,苏步青的事出来了。
 
苏步青是中国最优秀的数学家,浙大最早的部聘教授,曾担任过理工学院院长、教务长。苏步青三十年代初就获得东北帝国大学研究院理学博士,成为中国在日本获得这个学位的第二人(第一个是浙江大学数学大师陈建功)。毕业回国后,北大、清华、厦大和日本东北帝国大学都给他发了聘书,可是他却选择了浙大,据说是他的好友陈建功与他有约在先。在竺可桢主持浙大期间,苏步青完成了《射影曲线概论》一书,震撼了学坛。世界著名的德国数学家布拉须凯称他是“东方第一几何学家”。苏步青的人品也深为人们称道,他待人诚恳,为人和善,遇事能让则让,在生活和工作上,从不与人争长论短。他又是放牛娃出身,历史上没有任何问题,是浙大公认的大好人。谁也没想到这样的大好人会绊在“三反”运动上。
 
“节约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找苏步青谈话,告诉他有事情没交待,向党打了埋伏。苏步青不知道打了什么“埋伏”,他认为自己清白无瑕,奉公廉洁,绝不做贩夫走卒之流的事情。可是当人家让他仔细想想,他在担任旧浙大数学系主任期间,是不是买过一些日文版的数学书籍和杂志。他才如梦初醒,知道中了人家的暗箭。
 
竺可桢时代,凡数学系有关日文版数学资料选择购买,都由苏步青经手,日本相关书店,会按比例发给他一定的回扣。这事一经揭出,运动有了目标对象,一些人便在这个基础上想象推理:大学西迁,大的设备仪器由学校委派专人负责,部分小的仪器和设施便分散到各系。由于数学系的东西由苏步青保管的最多,是不是有贪污?还有人揭发说,苏步青家的几把长条凳是学校的。
 
苏步青成了运动重点,公开批斗,不准回家。其实,拿回扣或佣金的事,竺可祯校长是知道的,因苏步青儿女多,生活困难,学校意允或属额外补贴。可是一些知其背景的同事朋友,却无人为他出来讲话,有人说,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后,知识分子才发生了变化,学会了乖巧,学会趋炎附势、见风使舵,其实不然,趋利避害、趋炎附势是人的本能,很多人的所谓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早在打着小旗走上街头迎接杭州解放时就丧失了。苏步青一向把名誉看得和生命一样,思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既能保节又能保命的路子,便想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听束庆星讲,苏步青已经跳进了河里,许是被清晨的凉水激着了,才想起死前要向束星北告别的。束星北是清晨出门上公厕时发现的苏步青,当时,浑身湿淋淋苏步青正趴在他家的门阶上,他让妻子烧了姜汤,问清了事由,把他安顿好后,自己雇了辆人力车径自去了浙江省军管会政委谭启龙(后任山东省委书记、省长)的家。谭启龙穿着睡衣,睡意蒙胧地接待了他,束星北开口就问,你们为什么要迫害苏步青。谭启龙显然没有记起这个名字,问了一句。束星北简单地介绍了苏步青的身份和在数学方面的成就。谭启龙了有印象,说,就是那个经济上有问题的数学家。接下来谭启龙给束星北讲了一番运动政策,说,不管对方是何人,也不管有多大的本事,只要有经济问题都要查。束星北说,你们只要找老校长竺可桢查一查不就清楚了。谭启龙没有接茬仍在讲政策。当束星北听到,“我党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时,情绪失控了。他喊道:你们共产党是什么人,屠夫、刽子手吗?苏步青都要给你们逼死了。谭启龙自然也不能容忍一个教授跑到家里来骂共产党,便声色俱厉训斥起来,激怒之下的束星北一个嘴巴打在谭启龙的脸上。
 
这无疑是个很严重的事件,教授竟上门打军管会的政委,束星北马上就被警卫抓了起来。不过谭政委挺大度,他问清了事由后马上就让警卫放了束星北,并对苏步青的事做了调查处理。苏步青解脱了,束先生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重点对象。
 
再往后,任仲英和苏步青都入了党,成了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特别是苏步青因祸得福,日益受到国家和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当上了复旦大学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位子,而束星北却每况愈下,不断“沉沦”,终成为国家罪人。
 
在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1952年院系改造后不久,山东大学发生了一件很轰动的事件,以致惊动了青岛市公安局和山东省公安厅。事件的主角就是束星北。按说,事件的主角本该是物理系教授周北屏[14]的,可是因束星北的介入,角色转换了。这个事件与束星北为苏步青讨公道颇有些相似之处。
 
周北屏四十年代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系,一回国,就被竺可桢聘到浙江大学,成为束星北、王淦昌的同事。在竺可桢时代,他处处顺心随意,从副教授、教授,可谓一帆风顺。1951年院系改造前夕,山东大学为充实物理专业力量,将他从浙江大学借调过来,借期为一年。期满之后,因为束星北的到来,他打消了离去的念头。在浙江大学,他最佩服的人就是束星北,他是想和束星北捆在一起大干一场,没料到,却因一枚小小的校徽,险遭灭顶之灾。
 
一天早上,周北屏匆忙中忘记带校徽,被军人门卫挡在校门外。他从事教学向来严谨认真,眼看着上课时间已到,解释了一下,就向里闯,不料门卫竟打开了刺刀指住他,两人较上了劲,周北屏往里挤,门岗就用枪刺向外顶,结果刺刀将他的外衣刺破了。正是上班高峰,周北屏的面子很是过不去,去找校党委讨公道,却让有关领导一顿大道理给堵回来。周北屏的父亲是江南名儒,虔诚的基督徒,家中来来往往大都是些教育界文化界的名流,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就是他家中座上客。自幼便接受这样的教育的周北屏,知书达礼,温文尔雅,把脸面看得跟生命一样,他不能接受人家拿枪指着他的事实,更不能接受上面对这事的态度,寻思来寻思去,越想越窝火,便在自家院门口上了吊,虽被及时发现抢救下来,人却伤了元气,耳朵出现幻听,人开始失眠,常常在床上睁着眼睛坐到天明。
 
束星北知道这事后,将一些老教授们召到一起,问他们:为什么华岗[15]和其他领导可以不戴校徽,而教授不戴校徽就会被刺刀指着?尽管有些人也感到很义愤,可一说到集体抗议或去党委讨说法时,都不吱声了。束星北最后还是一个人去了党委。那是1953年,正是大学上大课、学马列政治氛围很浓的时候,没有人会把一个教授的尊严当回事。可是束星北非要论出个黑白是非来。起初校领导只是搪塞,却发现束星北一脸的凝重,动了真格的,也开始来硬的。不管软硬,束星北在原则上一步也不退,非得让校领导向周北屏道歉不可。结果双方的较量步步升级,将束星北逼到了“台阶”上,他站在党委办公室的门口向来人喊道:法西斯、法西斯,民主死了。这样一来,性质变了,有关领导一方面马上就派人去周北屏家做解释、道歉;一方面追究束星北的反革命行为。这事不但惊动了青岛公安局,省公安厅也来人了,如不是华岗压着,他无论如何是过不了这一关的。
 
是“侠性”还是“理性”?
 
有人将束星北的“行侠仗义”理解为他身上的“侠性”。我们不能否认他身上的侠性的元素,束星北的长子束越新告诉过我,早年,父亲曾酷爱武侠小说,科研教学之余,读武侠是他最大的乐趣,“文革”前,父亲的书橱里还摆着不少诸如三侠五义、小八义等等武侠书籍。他认为,父亲崇尚侠性精神,不必讳言,也曾寄希望有这样的精神,来抵抗黑暗和不公。但这些东西,最多也只能说是同他个性气质有些契合,他的精神基础不可能是这个。
 
我觉得在那些令人惊心动魄的“侠义之举”后面,恰恰是理性精神。我记得对于一味的追求挖掘束星北“侠性”的文章,中国著名海洋物理学家赫崇本[16]表现得很激愤:“束星北他首先是科学家,是个有理性的人”。这话是在十几年前说的,现在我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这话的份量了。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他坚决不写有辱人格与尊严的“自传”,到最后,浙江大学对他围攻了三个月,也没有拿下这个堡垒。在浙江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在全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这应该是非常罕见的。这仅是一个人的一时之勇吗?在以后越演越烈的政治运动中,“自传”成为一个人的“定性”“专政”的“罪证”时,再看看束星北的选择,是不是一种理性;1955年的“肃反运动”,以束星北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在高压之下,大部分人“屈打成招”,其罪名几乎背负了一生,而束星北以理相争,决不屈服,甚至做出全家集体自杀也不屈服的决定,结果怎么样呢?“小阳春”时,束星北“平反昭雪”,重新赢得人们甚至一些专政者的尊重,而“屈打成招”的人,只能心绪复杂地看着这条汉子重新站起来。想一想,当初,如果他像别人一样放弃反抗,放弃真理,向谬误低头,结局会是什么样子?
 
再向下捋,我们还可以看到,束星北的理性行为后面还有明确的思考和认识。如同华岗的关于:“马列主义第二,自然科学第一”的哲学辩论,“用生命捍卫宪法的尊严”的文章,至今还散发着它理性的光芒。
 
说到这个问题,还有一事值得说一说。山东省委宣传工作会议结束的当晚,山东省委领导举行晚宴,宴请为党整风的民主人士(这之前,他们已经接到了毛泽东“引蛇出洞”的指示),束星北借着向谭启龙、白如冰等省委领导的主桌敬酒的机会,再申法制等于生命的理论:你们要是不尊重宪法,同样得不得到宪法的保护,到时候,你们会同那些遭受冤狱的人一样,斯大林的苏联已给了我们前车之鉴。
 
1957年9月,青岛的反右斗争,已取得了全面的最后胜利,但最后的胜利因为束星北问题还没有划下完美句号。为了向国庆献礼,也为了山东大学对上面的承诺,山东大学动员了所有力量,来促使束星北“觉悟”,实际上那个时候,束星北的家庭也都完全站到了大学的一边。眼看着日期临近,省市的压力越来越大,山东大学的有关负责人甚至向束星北屈膝央求,他们像哄孩子一样,感化、劝说、引诱。条件待遇层层加码:从极右减到普通右派,从逮捕法办减到留校改造。这样的待遇,在那个特殊时期,对一般人而言,简直就是大赦了。可束星北不为所动,无论对方怎么说,家人怎么劝。最后,大学负责人将这样的政治大事简化到点头,或在他们事先代写的认错书上签个名。即便是这样,束星北也没有丝毫妥协。束星北的理论是:原则的事情不能妥协,就像实验一样,这边你有一点的偏差,那边的数据就不知道跑到那里去了,真正受罪的还是你自己。
 
显然,束星北对自己行为的结果并非不知。在他与王淦昌的诀别信中提到了伽利略:“死虽死,真理仍旧要取胜的。”从中可以看到,他对自己的行为是有认识有准备的。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看待束星北的“理性行为”。束星北毕竟不是一个人文科学家,他的人文科学的“专业”不是有意而为,而是“逼上梁山”,是与时代的对抗中,碰撞出来的。翻捡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文科学思想”记录不多。如《用生命捍卫宪法的尊严》,“反右”之初给人大委员长刘少奇的信等等,统共也就五六篇。而更多的历史记录是“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用行动来书写或展示理性的人。
 
同样是追问探求发现,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面对世界的思维和使用的工具是不相同的。在束星北的行为词典里,没有“模糊”、“弹性”、“张驰”这样的词汇,正如束星北同华岗争论中所言:“哲学这样说也行,那样说也行,自然科学不行,物理数学不行,化学也不行。”从“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阐释理性的行为是多么简单直接,而这种简单直接距离真理更近,因而也更为深刻。
 
“折断”
 
不可否认的是,他没有坚持太久,从“档案”来看,时间大约在六十年代初,以那篇“我是一个披着人民外衣的豺狼啊”的长篇检查为分界线。这之后,他逐渐成为另一种人。
 
我们无法也不能否认束星北的“变化”,“档案”记录着他步步退却落败的过程。我们可以设想,钢铁在高压之下,终于折断了,比较起来,他比那个群体的大多数人要晚几年,乌云四合之下,靠一两个智者将苍天捅出个窟窿来,是不可能的,也只有过来人才能够想象,那样的压力和恐怖往一个人身上集中时的力量会有多么大。束庆星告诉我,父亲去世后,青岛医学院为他做了脑解剖,发现他的大脑已萎缩了百分之六十多(一个自认为天才的大脑,不亚于青年人的活跃的大脑竟然是这样的)。
 
束星北的“折断”始于月子口。月子口在崂山夏庄镇以东,位于青岛市区三十余公里的白少河中段,其地形为弯月形山谷而故名。这是一个全国大兴修建水库时代的产物,也是青岛1800名右派改造或重新做人的熔炉。束星北最初的感觉,这个熔炉好像为他一人而建,因为其他人之前已经弯下了腰,认识到自己反党反人民的罪行,他们认可这个熔炉,愿意通过改造向党和人民赎罪并重新做人。而还在黑白是非原则真理的坚持与疑问中的束星北自然就被孤立了。也就是说,他在接受改造者的改造同时还要接受这些被改造者的改造。这些人要通过对束星北孤立或斗争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从而划出敌我矛盾和非敌我矛盾的根本界线。于是束星北在受到管教人较一般人更为严苛的照顾外,还要接受同类的管教。
 
水库的清理库底筑坝都属重体力劳动,年事已高身体多病的束星北本应划进老弱病残的队伍里,做点炊事或后勤供应类的轻活,可偏偏要把他划进前线突击队里,让他搬石头拉土。搬石头运土需要搭伴,也一定会给他找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束星北的动作自然跟不上,不是翻了车就是伤了脚,人们就围过来看他的笑话。
 
为鼓励右派更好地改造,月子口实行了计分评比,根据劳动表现和精神改造三天一小评,一周一大评,月底总评,然后根据分数来确定最好的和最坏的队员。当人们发现揭发监督打小报告所得分数往往高于劳动成果时,束星北就成为众人围剿蚕食的弱者。他的劳动表现和能力被人监督汇报,工间休息时间长短被人监督汇报,平时所言会被人记录在案,吃饭时有一次多领了一个窝头也会被人记录在案,就连上厕所的时间和睡眠中的梦话也会被记录下来。面对这些同类的围剿,只懂得君子之道的束星北不知所措。在每一个月一次最好和最坏的队员总评中,束星北总是被评为最坏的队员。
 
很快就到了饥荒年,在中国各处饿殍遍地之时,月子口也一样出现了食物的匮乏。为了迎合上面的政治所需,修建工期不断提前,饥肠辘辘的人们再也无法靠着希望和口号满足上面的好大喜功了。工地上常常为了一点点食物发生打斗,自残乃至自杀的事时有发生。处在改造绝境的束星北又开始了比宵小围剿更为残酷的考验。
 
束星北的工资四百余元,打成极右后成了二十元,八口之家二十元怎么活,靠着什么走过来的?过程不表,我只举两个例子。一是饥饿逼得束星北做了贼,他发现工地不远处有一片庄户人的花生地,便趁着月色去偷,结果这个笨贼让看地的老头给捉了个现行。当看清这个衣衫褴褛的贼也是个老者时,动了怜悯心,不但没有罚他,还从地里给他拽了一把花生,结果束星北当场就将这把连泥带皮的花生吞了下去。
 
束越新曾给我描述过父亲复出后和家人吃过的一顿饭。他说那顿饭是为了给他的外孙女过百岁,全家老小济济一堂,菜肴十分丰富。席间,束星北将自己埋在食物里,不停地吃,儿女们,还有孙子孙女围在一起,他谁也不看一眼,只管往嘴里填。那顿饭束星北吃了十个鸡蛋,一只烧鸡,四只猪蹄子,另外还有大量的蔬菜。那一年束星北已67岁,一个老者吞下怎么多的食物会是怎样的一个场面。一次给大学生的报告会中我提到这个细节,有些人在吃吃笑。我说,你们听到这个细节竟然笑了,你们应该哭。我在听到这个故事后在我家的阁楼上哭了好长时间。
 
“最坏的队员”让束星北认识到自己原来一无是处,一个人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与技能都没有,何谈尊严?而饥饿让束星北认识到,与党和人民作对,他们就不给你吃饭,从而认识到“皮与毛”的关系。
 
牵连子女
 
实际上,更大压力来自家庭。月子口时期,束星北自顾不暇,家庭的压力似还不很明显。到了医学院,生活与改造稍有变化,家庭的“债务”,便如系在心灵上的绳索,越勒越紧。
 
长子束越新毕业于哈尔滨军工大,毕业后分到一家空军地勤部队,本属于部队培养的苗子,可是没有完成部队首长让他帮助父亲认罪悔改的任务,被部队开除了军籍,赶回青岛,从此成了一个“黑户”。很长时间里,他几乎什么工作也找不到,为了生存,为了弟弟妹妹的学业,他只能到码头、车站或建筑工地和那些身份不明的人争抢饭碗。有时,街道办事处会念及他的军人经历,也会给他提供一些诸如搓缆绳、拉脏土、砸石子的活干。
 
四子束庆星更是束星北的心病。束庆星生在浙大饱受日机轰炸的西迁路上,四岁时,在湄潭染上小儿麻痹症。缺医少药,得不到医治和营养的束庆星的一条右腿永远只有小孩胳膊那么粗细。因为这病,束星北对他格外怜爱,那么多的子女,却独厚他许多。束星北从不同其他子女睡一张床,却总将束庆星搂在臂弯里。也正是为了这个让他终生负疚的孩子,他竟向弱者动了手。
 
儿子上学后,为了改善“形象”,束星北给儿子的那条残疾的腿特制了一个木靴,这样至少让人看起来,两条腿好像一般粗细了。木靴很重,束庆星形象虽然像样了,可腿却瘸得更厉害了。为此他常遭到同学取笑。有一次,他和弟弟在上学的路上,被浙大一个出纳职员的儿子拦住了,一边夸张地摹仿着他的动作,一边用自编的歌侮辱他。这样的事经常发生,以往发生低低头也就过去了,可是那个职员的儿子一直把“节目”演到到校门口,让同学们看。兄弟俩爆发了,三人扭打在一起,职员的儿子要大一些,吃了亏的兄弟俩上门告状,竟被其母亲骂了出来,束星北闻知后,便登门打了那个女人一个耳光。为了这事,束星北专门在《浙大日报》上刊登了道歉启事。
 
父亲的偏爱,未能让束庆星的温暖延续多久,束星北出事后,有些本怜其残疾的老师也开始歧视他。他的学习成绩最好,可是却得到不到相应的待遇和荣誉。他开始畏惧学校、畏惧同学、畏惧老师,耳朵出现了幻听,他常听见一些同学围着他喊“三瘸子、三瘸子”(束庆星在家中男女混合排行为老四,同学是缘着男孩排行称呼的),特别是夜深人静时,喊声尤为巨大。为此,他便休学了。到了这个时候,自身不保的束星北当然也无力保护儿子了。
 
也是因为父亲,长女束沪新(男女排行老二)只能看着自己的同学朋友胸带红花走进纺织厂、印染厂或四方车辆厂,即使最不济的也会分配到橡胶厂或食品厂。而她呢,在家“闲”得都快要发疯了,一家街道办的石料厂才答应要她。所谓的厂子不过是只有二十几个人的石料工地。她每天要带着帆布手套,一手执锤,一手拿着个铁环,砸上几方修马路用的石料。她一双曾被同学们羡慕不已的长有修长手指的双手,因长期劳作而粗糙不堪,骨骼也扭曲变形。因为父亲,她心情低落,没有笑容,被同学喻为“冷美人”,很长时间找不到恋爱对象。后来终于有一个家在南京的青年为了爱情冒着风险,和她走到一起。为了让家庭摆脱恶劣环境,两人关系确立后,他将束沪新带到了南京。
 
男方的父亲是一家企业的副厂长,母亲在机关工作,他们曾极力阻止儿子的婚事,当发现木已成舟,无力改变儿子的选择时,他们作了有限的让步,他们只接受让他们倍感为难的儿媳,却不接受儿媳的家庭,他们的出身身份和地位都不错,他们不能让儿媳将其家庭的“细菌”带过来。因而,两家从没有来往与走动,即使在结婚的日子里也没有到一起坐坐。
 
儿女们认为,束家子女中,四子束孝新铁板随父,不仅外表随,性格、智慧也秉承了父亲。许是比其他兄弟姐妹们更多些呆气,也就从父母那里多得了些爱怜与管束。上小学的时候,他有一阵子迷上了玩牌,上学放学满脑子总是那些花花绿绿的Q和老K。年底考试成绩自然不好,卷子发下便掖到书包里,父母问及,便撒谎说,卷子在老师那里,以后再问又说在同学那里,一直捱到春节将至,实在是无路可退了,才将几张令家人蒙羞的卷子交了出来。
 
在束家,子女们可以犯错误,可以偷懒、贪吃,甚至在外受到不公后,与人打架都可以得到原谅,但学习不优却是绝对不能宽恕的。平日不管是谁,成绩若是考了四分,第一件事便是蹲冷板凳。吃饭的时候,其它兄弟姐妹都与父母围坐在大厅的餐桌上享受天伦之乐,考砸了的孩子只能屈就在厨房的小餐桌上独自进食。束星北有一点是一定要灌输给孩子的:我们这样的家庭要是连这点也没有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
 
看到儿子几张乱七八糟的卷子,束星北气便不打一处来,在儿女们的惊叫声中,他双手像抓小鸡一样抓起束孝新,一脚将门踢开,便扔了出去。也许气昏了头的束星北已经忘记他自己当时正在楼上,被扔出去的束孝新当时就滚到楼下,口鼻窜血不省人事了。父亲狠心的一摔,却摔出了青岛二中最优秀的学生。从此之后,束孝新的成绩在全校没落过前三名。因而到了高考的时候,束孝新已经具备了非清华不考的自信与实力。
 
可是高考下来,束孝新却名落孙山。束孝新知道自己落榜的原因,最初,他不服气,沉寂了一年后,志向仍是清华,结果仍是名落孙山,最后他只得屈从“身份”与“阶级”的命运安排,放弃了报考清华的念头,到青岛玛钢厂红专夜校当了一名教师,一边工作,一面复习,因当时青海高考对“成份问题”要求稍松些,他专门跑到青海报考并考上了中国铁道学院。从中国铁道学院毕业后,束孝新被分到四方机车车辆厂成都分厂,成了企业的优秀工程师。五七年整风之初,厂子里的知识分子开始按照党委的要求向党提意见。一个受到厂领导“迫害”的技术员,写了一篇批评个别领导主观武断工作失职的意见书,让科室同事签名,因有同感,科室的多数人都签了名。一向小心谨慎的束孝新虽从无意参与政治,但碍于面子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反右开始,他头一个被网进右派分子的网里。自己什么事也没做就被打成右派,他不解也不服气,去找主管领导说理。那个领导只拿着他签过名的材料晃了晃说,还是回去反省吧。束孝新怎么反省也不能给自己领的“帽子”找到理由,又无处诉说,便决定进京找毛主席说理,结果人在车站被截住了,投进了监狱。
 
五子束义新命运也是父亲“安排”的。束义新16岁就进了青岛玛钢厂。这当然不是他的选择,他的选择是校园,是读书升学高考,然后选一个名牌大学,并最终留下来,做个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可是家境使他不得不早早放弃学业。他和哥哥一样才华横溢,厂子见他肚子里有些墨水,便将他安排到红专夜校作教师,在玛钢厂,与一线的工人比较起来,红专夜校的老师职位算是较好的职位,它曾让颇感失意的束义新信心重拾。可是随着父亲命运的滑落,他的地位也跟着下滑了。他夜校教师只做了三个月,位子就被别人顶了。他跑到厂领导那里去质问原因,人家也不解释,一鞭子将他赶到切削车间干床子。后来知道,自己的位子是被厂办主任的妹妹“抢”去的,又越级到厂部理论,结果又给撵到了浇铸车间。浇铸车间是玛钢厂最苦的工序,每日功课无非将小钢炉流出的滚沸的钢水,用铁勺子舀出来,然后倒进一个个耐火砖做的槽子里。因为他是束星北的儿子,他每天要在烟熏火燎令人窒息的车间干上十几个小时。车间里没有安全措施也没有劳动保障(甚至连人人都有的劳动保护费他也没有),他的腿肚子给溅出来的铁水烧得伤痕累累。最初,他憋着口气,想象着一面做工挣钱,一面到夜校学习机械冶炼方面的技术知识,以便好为厂子搞些技术革新(这样的思路也是父亲为他设想的)。可是理想很快就破灭了。有一天,他在十七中的一个同学考上了北京大学,几个要好的同学约他一同欢送。看着那个学习远不如他的同学喜气洋洋地踏上了北京的列车,束义新失去了平衡。当天,他就离开了玛钢厂。他决定一边做点生意,一边在家复习高考。当然这一切都瞒着父亲和母亲。
 
比较起来,六子束润新读书的兴趣差一些,这似乎不全是才智或上进心的原因,而是与他生存的年代有关。束润新于1959年初中毕业,那时,饥荒已经降临中国,束润新无心再考虑大院校,而是选择了青岛楼山后农业机械学校。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学校,是因为学校每天有一顿免费的午餐,而且可以放开肚皮海着吃。由于年景的原因,“免费的午餐”没吃多少日子,便随着学校的解散成为记忆。束润新从此流落街头。那一年他才十五岁,十五岁的束润新在车站、码头和建筑工地干起了拉大车扛大包的苦力。这一切自顾不暇的束星北一点也不知情。直到有一天,原校总务科科长带着两个警察来到了束星北家,警察亮出逮捕证并让茫然不知所措的束星北签字。
 
当然是一件历史冤案。学校解散,束润新曾带领十几个同学让总务科退赔他们的学费。既然学校已经解散,领导自然不会再退赔学费。对峙了一阵子,束润新的“队伍”在校方的劝说下,很快就解散了,事件便不了了之。可是后来发现,学校总务科大批的粮票与油票被盗,校方马上就联想到带头闹事的束润新,也不由分辩,盗窃分子的帽子便落到了他的头上。
 
还有一招:不让做事。所谓不让做事是不让做有能力做的事,比如技术科学和教育。什么物理学家教育学家,什么动手能力等一身的武艺,党和人民不让你做事,你就是个废物。这条路一封,阴霾四合的天空再也找不到一点缝隙了。怎么办?要么死,要么投降,彻底投降。
 
这个社会改造工程系统终于在束星北身上取得了成功,成功的例子无数,我只举二则,一是对家庭和儿子的改造完全接受。1962年,社会重提阶级斗争后,有关部门围绕束星北专门制定了家庭街道办事处和青岛医学院保卫科的三级联合改造。束星北欣然接受,认为这是组织领导对自己的关照。也就是说,每天工作结束后要去保卫科检讨反省自己这一天的表现与思想,然后街道办事处,晚上回到家里还要对长子束越新进行检讨反省。有邻居称,儿子有时会因自己屈辱的命运对父亲拳脚相向,而父亲缩胸垂首一声不吭。
 
还有青岛医学院保卫科李科长,他直接负责对束星北的改造与监督,他是一个被红色信仰和阶级斗争武装到细胞的战士,他一直到死都没有放弃对束星北的敌视,在他眼里束星北国民党特务的身份是板上钉钉的。虽然无数调查都没有带来可靠的证据,却丝毫不会影响他的结论。这个行伍出身的公安,在一次接受我的采访中,似忘记了时间背景的移换,兴奋地讲起了他对束星北的震慑。他说,他一直都在公安系统,最清楚坏人的心理。“你只盯牢了他,一声不吭,用不了一分钟,他们就得投降。束星北你别看他怎么狡猾怎么善于伪装,我只要一盯住他,他就不会动了,他心里有什么东西,我能看得清清楚楚。”我问他,既然能看清楚,那特务身份也看到了。他说,这就是他的狡猾之处。
 
这样的人,束星北避之若瘟神,可是当大事临头,束星北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大约在文革前夕,他的一个非常可靠的学生找到他,想通过海外关系救他出去。深陷苦海的束星北面对这根救命稻草,斗争了一个晚上,却在翌日凌晨来到保卫科,向李科长检举了这个想让他叛国投敌的学生。
 
既然是“折断”,必会伴着精神负作用。有一个时期,他好像病了。他的行为在家人看来很是乖张,他总是感觉到有人要追杀他,他说,有时候都能听到凶手在他身后的喘息声。一回到家就将自己关在壁橱里,吃吃啦啦的,也不知在里面干些什么,人总是很神秘的样子。他的大脑也常出现混乱,如看了电影《农奴》、《白毛女》后,他就幻想自己是强巴,女儿就是白毛女,期盼有一天,金珠玛米来拯救他。可是金珠玛米真的来了,他又吓坏了。束义新(四子)给我讲过这样一事,至今他想起来都感到匪夷所思。一天晚上,束星北从医学院下班回家,走在登州路时,一队解放军向他迎面走来,错肩而过时,一个好像是系鞋带的军官突然将他逼向路旁的树林子,像是念咒语一样,说了几句话后,他便鬼使神差地跟着走,一路上,军官告诉他你什么也不要说,只管走,到了海边,有接应的船只,天亮之后就会自由了。可是他越走越觉得不对劲。这些人是来拯救他的解放军吗,这不是叛国投敌吗?这时对面驶来一辆卡车,雪白的灯光将他照醒,他奋力推开那个“解放军特务”,逃回家来。
 
钢铁折断后,束星北陷入一个黑压压的群体,陷入了他以前最为憎恨的平庸、软弱和黑暗。那个群体里有的,他大体都有了。当然有所不同的是,因为前面人格的突出,钢铁的坚硬,遭到摧折之后,经历的苦难更多更甚,所以有人说,他是知识分子苦难史中最典型的一个;所以有人说,他是时代的一个标本,一座我们回首那段历程时任何人都绕不过去的高山。
 
记不清是谁了,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暗夜里,我们有光却不发,其本身就构成为黑暗的一部分。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志就是要“问”、“说”、“作为”,束星北天生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只是他的所有能量,大都在同暗夜的角斗中消耗了。他曾想照亮历史,温暖真理,但他没有做到,能做的只是将自己折断后的至今都不曾愈合的伤口留下来,让我们看,或者也让我们触摸。
 
据长城战略研究所《束星北学术研讨会》发言稿整理
 
[1] 朱学勤(1952—)中国当代学者,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1985年陕西师范大学史学硕士,1992年获得复旦大学历史系史学博士学位。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等著作。
[2] 竺可桢 (1890—1974)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1918年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36年4月任浙江大学校长。解放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
[3] 何增禄(1898—1979)物理学家、教育学家。因发明了7喷嘴水银扩散泵、研究高真空理论而闻名。长期执教于理工科大学,主持过浙江大学物理系,创办了浙江大学光学仪器系和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高真空技术专业。
[4] 王淦昌(1907—1998)1933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是年受聘于山东大学物理系,1936年到浙江大学任教。1950年到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任研究员,1955年被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5] 尹达 (1906—1983)考古学家。1932年从河南大学毕业后到中央历史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1937年赴延安。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副部长和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后任中国科学院研所副所长,兼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著有《新石器时代》。
[6] 顾颉刚(1893—1980)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
[7] 胡先骕 (1894—1968)中国现代著名植物学家。1912年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农业和植物学。回国后任国立东南大学农科植物学教授兼生物系主任并与蔡希陶在云南创建了云南省农林植物研究所。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8] 陈焕镛(1890—1971)中国著名植物学家,1919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森林系,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金陵大学、国立东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9] 曾昭抡 (1899—1967)中国著名化学家。192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1949年后历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等职。
[10] 周培源(1902—1993)1927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北京大学教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理论物理学奠基人之一。
[11] 赵九章(1907—1968)1938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著名大气科学家,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家,中国动力气象学创始人,中国现代地球物理科学开拓者。
[12] 贝时璋(1903—2009)1928年获德国土滨根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细胞学、胚胎学创始人之一,中国生物物理学奠基人。2003年国际永久编号36015小行星名为贝时璋。
[13]陈建功(1893—1971)数学家、中国函数论研究开拓者之一。二十年代曾数次赴日本学习研究数论。解放后任复旦大学、杭州大学教授。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家院士。创立了具有特色的函数论学派,享有国际声誉。
[14] 周北屏 (1913~1984)留学美国,获物理硕士学位。抗战初期回国。1940年被聘为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并任理学院院长。1949年10月任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
[15] 华岗(1903—1972)中国现代哲学家,192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部长、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解放后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55年受“胡凤反革命集团”案株连被捕,1980年平反。
[16] 赫崇本(1908—1985)1932年毕业清华大学物理系,1948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哲学博士学位。解放后历任山东大学教授、海洋学系主任,海洋学院教授、教务长、副院长等职。为中国物理海洋学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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