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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80年代:那首歌,那段青春,那台录音机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的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了。
——罗大佑《明天会更好》
 
撰文 | 崔 凯
责编 | 王冠丽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开启家电时代,录音机“飞入寻常百姓家”,与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并称“四大件”,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也给了大家选择音乐的权力。
 
录音机用独特的方式传播了港台音乐,孕育了大陆流行音乐;它也助力第一代留学生通过托福考试,走出国门。
 
喇叭裤、蛤蟆镜、拎着录音机招摇过市的“不良青年”不仅定格了一个时代的历史,更镌刻着一代人质朴、真实的记忆。
 
录音机+蛤蟆镜+喇叭裤=时尚
 
1980年的中国,80%的人口还生活在农村,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很多家庭每日粗茶淡饭,孩子们身上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看看下面这张80年代初的初中生合影,青涩的面孔,懵懂的眼神,一成不变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1982年的某一天,有个同学说自己家里买了一台录音机——他老爸是单位里的领导,他是班里第一个骑上自行车的。我们到了他家,他的两个哥哥正在摆弄录音机,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声。讪讪地站在旁边,看着“会唱歌”的录音机,听着柔软甜美的韵律,心里好生羡慕。几分钟后,他哥哥一句“小孩子别听这些”就把我们赶到了另一个房间里。回到家里,和父母念叨起录音机,觊觎之情溢于言表。
 
那时候,中日关系还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电器如日中天,夏普、三洋和先锋牌录音机都是抢手货,一台要三五百元,国产录音机也要一两百元。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父母仍在反复盘算,青春期的孩子们已经急不可耐,冠冕堂皇的以学习外语为理由,向父母承诺努力学习,期末考试取得好成绩——其实那时候的考试根本就没有外语听力测试。
 
终于挨到上高中,同学家里买录音机的越来越多,父母给我买了一台三洋牌录音机——那是一台商店的样机,清仓打折,售价100元。把录音机抱回家,左瞧右看,爱不释手,晚上恨不得把录音机搂在被窝里,自是辗转反侧,一夜无眠。
 
80年代初,广播几乎是听音乐的唯一途径。播什么歌曲,电台说了算。你想听的歌曲,或者没有,或者不播。一朝录音机在手,从此以后年轻人听什么、录什么,我的音乐我做主。从这个意义上说,录音机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也给了人们选择音乐的权力。
 
亿万家庭的录音机需求是一次巨大的商机。江苏有一家原来只能从事收音机装配的盐城无线电厂,抓住这个机会,在1982年研制出一款“燕舞”收录机。“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这句脍炙人口的广告词很快在中国家喻户晓。“燕舞”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收录机生产基地,提货的大卡车在厂门口排起长龙。
 
 
这是一张1983年拍摄于重庆大足石刻的照片。三个年轻人,拎着沉甸甸的录音机,成为一道风景。我们可以想象,这一路上放着当时流行的欧美和港台音乐,中国从这个时代开始逐渐与世界同步,而他们就是当年的潮流引领者。
 
1980年,CCTV播出了第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每周一集,风靡一时。男一号迈克·哈里斯戴着帅气的太阳镜,穿着喇叭裤,形象俊逸。电视剧播出后,这一装束在大陆青年中迅速流行起来。手中再拎上一台四喇叭录音机,就是时尚青年的标配,回头率绝对100%。不过也有“掉链子”的时候:正当曲调高亢、美女侧目时,电力忽然不足,磁带拖音的效果如同外星怪兽在嘶吼。
 
今天,喇叭裤是年轻人常见的装束之一,当年却被视为惊世骇俗的“奇装异服”。80年代初,社会氛围乍暖还寒,社会思想依然保守僵化,满大街的衣着都是“国防绿”和“蓝蚂蚁”。躁动的年轻人早已厌倦了单调的服装款式,横空出世的喇叭裤低腰短裆,增高显瘦,裤脚宽大到像一把扫街的扫帚,走起路来很是“拉风”,就像是大声朗诵给时代的青春叛逆宣言。
 
然而时尚之路却很艰辛:每天早上都有老师站在校门口,检查是否有学生穿着奇装异服;有些家长训诫孩子说:“穿喇叭裤的人都不正经,若在街上碰到,赶紧躲到马路对面去”;甚至还有大妈大叔们拎着剪子站在街头,看到扫把一样的裤管,就咔嚓一剪刀下去……然而年轻人就是喜欢标新立异、勇立潮头,宁可被视为“痞子”和“流氓”,也要将喇叭裤进行到底。作为80年代中国的第一款时装,喇叭裤最终“逆风飞扬”,横扫神州大地。
 
与喇叭裤同命相连的还有港台流行歌曲。伴随着录音机进入内地,港台流行歌曲也暗流汹涌。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甜蜜蜜》,刘文正的《雨中即景》、《迟到》,年轻人听了“久旱逢甘露”,如醉如痴,一发不可收。而有些老人听了30年的“革命歌曲”,习惯了“高快响硬”的曲风,忽然听到柔软缠绵、萎靡不振的歌声,大惊失色,称之为“低级趣味“、“黄色歌曲”和“靡靡之音”。
 
然而年轻人却不愿意灵魂被禁锢,导致“黄色歌曲”如洪水决堤,声势日增。1987年《邓丽君歌曲精选》被引进出版,算是含蓄地表达了港台“靡靡之音”的解禁。
 
翻录磁带的日子
 
有了录音机,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磁带在哪里?
 
那时候,新华书店里一盒正版原声带六七块钱,零花钱省吃俭用,仍是杯水车薪。天无绝人之路,市面上有相对便宜的空白带,进口的 TDK、Sony 和 Maxell 牌3块一盒,最便宜的山寨货才1块钱。亲友圈里,听说谁家买了原声带,就拿着空白带去翻录,是为共享经济。
 
没有谁想着保护“知识产权”,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不是有句名言吗——“窃书不算偷”。录音机一共有6个功能键:暂停、停止、倒带、放音、前进和录音。很多录音键都是红色按键,大人会叮嘱小孩子:“这个红色键千万不能碰,会把里面的声音都消掉。”
 
很多男孩翻录磁带的激情空前澎湃。带着空白带,骑上自行车,穿街走巷。来到同学家,先把放磁带的抽屉打开,数量在100盒以上的绝对是“土豪”。一盒一盒地核对歌单,发现好听的曲目就挑选出来再行录制。因为被反复观摩把玩,很多磁带封面都磨得斑驳陆离。在没有复印机的年代,磁带封面的歌词只能手抄到沾着很多明星头像的歌本上,再传阅转抄。
磁带是稀缺资源,当然要用好用足、满载而归。遇到喜欢的歌曲很多,而自己只有一盒空白带时,取舍是最纠结的事。
 
还有一个细节需要精打细算:磁带有AB两面,很多原声带的时长是每面25分钟,而空白带则是30分钟。在A面上若多录入两首歌,时间可能就不够;若只录一首歌,又会浪费磁带。而且这时候B面的起始位点也很尴尬:选择从头开始,每次播放时就需要倒带,很不方便;选择同一位点开始,又会造成和A面一样的浪费。
 
也有一种免费的淘歌方式:每个周日上午8:30,广播电台会有一栏“听众点播”节目。准时调好电台,听到主持人说到自己喜欢的曲目,就按下录音键,一首歌就这样到手了。我们当年用这种方式转录了很多歌曲,包括电影音乐《沸腾的生活》、陈美玲的《原野牧歌》、张德兰的《春光美》。
 
今天想来,其实这就是80年代的“互联网模式”:一首歌在电台中播出,千家万户可以收听,好歌被转录到磁带里;如同一篇文章在公众号中推出,一众粉丝浏览,好文会被放入收藏夹中。
录音机经常出现绞带问题,简单地说就是齿轮和磁带发生了“交通阻塞“。有时绞得很死,带盒门都打不开。这时候需要打开录音机后盖,再抽丝剥茧,小心翼翼地把磁带取出来。面对一团乱麻的磁带,将铅笔插入齿轮槽中,像古人钻木取火那样,把磁带小心翼翼的卷绕复位。然而手缠磁带松紧不均匀,很容易再次绞带,需要在录音机里把磁带重新倒一遍。另外,被绞过的磁带有折痕,播放时很容易再次绞带。实在不行时,只能忍痛用剪刀把轧伤损坏的部分剪掉,再用透明胶带把断带粘连在一起,凑合着继续用。
 
凡此种种,一言蔽之,都是没钱惹的祸。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旋律
 
70年代末,电台里播放的仍是《洪湖水浪打浪》、《红梅赞》和《南泥湾》等革命歌曲,连眼保健操的开头都是“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进入1980年,封冻了30年的坚冰开始融化。那时候收音机在很多人家还是唯一的家用电器,聚精会神收听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就相当于今天饭后刷手机。
电影院也是难得一去的地方。《追捕》、《佐罗》、《流浪者》、《英俊少年》等外国电影都是在广播里听的录音剪辑,这也让我们记住了邱岳峰、毕克、童自荣等配音演员的名字。这些电影的主题曲经常在收音机中播放,尤其是《追捕》的主题歌《孤独の逃亡》,虽然是一首无字歌,却优美、深沉、紧张。着立领风衣的杜丘,勇敢美丽的真由美,两人于危急中策马飞奔而去,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真正的爱情。
 
1982年,电影《少林寺》上映,盛况空前:青涩的觉远、善良的牧羊女、狠辣的王仁则,插曲《牧羊曲》更成为电台的热播歌曲。当年1毛钱票价,《少林寺》居然收获1亿多票房,若按观影人次计算,秒杀《战狼2》。此后,《少林寺弟子》、《南北少林》、《木棉袈裟》轮番上映,佛门净地在银幕上喊杀阵阵,所幸没有使出“手撕鬼子”的招式。
 
电影里刀光剑影,电视上也在打打杀杀。《霍元甲》、《陈真传》、《霍东阁》引起万人空巷。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霍元甲本是有妇之夫,却明目张胆的和赵倩男关系暧昧,是典型的“婚外同居”,问题很严重。还有那部83版《射雕英雄传》,到现在只要听到《世上始终你好》这段旋律,眼前就会浮现出郭靖施展降龙十八掌的画面。
 
一系列的影视武打作品如同“王炸”,在社会上掀起一阵习武之风。“天下武功出少林”,数以万计的孩子们怀揣梦想,千里迢迢来到嵩山学习功夫,其中就包括后来的王宝强。还有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像模像样的“磕头拜把子”,有的地方甚至涌现出“菜刀队”、“斧头帮”,打架斗殴之事时有发生,终于引发了80年代中期的一轮“严打”。
渐渐地,有黑白电视的人家越来越多,房顶上支起一排排羊角状电视天线,能收到中央、省、市和县四个台。买一份《每周电视报》,按照节目时间表,准时坐在电视机前。《血疑》、《上海滩》、《西游记》,看得那叫过瘾。遇到喜欢的片头曲,就把录音机对着电视机喇叭,开始录音。这时全家人必须保持安静,大气都不能出。
 
当时,CCTV节目中有几段主题音乐真的不错,特别是《动物世界》的片头曲Just Blue。这首曲子是法国金属摇滚乐队SPACE的代表作,天马行空,动感十足,成为一代人的经典回忆。真该给当年那位无名音乐编辑发一枚奖章——他用了一种特别的方式,让国人听到了当时最前卫的电子音乐。让我们一起来找找感觉:
 
80年代初,本土流行乐坛开始萌发,人性化的歌词、温情的旋律、甜美的演唱,伴以电吉他、架子鼓和电子琴等乐器。有些歌曲记忆尤深,包括沈小岑的《请到天涯海角来》、朱明瑛的《大海啊,故乡》、蒋大为的《牡丹之歌》。1983年春晚,被禁播了三年的《乡恋》终于重见天日,标志着中国流行音乐的大门就此被一脚踹开。
 
当年的中小学课堂,上课铃响后文娱委员会带领大家一起唱歌。每当有流行新歌出来,大家就赶紧学。各个班级之间歌声此起彼伏,看谁的歌新、谁的嗓门大。那些年唱过的歌曲有《小草》、《脚印》、《校园的早晨》,我也非常喜欢程琳的《小螺号》和朱晓琳的《妈妈的吻》。
1984年春晚,张明敏成了第一个参加春晚的香港歌手,《我的中国心》一夜爆火。此后奚秀兰、罗文、叶丽仪、张德兰、包娜娜、文章等港台歌手先后登录春晚,红遍大江南北。时代进入快车道,需要激情奔放和快节奏的音乐。费翔一曲劲歌热舞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后,据说女粉丝的求爱信,央视收到了几麻袋。
 
记得中学时的某个周末,有位男生把家里的“砖头录音机”带到教室,黑色方体,饭盒般大小,播放的是一盒张蔷的磁带。《好好爱我》、《你那会心的一笑》、《月光迪斯科》,这些歌声飘过,男同学马上聚拢,女同学还强作镇静,但耳朵都竖了起来。张蔷的声音甜美、性感、反叛、咄咄逼人,少男少女根本招架不住这种诱惑。此后,电台里听着刘欢、韦唯和毛阿敏,磁带里放着张蔷、张行、吴涤清、张帝,兼收并蓄。让我们再来听听张行翻唱刘文正的一曲《迟到》,曲风轻快,歌词通透,曾吹动了无数少年的心扉。
 
囿于当时的国情,张蔷、张行、张蝶等歌手在80年代的主流媒体上被选择性遗忘,却在千家万户的录音机里被疯狂翻录,野蛮生长。今天回望,他们的一些歌曲演唱技巧粗糙,然而作为草根拓荒者,他们的歌声装点了年轻人苍白的精神世界,开启了一个可以表达自我感情的时代,他们就是那个年代的“中国好声音”。
 
在80年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陆几乎就是欧美和港台音乐的翻唱集中营,俗称“扒歌带”。有些“山寨”版磁带,上面标识着“齐秦原唱”,买回来一听,却是屠洪刚的声音。在娱乐资源稀缺的年代,只要歌曲好听,即使是翻唱版,销量依然不俗。
 
当然,大陆也有优秀的歌手在推进原创音乐。1984年,一盒名为《九州方圆》的磁带汇集了周峰、吕念祖、程琳、成方圆等众多流行歌手,《风雨兼程》、《与我同行》、《等到明年这一天》等原创歌曲被广为传唱。1985年,一部呼唤原创音乐的电影《路边吉他队》上映,掀起了一场吉他学习热,当时才14岁的“音乐诗人”李健就跻身其中。
 
1986年,《百名歌星演唱会》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郭峰推出那首公益歌曲《让世界充满爱》。名不见经传的崔健演唱了《一无所有》,这首歌成为中国摇滚乐的开山之作。
 
很快,流行乐坛又刮起一阵 “西北风”,将摇滚、民族、流行集于一身,悲怆、凄凉、荡气回肠。录音机里响起了《黄土高坡》和《信天游》,《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和囚歌《悔恨的泪》也曾经昙花一现。1989年,大陆终于在有了一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被港台歌手多次翻唱的歌曲:李海鹰创作的《弯弯的月亮》。
 
同是1986年,苏红唱响了一曲校园歌曲《我多想唱》:“我想唱歌可不敢唱,小声哼哼还得东张西望。高三了还有闲情唱,妈妈听了准会这么讲”。那个年代,高考是一座残酷的独木桥,同龄人中只有2%的人能够考上大学。
 
熬过炼狱般的高考,我终于等来了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开学报到之前,我大言不惭提出要带上家里唯一的录音机,气得妹妹一脸不高兴。爸爸妈妈赶紧打圆场,承诺给妹妹再买一台新的录音机。
 
记得上大学以后,第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是苏芮的《跟着感觉走》,自然随性、神采飞扬,一如当时的心情。还有一张专辑《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包括了《一场游戏一场梦》、《再回首》、《想你的时候》、《我的未来不是梦》,让大陆观众瞬间记住了王杰、姜育恒、千百惠和张雨生这批台湾歌手的名字。大学生乃“天之骄子”,音乐品位当然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宿舍走廊里响起了卡朋特的《昨日重现》、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命运》、尼古拉的吉他曲专辑《人们的梦》。
80年代考托福出国的人,很多都用录音机听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英语听力入门》(Stepby Step)。86年开始的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助推了莘莘学子的学习热情。当然,校园里不只有各式英语考试,也有歌舞升平。大学生正是激情燃烧的年龄,又远离了家长的束缚,周末可以尽情欢笑。舞会是最廉价的娱乐方式,周末找个教室,将桌椅搬到走廊里,再把录音机往讲台上一放,舞会就此开始。林林总总的舞曲中,印象很深的是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曲风热情、轻快、奔放。还有一版《地道战》串烧舞曲,今天听来真是哭笑不得。
 
看看下面这张照片中80年代大学生身上独有的青涩和土气。三十年过去,当年的兄弟姐妹都已年过半百。照片中那台录音机曾为班级舞会立下汗马功劳,拎着录音机的哥们现在成了教授,苦学英语的那位兄弟已经定居美国。
 
追忆80年代,除了流行歌曲,还有一种音乐特别值得一提——席卷全球、经久不衰的迪斯科(disco)。舞曲响起时,一众青年男女不顾别人的眼光,扭胯踢腿,狂野舞蹈,画面热烈。时至今日,依然有青年人喜欢蹦迪。
 
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孙红雷的街舞视频,功底不是盖的,他曾获得1988年全国霹雳舞大赛二等奖。
 
当时为了招揽人气,商业街上很多商铺的四声道录音机都在放声高歌,其中有两首歌曲不仅火遍全城,更成为经典的迪斯科舞曲,不知你是否还有印象?
说到迪斯科,还必须追忆电子舞曲。“荷东不死,猛士不倒”,旋律中有嘈杂、粗糙和疯狂,也有温柔、浪漫和伤感。混音制造的奇特音效,使很多年轻人心潮澎湃。尤其是《荷东》第一集,几乎首首经典。让我们重温一首《冷若冰霜》(Colder than ice)。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1980年前后,我们在广播里听到的很多旋律不是源自录音带,而是用留声机播放的唱片。留声机是爱迪生老爷子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磁带出现以前,黑胶唱片是当之无愧的霸主。回忆起留声机,人们会联想到复古的老电影、张扬的喇叭和纯美的声音。进入80年代后,相对于留声机的“笨重”,录音机轻便的多。更为重要的是,唱片只能用来播放,而磁带却可以翻录,随时随地享受音乐,更接地气。
 
进入90年代,两岸三地群星闪耀,林林总总的歌星随口就能说出三五十位。你唱罢来我登场,流行音乐进入黄金十年,磁带也迎来鼎盛期。街头巷尾雨后春笋般冒出很多音像店,磁带品类琳琅满目。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风和日丽,却不知一场技术革命已然悄悄逼近。
 
90年代中期,CD开启了数字化时代,很快终结了音质不佳、倒带繁琐的磁带王朝。新科、爱多、步步高等CD企业迅猛崛起,盛极一时的“燕舞”录音机厂破产倒闭。
 
然而CD最具价值的不是CD介质本身,而是数字化存储。到了2000年,更为轻便的MP3淘汰了CD,而2010年崛起的互联网音乐又淘汰了MP3。如今潮流一族戴着蓝牙耳机在闹市中穿行而过,想想80年代的台式录音机,再看看手里的智能手机,不得不感叹数字化革命的伟大。
 
曾记得,大家围坐在录音机前,痴迷地听着不知已被翻录了多少遍的歌曲。今天,那一代歌者大都已成“明日黄花”。盘点一下家当,留声机、录音机、CD机、影碟机和唱片、磁带、CD、MP3播放器,如今已然成为一堆电子垃圾,甚至成为一个格格不入的行业——收藏业。
 
凡事都有得有失。当年翻录磁带时,窗外阳光明媚,录音机的两孔齿轮一圈圈转动,时间缓缓流逝。静静地坐在录音机前听着歌曲,或者和同学说说笑笑,下一盘象棋。如今,网络将世界变成地球村,一部智能手机在手,海量音乐缓存到app里,嘻哈、摇滚、民谣、电子,应有尽有。对于年轻人来说,翻录磁带已经成为远古传说。效率是提高了,却也少了辛苦等待后的雀跃。容易获得的东西反而不会去珍惜。
 
变化的还有音乐本身。80年代,歌手靠的是声音而不是颜值,也没有过多的商业包装。进入90年代,音乐开始变得“形式大于内容”,借用李宗盛的一句话:“录一首歌15万,拍MV却要花掉150万,音乐沦为MV的配乐。”今天,演员高歌一曲司空见惯,连马云都开口为电影《功守道》录制主题曲。有人气就有流量,唱得怎么样不重要,看表演开心就好。
 
耐人寻味的是网络信息越来越多,音乐格局却越来越窄,社会关怀和现实批判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当流行音乐蜕变成文化快餐时,真的怀念有理想和激情的80年代。
 
走在弥漫着商业气息的繁华街道上,耳机里播放着30年前的旋律,真切体会到一种时空穿越。30年前,一帮青年男女伴着录音机在大街上蹦迪斯科;30年后,一群大叔大妈在公园里跳广场舞。仔细看看,依稀是熟悉的身影。
 
那是一个破冰的时代。最后,还是年轻人赢了,从此“我的青春我做主”,社会开始走向开放、包容和多元。从某种意义上说,沿袭千年的“父为子纲”伦理在80年代开始松动,并且深刻影响着中国的今天和未来。
 
作者简介
崔凯,食品工程博士、心理学博士,财经、科普和散文作者。
 
致谢: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赵蕴韬、马玉林、李亦兵、李晨、任远、娄新生等良师益友的宝贵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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