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正面临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约30%的人口缺乏粮食保障，四分之一的斯里兰卡人正减少每天的进食次数、减少每餐的食物量或改变饮食习惯 | 图源：

导  读

2021年春天，在新冠疫情阴影下挣扎的斯里兰卡向100%有机农业的理想迈出了大胆的一步，一夜之间禁止了合成化肥和农药的进口。谁知这一举措竟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转型开始的一年后，国家经济陷入绝境至破产。

有机农业究竟是不切实际的妄想，还是农业的文艺复兴？要保证长期粮食安全与生态的平衡，我们需要怎样的农业模式？《知识分子》粮食系列第三篇，聚焦有机农业转型。

撰文 | 于杨今奇

责编 | 冯灏

新冠疫情、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债务危机叠加，斯里兰卡经济陷入绝境，民众正在经历电荒、油荒、粮荒等重重危机。2022年7月，总理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宣布 “国家破产” [1]。

身在斯里兰卡的罗瑞垚这样记录当下：好像一切都停滞了…… 在 “破产” 的斯里兰卡，那些梦想成为工程师、医生、出国留学的年轻人，眼睁睁地看着梦想破灭而无能为力；那些刚刚扛过新冠疫情、恢复线下课的孩子们，因为燃油短缺再次告别了同学和朋友们；更严重的是那些本来就在温饱线上挣扎的穷人，已经有上百万食不果腹 [2]。

数以万计的当地人走上街头表达不满，总理和总统接连辞职。

图1 斯里兰卡抗议者闯入总统府 | 图源：Skynews, 2022.7.9
 

过去十年，斯里兰卡一度依靠吸引外资、发展基建和旅游业获得了亮眼的经济增长。如果说新冠疫情对斯里兰卡旅游业的冲击可以归为天灾，那么，政策制定者主导引发的一系列 “人祸” 也许更加发人深思。

1、化肥补贴到化肥禁令

除了旅游业，斯里兰卡的主要外汇收入就是纺织品、橡胶、茶叶和椰子的出口。认识到这一趋势，斯里兰卡时任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利用当地 “Viyathmaga”（大致译为 “专业人士共创美好未来” [3]）社会运动的势头，在2019年竞选期间夸下海口，让本国二百万农民在十年内转向有机农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农业完全有机的国家，促进有机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改善公众健康。

2021年4月，疫情导致全球旅游业停顿，斯里兰卡遭遇经济危机、外汇储备枯竭，拉贾帕克萨却选择这个时机兑现曾经的承诺，突然在全国禁止合成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和进口，迫使农业全面开启向有机的转型。

禁令的效果 “立竿见影”。在六个月内，全国水稻产量减少了20%，不仅价格上涨了50%，还使得斯里兰卡不得不进口价值4.5亿美元水稻填饱肚子。同时，斯里兰卡本来用来赚外汇的农产品出口也受到影响，比如占出口收益70%的茶叶 [4]。减产效应明显加剧了经济危机、通货膨胀，以及斯里兰卡货币贬值。

这项政策配套的资金看似不少，每位转向有机生产的农民可以获得25,000卢比（2021年折合大约125美元）的补贴 [5]。全国来看，农民得到了总计2亿美元补贴，受到损失更多的水稻农户在此基础上得到了额外的1.49亿美元，然而，这仍然远远不够弥补他们的损失。大批农民因减产而失业，仅仅茶叶出口的损失就达到了4.25亿美元，50多万人重返贫困。

上的资金在4亿美元左右 [7]。新政实行后，即使省下的进口化肥的资金都被用来进口粮食，却仍入不敷出 [8]，以致禁令仅仅六个月之后，政府就已不得不修改禁令，以平息民怒。

美国学术刊物《外交政策》此前评论，导致斯里兰卡危机的根源是官僚的异想天开、狂妄、意识形态妄想和纯粹短视。可持续农业的政治倡导者，而非农业专家得到了制定农业政策的权力，错判了这种转型模式的成功率。

2、全球遍地开花的有机农业

有机农业有多种定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结说，有机农业是一种依靠生态系统管理、而非外界投入的农业模式，这种系统不使用农药、化肥、畜牧业药剂、转基因种子、防腐剂、添加剂等化学合成物质，而依靠因地制宜的方法维持土壤肥力，抵抗病虫害 [9]。

虽然概念可能已经广为人知，市场上的 “有机” 标签也已屡见不鲜，然而，截止到2020年底，全球有机农地面积只占全球农地面积的1.6% [10]；真正消费有机产品的人们大多处在全球收入的两极：贫穷到无法购买且使用化肥、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和生活在发达工业社会、关注环保健康生活方式的较高收入人群。

北美和欧洲是有机食品最大的市场，并且仍在快速增长。美国有机食品销售在2021年达到了575亿美元 [11]，预计到2030年，全球有机食品将创造4840亿美元的价值 [12]。

向有机农业的转型对于生产者也可以非常有吸引力。除了平均15-20%的溢价 [13]，避免农药化肥依赖而节省的开支，更可规避合成化学投入对农民健康的风险——研究发现，群体性慢性肾病在农业区高发，很可能与农业化学物有关 [14]。

再加上有机农业可以有效减少环境污染，非常符合当前全球环保、减碳的趋势和需求。很多国家都在推动一些符合有机农业大方向的举措，比如我国的农药化肥 “双减” 政策、欧盟的 “农场到餐桌” 战略、英国的 “国家粮食战略” 都有关注并引导农业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乔玉辉告诉《知识分子》：“欧洲有些小国家的有机种植面积能达到30-40%，欧盟提出一项发展有机生产行动计划，要求到2030年有机种植占农业用地的比例达到25%。欧洲农民和消费者对有机农业的认知程度都较高，很多有机生态农场的转型自下而上农民自发，也有市场的支持。我国的消费者更多从健康角度考虑，对有机产品的需求也在缓慢增长。”

图2 北京悟博苑生态农庄的李鹏飞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 | 图源：北京有机农夫市集
 

小农户生产者可以任意选择其生产理念和方式，但大规模的有机农业转型是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的。欧盟倡导农业可持续转型已几十年，虽然禁止了转基因 [15] 和320种含有活性化学物质的农药 [16]，但仍然依赖化肥 [17]。我国按照有机产品标准种植作物的面积为275.6万公顷 [18]，仅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 [19]左右。

斯里兰卡的强制性整体有机转型是史无前例的。欠缺科学方法支撑的 “一刀切式” 政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恐怕将使其他有类似愿望的国家更加需要三思而后行。斯里兰卡后，人们不禁开始反思：有机农业是否只是一种 “政治正确” 的理想主义，在人类与农业共同发展中正在或者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政策应该如何在经济、政治、民生、环境的考量之间，引导可持续农业发展？

3、质量守恒原则：摒弃合成化肥=减产？

“减产” 恐怕是有机农业面临的最主要质疑。

一种分析的角度遵循能量质量守恒原则，农业投入决定着产出。200年前，全球90%的人口还都在务农。轮作、覆盖作物和农牧结合可以帮助提高产量，然而，增收最有效的途径还是开垦新农田，种植更多粮食 [20]。

随着人们对保护地球生态系统意识的提升，开垦新农田越来越受到制约，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的土地成了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在农业生产中，氮素是主要的限制性因素。虽然自然界中有充足的氮素在大气、生物、土壤和水源中循环，大气79%的体积是氮气。然而，氮气是惰性气体，难以被植物直接利用。

重大变革发生在20世纪初。德国科学家弗里兹·哈伯和卡尔·博施使用高温高压和催化物从空气中获取氮元素制成可被作物吸收的活性氮，氮和氢的化合物氨开启了合成化肥时代。当前，接近全球一半人口的粮食都得益于化肥所支撑的增产 [21]。活性氮的富足和农机的同步发展将人从农耕活动解脱出来，可以说化肥的发明是促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推手之一。

斯里兰卡自60年代起就开始补贴合成化肥的使用。翻了番的粮食产量无疑短期内极大帮助了斯里兰卡，不仅解决了粮食安全，茶叶 等农产品出口也使一些人奔向了 “小康”。

反观中国，耕地少人口多，粮食安全保障的任务极其艰巨 [22]，合成化肥就显得愈发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生产增长近85%，化肥发挥了重大作用 [23,24]。至今，我国仍使用全球35%的化肥 [25]。

若大规模转型有机农业，不再使用合成化肥，我国是否能养活这么多人？简言之，有机农业能否养活中国？

针对我国国情，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孟凡乔从氮肥供应的角度对《知识分子》分析说，研究发现，在较乐观的估计下，若不使用化肥，2018年中国生产的粮食（不包括蔬菜和水果）仅能养活35.8-55.1%的中国人口，具体百分比的浮动取决于不同的粮食消费水平 [26]。有机农业需要安排一部分耕地种植大豆、紫云英、苜蓿等可固氮的豆科作物来进行生物固氮，因此，预计比常规农业的减产至少在20-30% [27]。

豆科以外，另一个有机肥料的来源是动物粪肥。斯里兰卡政府也承诺加强国内粪肥和有机肥产量，以填补禁止化肥进口带来的缺口，然而，据《外交政策》的分析，斯里兰卡若靠本国粪肥填补进口化肥的空缺，则需要当前5-7倍粪肥产量，这意味着要饲养5-7倍的动物。饲料来源、养殖场用地扩张以及所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都难以解决。

而欧美国家有机农业发展最快，是因为它们有一项重要优势——人均耕地面积的盈余。欧洲人均耕地5亩，美国7亩；假设人均2亩地可确保粮食安全，欧洲可以拿出百分之六十，美国可以拿出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做有机农业，即使造成了减产，也不必担心其国民温饱问题 [28,29]。
对比之下，斯里兰卡人口2160万，实际耕地2057万亩，人均不到1亩，比中国的人均1.4亩还要少，如此贸然的转型所带来的代价也已凸显 [30,31]。

4、非有机农业的困境与挑战

其实，当前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非有机农业也并非长久之计。

长期依赖过量化肥农药，被频繁翻耕、灌溉、重机械碾压、过度放牧的土壤正在退化，全球52%的农业用地已受到土壤退化中度或重度影响。而我国情况更为严峻，2019年中国农业农村部公布，二十多亿亩耕地中，超过三分之二处于四至十等地（共十等），被认为是 “低质量” 耕地 [32,33]。不健康土壤中的有机质会分解释放二氧化碳，加重气候变化；而养分也无法有效地被退化的土壤储存，加剧肥力的丧失；而脆弱的土壤抗病和抵抗气候变化的能力也会变弱 [34]。

而人类对于土壤的需求将有增无减。预计到2050年，农业要多生产60%的粮食才能满足那时93亿人口的需求，而这60%的粮食增产大部分要出自现存耕地，通过提高单位土地的生产力来实现 [35]。不用化肥虽然可能会导致减产，但加倍施肥不仅不能保证增产，还可能会减产，并污染环境。

当前氮肥被作物吸收的比重（氮肥利用率）已经越来越低，全球近一半氮肥流入水系，刺激水生植物过度繁殖、耗尽氧气，使其他水生生物窒息，形成 “死亡区”。现在全球海洋死亡区超过400个，在夏季有上万平方英里，且仍在逐年扩大 [36]。

图3 加利福尼亚州北部藻华中的渔民 | 图源：Cavan Images / Alamy Stock Photo.
 

我国的土地使用强度已经较高，化肥的使用不仅仅是投入和产出的质量守恒，还需要将作物吸收和盈余纳入考虑。2020年发布的《第二次全国面源污染普查公报》指出，全国水污染总氮304.14万吨、氨氮96.34万吨，其中，农业源、生活源对水污染物排放贡献比较大 [37]。事实上，早在2010年，程存望、石嫣、温铁军等学者就在《氮肥的真实成本》中指出，中国每年因不合理施肥造成1000多万吨的氮素流失到农田之外，直接经济损失约300亿元 [38]。

提高氮肥的利用率势在必行。2017年，我国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氮肥当季平均利用率为37.8%，比2013年和2015年分别提高7.8%和2.6% [39]。我国测土施肥评估小组研究也发现，河南、湖南等地区都做到了减肥不减产 [40,41]。

针对过度施肥，我国已经制定了相关政策。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可持续发展研究室主任金书秦告诉《知识分子》，通过调整种植结构，精准施肥，轮作休耕，有机肥替代等方式，“我国化肥使用已经连续五年减量不减产”。

十四五规划中，主要农作物化肥（氮磷钾）利用率要在2025年达到43% [42-43]。即使如此，我们距离一些发达国家可达到68%的氮肥利用率仍有距离 [44]。

5、兼顾安全与自然的农业方式？

分享收获农场创始人石嫣将化肥之于作物比喻为医药之于人类健康，可能有需求，但不应过度依赖。要保证未来的粮食安全，我们需要的是系统性的转型方案，兼顾自然与经济。

石嫣向《知识分子》表示，农业系统是更复杂广阔的自然系统的一部分，其特征是动态的、开放的，并由众多互相作用的参与者构成。对农业转型的研究不能完全依赖于质量守恒的学术视角，化肥也只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土壤更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它不是一个可以用简单数学公式概括的、被动的养分储存介质。健康的土壤充满了细菌、真菌、藻类、原生动物、线虫和其他微小生物，它们对植物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土壤细菌产生天然抗生素，帮助植物抵抗疾病。真菌帮助植物吸收水分和养分。它们一起被称为 “有机物”。土壤样本中的有机物越多，土壤就越健康 [45]。

乔玉辉也表示，“大规模发展有机农业在中国不现实，但有机农业的理念和生态技术是可以参考和借鉴的。有机农业在适宜的地方及有些作物上是可以做到不减产的。”

除了有机农业，维持与重建土壤健康还有许多选择，比如“再生农业”正越来越频繁地进入了大众视野。再生农业并不严格禁止合成农药化肥，主旨在于通过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恢复农业资源，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绿色发展 [46]。简单来说，就是靠重建土壤、恢复种植地环境等方式来促进农业生产，同时减少对化学投入的需求。

再生农业措施可被概括为免耕、轮作、覆盖作物和整体放牧。其中，覆盖作物和整体放牧可快速提高土壤有机质和氮元素含量，减少化肥投入；覆盖作物使大量活的植物根系留存在土壤中，改善土壤结构，提高水分渗透，对微生物营造更好的环境，促进养分和水分的储存和吸收，减少水土流失，加强土壤面对极端气候的韧性 [47-50]。

目前，国内外对再生农业所倡导的措施都进行了研究，比如对中国45项轮作研究分析发现，与连续单作耕作相比，轮作改善土壤环境，并将作物单产提高了20% [51]。东北秸秆还田的保护性耕作也已见成效，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预计，到2030年，修复面积将达1700万公顷 [52]。

除了在科学引导下改善耕种方式以增加农业系统的可持续性，保障粮食安全也有产量以外的维度需要考虑。石嫣说，“高产不一定等于人能吃饱。美国人均耕地面积大，农业高度工业化，粮食产量很高，但仍有人吃不饱饭。” 细看粮食安全，也是经济和管理的问题。因为分配的不合理，很多产量实际上被浪费了。从作物被收获到被食用，路途越来越长。供需不平衡，销售渠道壁垒，供应链中断风险，储存不当，甚至不影响质量的品相不过关等多种问题都可能造成食物的损失和浪费。

城市化的进程让很多人离开了乡村和土地，曾经本地生产销售和本地营养循环（人的粪便还田）都被打乱，这也是粮食安全的风险之一。
粮食安全的责任不一定要全部交予食物生产供应者，公众也可以更积极地参与掌控自己的粮食安全，与本地的食物生产者建立联系，就近得到食物供应保障。

6、被政治利用的 “有机运动”与农业转型新希望

回到斯里兰卡，目前的困境实则酝酿已久——减税导致的财政亏空，疫情下旅游业收入锐减的背景下，“有机” 运动表面上是绿色转型，实际上也是外汇亏空的替罪羊 [53]。而即便远景和政策初衷再好，也要尊重科学和经济规律，并配有合理的推进方式。斯里兰卡迈出了大胆的一步，警醒了绿色转型倡导者们抛弃科学方法和理性实践的代价。

延续之前化肥与医药的比喻，真正的有机农业相当于一个机体健康、不需要额外化学合成元素补充的人，而达到这样的健康状态所需要的是更精细的管理，而不是突然的禁药。金书秦说，“中国不可能出现这种一刀切的政策。推进绿色农业一定要基于实地情况，不要过度绿色化，尤其不能牺牲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石嫣解释，耕种方式的改变需要按部就班、因地制宜，比如先选择经济价值高又对粮食安全不造成威胁的经济作物品种进行试点，对农民进行培训，逐步推广。有机农业不该是绝对化的，而要谨慎。

住在首都科伦布的工程师布迪（Buddhika Madusanka）告诉《知识分子》，斯里兰卡的 “有机” 转型像噩梦一般。由政客主导的农业转型，忽视了农业专家的意见。逼迫习惯于几乎免费使用化肥的农民一夜之间被要求完全改变生产方式。没有转型期，也没有技术指导。

今年春天播种时节，化肥禁令已被取消，然而补贴还未恢复 [54]。经济的崩溃和政局的混乱使得进口合成化肥从被禁止成了求而不得。政府失去了公信力，很多农民放弃了耕种。

虽然当前困难重重，布迪认为这对斯里兰卡人也是个机遇：斯里兰卡自然环境好，资源丰富，农民群体也有合理有机种植的知识和创新能力。现在人们对资源不够珍惜，很多人自己的田地都被闲置。

他回忆起老一辈人有过靠吃菠萝蜜熬过饥荒的经历：“现在人们对食物的重要有了新的认知，很多可食用却被忽视的食材被再次发现。” 希望斯里兰卡可以克服危机，迎来真正的 “Viyathmaga”。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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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瑞垚，在科伦坡，我们都躲不过斯里兰卡的“破产” | My City in 2022 三明治（2022. 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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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conomynext. Sri Lanka to pay Rs25,000 organic fertilizer subsidy to rice farmers. (202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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