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宋月萍 李天策（中国人民大学）

责编｜巫锡炜 靳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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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舆论一直非常关注求职市场上男女性别歧视的话题。转悠一次人才市场，总能发现雇主往往明里暗里地表现出对男性求职者的偏爱。尤其是国家放开全面二孩政策之后，一些公司的Boss甚至直言不讳只要男员工，原因是女孩子由于生孩子会有产假，生完孩子还得照顾家庭，无暇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对公司的发展不利。于是乎，“生育代价”一词在这种现实环境下应运而生。那么对“生育代价”理解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什么是“生育代价”？

 

什么是“生育代价”？从劳动力角度理解，是指女性因为生育行为而在劳动参与率与小时工资等方面处于竞争力弱势地位的现象。

 

一些研究指出， 19-50岁女性每生育一个子女将导致女性工资率下降7%左右，并且随着生育数量增大，生育代价呈规模递增趋势。女性生育小孩当年，她的工资率（小时工资）甚至会下降约18%。

 

那么，为什么会有生育代价的出现呢？这解释就多了，大致可以分为“人力资本论”、“家庭制约论”、“雇主歧视论”三个大理论。

 

“人力资本论”强调个人工资的高低取决于劳动力的工作经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女性产假、生育、养育中断了女性劳动力参与和间歇性劳动力参与，减缓甚至中止了人力资本积累，从而降低了工资。

 

“家庭制约论”提出妇女在生育之后，会退出劳动力市场，将时间和精力放在照顾孩子和家庭方面，即使一般部分留在劳动力市场，但是也会分散女性工作的精力和时间。根据经济学中的补偿效应的解释，当女性生育时，她们会选择更加方便照顾家庭时间灵活的工作。她们认为在家庭效用上的获取可以抵消或超过工资上损失的效用。因此，这类女性会选择适合于母亲角色但工资较低的工作。

 

“雇主歧视论”认为雇主在收集个人信息方面的成本偏高，收集信息的难度也很大，因此雇主多基于自身在生活中的经验积累，得出母亲的工作效率低、频繁请假等结论。在默认女性劳动力因为家庭工作而中断她们的职业工作这一事实下，雇主可能在招聘和工资方面对女性劳动力产生歧视。

 

流动女性与本地女性的生育代价有何差别

 

我国流动女性属于女性中的特殊群体。她们不仅受到上述生育代价理论提到的因素的影响，同时还受“流动”因素的制约。伴随中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加深，流动人口数量正经历一个急速上升的阶段。2016年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总数已达到2.47亿。近年来，流动人口中的育龄妇女数量和比重在不断增加，据卫计委推算，2012年约有6307万已婚妇女处于流动队伍之中，约占全国已婚育龄妇女的1/4，同时，女性在流动中生育等情况也越来越普遍。生育对流动人口的劳动就业、流动决策会产生较大影响。

 

生育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受城乡二元体制及市场化进程的影响，流动女性的生育行为面临更高的成本，更易受到市场和制度的影响。

 

首先，由于我国人口规模大，劳动力数量多，就业竞争激励，而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平均水平相对比较低，同质性强、可替代性高，因生育失去工作机会甚至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高。

 

其次，相当部分流动人口居住条件较差，自身用于生育的资源就相对有限，一部分流动女性怀孕后会回到老家并在老家生育，造成就业中断。

 

再次，制度上，流动人口的劳动社会保障程度较低，难以获得足够社会支持来弥补生育带来负面影响。

 

最后，当流动女性重新寻找工作时，与本地居民相比，缺少本地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导致其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存在劣势，劳动参与率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容易形成特定的社群，其社会网络特点表现为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导致流动女性生育之后再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缺乏丰富多样的职业选择和宽口径的职业进入通道，与具有丰富社会网络关系的本地居民相比生育代价显得更为严重。

 

因此，对流动女性来说，普遍存在生育与劳动相分离的二元状态，生育有可能成为其劳动生涯的分水岭，生孩子对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负面影响比一般女性更甚。

 

流动女性内部生育代价存在差异

 

不仅与本地女性居民相比，流动女性呈现一定的差异，流动女性内部也存在异质性。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几乎各阶层人口都出现了地理大迁移。每年1月左右，全球最大的人口迁移盛景就会在这个古老而神奇的国度出现，北京西站、广州站等交通要塞人们摩肩接踵，擦肩而过。他们中既有高学历高颜值的白富美，也有挑着年货准备回乡下老家的农村女性。

 

以户籍区分流动女性群体，农村流动女性的生育代价要比城镇流动女性更高。城镇流动女性在高学历层次所占比例远高于农村流动女性。该差异一方面可能导致女性在生育后短时间内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的能力，另一方面教育程度差异导致两个群体从事的职业类型不同。另外，城镇流动女性利用社会资本的能力强于农村流动女性。城镇流动女性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方式更加灵活，能够更好利用各类社会资本获得工作信息，致使她们产后找工作的渠道更多（网络渠道、招聘会、社交关系等），因生育而受到的劳动参与率负面影响更少。

 

以代际区分流动女性群体，老一代流动女性无论在劳动参与率还是劳动时间方面都比新生代流动女性的生育代价更大。无论是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对年富力强、思维活跃人群的偏爱，还是在生理恢复能力和思维意识等群体特征上，新生代都比老一代更容易在生育之后重新获得工作。

 

生育对于大部分中国女性而言是人生必经之路。女性因生育而承受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代价，导致部分女性生育意愿不高。尤其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流动女性在社会保障等方面比本地户籍居民情况差，缺乏幼儿照料的家庭资源，因此她们更加依赖于社会资源对生育行为的支持，良好的社会政策才能有效解决流动女性内在顾虑和外在限制。“全面二孩”政策时代，对职业女性生育代价及其补偿机制的关注已成为当务之急。如果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合适的社会政策层面的解决机制，那么，即使已经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的限制，她们中很多人也只是从先前“想生而不能生”切换为如今“想生而不敢生”，生还是不生，依然是一个让人纠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