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华新民 王作跃

责编｜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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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对中国人来说，在科学技术领域的一件大事，就是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中国人在获奖者名单中零的突破。按中国人的传统纪年法，今年恰逢这个事件发生一甲子，当然是回顾和纪念的好时机。

 

李政道、杨振宁获诺贝尔奖时的身份问题

 

可是，当我们今天来纪念这一让中国人感到与有荣焉的事件时，发现人们对于它还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比如，据我们的粗略调查，有一种观点：李杨二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作为中国人有一定程度的自豪，但是他们毕竟是以美籍华人的身份去领奖的。许多居住在中国大陆或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在回答询问时都有这样的认识。中年人这样认识，或许有其原因，因为自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交往的大门后，李杨以及其他留美科学家访问中国时，都是以“美籍华人”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所以那些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入学的人，自小就把他们当作美籍华人并不奇怪。然而，我们调查发现，那些年届古稀而且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也有不少人这样认为。他们在1957年的时候都是具有记忆的中小学生，他们中大部分人对于1957年发生的这件事没有留下记忆，后来慢慢知道了这件事，但对李杨身份的记忆竟然同年轻人差别不大，认为李杨同后来得奖的美籍华人丁肇中、朱棣文等人没有什么两样。

 

这样的认识是有违历史事实的。近年关于这个问题，网络和媒体是有澄清的，例如本文作者之一华新民在2000年10月的留学生网刊《华夏文摘》曾指出：

 

“李、杨在1957年得奖时，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不仅他们的血统是中国人，而且他们当时的国籍也是中国——不过他们拿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把‘中华民国’籍说成是外国籍，那不成‘两个中国’了吗？李、杨在四十年代出国时，和后来成为‘共和国’研制核弹的英雄人物邓稼先等人一样，都是拿‘民国’护照的留学生。1949年以后，美国承认的还是‘中华民国’，那些不愿意回国报效的‘民国’留学生中的大多数自然是继续做他们的‘中华民国’国民。李、杨就是以这样的身份去领取中国人获得的第一份诺贝尔奖的。”（见“‘别有用心’的诺贝尔奖”，载《华夏文摘》cm0010d）

 

十年前，大陆学者刘明也就李杨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评论道：

 

“这是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颁发给中国人（血统上加法律上的）的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指到2007年为止——引者注）在诺贝尔奖的正式网站上，李政道、杨振宁护照的‘国籍’栏中清楚地标明‘China’，尽管他们当时持有的是中华民国护照。遵照一个中国的原则，从法律上讲，他们当然是中国公民。”（见“李政道杨振宁发现与获奖的科学文化意义——纪念中国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50周年”，《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杭州）2007年第1期 第111-121页）

 

然而，这些澄清只是出现在海外的中文网站，或者在面向少量读者的学术刊物上，加上十几年前大部分中国民众还未进入互联网时代，这种澄清并不为大多数中国大陆的民众知晓。有意思的是，这些年来，中国大陆主流媒体，政府出版的报刊、广播和电视，也都保持沉默，任由这一类的误解在国人之中谬种流传，以至于有些貌似权威的出版物都人云亦云。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Ⅱ》关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人名录中，就将李杨注为“美籍华人”。这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这一划时代事件上空的一团迷雾。如今一个甲子已经过去了，应该是驱散这些迷雾的时候了。

 

为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李杨推翻宇称守恒定律这样一件重大的科学新闻是怎样传播的，尤其是，这个消息是怎样在全球的华人人群中传播的？对中国人的认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大相径庭：60年前中国媒体这样报道李杨获奖

 

由于中国的新闻体制，全国各种报刊对重大事件的报道都是以《人民日报》马首是瞻，自己采访和报道的自由度很小。我们先看一看当时的《人民日报》是如何报道这件事的。

 

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奖人是在10月31日宣布的，这个消息最初出现在11月1日的《人民日报》第五版上不大起眼的右下方，标题是“我留美两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金”，包括标点符号在内全文共225个字。（图一，红色框所示）

 

第二天的第一版上有一条标题为“吴有训周培源钱三强电贺李政道杨振宁”的消息：

 

“新华社1日讯　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周培源和钱三强10月31日代表中国物理学会打电报给我国留美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祝贺他们由于对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理论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电文中说：‘中国物理学家对这一可喜的事件感到自豪’。”

 

全文除掉“新华社1日讯”几个字，总字数包括标点符号共109个。这条消息虽然排在头版，但是属于头版的最次要的位置：那天的第一版有11则新闻标题，李杨得奖的消息被排在右下角，由上到下的三条短讯中的第一条。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政府对李杨二人得奖并没有表态，代之以学术团体“中国物理学会”的三位老科学家向李杨二人发了贺电，而贺电内容的报道也很“节约”，只报道了电文中的一句话。

 

作为对比，我们不妨看一看2015年10月6日的《人民日报》如何处理屠呦呦获得当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消息：屠呦呦获奖是10月5日宣布的，《人民日报》在第二天刊登了这条消息，位于头版头条，（图二）与屠获奖的消息并立还刊登了李克强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总理的身份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贺信，而且在第四版刊登了长篇报道，巨细靡遗地介绍了前一天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得奖者名单的盛况。中国政府处理这个事件和《人民日报》刊登这条消息的“规格”远远高于1957对于李杨获得诺贝尔奖的处理和报道，个中差别一目了然。

 

►图二  2015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

 

同是中国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样值得“喜大普奔”的事件，《人民日报》在前后相隔五十八年的报道如此厚此薄彼，反映出中国官方对这两件事的热情程度之悬殊。众所周知，中国的媒体都是官方的喉舌，除了发布新闻的功能，还有向读者传递舆论导向信息的功能。《人民日报》对于李杨获诺奖消息报道之低调，反映了六十年前的中国官方希望通过报道消息的“规格”给中国大陆的民众传达消息以外的“言外之意”：对李杨获得诺贝尔奖一事不要过分关注和热情。这就部分解释了上面陈述过的事实：在1957年已经有记忆的老人中，他们对于当年该事件要么没有记忆，要么记忆模糊，因为他们的家长多数没有注意到排在报纸角落里的短讯，那些注意到这条消息的家长——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则从报道的规格领会到官方的意思：这样的事不宜津津乐道，只能在家中或熟人小圈子里提起。《人民日报》在二则报道、总共三百多字的介绍中只是说了“中国物理学家对这一可喜的事件感到自豪”，没有指出这是中国的国民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中国大陆的所有媒体也都在这一点上与中央保持一致。无怪乎今天上了年纪的人中只有少数人意识到这一点，以至于在2015年屠呦呦得奖之前，许多人都在发问“中国人何时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直到今天（2017年10月），《中国新闻周刊》还把2015年当作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元年：“2017年诺贝尔奖正于这几天陆续揭晓。今天发的是2012年的一篇旧文，当时距中国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还有三年。”可见，李杨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时不是中国人这个误区是何等普遍和根深蒂固。

 

细说从头：大陆媒体的报道热情缘何一落千丈

 

人们不免要问，1957年《人民日报》对李杨获奖的报道如此简约，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中国操新闻报导决策权的当局对李、杨二人研究成果的意义缺乏认识、不够重视呢？历史的记载似乎不支持这样简单的判断，而是显示出它背后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的政治背景。科学研究是超越国界的人类共同事业，但是一旦进入公众领域，就不可避免有政治因素介入，尤其在1957年的中国，国内的反右斗争高潮、国共两党的隔海对峙、国际上两大阵营的冷战……都或深或浅地同一件原本属于科学领域里的事件纠结在一起。为了厘清其中的来龙去脉，有必要顺着时间的脉络对于这一段历史细说从头——

 

查当年历史，导致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主要论文“质疑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首先发表于1956年的10 月1日出版的美国《物理评论》杂志104卷第1期上，当时李政道的身份是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教授，杨振宁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当时杨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访问，所以论文上有他的两个地址）。他们论文中对于弱相互作用下宇称守恒定律的挑战在1957年的1月份即得到三组科学家的实验结果的证实。其中两个实验组的带头人分别是吴健雄和里昂·莱德曼，他们当时也都是哥伦比亚物理系的教授。吴健雄和莱德曼报告实验结果的论文同时在2月15日的《物理评论》105卷第4期上发表，而且两者都注明是1月15日收到。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在论文送抵《物理评论》的1月15日下午二点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郑重宣布现代物理学几十年深信不疑的宇称守恒定律被推翻，李政道、吴健雄和莱德曼等人出席了这次新闻发布会。于是，一项学术进展立刻成为轰动的大新闻，从学术界关心的课题变成了一个大众媒体的话题。

 

科学研究在美国一般都处于社会焦点的边缘，普通的百姓也不关心高深抽象的学术问题，所以美国的非学术报刊很少报道科学进展的消息。然而，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堪称美国第一大报的《纽约时报》罕见地在头版报道了发布会的消息，标题是“物理学的基本概念据称被实验推翻”，副标题是“核理论中的宇称守恒定律遭到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研究院科学家的挑战”。《纽约时报》还刊登了哥伦比亚大学在会上发布的物理实验报告。《纽约先驱论坛报》在同一天也登载了前一天哥伦比亚大学发布会的报道，标题为：“物理‘原理’出错，镜像反射不真”，并且附了一张吴健雄的照片。（图三）

 

►图三 《纽约先驱论坛报》1957年1月16日

 

由于李杨二人是中国人，在纽约派驻记者的中文通讯社和媒体自然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反应。例如有一家名为“泛亚社”的新闻机构在1月15日当天就发出了一条电讯，标题为“我国两位青年科学家 对宇宙基本定律 指出三个系错误 重要性等于爱因斯坦相对论”。（见香港《工商日报》1957年1月17日第二版）（图四）大概由于抢时间仓促报道，标题和内容多有明显错讹之处。报导说：“两名青年中国核子物理学家（已入美国籍），彼等曾举行试验，有力表明至少有三个宇宙基本定律系属错误，此两科学家一为三十岁之哥伦比亚大学李教授；一为三十四岁之普林斯顿研究院之杨教授。”记者连李杨二人的中文名字都来不及弄清楚，国籍也弄错了，而且记者显然缺乏基本的科学知识，更没有听懂会上介绍的内容，写出来的中文报道不知所云，还把吴健雄做的实验按在李杨二人的头上，在六十年后的读者眼里显得十分可笑。

 

►图四 香港《工商日报》1957年1月17日第二版

 

比较起来，台湾《中央日报》首次登载这方面的消息比“泛亚社”靠谱得多。它在１月１８日报道“中央社纽约１６日合众电”，标题是：“对等性定律（指宇称守恒定律，下同——引者注）被根本粉碎，哥伦比亚大学宣布我三科学家有贡献”。接着在1月19日《中央日报》报道了“罗家伦向吴大猷祝贺”的消息，文章说：

 

“前中央、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氏，昨天专程到吴大猷博士寓所，向这位返国不久的原子科学家道喜，祝贺他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和另外一位中央大学毕业的女学生吴剑雄（指吴健雄——引者注），共同对原子物理学中的一条基本定律——对等性定律，有了新的发现和重要的修正。……吴博士这次由美来台的前几天，杨振宁和李政道曾经和吴博士讨论了几天关于修正对等性定律这件事。”

 

1月27日，《中央日报》全文译载了《纽约时报》1月16日发表的哥伦比亚大学在新闻发布会上发放的物理实验报告。

 

显然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对于李、杨和吴在科学方面的最新成就反应迅速而且十分欣喜，以各种方式表示他们对于这些留美科学家的祝贺与重视。在这方面，他们有很多有利条件：他们有驻美国和联合国的官方代表，而且，李政道和杨振宁当年出国的时候都是由国民政府派出，持有中华民国的护照，无论是政府官员同他们接触，或者他们在台湾的亲友与他们通信联系，渠道都十分顺畅。

 

例如，《中央日报》在2月4日发表了一张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宴请李政道、杨振宁和吴健雄丈夫袁家骝等人的照片，来显示“政府佩慰之意”。当年大部分在美华人也大多认同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2月5日台湾的“中央社”发布纽约专电：华人组织“华美协进社”设宴招待杨振宁、李政道及吴健雄三位“最近因推翻对等性原理而饮誉全球的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因另有约会，未出席。）宴会上由胡适致词介绍，后由李吴两人向听众致简短演说。他们说，“他们的成就主要系受到胡适所指出的格言所鼓励——即研究学问其成功之道，在于大胆的假设，再继以小心的求证。”（见《中央日报》1957年2月7日）

 

相对于台湾而言，中国大陆政府当时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也几乎没有文化科技方面的接触。李杨吴三位在大陆也有不少亲属师友，但是中美间无法直接通信，只能转辗通过香港等地保持仅有的联系。中国的媒体只能通过国际通讯社发布的新闻了解在美国工作的李杨吴三人在物理学领域里作出的最新贡献。我们今天不知道，中国的科学家在何时、通过何种渠道得知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发布的消息。但是根据一份供高级干部阅读参考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收藏），大致可以确定，李政道、杨振宁和吴健雄这些名字和他们的研究工作最晚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新闻发布会之后一个月已进入中国领导人的视野里。这份《宣教动态》（1957年2月17日）刊载了题为“美、蒋大力宣传我留美科学家在原子核物理方面新发现”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后附注了对“宇称守恒”概念的一些通俗知识，十分准确，显然该报道是由内行的物理学家或者咨询过内行之后写的。有理由推断，中国的领导人对哥伦比亚大学发布的新闻开始是有点警惕的，不知道李杨吴三人的工作是否真的重要，以为是“美、蒋”的“宣传”，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知道这些宣传不是虚言，开始重视这一科学领域里的重大进展。而中国大陆公众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发生在几天后的2月23日，《人民日报》在当天头版中心十分显要的位置刊登了新华社22日的一则电讯，标题为“原子核物理学中的一个重大发现 我留美两科学家证明宇称守恒定律不是普遍的定律”，（图五，红色框所示）文章称：

 

“我国留美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发现了原子核物理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新发现引起我国科学界极大的重视和反应。中国科学院特于昨日在北京举行了学术报告会。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理论物理学家朱洪元在会上介绍了这项被国际物理学界注意的发现。赵忠尧、钱三强、彭桓武、张文裕和朱洪元等物理学家都就这个问题作了热烈发言。”

 

《人民日报》还在同一天的第七版上刊登了物理学家于敏的文章“宇称守恒定律是怎样被动摇的”，对李政道和杨振宁的理论和吴健雄的实验验证做了深入浅出的科普。

 

►图五  《人民日报》1957年2月23日第一版

 

3月1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题为“李政道、杨振宁在原子核物理学中的重大发现　引起美国科学界很大震动”的报道，报道说

 

“新华社28日讯　纽约消息：中国留美青年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在原子核物理学中的重大发现已经震动了美国科学界，并且引起了世界物理学家们的重视。”

 

报道还引用了美国主要报刊以及科学家对于这项科学成果的赞扬和高度评价。此后，《人民日报》还在5月1日和5月8日两次报道李杨二人获得爱因斯坦奖金的消息。《光明日报》当时还是由民主党派主办的报纸，它除了跟随《人民日报》登载同样的消息以外，还在5月19日刊载了新华社的电讯，报道杨振宁受法国政府邀请，到法国高等师范学院作学术演讲。可见，中国大陆方面在后来一段时间里一直追踪关注着他们的活动。报道虽然迟了一点，但是从大陆报刊对于此事跟踪报道的来看，不能认为中国大陆的官方对于这项科学成就的重要性缺乏认识。

 

除了公开发行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外，只供县级以上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在1957年3月2日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了李政道、杨振宁的“重大发现”，综述了前面提到的台湾《中央日报》和中央社对于李杨的物理学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最初报道。（图六，红色框所示）《参考消息》原本是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刊登境外通讯社和报刊所载消息和评论的内部报纸，1957年3月1日扩大发行到县级干部。它在扩大发行的第二天就刊载了这样的文章，说明李杨的科学研究工作确已受到中国领导人的关注。

 

在世界各地中文媒体对于李杨吴三人科学研究成就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各方都声称李杨吴三人是中国科学家。如亲国民党的香港《工商日报》在最初的报道中，虽然误以为李杨二人已经加入美国籍，仍然把他们称为“两名青年中国核子物理学家”。《中央日报》则把他们称为“我三科学家”、“饮誉全球的中国物理学家”。中国大陆方面则同样称他们是“我国留美物理学家”、“中国留美青年物理学家”，《参考消息》报道的标题还说李杨二人是“蒋帮极力拉拢”的对象。可见，当时海峡两岸的政府和媒体对于李杨二人的身份是没有异议的，一致称他们是中国的科学家。当然这里“中国”的含义在两岸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一种早期实践。

 

1957年5月以后，李杨吴三人在科学界造成的的冲击波过去以后，关于他们的消息从大众媒体淡出。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半年以后的10月31日，瑞典的皇家科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李政道和杨振宁二人，以表彰他们“对于所谓宇称守恒定律的透彻研究，该研究导致了基本粒子领域的重大发现”。说这个消息出人意料，并不是说人们对他们的科学成就是否有资格获奖有什么保留，而是说，从他们发表质疑宇称守恒定律的论文到获得诺贝尔奖之间只有一年时间，速度之快是史无前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确是出乎许多人预料的。其实，诺贝尔本人在最初的遗嘱里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将奖金“分配给那些在前一年中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这个愿望至少到那时为止，并没有真正实现，因为科学上的突破和创造发明，通常要经过较长时间的验证和确认，一年时间是远远不够的。按照规定，每年诺贝尔奖的提名须在当年2月1日完成，尽管李杨的文章在1956年10月发表，而科学家从来都只相信实验，很少有人会在实验结果出来之前提名他们，而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新闻发布会刚在1月15日开过，也就是说，对李杨的大量提名信是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寄到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像李杨那样的科学突破，从提出假设，到多个独立的实验验证仅仅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即告完成，而且获得科学界一致推崇，至今在诺贝尔科学奖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对于来得多少有点突然的荣誉，台湾官方迅速作出了反应，其外交部长叶公超、教育部长张其昀和驻联合国大使蒋廷黻在当天即向李杨二人发了贺电。张其昀还在当天发表谈话，称“中央社从巴黎传来最好消息，就是我国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二位博士已经荣膺本年度诺贝尔科学奖金。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不仅为中国学术界莫大的荣耀，亦为我全民族增加无限的光辉。”《中央日报》在11月1日头版刊载了美联社发自普林斯顿的长篇电讯和中央社发自巴黎的电讯报道这事件，所用的大标题是“杨振宁李政道两氏殊荣  研究物理成就卓越  共同获诺贝尔奖金”，副标题是“杨李两教授合作研究推翻了‘对等定律’ 当代学者认为科学上一次革命”。该报在第一版共有四个大标题下的通讯对李杨二人的科学成就、经历和家庭作了详细的介绍，并刊登了李杨二人的照片。（图七）《中央日报》在随后的几天都有跟李杨获奖有关的消息报道，在11月2日的报道中《中央日报》提到：“杨、李二人都不是美国公民，但都已获得在美的永久居留权。”而且引用中央社的话说：李杨二人“对于他们是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一事不愿多谈。”11月3日的报道则是中国广播公司通过长途电话对李杨二人的采访内容，还全文转载了李政道用上海话对她母亲和哥哥的问候。

 

►图七  1957年11月1日《中央日报》头版

 

台湾的其他报纸也都把这件事视为全体中华民族的光荣。如11月1日的台北《新生报》登载了题为“不朽功业两青年”的记者专访，报道了对居住在台湾的李政道亲属的采访，记载了母亲和二哥对幼年和求学时期的李政道的许多生动的回忆。文章还提到李政道“出身苏州名门”，其祖父做过很久的基督教会督，父亲抗战前在上海经营工厂。该文也报道了对杨振宁岳母的采访，介绍了杨振宁夫人为“抗战时名将杜聿明的长女公子”，曾在1952年回台湾探亲返美时因签证问题受阻，一年后得到普林斯顿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和美国驻日本大使的帮助才得以回到丈夫身边。……台湾各报对李杨二人的方方面面似乎有说不尽话题。

 

如本文开头提到，中国大陆方面的反应是《人民日报》在11月1日第五版刊登的新华社巴黎讯，全文如下：

 

“斯德哥尔摩消息：我国留学美国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宇共同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这是瑞典科学院31日发表的公报中宣布的。公报说，李政道和杨振宇获得诺贝尔奖金，是由于他们对‘宇称守恒定律’作了精湛的研究，从而导致基本粒子方面的重要发现。我国的这两位物理学家在去年夏天进行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理论研究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动摇了三十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微观世界的一个基本物理定律——‘宇称守恒定律’，不久这个观念就为我国另一位科学家吴健雄在实验中证实。”

 

二百多个字里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词汇，如果不是提到“我国的物理学家”，仿佛在报道一则关于外国科学家的新闻。第二天的吴有训、周培源、钱三强电贺李政道杨振宁的消息出现在第一版，也只有一句稍带感情色彩的话：“中国物理学家对这一可喜的事件感到自豪”。在《人民日报》的其他版面以及此后的一个多月内，没有任何有关李杨得奖的消息，直到12月11日和12日，才登载了李杨二人到达斯德哥尔摩的消息以及关于颁奖典礼的报导。

 

从2、3月份到11月份，中国大陆媒体对于李杨获得诺贝尔奖的报道力度和热情似乎一落千丈。按说，年初的的消息只是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对新闻界发布的，但当时中国大陆媒体对于李杨吴三人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报道虽说迟了一点，其它方面无可挑剔：报道的规格适中——放在第一版的中心位置，内容翔实——新华社讯加上编者注共850字，而且有于敏先生的图文并茂的长篇科普文章，让读者感觉到当局对他们科学成就相当重视。与此相对照，10月3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授予李杨诺贝尔奖代表了全世界科学界对他们二人研究工作的肯定和最高奖励，消息传来，中国大陆媒体报道的规格显然同它的份量极不相称，而且用了平铺直叙的文字来报道这个本应热烈欢呼的事件。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从年初到年底这大半年时间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使得中国大陆媒体对于这样一件事前后有如此冰炭悬殊的态度？

 

政治考量：“在卫星的阴影下”

 

前述1957年2月17日的《宣教动态》所载的文章显示，中国当局在如何报道李杨吴三人科学成就的问题上，政治考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该文在简要介绍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发布会的内容后，立即转入政治话题：

 

“虽然这是物理学中的一件重大事件，但美国和香港各报却反常地、大张旗鼓地予以宣传。据我们初步估计，这是有政治目的的。纽约时报一反科学界惯例，公开发表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宣传性的实验报告，纽约时代周刊以显著地位报道了这一消息。香港真报二月六日、七日也以头版头条加以报道，并连续数日刊载了宣传和介绍的文章，认为这一发现‘震动了世界’、‘等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成就’、认为宇称守恒定律过去与能量守恒定律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香港真报在一篇短文中并将这一事件与钱学森回国对比而宣传说：‘大吹大擂而回到大陆去的钱学森博士如何呢？有若何科学上的巨大成就么？’并接着说：‘周恩来以至中共的宣传和特务人员一定是全力设法争这三位科学家的！’台湾方面也极端注意这一事件，伪教育部已决定授与李、杨、吴三人以荣誉科学奖章，并邀请去台讲学。伪外交部长叶公超在美也曾专门宴请了杨、李二人（吴未参加）。”

 

从这段文字的口气可见，中国的领导人在获知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发布的新闻后，最初的反应很可能是，怀疑美国和台港的报道有政治目的，从而怀疑这是否真是物理学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在观察一段时间并咨询国内的物理学家之后，他们判断，一，这确实是重大的科学发现；但是，二，对美蒋的大力宣传的政治目的需保持戒心。中国报刊后来对于这一事件的报道，是在这两种判断之间权衡后的结果。基于第一个判断，这事应当及时报道；基于第二个判断，报道这件事的时候，要注意分寸，避免产生不利的政治影响。一方面，从政治上考虑，对此进行报道不免会让读者联想到：李杨吴三人的成就是在美国取得的，是接受美国培养的结果，而他们在赴美深造之前是由国民政府时代的教育体系所培养。毕竟当时中国同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停战才四年，国共内战结束也不过八年，中国当局对于美国和国民党这两个对立面敌意甚深，当然不愿意改善对方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当局也意识到这是一项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主要归功于中国留美科学家。这一事实对于鼓舞中国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无疑有正面作用。1957年初的中国正处于相对安定、宽松的时期。前一年里，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准而奋斗”，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波“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两相权衡，当局还是作出了适当报道的决定，所以我们看到2月下旬到5月间中国大陆报刊对于李杨吴三人科学成就的一系列相当客观的报道。

 

然而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国际上发生了一些事件，使得这种权衡的天平发生了严重的倾斜。其中最重大的事件要数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了。《人民日报》在10月6日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条消息，第二天即以“为苏联的伟大科学成就欢呼”为题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社论说：

 

“人造地球卫星和洲际导弹的成功，标志着苏联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已超过了美国而跃居世界首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以自己的光辉的榜样，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社论断言：“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比较，落后是命定的了。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了，而社会主义则有如旭日东升。社会主义本身的优越性和它的无比旺盛的生命力，将把资本主义远远地抛在后面。”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将战胜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其唯物史观的基本信条，但是从这篇社论热情洋溢的文字里可以看出，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这一科学成就大大加强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让他们觉得社会主义制度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刻已经提前来临了。这种“制度自信”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事实上，这个论断正是毛泽东在一个多月后首次公开发表的——11月17日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毛泽东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苏联的两颗人造卫星上了天，这两件事标志了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新的转折点。……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

 

所以在毛泽东11月2日登上飞机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前两天——10月31日，传来瑞典皇家科学院把当年诺贝尔奖授予李杨二人时，中国领导人的心情可能已经不同于年初了。因苏联卫星的发射成功而“制度自信”满满的中国高层领导对于李杨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反应也许不是因为得奖人是中国科学家而欣喜，而是感到自己不容置疑的论断受到了挑战——按照《人民日报》在10月7日发表的那篇社论的逻辑，科学成就是社会制度优劣的指标，而诺贝尔得奖人竟然是在美国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岂不让人觉得二十几天前已被断言“命定”落后腐朽的美国也能有先进的科学？尤其是，诺贝尔科学奖不同于其他奖项，是公认的对科学家的最高表彰，一个国家的诺奖获得者数目是其科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世人显然不会把李杨作为中国人获奖归功于他们出生地中国，只会给美国的科学增添新的荣耀。所以，对于那些坚信东风已经压倒西风的人来说，这个消息显得难以调和。

 

事实上美国确有舆论把李杨的诺奖当作平衡苏联卫星的成就而感到高兴的——

 

“苏卫一号把科学技术与对国家威望的追求如此紧密地连在了一起，从而触动了已被冷战搞得紧张不已的社会神经。因此，当10月31日从斯德哥尔摩传来消息，当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两位华人物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和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杨振宁时，美国人既感到高兴，又有些担忧。当二人于12月份前往瑞典领奖时，美国官员们害怕中国可能会诱惑他们归国或者把他们绑架走，所以‘非常不安地关注着’他们，只有当他们两个人领奖完毕迅速回到美国之后，联邦调查局才松了一口气。”（王作跃：《在卫星的阴影下》第94页）

 

而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对于李杨获奖的大事宣扬，在中国当局的领导人眼里更加无异是给这种舆论战火上浇油。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张其昀在10月31日发表的谈话很有代表性，他说：

 

“现在中国科学家在原子科学上所具的领导地位，业为世界所公认。……（李杨的）重要论文，对近代物理学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贡献，轰动一时，认为一个新的科学世纪行将开始。现在他们获得了全世界无上的荣誉，真可谓实至名归，诚非偶然。”张其昀在谈话里拿苏联人造卫星同李杨的科学贡献相比较，认为“……俄帝且已放射了第一个人造卫星。可是我们要知道，中国青年科学家所做的基本贡献，使俄帝一些科学技术进步，相形见拙，黯然失色。因为李政道、杨振宁新的科学理论正是打击共产主义最厉害的精神武器，而使共产主义的思想完全归于消灭。”（《中央日报》1957年11月1日）

 

——李杨对于宇称守恒定律的研究，揭示了自然规律在镜像对称下的破缺，不幸被政治人物扯进了论战，用科学技术的成就来论证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在这方面，台湾海峡两岸倒是具有高度的镜像对称性。

 

1957年5月后的另一件大事是发生在国内的反右运动。《人民日报》在5月1日刊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但是到6月上旬，中共领导开始把整风转为反右运动。经过四个多月的反右斗争，《人民日报》在10月19日公布了反右的“前线总指挥”邓小平对中共中央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报告说：

 

“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高等学校、某些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机关、文艺团体、政法界、科学技术界、医药界等。……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所以右派知识分子在这次进攻中特别猖狂。”

 

邓小平在这里把高等学校和科学技术界这两个对国家科技发展贡献最大的领域列为右派的主要活动场所。所以从6月份到10月份，科技界的一些重要人物先后受到猛烈的批判。这些批判无法在这篇文章里详述，这里只举全国性批判所围绕的一份名为《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文件为例，来看看当时科技领域里反右运动的声势：这份文件原是属于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的“科学规划问题研究小组”的五位教授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起草的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但是被当作“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受到重点批判。在1957年6、7月间的20多天里，仅《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华罗庚的三篇检讨书。（王扬宗：“华罗庚在数学与政治的夹缝中”，《中国科学报》，2015年1月9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全国委员会在7月份开了四天大会来批判这些科学家和他们的意见书。主管科学技术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在会上说：

 

“右派分子的言论之所以必须反对，……是因为右派分子的这些言论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的深厚的敌意，是因为他们企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篡夺国家领导权。”（7月18日“新华社新闻稿”，见朱正：《反右斗争全史》）

 

这一时期批判文章的标题充满了火药味，例如：“在‘反教条’旗帜的掩护下贩卖资本主义私货  钱伟长是章罗联盟在科学界的掮客”、“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主要设计人曾昭抡开始交代同章罗联盟的关系”（《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民盟高教部支部举行座谈会 进一步揭露曾昭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科学家们在反击右派座谈会上踊跃发言 警告曾昭抡钱伟长不要自绝于人民”（《光明日报》1957年7月17日）从这些领导人和报刊上的言辞可以看出，在反右运动开展以后，他们对科学技术界的知识分子存有何等“深厚的”警戒心，以至于到了要提防他们“篡夺国家领导权”的地步。

 

这样的心态看来改变了中国当局在处理如何报道李杨获奖一事上的平衡点，政治上的忧虑占了上风：除了深恐这个消息会挑战领袖“东风压倒西风”的光辉论断，还因为李杨的得奖使得他们从杰出的科学家上升到世界级文化科学名人的地位，中国的公众必然会希望对他们作全方位的了解，除了科学贡献以外，希望了解他们的家庭、青少年时期在中国的成长经历等其他方面。这就不免会连带出一些事实，是政府希望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的：如杨振宁的岳父是正在服刑的国民党战犯杜聿明，李政道出生在一个有浓厚基督教传统的家庭，他的曾祖父和祖父是上海、苏州地区基督教会的重要神职人员；又如李政道最敬重的恩师之一束星北当时已是极右分子；科技界头号右派曾昭抡、准右派华罗庚和台湾的吴大猷正是当年带着李政道到美国去考察原子弹技术的三位教授，使得李政道得以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因此对于李杨的报道必须控制，以免人们联想到反动派同得奖人李杨的关系，从而减弱对右派分子的攻势。如果说在年初还有上海《文汇报》在2月份刊载了题为“访杨武之教授　谈杨振宁和他的成就”的采访，那么李杨获奖后这类“花絮”“八卦”文章就完全绝迹了。这些因素影响到10月31日大陆对来自斯德哥尔摩的消息所作出的正式反应，从而出现本文前面已经叙述过的情况：报道规格降低到聊胜于无的水平，二百余字的消息置于第五版边缘，官方完全不表态，代之以在第一版的角落里刊登三位老科学家电贺李杨二人的消息，字数一百余，最后借他们的一句话略表作为中国人的心情：“可喜的事件”。

 

这种冷处理或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大陆当局争取杨振宁回归祖国的努力没有成功。在李杨吴这三位科学明星中，杨振宁是回国倾向最强烈的，因为他父母都在中国大陆，而且父亲多病，他一直希望有机会至少是回国看望父亲和家人。上述1957年2月17日《宣教动态》的那篇文章中提到：

 

“去年苏联召开物理学高能粒子会议时，美国的两个理论物理学家向我代表转达杨振宁有回国之意，后由钱三强去信给杨，劝其回国并暗示杜聿明尚健在，无需顾虑。去年物理学家张文裕由美回国时，杨曾向张表示：已收到钱的信，很感谢，但回国仍有顾虑。后由杜聿明亲笔写给杨一信，已发出，但仍无回音。”

 

不过这些事都发生在1957年1月之前，当时杨振宁虽然已经在物理学界崭露头角，还没有成为新闻人物。到了1957年春天，杨振宁被邀请在夏天到瑞士日内瓦工作几个月，于是给家中发了一封电报，希望父亲能到日内瓦同自己和从未谋面的儿媳与孙子团聚。杨武之接到电报后上书周恩来表示愿意趁会晤的机会争取他回国工作。当时杨振宁虽未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已经在国际上成为明星人物，因此很快得到了周恩来和聂荣臻批准。杨父于7月6日搭乘图-104飞机经莫斯科去日内瓦与儿子一家会合，于8月23日返国，其间中国驻瑞士大使冯铉及参赞趁机访问了杨振宁夫妇，杨也到使馆回访，在使馆观看了反映中国建设的纪录片《鹰厦铁路》。据内部通报称，杨对使馆人员表示回国是早晚的事，但因研究工作尚需继续进行，美国的条件和设备较国内为好，故暂时不拟回国。杨武之回国后对政府帮助他去瑞士与儿孙会晤深表感激，并交回一部分路费（杨振宁给了他一笔钱）。（“关于杨振宁的一些情况”，载《宣教动态》1957年11月19日）看来中国政府当初支付了他的路费，因为他申请去日内瓦时，对政府说的理由是争取儿子回国，而实际上公事未成，这次旅行成了私人的家庭团聚，交回部分路费大概也包含无功不愿受禄的意思。

 

杨武之争取儿子归国之行正是国内反右运动高潮时期，杨振宁大概也从新闻中了解到若干熟悉的师长如曾昭抡、钱伟长和华罗庚受到运动冲击的情况。另一方面，他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也非一年前可比，这大概是他对回国一事更为犹豫的原因。杨振宁对使馆人员“暂不回国”的表态估计是父子商谈后得出的结论。对于中国当局来说，反右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科技界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种种不满和批评已经加深了这样的印象：不仅是人文、政法界的知识分子，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也一样有不少人同党离心离德。杨武之劝说儿子回国失利，为这种印象增添了一个新的例证。

 

中国政府代表为何缺席当年诺奖颁奖典礼？

 

到了12月份，李政道和杨振宁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中国大陆方面的报道仍然保持了低调的“冷处理”方式。《人民日报》12月11日在第6版的右手边缘刊登了一条短讯，标题为“李政道和杨振宁到达斯德哥尔摩　我国驻瑞典使馆人员去机场欢迎”，全文如下：

 

“新华社10日讯　斯德哥尔摩消息：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中国两位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于8日下午偕夫人抵达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金。我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徐中夫，瑞典外交部、瑞典科学院及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代表均赴机场欢迎。”

 

字数仍然是109，是这一版字数最少的一则消息。有意思的是，同一版上还以几倍的篇幅刊登了题为“苏联科学家介绍李政道杨振宁等人的工作 确定宇称并不守恒是重大科学成果 苏联兰道院士的‘复合反演论’解释了同类现象”的文章（图八），标题和内容给人的印象是，李杨吴的工作“是重大科学成果”，得到了苏联科学家的“确定”，而苏联兰道（也译为朗道）院士的“复合反演论”似乎也不亚于李杨的理论。应该说，朗道是杰出的物理学大师，他读了李杨论文的预印本之后先是反对，到了1956年10月改变了态度，基于宇称不守恒也做了中微子二分量理论的开创性工作。（赵天池：《天之语物之道》246页）但是毕竟李杨理论在先，朗道理论在后，世所公认。

 

►图八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1日第6版

 

而12月10日的正式颁奖仪式的报道则出现在《人民日报》12月12日的第五版左下角，这个报道更加“惜字如金”——标题是“李政道杨振宁接受诺贝尔奖金”，全文是：

 

“新华社11日讯　斯德哥尔摩消息：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中国的两位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10日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举行的仪式上接受了奖金和金质奖章。”

 

这篇短到不能再短的电讯只有一句话共60个字，外加一张照片，照片说明是：“12月10日，中国物理学家李政道（左）、杨振宁（中）在斯德哥尔摩接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右）向他们致贺。”

 

从此以后，李杨的名字和他们的研究工作就在中国的公众媒体上几乎完全消失，只是在普及科学知识和报道外国专家访华时偶尔提到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十几年，到1970年代初才有所改观。

 

《人民日报》12月12日的报道除了极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没有提到中国的官方是否出席了颁奖仪式。这一点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当时中国和瑞典已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在斯德哥尔摩驻有大使。《人民日报》前一天报道李杨抵达斯德哥尔摩的时候，还提到“我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徐中夫”也在赴机场欢迎的人群之中。可是到了正式授奖的仪式上，中国官方的代表反而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不见了。显然，这不是记者的错失，唯一的解释是：这个重要的仪式上确实没有中国的大使或其他代表在场。实际上，这个蹊跷的缺席在当时就有少数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注意到了，只是在反右开展后的肃杀政治氛围下，没有人公开说出来而已。不能公开说，各种传言就流传开来，有的说是因为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派员出席了授奖仪式，中国大陆的政府代表拒绝出席以示抗议；也有的说，因为李政道、杨振宁在受奖演说中表示了对美国的感谢之意，中国大使当即退场。总之，结果是《人民日报》完全不提中国的大使是否在场，只用了一句话打发了这个全体中国人本应该感到光荣的里程碑事件。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中国的大使为何不像其他获奖者祖国的大使那样，光荣地坐在颁奖仪式的大厅里？六十年来，这个疑团没有人澄清过，成为1957年李杨获得诺贝尔奖事件中的一大盲点。本文作者希望能在这里尽可能如实地还原当年《人民日报》用几句话带过的那些事背后所发生的一切。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0月31日宣布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它给自己的政府出了一道难题：这两个得奖人来自美国，可是他们不是美国的公民，而是中国的公民，持有“中华民国”的护照，而这是一个同瑞典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同瑞典有正式外交关系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情况可能是瑞典政府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为了防范意外的发生，当局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安全措施。《纽约时报》12月9日刊登了一篇报道，题为“瑞典保护两位诺奖获得者”。文章说：

 

“瑞典当局对两位由美国抵达的诺贝尔奖物理学家，采取了二战结束以来未曾有过的安全措施。……只有两名记者知道他们飞机降落的时间”为什么这么做？该文章说：“中共大使馆的三位官员等待在机场迎接，以便提供一切可能的途径，让两位持‘中华民国’护照的获奖者尽快返回中国。两位乘坐的SAS航空公司飞机先后降落后，等在跑道边上的迎宾轿车立即分别接上，送往城里的宾馆。……官方表示，李杨停留期间瑞典将阻止中共试图与他们接触的任何行动”。

 

前文已经提到美国当局对于“中国可能会诱惑他们归国或者把他们绑架走”的担心，这种如临大敌的安全措施显然是美国同瑞典政府商定的。

 

美国和瑞典政府的这种措施实际上是无限夸大敌情的冷战思维。中国当局其实没有这种意图。同一篇《纽约时报》报道说，当时有记者问中国使馆去机场接机的文化参赞徐中夫，中国政府是否打算促使这两位科学家回国，参赞的回答是“这要由他们决定。”杨武之在八月份从瑞士带回杨振宁“暂时不拟回国”的信息，使得中国当局知道争取他们回国需要从长计议，现在他们得了诺贝尔奖，争取他们近期回国就变得几乎是“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了。

 

从目前所能收集到的资料来看，中国当局只希望同他们保持一定的联系渠道，以便作长期的工作。而这一任务落到了物理学家张文裕先生的身上，这是因为张先生一年前刚从美国回到中国，回国时还带回了李杨在1956年10月1日发表的那篇文章的预印本（1956年6月22日发布）。张先生跟李杨二人在西南联大时期有师生之谊，在美国时，又因为从事同一领域里的研究，跟李杨二人有很多交往。此时他正被派往莫斯科郊外的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那里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核子研究中心。从莫斯科到斯德哥尔摩去也十分方便。

 

据杨振宁先生2011年在清华大学接受本文作者之一王作跃访谈时透露，张文裕去瑞典时还带了一封杨振宁岳父杜聿明给杨夫妇的信，但张在机场迎接杨振宁夫妇受到瑞典政府阻挡让杨很不高兴。他特意告诉瑞典方面他希望张文裕能参加诺奖授奖典礼和晚宴。但授奖典礼当天因为知道有一位台湾中央社记者洪珊将出席，中国大使馆临时决定抵制授奖典礼，从而导致了中国大使韩念龙和张文裕缺席。美国《新闻周刊》杂志（1957年12月23日号）在一篇题为“这些中国人的选择”文章里特意提到，在授奖仪式上中国大使的椅子“是整个大厅里唯一空着的”。张文裕缺席典礼让李杨非常失望。他们在典礼结束后打电话力邀张参加当天的晚宴。到了晚宴时，可能是由于张文裕的坚持，中国大使馆终于同意张文裕参加。而等到张到场时，晚宴已经进行了一半。据《新闻周刊》上述报道，中美两国大使都没有被邀请参加当天的晚宴。

 

杨振宁先生这一段回忆同《纽约时报》关于瑞典当局的超常安保措施的报道是一致的。也同台湾的《中央日报》12月10日的报道一致，该报道说：

 

“瑞典当局曾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以免这两位中国物理学家受共党分子的烦扰。关于他们的到达时间，新闻全被封锁。”“匪伪‘大使馆’的‘文化随员’曾率领另二人在机场伫候终日。”“当李杨两博士下机后，匪共人员趋前向他们说：‘我们向两位祝贺’时，这几名匪共人员即被瑞典外交部代表推开。”

 

从杨振宁先生的回忆和各方报道来看，瑞典方面确实按照惯例，为授奖典礼邀请了获奖人祖国的使节，也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尽管得奖人的国籍是“中华民国”，仍把请柬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贵宾的椅子都为他准备好了。韩念龙大使也确实已经做好出席典礼的准备，结果却因为在最后时刻发现有台湾“中央社记者”的出席而作罢。由此，中国的官方代表缺席李杨授奖典礼的原因真相大白：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不愿意同“中央社”记者同时出现在这个全球中国人应该共同欢庆的场合，致使授奖典礼上为中国政府代表留的椅子一直引人注目地空着。

 

事后来看，这个决定应该说是失策的。“中央社”虽然是台湾当局的官方通讯社，它的记者到场采访，国际上没有人认为有代表政府的意义，当年韩大使显然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张文裕本人很可能是不同意抵制授奖典礼的。他后来“单刀赴晚宴”起了一点亡羊补牢的作用，但不能挽回大使缺席造成的损失，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了一个宣示自己是这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祖国的历史机遇。

 

另外，还可以猜测，授奖典礼上中国大使的缺席，使得李杨在这个国际瞩目的场合成为没有祖国代表前来庆贺的“海外孤儿”，从而给李杨的心理蒙上一点阴影，疏远了他们对这个政权的感情。他们会觉得这个初次近距离接触的“祖国”，有点“天威难测”，因为一个台湾记者的出现，竟可以拒绝出席他们的庆典。或许，这种心理阴影对李杨在1960年代初先后作出加入美国籍的决定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我们确切知道的是，杨武之和张文裕的努力并没有说服李杨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尽快回国访问或定居工作。他们也确实在当时没有去台湾，但是对于回大陆，他们显然顾虑更多。当时中国和美国处于敌对状态，连基本的民间直接通邮都没有。从工作条件来说，稳定而良好的研究环境，同行之间以及理论和实验之间的迅速通畅的交流，回中国后这一切都势必变得十分困难，他们的研究要想保持在国际水平的最前列，恐怕很难做到。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也许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李杨大概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思想同中国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格格不入的，李政道在1951年送芝加哥大学的校友巫宁坤归国时就说过自己不回国是因为“不愿让人洗脑子”的话。（巫宁坤：《燕京末日》）杨振宁在授奖当日晚宴上的简短演说中也说了一番可能会引起中国当局“误会”的话，据美联社报道，他“追述了1900年中国义和团所发动的驱逐外国的起义，外国联军平息了这次起义, 向中国索取了赔款。杨振宁说: 美国立即归还了它所获得的一份赔款，供教育学生之用。这种措施足以说明美国是怎样的国家。我就是这种措施的一个直接的受惠者, 所以我把自己奉献给渊源于西方的科学。”（见《参考消息》1957年12月13日）

 

除了思考，还有忧虑：据“关于杨振宁的一些情况”一文（载《宣教动态》1957年11月19日）记载，陪同杨武之先生前往瑞士的张象昺说，杨振宁“对于思想改造很反感”，而且“认为中国目前是太平的，但是十年二十年目前这一批老的领导人员过去以后，会不会再乱起来，是很难说的，希望给自己的孩子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认为美国不会内乱。杨一见到张没有五分钟就提出这个问题，张并没有说服他。”这些文字应是张象昺先生回国后的汇报（张的儿子张守廉是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好友，也滞留美国未归），如果他没有歪曲杨振宁的原意的话，显示了杨先生对于中国政治稳定的深深忧虑。历史后来的发展被他不幸而言中：1966—1976年间，中国果然发生了一场大动乱——“文化大革命”。假如他当年回国的话将会有什么样的遭遇，我们无法猜测，但有一点大体可以肯定：他的孩子将不会有“一个安静的地方”，而极可能象许多五十年代海归的子女那样，成为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小小的历史插曲的时候，不能不佩服杨振宁先生对历史的洞见和深谋远虑。

 

作者介绍：

华新民，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物理学博士，美国宇航局退休科学家。

王作跃，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历史学博士，留美华人科学史家，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