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贾鹤鹏

责编 | 李晓明

有关克隆猴诞生的消息让媒体蜂拥而上，加上可爱的“中中”、“华华”的萌态不断刷屏，这让2018年新春多了一道创新大礼。

有关这一成果的重大意义，无需赘述。但笔者更想探讨这一研究对于中国的科技创新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尽管中国仍然缺乏具有领军性质的原始创新，通俗地讲也就是具有潜力问鼎诺奖的成果，但科学本身而言，是否问鼎诺奖一定是最重要的目标？在笔者看来，克隆猴这一成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活动正在不断深入的体现。

实际上，同样的问题也可以应用到探讨工业界的创新路径。今日中国尽管已经成为了高技术产品的最大生产国，电信设备等领域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已经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创新政策学者仍然认为我们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看似产业界的创新话题与“中中”、“华华”的成功诞生风马牛不相及，但实际上，两种创新背后的逻辑可能一致，中国社会对两者的影响因素也高度相似。

丰收克隆猴

克隆猴的重大成功，仍然是得益于中国在科研方面的优势，那就是跟踪、模仿和利用后发优势以及技术优势实现超越。

从克隆多利绵羊开始，克隆技术已经发展了20年，各种克隆动物纷纷诞生，连一度名声扫地的韩国科学家黄禹锡也依靠克隆狗重归江湖。但这期间，灵长类动物的体细胞克隆一直进展不顺利。中国科学家通过持续的努力和技术攻关来突破了细胞遗传物质植入、分离、被植入的卵细胞的遗传机制启动等重大难题，这不能不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突破。但在科学上还不能像率先提出克隆理论或者将皮肤细胞分离为多能干细胞那样被称为划时代的科学成果。因为其中没有体现出足够的原创思想。

但尽管如此，这一成果仍然让人非常兴奋。这主要在于，这个工作的团队负责人孙强博士没有海外留学或博后经历，甚至本科和硕士都不是985高校，本科是内蒙古的地方院校（本科不是985或211院校如今似乎是一个找工作的硬伤）。此外，论文的主要工作由博士后刘真为主的团队实施。刘真2010年开始在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读硕士，两年后跟随导师开展体细胞克隆猴项目直到现在，放弃了去美国顶尖研究所的机会。这看似不起眼的细节说明，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的技术手段，在中国科学家群体中，已经深入到很多努力、执着和刻苦的科研人员了。这才是一个更加值得祝贺的进步。

此外，我们也看到，大多数报道这一科研成果的媒体，都提及了伦理问题，而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对此问题也不回避。这是非常可喜的。中国相比于西方，在克隆、干细胞和其他遗传技术研究上具有伦理优势。这不是说我们政府管理松懈，而是说中国不同于基督教文化浸润的西方社会，对生命有不同的见解。但这种不同决不能演化为无视伦理，或者不过是把伦理问题等同于在形式上通过IRB（伦理审查委员会）从而能被接受发表，而是要对其正视、重视，也要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用好这一优势。

后发优势与大国路径

“中中”、“华华”成功克隆的背后，实际上也有另一个可能有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中国体制特点决定的资金投入优势。

按照克隆猴项目的介绍，研究持续了5年（如果把平台建设等基础准备工作加上，时间肯定要大大延长），投入的科研资源一定不少。这实际上，与我们大多数科研人员的基金使用经历形成了一个鲜明对照。君不见，科学界坊间都是抱怨，基金、尤其是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的大课题，从开题到申报截止时间短暂，而基金的执行期也非常僵硬，课题费到账慢，到了之后又有很多报销限制。诸如此类的各种困难，为何能让若干需要持续多年，大量投入的项目仍然取得成果呢？

笔者多年来像大多数科学家一样，认可自然基金委的自由竞争式的研究方向。实际上，科学界是参照基金（尤其是面上项目）操作思路，在抱怨由行政官员主导的国家课题。

无疑，从长远来看，这种行政主导型的课题管理对鼓励真正原创的科研体系束缚颇多。但就理解现有的各种成绩来看，这些思路并非完全乏善可陈。首先，对于大项目来说，对资金使用的产出需要有更大的把握，跟踪世界先进方向的追踪研究无疑是最保险的。但这种追踪可能并不是像包括笔者在内很多人抱怨的一样，完全没有创新科研。

的确，在科研方向性上按照别人定好的路线不算原始创新，但过去的研究很可能是一个个看似能连成一条进步路线的点，而这条路线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缺口。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中国科学家的优势，尤其是高投入、注重工艺与细节以及团队作战等优势，往往可以取得很多科研成就，而这些成就看似是追踪的产物，但它们也不是没有可能构成新的科研方向或二次原始创新。

大课题的追踪式研究的第二个既往被忽视的亮点，与科研的分包不无关系。大课题不可能由中标的大科学家一个人的实验室完成，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要分包成很多子课题甚至更小的单元。过去，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是内部人游戏。但这些非公开竞争的研究子课题，也很可能是成绩诞生的摇篮，因为相比于自由竞争，这种分包过程往往是承担者和发包者彼此都很熟悉，都相对清楚对方能做到什么地步。当科研压力很大而又不可能随便草率交差时（熟人社会的特点），这种“小作坊”做法反而有可能诞生新的创新。

而且，中国还有另外一个绝大多数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大国体量。这种大国体量的优势在于，被领导人认可的研究方向上可以短时间内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资金。

产业界的高歌猛进

大国优势不仅仅体现在基础科研上，在产业界可能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笔者发现，我们对中国企业缺乏原创技术的担忧和埋怨还没有一点好转的时候，中国企业突然开始雄起兼并拥有诸多原创技术的西方企业，最近的例子包括海信对东芝家电的兼并，较早一点还有当时很多人都不看好但目前进展顺利的吉利汽车对沃尔沃的兼并。

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按照Clarivate Analytics（科睿唯安：原汤森路透旗下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以核心专利持有为标准的世界创新百强的划分，中国企业只有华为上榜。但与拥有技术相比，中国的杰出企业已经拥有了市场和庞大的并可以随时升级换代的生产能力，尤其是在电子、通讯等高科技行业。按照最近比较有名的宁南山的强国专栏所述，现在中国企业只剩下汽车和能源行业还没有一统江湖。

宁南山专栏的说法从技术层面来看可能过于乐观。中国企业到目前为止，确实在单纯技术上讲，还没有原创到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方向，正如学术上一样。即便是唯一一个两次上榜世界创新百强的华为，虽然被部分媒体称为拥有5G通讯的话语权，但华为主导的5G通讯的技术路线的核心研发，仍然是国外大学和机构完成的。但华为作为最大的生产者，有足够的实力和底气让技术研发部门在特定技术上“归顺”。

早在2011年，当时的佐治亚理工的科技政策教授Dan Breznitz就在其名著The Run of the Red Queen: Government, Innovation,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中提到，中国已经在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上体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并不需要格外担忧原创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如今，有两方面的趋势进一步促进中国优势的强化，让中国虽然仍然没有走到原创技术的领导者层面，但已经依靠大国优势在攻城略地。

首先，随着科技全球化的发展，研发越来越与生产分离，而经过时日，生产能力拥有者也不断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排他性壁垒，并非有钱买了设备立刻就可以开工。就像苹果的CEO库克在回应川普呼吁苹果把生产基地迁回美国时说，全美国（能生产苹果的）工程师可能坐不满这个屋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大国优势又让制造基地可以通过内迁等办法冲销成本上涨。而作为大国使得中国企业拥有的市场议价能力，又让任何原创技术拥有者不能肆意定价。

其次，研发本身也在不断分化，不断分包。这就让拥有市场和统一研发能力的中国大企业的议价能力不断增强，并且随着资本流动，可以将兼并作为一种议价选项。

在本质上，这种大国国情决定的利用后发优势的产业技术发展路线，与基础科研并无不同。只是传统上，基础研究更加强调高度原创的那个部分，认为它代表了基础研究中创新的全部含义或至少是绝大多数价值，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完全如此。

颠覆式创新，颠覆了谁？

在肯定中国创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仔细思考时下很多流行的表述，比如用诸如“颠覆式创新”这样的词汇来表明中国在科技创新上已经“领跑”。中国取得了成绩不假，原来被认为没有有效利用的资金也实际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这些都不能用来证明我们“颠覆式”地从跟跑者变成领跑者。

先从产业界的技术谈起。我们发现，在中国，跟跑仍然是压倒性主流。只是跟跑速度加快，而且经常不屑于在常规跑道上跟，我们并不仅仅是所谓弯道超车，而是有时候其实不屑于超车，在生产和市场占有上的大国优势，让我们有了更多的底气。

但另一方面，国家研发政策的导向仍然是如何从跟跑到领跑。由于决策者在很多情况下，其实不知道领跑该如何领，所以导致以是否拥有原始创新（核心被引专利或独占的技术秘密）为主要衡量手段的跟跑到领跑的研发创新战略经常失效。具体表现就是，国家投入巨资的国家工程实验室或科技重大专项的攻关结果，与企业需求相差较远。但好在在市场上身经百战的企业，特别是优秀的民营企业的技术升级在不断加速，可以根据自己对市场的判断而不断扩展技术版图， 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否领跑对企业并不重要。

换句话说，时下比较流行的词汇“颠覆式创新”，其实不是在取代领跑者的原始创新能力，而是在颠覆这些原始创新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也一直在颠覆科技政策领域专家们的认知。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基础科研。当能否领跑作为衡量创新能力的主要评判标准时，决策者实际上依赖的是跟跑路线。CNS和牛刊发表记录往往是跟跑路线的最典型体现。因为CNS需要发表热点领域、热点议题的文章以维持和提升影响因子，所以单纯靠CNS发表是不能证明那些孤独的领跑者的。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跟跑事实上产生的各种可能对将来科研起到领跑作用的研究成果反而被忽视了，至少不如CNS和其他牛刊的发表记录含金量高。

在这些跟跑出来的成果中，也许就会孕育出将来领跑的种子。但最终种子是否能生根发芽，则决定于很多因素，包括合理的科技政策。反过来，如果全部研发战略的设计核心就是实现（用跟跑语言描述的）所谓领跑，那我们不但不能颠覆领跑者，最终颠覆的恐怕还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