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何丙郁先生是海内外闻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继李约瑟博士担任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长达12年。2014年何先生去世前向家人表达过捐助中国科学史事业的愿望，最近何师母冯美瑶女士及其家人联络李约瑟研究所梅建军所长并汇款50万英镑。2018年6月9日，藉李约瑟研究所之友联谊会在北京科技大学成立之际，以何先生捐款为基础的何丙郁奖学金正式启动。

为缅怀何先生对中国科学技术史事业做出的特殊贡献，本号特刊发刘钝先生的这篇旧文（原为何丙郁教授邀请刘钝先生为其回忆录《学思历程的回忆：科学、人文、李约瑟》所写的序言）并加配相关图片，以便更多公众了解何先生在科学与人文两大领域间游走的经历，以及他在国际学术界获得同行尊重的原因。

►何丙郁先生

 

撰文 | 刘钝（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

责编 | 程莉

 

游走学者的回忆

 

去年底收到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潘国驹主席寄来的何丙郁教授新著，立刻为其新颖的书名所吸引——Reminscence of a Roving Scholar，内中rove这个词本有“漫游”、“流浪”的意思，按此原书似乎可以直译成“一个游走学者的回忆”，而何丙郁先生游走的世界，正如副标题所显示的那样，是“科学、人文和李约瑟”（Science，Humanities and Joseph Needham）。

 

平心而论，以上面三个主题词为交集来一个“煮酒论英雄”，纵使放眼全世界的学者，本书作者何丙郁先生的名字也会排在最前面。作为一位出生在英属马来亚的华裔学人，何丙郁先生从小接受英文教育，大学主攻数学和物理，毕业后在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当物理教师，上世纪60年代成为吉隆坡马来亚大学的中文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70年代出任澳大利亚格里斐斯大学当代亚洲研究院首任讲座教授兼院长，80年代主香港大学中文系并任讲座教授，90年代由李约瑟博士钦点担任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先生精通世界多种语言，甚至包括一些方言，“一身兼任了科学史工作的筹资者、组织者、宣传者和研究者，以他特有的才能，穿梭于欧亚澳美四洲”（席泽宗院士语），当之无愧地入选澳大利亚人文学院、台湾“中研院”，以及总部设在莫斯科的欧亚科学院院士。

 

             

►何丙郁先生回忆录新加坡简体字版封面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06）

 

►何丙郁先生回忆录台湾繁体字版封面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2012）

 

从书中得知，何丙郁先生1926年生于马来亚一个叫甲板（Papan）的小镇，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父亲从广东军界退出后移居南洋舌耕为业，用粤语教《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等，还有艰深一点的《四书》和《左传》；他也从父亲的藏书中读到汤姆生（J. A. Thomson）的《汉译科学大纲》，并由此启发了自己对科学的兴趣。生活在一个华、马混杂的地区，父亲曾以《孟子•梁惠王下》的“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为训，告诫他要博采众长，尊重当地文化。七岁那年，父亲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他送到当地的英语学校去读书。何丙郁先生后来认为中国人的“学以致用”和西方的“为知识而知识”是可以相容的，这与他早年生长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中，以及父亲教导他要宽容地看待异质文明是有关系的。

 

三次重大选择

 

成年以后，至少有三次重大的选择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第一次是1952年博士论文的方向和题目。当时何丙郁先生已是位于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物理系副讲师，在气流测量方面做过一些很好的工作并参与指导核物理课程的实验。这一年他在英国《暖气与空调设备工程学会学报》上发表了处女作，内中提出一个关于温度、湿度和气流对居民舒适影响的公式。但是不久他就对这种工作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因为他意识到个人的感觉是不好用物理参数来衡量的。也正是在此时，兼任文学院院长的数学家奥本涵（Alexander Oppenheim，非主持曼哈顿计划的那位美国物理学家Robert Oppenheimer），听到他在学校数学会所作的一个有关中国古代三次方程的演讲，遂建议他转向研究中国科学史，这样在理学院注册的何先生就跨系师从文学院院长从事《晋书·天文志》的研究，并因缘际会地结识了李约瑟博士。

 

第二次是1963年接受吉隆坡马来亚大学的聘请出任中文系主任和讲座教授。这时何丙郁先生在学术界已站稳脚跟，当年担任其博士论文校外答辩委员的两位学者——李约瑟和哈特讷（Willy Hartner，德国从事阿拉伯天文学史研究的权威），都想将他罗致身边，而何丙郁在剑桥访问两年之后回到新加坡，被任命为该校仅有的两个“Reader”（英国俗称“无讲座教授”）之一，并在物理系开设科学史课程。在剑桥的时候，何丙郁亦曾旁听固体物理学课程——由于不久前半导体晶体管的发明，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热门的科目，也曾有过同几位顶尖科学家打交道的机会。正是这段经历，使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要想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一席之地，就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而且阅历越深标准就应该越高。

 

关于这一点，何丙郁总是不忘父亲当年评价一位前清榜眼书法时说过的话：“假如这些字出于别人之手，可以说是美轮美奂，但是以榜眼的身份来挑剔，就显得缺少个人风骨。”而李约瑟博士也从另一个角度对他给予忠告：“在一个研究条件较差的大学，你绝无可能成为一名杰出的物理学家；但如转而从事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虽然没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日后也可建功立业。”因此当吉隆坡的聘书到来之际，何丙郁考虑的是：要继续研究中国科学史，一个中文系的位置远比物理系的位置有利，而吉隆坡将为他提供一个当时世界上唯一以中国科学史专业任讲座教授的机会。

 

 

第三次是1990年接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一职。此时何丙郁已是世界知名的学者，在澳大利亚享有优厚的讲座教授待遇，在海峡两岸、东南亚和日、韩都有很高的人望，跑到剑桥当一名无薪所长，除了筹钱维系研究所的生存之外，还要应付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应该说是一件极为棘手而于个人得不偿失的工作。考虑到李约瑟本人和各方面人士的信任，更为了使老博士在西方开创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薪火相传，何丙郁毅然接受了这一职位，在剑桥当了12年的义工。从书中知道，当时支持李约瑟研究所的机构有三家，即剑桥的东亚科学史信托会，以及分别设在香港和纽约的东亚科学史基金会。

 

围绕着研究所的运作出现分歧是难免的：剑桥信托会认为自己拥有管理研究所的主权，香港和纽约方面则认为自己是股东，当然有权对研究所的方向以及管理人选进行干预，再加上李约瑟本人和他身边的一些老朋友，何丙郁先生发现自己有四个“雇主”，而为人处事的洒脱与厚道使他在困难的环境中游刃自如——“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免得顾虑四个不同意见的雇主之间的分歧，这是唯有当一个义务所长的人才能享受的权利。”更重要的是，通过何丙郁先生、他的同事，以及他的后继者们的努力，李约瑟研究所修复和发展了同剑桥大学的良好关系，不但成功地继承了李约瑟博士撰写《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宏伟计划，而且发展成西方世界一个名副其实的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研究中心。

 

 

“两种文化”与历史中的科学

 

对何丙郁先生在中国天文学史、数学史、化学史、物理学史等方面的那些具体工作，以及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脉络进行评点，那将是为他的学术文集撰写导言者的任务。但在匆匆追溯了何丙郁先生在不同地区和不同领域的游走经历之后，我还是愿意从大处着眼，特别介绍一下他的文化观和历史观，他如何看待历史上的科学，以及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科学等等。相信这位睿智的前辈的亲思亲历，对于我们今日客观地认识历史、体验和欣赏人类文化，以及从事科学史研究都可以提供有益的启发。

 

近年来我一直留意斯诺（C. P. Snow）提出的“两种文化”问题，因此也就特别关注何丙郁先生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看法，以及使他最终成为一名两栖学者的原因。何丙郁先生写道：“科学有助于人文，而人文也有助于科学；科学不能逃避历史，但是能够创造历史。

 

由于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新知识积累越来越多，学科划分也越来越细，而且还有新的学科不断出现，20世纪初以来人们所担心的文科与理科之间的鸿沟现在变得越来越大。”因此建议“研究人文科学的人们不妨多了解一些科技，不仅可以赶上时代，而且或许可以促进对人文学科的认识；反过来，从事科技专业的人们说不定也可从人文作品中找到可资利用的养分，至少可以开拓视野，砥砺思考的能力，陶冶高尚的情操，从而培养健全的品格。在这方面，科技史可以成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一座桥梁。”

 

何丙郁先生书中有一小节的标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传统中国科学史”，这正是他从80年代以来致力于中国古代数术研究的一个动因。何说，早年受邀参加《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写作计划时，必须尊重和采纳李约瑟的观点；而李是以一个20世纪中叶著名生物化学家的立场来探讨中国科技史的。到香港后何先生就想起父亲关于不可一味模仿他人的遗训，开始尝试从传统中国人的角度来探讨一些话题。他认为：我们谈及中国的传统科技史，应该力图和当时的人们易地而处，考虑传统中国人所分析和理解的自然问题以及他们如何利用这些分析和理解。宋代的张载、邵雍、朱熹等都有自己的学说以解析自然界的各种现象。

 

当代研究科学史的人们往往认为这些理学家们主要关注人事，充其量只能算是哲学家，而他们的工作不被看作科学。但是“很少人知道宋代司天监曾使用三种与理学家学说相关的方法以预测天气的变化。无论在他们的时代‘科学’这个名词是否存在，也无论他们想象中的东西是否被现代人承认为科学，在传统中国人的心目中，能够解析自然界和应用这些知识以预测大自然变化的学问，应该算是科学。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二卷中所指传统中国的‘伪科学’是基于他身为一位现代科学家的立场。在传统中国人的心里，李约瑟所指传统中国的‘伪科学’该是当时空的科学。”

 

 

关于不同历史与境中的科学知识，何丙郁先生还有如下一段有趣的陈述。1985年何丙郁接到伦敦物理学会的通知——他已是一名拥有女皇特许状的职业物理学家（Chartered physicist）。此刻他不禁回忆起30多年前追随卡文迪什实验室出身的老师学习物理的经历，当时他虽然是一个没有任何资历的前殖民地大学里的本科生，但使用的教材同剑桥大学的学生是一样的，因此相信自己所学习的就是当时代的物理；而在接获这一正名文件之后，他倒觉得已经不能妄称物理学家了，充其量不过是个物理学史的研究者，原因是自己30多年前学习的物理今日已成历史陈迹。他写道：

 

“科学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30多年前的物理学已经不是90年代的物理学，何况几千几百年前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科学呢？西方托勒密（Ptolemy）的地心说和施塔尔（Stahl）的燃素说是他们时代的科学，后来都被推翻，可是从来没有人说它们不是科学。这是从西方希腊文化起源的角度看西方的科学史，没有什么不对，否则就没有科学史学科这回事。问题是有些人对西方以外的事情有些厚此薄彼之嫌。我认为假如研究东方科学史，能够兼从东方文化背景作判断，应该可以增加结论的可靠性。”

 

 

在以“我个人的学术研究方向”为题的这一小节中，何丙郁先生叙述了一段故事，说明西方史学界对中国科学史态度的转变。对于动辄以“辉格史学”来贬低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的某些学人，这段故事可以说是很有针对性的，这里忠实抄录如下：

 

“以历史这门学科为例，二十世纪中叶，西方的所谓‘正统历史派’以古希腊遗传的文化为正统。例如，剑桥大学没有中国史这门课，偶尔提及的都是中国与欧洲有关的事情，主要的课题是欧洲优越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在西方学者的心目中，中国史学所占的地位并不重要。当时的‘剑桥历史学派’可说是‘正统历史派’的代表者。剑桥大学历史系主任，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是一个皇室讲座教授（Regis Professor），享誉欧美史学界。起初他对中国史也采取轻视态度。1955年，剑桥大学的汉学讲座教授浦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在他的就职演辞中说：‘中国不能被屏诸人类历史的主流以外’。以后他和巴特菲尔德之间发生多次笔战。《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一、二、三卷相继在1954年、1956年和1969年面世。1962年，巴特菲尔德突然改变他的立场，他自己说是受到李约瑟的影响。可是争论余波还往往浮现在中国科学史的讨论中，有些人还以西方的定义划分中国的科学史。例如，在第四届国际中国科学史研讨会中有一位物理学专业者以西方的定义说传统中国没有科学。传统中国是否有科学的问题本书已经作了交待。较近也有人认为研究中国天文记录不属于科学史。其实，当年我研究中国、日本、韩国，以及越南的古代天文记录时，我的心中也毫无科学史这个念头，谨希望可以对知识和学问作一点贡献。我猜想，早年我的朋友席泽宗作类似研究的时候，也跟我有同感。”

 

 

 

无薪所长

 

Roving Scholar这一称谓也使我联想起另一类人物，西方叫troubadour，中文译作行吟诗人。前面说过，在这篇序文中，我不打算对何丙郁先生的学术成就过多着墨；在下面的篇幅中，我想尝试的是向读者展示这位老学者人性中极为可爱的方面：宽容、潇洒、机敏、助人为乐。回顾最后在剑桥的那段经历，何丙郁先生说：

 

“我放弃澳大利亚讲座教授月薪的收入，而跑到剑桥当义工，从经济上看是一件极不上算的作为，我也很难向关心我的局外亲友解释自己的行动。可是在李约瑟研究所当时的场合，不领薪有不领薪的好处。一个拿钱的所长在当时不仅会树大招风，而且还要讨好几个意见不同的东家，这样的所长我恐怕是做不下去的。”

 

这是大智者的语言、大智者的行为。及至功成身退，何丙郁先生又流露出诗意般的心境：

 

“我以轻松的心情离开剑桥，想起伍连德博士当年教导子女的一句话：‘做事情要担得起放得下’。也许一个做义工的人很容易做到这点，但是没有金钱上的报酬不等于没有其他方面的报酬。我在李约瑟研究所任职期间，很欣慰地看到剑桥大学、哈佛大学、海峡两岸的大学，以及日本和韩国大学的年轻研究者能够共聚一堂，不分国家、地域、门派地友好相处，切磋讨论学术问题。”

 

他又说：

 

“几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学者，经历过在李约瑟研究所逗留的一段时期，得以和国际上的同辈排名。他们的学业和事业成就也令我感到快慰。我认为这是金钱所不能替代的最好报酬。” 

 

关于这一点，我个人是有亲身体会和发言资格的。1992年，在何先生的安排下，我得到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的资助，前往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作为期半年的访问。记得何先生在邀请信中写道：“我相信你不但可以利用这一机会继续从事自己的研究，而且能够置身剑桥的学术环境去体验世界一流的学术传统。”对于我和许多后来的中国大陆学者，后一点尤为重要。经过在李约瑟研究所和剑桥的这段经历后，我回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不久就承担了学术服务任务，后来亦参与国际科学史组织的活动，先后担任国际科学史学会副主席、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学会主席等职，又与国内外同事们一道，在北京成功地组织了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

 

在何先生主持李约瑟研究所期间，通过纽约的李氏基金会（Li Foundation of New York），每年都安排一名中国大陆的年轻学者来剑桥学习和研究，那些来访的年轻朋友后来都取得可观的成就。

 

如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梅建军，在李约瑟研究所访问结束后转到剑桥大学考古系深造，成为国内最早接受专业科技考古训练的学者，现在是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来自西北大学的曲安京在中国数理天文学和古代历法领域颇多建树，亦被选为国际数学史委员会执行委员；来自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郭世荣和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钮卫星也都成绩斐然，后者还承担了第10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的主要组织工作；我的同事胡维佳现在负责中科院李约瑟著作翻译出版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另一位同事汪前进则担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副所长。何先生卸任后，古克礼博士（Christopher Cullen）和李约瑟研究所继续施行这一方针，目前研究所利用李氏和梅隆（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两个基金，以及中英研究奖学金（Sino-British Fellowship）等，常年资助七、八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者前来访问研究；此外，研究所也为众多从其他渠道（包括美、欧、日、韩、台，以及中国大陆高校、教育部和科学院）获得资助的访问者提供办公室和图书馆的便利，最近还开拓了与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合作培养东亚科学史方向博士生的计划。

 

SCC与ICHSC/ ICHSEA系列会议

 

曾经有人当面赞扬李约瑟博士，说全人类都欠你一大笔帐，从揭示人类文化多样性和破除西方中心论的意义上来看这话固然不错；但是何丙郁先生也指出“既然李约瑟研究所全靠国际上的资助，它就应该对国际上有关地区的科技史研究者做些贡献，让人们有机会利用这个研究所，尤其是年轻一辈的学者”，“中国大陆从事科技史研究的人员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而出国作研究的机会则相反比较少。协助李约瑟出钱出力最多的是华人，我就应该从华人方面先着想。”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感情，何丙郁先生对来自华人世界的访问者特别是中国大陆的青年人就格外热情，我接触到的几位朋友对此都深有体会：不管来自哪个地区哪个单位，也无论其背景和学历如何，老先生对每一位新来的年轻人都给予热情的接待和指导，从剑桥的学术传统到英国的社会习俗，乃至围绕着李约瑟研究所和《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写作计划的种种趣闻轶事，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介绍，以便他们能够尽快地熟悉这里的环境。逢到师母一道来剑桥，何丙郁先生还会邀请年轻人到他家作客，一道品茶、聊天、包饺子，无分长幼，其乐融融。

 

何丙郁先生对推动中国大陆科学史家与国际同行的交流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那是在文革结束不久的1978年，在北京饭店的一次聚会中，何丙郁先生向在场的夏鼐、席泽宗等学者提出：自1956年竺可桢、李俨等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之后，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科学史舞台几乎失去踪迹；又言及多次听到李约瑟为此表示遗憾，因此提议组织一个国际性的中国科学史系列会议。在场的学者立即拍手赞成并一致推举何丙郁先生在海外首办。何丙郁先生计划到香港赴任后即行推进这一计划，而此时比利时鲁汶大学的李倍始（Ulrich Libbrecht）正好争取到一笔开会的经费，何先生就把首届会议组织者的名份让给了李倍始，并建议他使用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ICHSC）这一名称，那是1982年8月的事情。何丙郁先生则于1981年4月只身赴港履新，并于1983年12月在香港大学举办了第二届ICHSC会议，何丙郁先生为此会的召开而操劳不遗余力，书中也有一些叙述。

 

后来这一系列会议发展成两支：其一仍沿袭旧名，至今已召开了十届，第11届将于2007年在中国南宁举行；其二则扩充为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East Asia，ICHSEA），去年在慕尼黑召开了第11届会议。两个系列会议都吸引了包括许多中国大陆学者在内的世界各地的科学史家参加，现在已成为国际东亚和中国科学史领域中的两桩盛举。

 

从发起开始，何先生不但每次都躬身亲莅，而且热心地帮助组织者解决各种困难。例如1990年的第六届ICHSC是在剑桥召开的，其时际逢李约瑟九十华诞，何丙郁先生又是刚到所长任上，按照他的说法，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会议从东亚地区寻求资助。再如第九届ICHSEA，由于会址一时发生变故，又是何丙郁先生运用自己的关系在新加坡大学找到了资金和当地组织者。  

 

 

 

云游天下塑金身

 

过去曾有传说李约瑟博士生前同剑桥大学某些科系不睦，甚至他的成就遭到大学里汉学家和科学史家的嫉妒，以致始终得不到教授席位。从书中我们可以多少窥见一点事情的原委，尽管何丙郁先生使用了非常委婉的说法。固然李约瑟取得的成就足以令人羡艳而其治学路数又与正统的汉学家不同，但与大学发生龃龉，主要还在于他乐得享受独立研究的快乐而拒绝开课授徒，而剑桥大学的Reader头衔可以保证他不受任何个人与部门的干扰，专心致力于研究中国科学史。

 

实际上，即使在冈维尔－凯斯学院院长任上，李约瑟也很少过问行政上的事情；东方学部亦曾多次邀请他开设中国科学史的课程，都被老博士婉言拒绝，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第一要务是完成《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计划。何先生主持研究所之后，开始举办定期的中国科学史讨论班。这一举措从90年代初开始坚持至今，参加讨论班的既有研究所的成员、访问学者和学生，也有剑桥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何丙郁先生认为这是同大学开展深入合作的良好开端。

 

何丙郁先生主政李约瑟研究所期间的另一项重要使命是筹资。他在书中写道：“剑桥信托会的大部分成员不认为替该研究所筹资是份内的事情，他们都有自己的正业，绝不会把李约瑟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正业更重要”；“况且东亚科技史尚未能够引起英国本地人士的兴趣，求他们解囊资助可说是难如登天。李约瑟在英国的名气也远比不上在东亚地区这么响亮。我多次遇到剑桥的人，甚至剑桥大学的毕业同学，问我李约瑟是谁。利用他的大名在英国筹款也不是办法。”

 

在80年代以前，李约瑟还能亲自出马到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亚洲各地为自己的计划筹资。等到老博士跑不动了，剑桥信托会亦曾派人到香港等地活动但一无所获，后来发现何先生在香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都有很好的人脉与威望，尤其对权力没有兴趣，是个与世无争的好好先生，因此就把为研究所与《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计划筹资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虽然没有白纸黑字的明文，李约瑟本人和剑桥信托会都期望我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替他们多筹些资金”，他写道。

 

他也果然不负众望，在担任所长期间，马不停蹄地奔走于以上那些地区，为研究所和李约瑟的写作出版计划、为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建设，以及各种研究计划和国际会议寻求经费资助。何先生对此事业倾力投入而个人分文不取，为此赢得人们极大的佩服与敬重。记得有一次他以“高级乞丐”之语自嘲；而在我眼中，他简直是一个道法高深修行完美的云游僧人，以古稀之龄浪迹天涯，为塑造科学史事业的不坏金身而广寻施主。

 

关于为科学史事业奔走和募资的故事，何丙郁先生书中讲了许多，这里仅就亲身所历作一点补充。

 

1996年1月，已是七十岁的何先生拄着李约瑟博士留下的拐杖，从香港经罗湖来到深圳大学，出席由中国科技史学会组织的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来前何先生已有电话给我，说要介绍一位英国的独立制片人来探索一项文化开发计划，目标是利用香港方面的资金，北京和剑桥两个研究所的研究力量和图书资料，以及该制片商的经验和在国际影视市场中的关系，制作一套介绍中国科学与文明的系列电视节目，产品的销售所得则全部用来支持两家研究所的运作，这就是后来的《龙腾》计划。

 

以恒生银行前董事长利国伟爵士为主席的一个基金会承担了这一计划的筹资任务，包括中科院路甬祥院长、英国尤德夫人（Lady Pamela Youde）和劳埃德爵士（Sir Geoffrey Lloyd）在内的几位知名人士给予了重要支持，时任李约瑟研究所副所长的古克礼博士则承担具体工作最多。

 

在实施该项计划的三年多里，何丙郁先生亦曾多次居中斡旋，对于沟通中、英、港诸方信息，协调官、商、研的立场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如今《龙腾》计划已经大功告成，在海外播映获得好评，两个研究所也按预期的设计得到可观的资金，用于继续支持各自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抚今追昔，我眼前总会浮现十年前何丙郁先生行色匆匆从香港赶到深圳来时的景象。

 

►由何丙郁先生牵线，图腾公司负责人专程赶到深圳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领导班子会面

左起：王渝生，陈久金，廖克，Francis Gerad，席泽宗，何丙郁，刘钝

 

后来我们筹备2005年在北京举办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最感头痛的也是经费问题。又是何先生，于2002年来北京参加中国工程院等单位发起的研讨会期间，主动询问此事并向我建议从海外募资。他在我的办公室里亲自起草了两封介绍信，分别寄给新加坡李氏基金（Lee Foundation of Singapore）的李成义博士和香港中文大学教务长何文惠博士，后来李氏基金和香港北山堂基金（Bei Shan Tang Foundation）很快就有回音并对大会给予慷慨资助（后者是通过何文惠博士由中大校董利荣森先生提供的）

 

最后的留名

 

因为工作和研究的关系，我曾数度在剑桥和李约瑟研究所滞留。记得上一次来剑桥是在2002年秋天。一个天高云淡的日子，经过研究所门前庇护着李约瑟博士长眠地的菩提树，进得前门就看见了何丙郁先生。他也是刚从北京赶来，带着旅途的疲惫，但还是那样亲切、慈祥、笑容可掬。先生身后的签名簿上则有他刚留下的大名，墨迹未干，时间是2002年10月24日，地址写的是布里斯班他的家。我知道当天是东亚科学史信托会开会的日子，后来还知道，正是在这一次会议上，信托会正式通过了古克礼博士接任所长的任命，并选举前港督尤德爵士的遗孀尤德夫人为新的主席，后来这个信托会更名为李约瑟研究所信托会。

 

在一个专为来客准备的签名簿上留下名字，老先生那一刻的心境我无法揣摩，只见脸上仍是孩童一般灿烂的笑容。想起几乎每个来剑桥的中国学人都熟悉的那首《再别康桥》，虽然已经用得太滥，放在这里还是非常贴切——“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作于2006年，谨以此文为先生八十华诞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