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0
听报道
撰文 | 王丹红（《知识分子》专栏作者） 责编 | 陈晓雪
1919年初，当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夫人，利用学术休假到日本访学时，其间的几周，他只是计划到中国观光。
出乎意料，在其著名的中国学生的邀请和努力下，杜威戏剧般地在中国住了两年多的时间，见证并参与到声势浩大的 “五四” 运动，发表200多场演讲，他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席卷了中国学界；他获得崇高地位，孙中山先生登门拜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称他为“西方的孔子”。
在杜威访华百年后，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仍受到追捧，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了38卷的《杜威全集》和《杜威在华学谱》，北京大学出版了《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等。但20世纪初，在美国教育的多种哲学理念中，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只是其中一个，而且一直有相当争议。
今天，在杜威提出并发展实用主义的两所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看上去不那么实用的经典人文教育是其大学本科的核心课程。
100年间，中美两国学界对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评价大相径庭，而同时代不同的理论和实践，却极少在中国学界被提及和讨论。为什么？
胡适是杜威在中国最著名的学生。20世纪上半叶，东南大学梅光迪教授和以他为代表的“学衡派”，曾针锋相对批评胡适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和实用主义理论，但败下阵来，并被尘封和遗忘。如胡适所言：
“今年（1922）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登出几个留学生的反对论，也只能谩骂一场，说不出什么理由来。如梅光迪说的：‘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这种议论真是无的放矢。……《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议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
今天，在中国学术界倡导通才教育、反省功利教育问题之时，我从胡适与《新青年》、梅光迪与《学衡》两条线索出发，追寻并反思杜威实用主义理论对百年中国教育的影响。
1920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ohn Erskine为本科生创立的荣誉文学课程——西方经典阅读，今天发展为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核心课程——伟大书籍。来源：哥大全球中心。
目 录
一 1919年 杜威的京华烟云
二 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三 “新大陆笔墨官司”
四 胡适暴得大名
五 话语霸权学术失衡
六 百年反思杜威哲学
一 1919年杜威的京华烟云
此种新文化运动（指五四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一二觉悟者（即《新青年》与《新潮》）从事提倡、遂至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即 “五四” 运动）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
——孙中山 1919年12月《孙中山全集》（五）
查阅历史资料，我努力梳理杜威访华的来龙去脉，一个原本的学术访问，怎么成为影响中国学界百年的一场运动？
杜威在中国两年的讲学，是一个随机应变的意外；他在中国受到众星捧月般追捧、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旋风般的影响，更是出乎他的想象。天时、地利、人和，他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杜威访华，是应自己的学生、北京大学胡适教授的邀请；杜威抵达上海后三天，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他见证并参与到这一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中；在上海，由胡适和蒋梦麟的引荐，孙中山到杜威住所拜访；在北京大学授予杜威荣誉博士学位典礼上，蔡元培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
彼时，杜威的著名中国学生还包括：南京高等师范学学校校长郭秉文、教务长陶行知，江苏省教育会理事蒋梦麟等，他们均参与了杜威的访华事务。
杜威夫妇1919年2月9日抵达日本，2月25日至3月21日，在东京帝国大学作了八场演讲，他们计划在这场演讲系列结束后，到中国观光几周。3月13日下午，在东京寓所，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郭秉文和友人陶孟和的登门拜访，戏剧性地改变他的行程。
原来，获知导师在日本讲学，陶行知和胡适商量，邀请杜威到中国访问一年，并由“我们南北统一起来打个公司合办”，并请即将取道日本赴欧洲的郭秉文和陶孟和，将邀请信送至杜威。但杜威当时只同意于5月到中国，在广东、南京和北京三地演讲，并将此行视为观赏风景，9月他将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授课。
杜威3月15日致胡适信，表达了对访学中国一年的不确定心态。胡适将杜威的回信译为中文，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信中写道：
“我每日总想写信把我们想到中国来游玩的事告诉你，所以接到你信格外高兴。我们的行程还不曾十分确定，大约五月中旬到上海，在中国可稍住几时，到七月或天太热的时候，我们仍旧回到日本乡间住几个星期，然后回美国。”
“郭秉文博士同陶履恭前天来看我，他们问我是否在中国住一年、作讲演的事。这个意思很动听，只要能够两边大学的方面商量妥贴了，我也愿意做。”
陶行知立即行动，他告诉胡适：“杜威先生对华接洽事宜，应由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南京高等师范三个机关各举代表一人担任。敝校昨日已推定兄北担任此事。请老兄和蔡子民、蒋梦麟、沈信卿三先生磋商，并请赐教。”
北京大学校被动员起来了。1919年4月7日，蔡元培给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电报：阁下若同意，杜威将在北京讲学一年，请回电。”
杜威仍有犹豫，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东京的朋友私下提醒我们，明年在中国，对薪水一事要格外小心，因为他们可以说得天花乱坠，但也很能赖得一干二净。这使得我每隔一天就想取消这件事情。”
1919年4月30日中午，杜威夫妇从日本乘船抵达上海，胡适、蒋梦麟和陶行知在码头迎接，那时，他们的计划仍然是在中国旅游并演讲六个星期。然而，谁也无法预料，三天后，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
“五四运动” 掀起的狂风巨浪，伴随胡适在北京大学讲堂上的积极宣讲、《新青年》等媒体的大力传播，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理论青云直上，风靡中国。
二 “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杜威此行没有带来什么具体的政治主张，他只给我们一个哲学的方法，让我们自己去解决问题。这个方法分开来说，一是历史的方法，另一个是实验的方法。
——胡适 1921年7月11日
为了替杜威开路，应江苏省教育会邀请，1919年5月2日，胡适在上海作了“谈谈实用主义”的演讲。
他介绍说，实验主义是19世纪科学发达的结果，一是悟得真理不是绝对，二是生存进化，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表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杜威的实用主义，一是方法论：不要空论不慕好听的名词，应注重真正的事实、探求试验效果；二是真理论：“真理都是工具”；三是实在论，人类应该从事实上求真理知识，去做真理的主人。
胡适将此前后的演讲稿整理成文，题为“实验主义”，在《新青年》上发表。
1919年5月3日，杜威在上海开始了此行的第一场演讲，胡适现场翻译。当时盛况，从听众程天放的回忆中见一斑：那时我是复旦大学三年级学生，一天报载杜威博士在江苏省教育会公开演讲，由适之先生翻译，我和许多同学都去听。当时，适之先生在《新青年》上鼓吹文学革命，批评旧传统旧习惯，上海一般知识青年都震于他的大名，却没有见过他…… 在电车上我们想象胡适一定是西装笔挺、神气十足，等他陪杜威走上讲台时，穿的是一件长衫，态度谦恭和蔼，不像一般留学生，而像中国传统学者，大出我们意料之外。
受到热烈欢迎，杜威改变了主意，当晚致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争取在中国讲学一年。他写道：
“他们（胡适和北京大学）都认为目前是中国教育和思想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能有一个西方特别是美国思想的代表坐镇，这将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我自己也极为珍视这个难得的机会，可让我了解东方思想和情况。因此，我希望哥大能接受教育部即将提出的建议。我个人所得也会是哥大所得。我相信由于我人在这里，就会为哥大招来更多中国和日本学生。”
5月5日早晨，胡适在蒋梦麟家，两位上海记者来访，方知5月4日北京三千多名学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将青岛送给日本；胡适受到鼓舞；7日，他接到陈独秀北京来信，介绍“五四”的经过，同一天，他参加了上海国民大会游行。
事态遽变，8日，蔡元培辞职离京；在上海，胡适和蒋梦麟拜访了孙中山先生；12日，胡适回到北京。
12晚，孙中山到杜威寓所晚餐，他谈到中国人长期受制于古训“知易行难”，却不愿行动，希望自己即将出版的书能够向国人证明“知易行难”……杜威认为，在西方没有人相信“知”是一件容易的事，过重实用反而不切实际；两人认可了实践的重要性。
杜威回忆：“那天傍晚，与前总统孙中山先生在一起感到很高兴。”
杜威夫妇5月29日抵达北京，见识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他们在6月4日给女儿的信中写道：“在中国的生活很刺激，这句话很公允，我们所目击的是一个国家的诞生。”
7月，蔡元培同意回北大，他先派蒋梦麟代理，由此开启了蒋梦麟服务北大长达17年的经历。
杜威夫妇最终在中国住了两年多的时间，1921年7月11日离京回美，胡适在当天出版的《晨报》发表文章 “杜威先生与中国”。他写道：
杜威先生在中国到过并演讲的地方有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十一省，他在北京的五大演讲录已经出了十版，其余各种小演讲录……几乎数也数不清了！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的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
胡适说 “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的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这是事实，但他没有讲出故事的另一面：与杜威哲学同时代的其它美国哲学理论，在中国或未被介绍、或被压制。
比如，杜威同事、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约翰·厄金斯（John Erskin，1897-1951）为本科生创立的荣誉文学课程，哈佛大学教授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1865－1933）倡导的 “新人文主义”，芝加哥大学校长倡导的以西文经典文学为基础的“伟大书籍”运动。
当杜威学派、胡适、文学革命在中国高歌猛进时，哈佛大学新人文学派、梅光迪和他的领导的学衡派，对其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但在当时的中国，胡适教授在青年学生眼中是犹如神一般的存在，梅光迪等人望尘莫及。
三 “新大陆笔墨官司”
青年时代的梅光迪和胡适是一对好朋友。胡适的 “文学革命”，即起源于两人1915年秋在美国的一场笔墨官司。
同样来自安徽，梅光迪比胡适年长一岁。1910年，胡适考取了清华庚款留美奖学金，赴美国留学。次年，梅光迪也通过这个奖学金到美国留学。1915年至1917年，胡适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攻读博士；1915-1919年，梅光迪在哈佛大学从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攻读博士。
1915年9月，梅光迪刚从美国西北大学毕业，正在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绮色佳度假，准备前往哈佛大学读博。9月17日，胡适诗赠送梅光迪入哈佛大学，诗云：
梅生梅生毋自鄙 神州文学久枯馁
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
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
且复号召二三子 革命军前杖马棰
……
在这首诗中，胡适用了十一个外国字的译音，并第一次提到“文学革命”。诗的本意是鼓励友人，却引发了胡适另一位好友任鸿隽的诗兴。9月19日，任鸿隽把胡适诗里的一些外国字连了起来，做了一首游戏诗《送胡生往哥伦比亚大学》：
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
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
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
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诗的最后一句，被胡适认为是挖苦自己“文学革命”的狂言。9月20日，胡适离开绮色佳到纽约，并在火车上回敬诗一首，表明自己的文学态度：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
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在这首短诗中，胡适特别提出了“诗国革命”的问题，并且提出作诗要像作文一样，不必受声律的束缚。对此，任鸿隽、梅光迪极力反对。在随后的一年，双方争辩激烈。争论来来去去之间，胡适更坚定了做白话诗的决心，以及试验白话诗的想法。
1916年，胡适任《留学生季报》主编，发表自己所写白话文诗，因该刊在上海中华书局发表，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8月21日，他在日记里归纳出文学革命八个要点：不要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僻谷、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不募仿古人、须言之有物。同一天，致信上海《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
陈独秀主张写实，反对古典主义，他在回胡适信中写道：“文革革命，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之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
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了胡适的文学革命宣言：《文学改良刍议》。
上海燃起的文学革命之火，燃烧到了北京，遇到蔡元培，又燃烧到全中国。
四 “暴得大名”
青年教授胡适，在中国“暴得大名”，有其天时、地利、人和的时代背景。
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那一年，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9月，胡适任北京大学教授。
《新青年》是联结这三位天南地北、背景殊异的学者的纽带。
1916年12月26日，从德国归来的蔡元培接到黎元洪总统任命令，成为北京大学校长。赴任前，众多友人认为北大校方腐败，赴任有碍名望。但孙中山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息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
1917年1月4日，当49岁的蔡元培乘马车进北大时，陈独秀正在北京办事。经友人推荐读了《新青年》后，蔡元培聘陈独秀成为北大文科学长；38岁的陈独秀向校长推荐了胡适，并将《新青年》总部迁到北京；5月22日，26岁的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通过博士答辩，6月启程归国。9月4日，蔡元培签发聘书，胡适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声誉鹊起。
胡适在北大的第二年，除任《新青年》编辑外，又辅导北京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清、顾颉刚等，于12月创办一个刊物——《新潮》（英文名为 The Renaissange，文艺复兴），宗旨是批评精神、科学主义和革新文词。《新潮》与《新青年》有姊妹刊之称。
学者余英时探讨了胡适在这一期的出现和思想背景，在1984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他写道：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1917年1月号的《新青年》上，同年9月他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在1919年2月出版的，5月初便印行了第二版。同时，他的朋友陈独秀等在1918年12月创办了《每周评论》，他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也在1919年1月创办了《新潮》。这两个白话刊物自然是《新青年》的最有力的盟友，以胡适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便从此全面展开了。
胡适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回国不到两年便一跃而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孙中山对北京大学的期许，两年后成为现实。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上街游行，五四运动爆发。
五 话语霸权学术失衡
白璧德认为，相对于人道主义而言，人文主义者感兴趣的是个体的完美，而非使人类全体都提高这类空想；虽然人文主义者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了同情，但他坚持同情须用判断加以训练和调节；真正的的人文主义者，在同情与选择两者间保持着一种恰当平衡。
在1919年 “五四” 运动前后时期，以胡适为主的“新文化派”和以梅光迪为主的“学衡派”，均在为古老中国寻找新的转机，希望中国文化复兴。但是，他们在接受和选择欧美文化时的不同认识，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在抗衡中，“学衡派” 一路败北。
在明星教授胡适等的带领下，《新青年》走上了历史的风口浪尖。在哈佛大学，梅光迪对新文学运动深感愤怒，找到哈佛同学吴宓（1892-1978）。
当时情形，吴宓在《吴宓自编年谱，1894年至1925年》中回忆：“彼（梅光迪）原为胡适之同学好友，迨胡适创其新文学、白话文之说，又作新诗，梅君即公开步步反对，驳斥胡适无遗。今胡适在国内，与陈独秀联合，提倡并推进所谓新文化运动，声势煊赫，不可一世。梅君正招兵买马，到处搜救人才，联合同志，擬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 此后一年多，宓多与梅君倾谈，敬佩至深。”
梅光迪1919年7月回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1921年，在南京东南大学，梅光迪、胡先驌、柳诒徵、吴宓等，加入论战，组成 “学衡派”，其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1922年1月，《学衡》杂志在南京吴宓住所创立，吴宓被推举为 “集稿人”。
梅光迪表示，《学衡》“立足点是儒家学说”，与新文化激进派 “打孔家店” 公开对立。学衡派领导人强调道德和文学的重要性，将其视为一种表达方式和生方式。
吴宓认为，政治实业等皆须有“宗教精神充盈其中”。他批评新文化运动导致了 “一国之人，皆醉心于大同之幻梦，不更为保国保种之种。沉溺于淫污小说，弃德慧智术于不顾。又国粹丧失，则异世之后，不能还复。文字破灭，则全国之人，不能喻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针对批评意见，胡适表示，文学革命早已胜利，且已牢牢占据中国新文化的统治地位，几个留学生反对，已毫无力量了。
1933年7月，学衡派美国导师白璧德在美国逝世，《学衡》也在这一个月停刊。从创刊到停刊，《学衡》杂志共出79期。
六 百年反思杜威哲学
杜威的实用主义是反智的，它不同于经典中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后两者将智力视为教育目的本身，而实用主义将智力当作工具和方法。
——《转型中的高等教育：美国大学和学院历史》（第四版）1997
1900年左右，正是美国承德国大学体制，实现现代化之时。
而创办柏林大学（洪堡大学前身）的德国学者冯·洪堡（ von Humboldt，1767－1835）依据了两项新人文主义原则：学术与教学自由，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他强调，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应广泛的人主和学问基础上，不断拓展知识领域，寻找新知识，而不应该在某种学科中发展狭隘的专门知识。他认为，从新人文主义出发，修养或通识性的修养，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是人作为人应具有的素质，它与专门的能力技艺无关。
1997年出版的《转型中的高等教育——美国大学和学院历史》（第四版）（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 A History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在第14章专门讨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理念，包括杜威的实用主义观念和经典人文教育理念之争，书中指出：杜威的实用主义是反智的，它不同于经典中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后两者将智力视为教育目的本身，而实用主义将智力当作工具和方法。
在杜威1919-1920年访问中国之际，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约翰·厄金斯教授正在创办本科教育的 “荣誉课程”，引导学生阅读西文经典著作。1929年，在芝加哥大学新任教授哈钦斯的倡导下，发展为大学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伟大书籍运动。
但是，受杜威实验用主义观点的左右，这一时期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中国学者，均对此没有介绍。比如杨荫榆（1884-1938）1918-1922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4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陈鹤琴（1892-1982）1917-1919年在哥伦亚大学学习教育，是杜威实验主义理论在中国积极的实践者。
蒋梦麟在自传《西潮》中回忆杜威：他的著作、演讲以及在华期间与我国思想界的交往，曾经对我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发生重大影响。他的实验哲学与中国人讲求实际的心理不谋而合。
1920年代，以东南大学梅光迪为道的“学衡派”与胡适为领导的“文学革命”之争，实际上是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之争。
胡先骕在《朴学之精神》中，比较了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学风后说：“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以正，人文主义乃得与实验主义分庭而礼。”
从1915年跟随杜威，到1952年杜威逝世，胡适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最坚定的信徒。
1921年7月11日，胡适在《晨报》发表文章 “杜威与中国”，他写道：我们还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这句预言初听了似乎太武断了。”
1952年12月，应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院长邀请，胡适从美国到台湾，在师范学院发表演讲，题为 “杜威哲学”，他说：
“1919年（民国8年），杜威先生到中国来讲学，我们几个他的学生，在他开讲以前，举行了几次公开的讲演，把他的思想做一些通俗的介绍。我的讲演有一部分收进了《胡适文存》。像《实验主义》和《最近五十年的世界哲学》两篇文章里，都提到杜威先生的思想。
杜威先生的教育哲学、教育学说，被公认为最新的教育理论，不但影响了全美国的学校，由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也影响了革命初期的俄国。苏俄那时的教育制度，便是依杜威先生的理论制定的，后来革命的倾向改变，整个教育制度也就改变了。中国教育界自1919年到现在，也深受他的教育思想的影响。”
1948年12月16日，当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和夫人乘飞机离开北平时，他可能未曾料到，他永远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北京大学，也永远失去了小儿子胡思杜。
今天，在纪念杜威访华百年纪念之际，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杜威哲学为何在中国一枝独秀？
第三稿 2019年11月25日星期一 9:00PM
参考资料：
1. 白吉庵著《胡适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
2. 蒋梦麟著 《蒋梦麟自传》团结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3. 沈卫威著 《“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4. 对胡适“有决定性影响”的大师杜威http://book.ifeng.com/special/wusiwenrenpu/list/200905/0501_6351_1135327.shtml
5. 胡适：杜威哲学.http://www.aisixiang.com/data/86778.html
6.中国和日本的反差，杜威百年前怎么看？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70112/dewey-china/
7.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6533420/
8. 梅光迪胡适此人留學時就對胡適表示不服，卻為何以「真正的新文化者」自居？https://kknews.cc/history/l265apg.html
9. 顾红亮：《杜威在华学谱》：纪念杜威访华100周年https://new.qq.com/omn/20190501/20190501A04A2V.html
10.杜威、孟禄访华与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派别纷争http://www.sne.snnu.edu.cn/xsjt/jsjy/jxhd/lunwen/se013/01302.htm
11. 欧阳健：胡适是如何“暴得大名”的？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0535.html
12. 孟凡茂：关于胡适应聘北京大学及其他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726/c404063-30171103.html
13.程新皓人文主义的谱系https://zhuanlan.zhihu.com/p/22481788
14.眉睫：梅光迪在哈佛大学的学位与职称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2-06/20/nw.D110000zhdsb_20120620_2-14.htm
15. 单中惠：杜威：“西方孔子”在中国http://www.jyb.cn/zgjyb/three/200706/t20070608_89648.html
16. 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 新星出版社. 2001年4月出版。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