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梅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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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争夺全球顶尖科学人才的竞争中已捷报频传。此前，中国成功吸引到一些顶尖学者，包括诺贝尔奖（Nobel Prizes）得主、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得者（MacArthur “Genius” grants），以及几乎所有重要学术荣誉的获得者。

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正大幅削减曾助其确立全球科技霸主地位的研究经费。总统本人频频抨击美国顶尖学府，并试图限制国际学生招生规模。

来自中国的在美科学家承受的压力尤为沉重——美方官员宣称他们可能通过向中国转移珍贵的知识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多名华裔学者已遭调查甚至逮捕。上周特朗普政府更是宣布，将“强行撤销”（aggressively revoke）在美攻读“关键领域”（critical fields）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

高压政策之下，众多学者开始另觅沃土。中国研究机构迅速把握这一契机，上月，特朗普的政策威胁到哈佛国际学生签证之时，香港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均宣布为来自哈佛的转学生开辟绿色通道。

当然，对于特朗普政府近期针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一些政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解剖学专家张晓明教授直言：“美国这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去年他离开德州贝勒医学院，回国执掌西湖大学医学教育项目。在强调自己的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工作单位立场之后，这位学者坦言：“自三十年前我赴美至今，美国的科研体系始终依赖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的支撑——这其中也包括众多的华人学者。至少在科研领域，失去了美国以外的人才，美国将举步维艰。”

凭借巨额科研投入，近年来，中国显著提升了对科学家的吸引力，而2018年由顶尖科学家创立的西湖大学正是这方面的典范。那里的校园内处处可见科技的痕迹。一幢形似宇宙飞船的塔楼矗立在排列整齐的研究实验室之上。计算中心和动物实验设施围绕着中央草坪聚集，整个布局设计成生物细胞的形状。

这里的招聘公告承诺提供与国际顶尖高校持平的高额薪酬。在这里的主教学楼内，展示着数十位教授的肖像——这些教授均是从海外引进的。其中包括生物化学家管坤良，他在密歇根大学期间获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材料工程师程建军，曾多次获得美国科学基金会的荣誉；哈佛毕业的细胞生物学家于洪涛，曾从马里兰州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支持。

西湖大学或许是中国高校中招募海外人才最成功的案例，但却绝非孤例。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发表的研究数据，2010至2021年间，近12,500名华裔科学家离开美国前往中国。这种流失正在加速：其中超半数（逾6,250人）集中出现在2017至2021这五年间。（见知识分子推送：留美华裔科学家生存状况调查：七成感到不安全，回流中国加速）

该研究的合著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谢宇指出：“这一趋势在过去几年持续强化。”事实上，选择跳槽的远不止华裔科学家，就在今年，因未披露中国大学薪酬而被定罪的前哈佛化学家查尔斯·利伯(Charles Lieber)，近期已加盟清华大学。

即便经济腾飞后，在这个国家，这种对美国科学界的仰慕仍未消退。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授予的理工科博士中，中国籍学生占比近五分之一。历史数据表明，这些博士过去的选择绝大多数是——在美国留下来，2005至2015年间滞留率高达87%。他们中许多人成为美国公民，为美国累积了海量专利和学术论文，甚至获得诺贝尔奖。

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回到中国，部分原因是受到这里的人才引进计划的吸引，这些计划承诺为他们提供数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住房补贴以及其他福利待遇。这些投资旨在将中国打造成一个科技强国，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

如今，中国在研发上的投入已仅次于美国。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中国研究机构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各种全球排名中也经常跻身前列。

与此同时，美国多年来一直在排挤华裔科学家，其中最常用的手段便是吹毛求疵地调查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前马里兰大学蛋白质化学家陆五元曾是被针对的对象之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指控他涉嫌未披露与中国的研究合作关系，但陆五元表示马里兰大学对此知情，2020年，陆五元离开了马里兰大学，此前，他在那里工作了20年。

由美国司法部发起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便是这种针对华裔科学家调查行动的知名行动，尽管该“计划”中发起起诉的大多数案件最终都不了了之，且有许多研究者批评该行动涉嫌种族歧视，这种行为本身却在华裔学者中留下了一种“寒蝉效应”，在这种效应下，一部分华裔科学家选择了离开美国，另一部分，即便是因为种种原因选择留下的那批人，也不得不更小心地审视自己从科研方向到经费申请的各个细节。而今，特朗普对科研经费的大幅消减，也许会成为令后一群人离开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前归国人才主要集中于三类群体：事业初期的青年学者、临近退休的资深专家以及受调查排挤的研究人员，而事业有成，且正在职业黄金阶段的中年学者仍不愿离美发展。

北京大学饶毅教授指出：“尽管科研经费增加，但这并非现阶段的关键因素”……（要招到最好的国际人才），核心是要根据科学家的学术价值及其科研成果的质量提供支持。”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在中国开展科研工作正变得日益便利。32岁人工智能研究员符天凡表示，“在美国学术界立足愈发艰难，而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他于去年12月离开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加盟南京大学，坦言：“这是否最佳选择，尚需时间检验。”

下文为饶毅教授与纽约时报记者的10问10答：

1.记者：为了吸引更多的一流科学人才——无论是让他们回来还是让他们首先前来——中国需要做些什么，投入更多的资金？对以发表为标准的学术文化的变革？还是说中国到目前为止基本都做对了，只是需要时间？

饶毅：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对科学进行了几乎呈指数级的大规模投资。因此，尽管资金应当增加，但这在现阶段（经费）并不是关键因素。根据科研人员的才能和科研成果的价值来支持他们才是关键。具有一流才能并秉持良知的科研人员会招聘并支持同样具有一流才能的科研人员。而那些才能平庸或缺乏良知的科研人员只会支持三流的科研人员。发表方面的问题都只是次要问题，关键在于谁在支持谁以及为何支持。

施一公和我 18 年前在清华和北大生命科学学院进行的改革，确保了最优秀的科研人员得到招聘并受到支持以开展优秀的科研工作。这些学院现在已成为了黄金标准：提供合理的支持并取得最佳的成果。

反观中国的许多机构，它们只是将资金投入到平庸的科研中：这些科研的唯一目的就是通过那些审美不佳的编辑来发表论文，但在中国，此类论文却被视为客观且公平的成就衡量标准。这种文化导致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问题，即出现大量在高影响力期刊中毫无意义的论文以及在低影响力期刊中更多的造假论文。这种情况在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未曾出现过，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单个国家发表的论文比例上看。

2.记者：看来，许多返回中国的科研人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数不多的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其中一些人可能已接近退休年龄（或者是因为诸如“中国行动计划” 等因素而被迫离开）；另一类是职业生涯早期的科研人员，他们在美时间不长且在美没有太多牵绊。似乎像您或施一公这样在美国已经功成名就但仍然相对年轻 / 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回流学者并不多。您认为这是为什么？而中国吸引更多的此类人群是否重要？

饶毅：中国已经制定了许多新政策来支持高级人才招聘，比如：取消强制退休，并提供了个性化的一揽子待遇，包括零个人所得税。但的确，最好能有更多的 50 或 45 岁以下的，正处于职业发展中期的年轻人才，他们拥有足够的经验且未来可期。

问题出在双方：中国的大多数机构对高级人才招聘持抵制态度，因为机构领导自私，尽管上级有指示，但他们并没有为机构的利益而工作；而在国外工作的大多数中国人缺乏责任感，只关注个人的短期利益，而不顾及中国的未来。

3.记者：您在我们上次谈话中提到，当您那一代人去美国时，看到的是美国最好的一面—— 开放、象牙塔等，并错误地认为它代表了整个美国。您能否详细说明一下您当时的意思？

饶毅：在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和美国在许多方面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科研人员来说，中国的教学质量差且支持有限。美国的研究生所得的报酬几乎比中国资深教授收入的 30 多倍还多。科研的基本条件更是相差甚远。当时，有幸能去美国的中国教授们，会从他们访问过的美国实验室收集一次性试管，并带回中国重复使用。美国的教授和科研机构慷慨地欢迎中国学生，并为大多数无法支付学费的中国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美国的教学比中国的教学更加深入且广泛。在我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读研的第一个学期，我学到的东西超过了在中国两年所学的东西。

我们大多数人都对新知识感到兴奋，并且热衷于与美国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交流。但在中国，我从未听说过有任何一位教授能够像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路易斯・赖克哈特一样，他是一位神经生物学教授，却攀登过珠穆朗玛峰；或者像布鲁斯・阿尔伯茨一样，他是《细胞分子生物学》这本全世界通用的教材的作者，并曾担任《科学》杂志主编；或者像罗恩・瓦尔一样，他是一位年轻教授，在《细胞》期刊上发表了 4 篇第一作者论文后发现了新蛋白质（驱动蛋白）。我的同学中有一位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曾在巴黎工作。那个时期的研究生中有一位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达德利・赫施巴赫的女儿，还有一位参加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科学项目面试的学生是约翰・霍普菲尔德的女儿。在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时，我的实验室同伴中有约翰・冯・诺依曼的唯一孙辈以及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弟弟。他们超级聪明，同时又善良且勤奋。约翰・冯・诺依曼的孙子在哈佛大学读研期间发现了 PI3k。我们被迎入了这样一个社区，那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即使是在现在的中国也找不到的智力环境。

4.记者：您是否听到更多您认识的美国科学家最近表示他们打算回到中国？促使人们做出回国决定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政治因素（中国行动计划、签证问题）、经济或职业相关因素（科研经费削减、针对华裔学者的“竹子天花板”）、个人因素等？

饶毅：很多人都在谈论（离开美国）这个问题，不仅有美籍华人，还有非华裔的美国人也在讨论。科学家需要稳定的资助来进行富有创意且高风险的科研工作。对于美籍华人来说，意识到美国并非未来之光，而是有着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的地方，这是艰难且苦涩的。我在 2005 年公开向《科学》杂志抱怨的 “竹子天花板”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小问题。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尽管许多美籍华人热爱和崇拜美国大学和教授，但现在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崇拜是盲目跟风，直到今天，他们才发现，当美国政府将资金作为筹码时，美国大学和教授在道德上并不勇敢。很多曾经讨厌我过去 18 年的警告的人现在意识到，我比他们曾经崇拜的那些美国人更加勇敢，这已经不再是笑话了。

5.记者：北京大学和其他中国机构是否已经加大了招聘力度，以应对美国日益变化的环境？您在微信群中曾经提到，您愿意帮助任何想要离开美国并在其他地方寻找工作的人。

饶毅：中国已经制定了许多新政策来欢迎来自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不论其出身。就我个人而言，我愿意帮助任何优秀的科学家，包括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岗位，并协商一个合理优厚的一揽子待遇，我甚至会尝试看看他们未来在中国的工作所产生的所有知识产权是否可以完全属于他们自己。

我的想法是，中国和中国机构将支持科学家们开展优秀的科研工作，而不是为了知识产权。与全人类利益相关的优秀科研工作相比，知识产权在国家层面上只是一件琐碎的小事。我的想法是，中国应该成为所有优秀科学家的避风港，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出于道德原因以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6.记者：那么阻碍人们回到中国的主要顾虑是什么？

饶毅：对于美籍华人来说，他们心存疑虑的部分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所有的政策变化。对于非华人，他们被西方媒体蒙蔽了，那些媒体非常无知且经常发布不真实的图像。

7.记者：西湖大学的模式是中国吸引国际人才的最佳方式吗？或者，中国的传统大学是否也开始成功地吸引人们从世界各地前来？

饶毅：西湖大学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CIMR）、北京脑科学研究所（CIBR）、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南方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都是很好的机构。

8.记者：您提到，像北京大学这样的中国大学仍在鼓励中国学生出国留学，但其实是学生们自己更不愿意去。这是为什么？当您鼓励学生出国留学时，您是否就是否留在国外或之后回国的问题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

饶毅：学生和他们的父母担心安全问题。没人愿意把孩子送到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地方去。我希望那些已经在美的学生能够坚持下来，完成学业后再回国。但如果他们必须回国，中国会想出办法欢迎他们回来。

9.记者：您说，考虑从美国转到中国工作的理工学科学者不必担心政治环境或政治限制会侵犯他们的工作或学术自由，这是正确的吗？

饶毅：在中国，过去 40 年来，理工学科学者所研究的内容没有任何限制。在中国，理工学科学者享有完全的学术自由。我曾开玩笑说，我只让我的实验室运转是为了让我有更多的笑话可讲。从来没人要求我收回这个说法，也没有任何机构试图干预。科学被交到了科学家手中。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会指责科研人员们所犯的错误科学和欺诈行为，并且不允许他们把责任推卸到机构上。

10.记者：总的来说，在您回国后的这些年里，您是否注意到人们对您决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即从最初的惊讶到现在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普遍或可以理解的选择？

饶毅：不同的人在选择工作地点时有不同的理由。我的理由非常不同，许多人仍然无法理解：科学家应该为高于个人有限利益的目的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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