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Pixabay 

编者按

1950年代末，一种最初被当作“安全”安眠药与孕妇镇吐药沙利度胺（Thalidomide），悄然进入了欧洲市场，在西德，它的名字是康特甘（Contergan）。它不仅用于镇静助眠，更因据称对孕妇无害，而被广泛推荐用于缓解妊娠初期的呕吐反应。其生产商格吕恩泰化学公司（Grünenthal Chemie）曾大力宣扬其产品的安全性。

然而，这颗被寄予厚望的“灵丹”，却在不到十年后，在世界各地留下成千上万患有严重肢体畸形的新生儿，也留下现代药品监管制度最惨痛的一次教训。

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FDA审查官弗朗西丝·凯尔西医生凭借其专业审慎和职业操守，顶住了来自制药巨头的巨大压力，将沙利度胺挡在了国门之外，使美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场灾难的全面爆发。她的“一战成名”，不仅是个人的胜利，更是科学精神与公共利益对商业逻辑的一次关键性胜利，并直接催生了以《基福弗-哈里斯修正案》为代表的更严格的药品安全法规。

《苦涩的灵药：沙利度胺、“海豹儿”和拉响警报的英雄》一书，记录了这场医疗灾难的前因后果。这场事故背后的临床疏忽、监管空白、以及制药公司迟滞甚至蓄意压制的不当行为，至今仍被广泛讨论。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追责与反思，不仅重塑了全球药品审批制度，也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当风险尚未显现，当机制尚未成熟，我们是否有能力对“未知的危害”保持警惕？又是谁，在危机尚未确认之前，能够说出“不”的那个人？

作者 | [美] 詹妮弗·范德贝斯

译者 | 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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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海豹儿”

“四肢就像鱼鳍” 。这是1961年，一位护士在关于女婴X的报告中写下的一句话，这名女婴5月10日生于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她出生时体重仅4磅4盎司。

此前，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郊外。托马斯·迪克森·戴蒙德夫妇的长子托马斯·戴维·戴蒙德降生，不幸的是，小戴维出生时严重畸形。虽然他的每一种畸形过去都单独在医学文献中有过报道，但无论是阿宾顿医院，还是小戴维接受治疗的费城儿童医院，都没有人见过或在医学文献中读到过一个孩子集所有这些畸形于一身的病例。

在德国，1961年4月24日午夜时分，21岁的林德诞下了一名男婴，取名扬 。起初，林德觉得分娩过程正常，但她并未立即看到孩子，只是瞥见宝宝被急匆匆地抱出房间 。随后，她感到走廊里起了一阵骚动，一名护士来到她床边，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你的丈夫……有没有残疾？”

林德的心沉了下去，追问孩子的情况。护士解释说，她的男婴没有手臂，只有短短的一截。林德不明所以地问：“也许以后会长出来？” 。护士冷酷地回答：“不会，它们可能会掉下来”。

林德在扬出生后的日子里备受煎熬。她躺在拥挤的病房里，看着别的母亲抱着健康的宝宝，等了三天才被允许看到扬。当她终于把扬抱在怀里时，心都要碎了，觉得自己的手臂好像也被砍掉了。她要求工作人员把扬婴儿服上没用的袖子剪掉，那两条袖子毫无用处，是“明晃晃的讽刺” 。

她的丈夫卡尔深知，他不仅要帮助妻子走出情感的低谷，更重要的是，他需要给儿子一个答案：“我为什么会这样？我发生了什么？”

在澳大利亚悉尼的皇冠街妇女医院，1961年5月4日夜里，33岁的妇产科医生威廉·麦克布莱德被叫去处理一次复杂的分娩 。手术顺利进行，但当婴儿最终被从母亲腹中取出时，麦克布莱德和他的团队惊呆了：“婴儿两只手臂都没有, 小手似乎是直接从肩膀上长出来的, 而且每只手都多长了一根手指” 。

X光检查显示孩子有肠梗阻，经过紧急手术后，主刀医生又注意到另一处肠道发育不全，不到一周，婴儿就死了 。麦克布莱德心神巨震，他接生婴儿7年，从未见过如此严重的内科或外科损伤 。

三周后，同样是因为胎儿心律不齐而进行剖腹产。在同一个手术室，几乎是同样的情景重演，这个婴儿也开始呕吐，5天后也死了 。自年初以来，孕妇住院后发生小产的情况突然激增，而且小产的许多胎儿都有奇怪的畸形。更令人不安的是，所有这些孕妇都是麦克布莱德医生的病人。

直到6月8日，当麦克布莱德接生的婴儿又是畸形并很快死亡时，他才完全意识到这些畸形儿与自己的某种特定联系 。短短几周内，竟然出生了3个有罕见畸形的婴儿。

他坐在办公室里翻看着病人的病历，猜想这些产妇是否在孕期得过同样的病，或是否都住在卢卡斯高地核反应堆附近。但他很快注意到，她们都说感到“恶心”，也在病历中看到自己给她们每个人都开了迪塔瓦（主要成分是沙度利胺）。一种在英国市场上最受欢迎，已经卖了两年的催眠药。

麦克布莱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专心研究迪塔瓦的书面材料。他在书房里一页一页地细读这个产品红色封皮的《咨询服务公告》。其中的安全信息显示，沙利度胺的急性毒性为零。被喂食很大剂量的小鼠没有死亡，就连人服用过量的沙利度胺看来也是安全的。

20页的公告中没有任何引起麦克布莱德特别注意的内容，除了一行字“ 沙利度胺是谷氨酸的一种衍生物。”谷氨酸的另一种衍生物氨基蝶呤被医学界用来治疗癌症，但10 年前发现它会在妊娠早期导致流产。

麦克布莱德仔细研究了迪斯提勒的小册子，发现里面没有提到开展过迪塔瓦的妊娠期安全性测试。如果沙利度胺真的有害，那它穿透胎盘的屏障后会发生什么？

青霉素和吗啡都能穿透胎盘，前者保护胎儿不受感染，后者则会把胎儿的心跳减缓到危险的地步。如果同为谷氨酸衍生物的沙利度胺与氨基蝶呤有任何相似之处，那么这种药就可能打乱胚胎中谷氨酰胺这种对细胞生长至关重要的氨基酸的代谢过程，阻止胎儿的成长。

在医院，麦克布莱德打电话给迪斯提勒的办事处。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了销售经理，让他将此消息报给公司在英国的总部。然而，对方却认为他的理论荒唐可笑。这种药在英国和好几个国家出售了好几年才进入澳大利亚市场，这种事情怎么会没人注意到呢？

麦克布莱德和医院院长约翰·纽林茨共进午餐时心情沮丧，说他只能自己做动物实验来证明沙利度胺与新生儿畸形的关系。但纽林茨不想等待动物实验的结果。此时是1961 年6 月，皇冠街妇女医院成为世界上首批停用沙利度胺的医院之一。

02

跨洋的警讯

卡尔使命在身，他要找出伤害他的宝宝的元凶。1961年6月18日傍晚，卡尔接到了一个给他带来希望的电话。来电话的朋友是医学院的学生，他告诉卡尔：“德国有一个人能够全心投入像你这样的案子”。这个医生名叫维杜金德·伦茨，在大学儿童诊所工作，专攻遗传学。

一周后，卡尔带着扬来让伦茨做检查。伦茨观察着这个男婴短小手臂上生出的三根手指，一言不发。然而，伦茨把卡尔的关注放在了心上。检查扬的当晚，他回家后和身为儿科医生的妻子阿尔玛讨论了扬的情况。如果同一地区有类似的畸形儿出生，可能就不是遗传的原因。但如果不是遗传，又会是什么呢？伦茨夫妇绞尽脑汁，猜想那些母亲可能接触了哪些东西。是热带水果上的新杀虫剂吗？是战时铀实验遗留下来的有毒物品吗？

第二天，伦茨确认了在门登有大约10例海豹肢症，此外，附近的贝库姆也出现了3名“海豹儿”，全部是在同一个星期出生的。 他听说不久前明斯特有15个病例，于是专程前往那里见威廉·科泽诺(Wilhelm Kosenow)教授。

科泽诺告诉伦茨，1960年10月，他在卡塞尔召开的儿科年会上展出了两个天生“海豹肢”的婴儿的X光片和照片。 之后不久，他开始听说明斯特还有其他类似的病例。 他开展了调查，并向卫生部的杜塞尔多夫办事处发出了警示。 伦茨打电话告诉了卡尔这个消息。 他俩认识以来伦茨第一次表现出了明显的惊慌。 他说，“这好像是一场流行病”。

“你不能放弃！”卡尔恳求道。 过去几天中，卡尔听汉堡的一名护士说，光是在一个区她就知道有7例和扬一样的情况。 卡尔强烈的情感打动了伦茨。 某种东西正在伤害孕妇，这场流行病的规模可能令人震惊。

夏末，伦茨和卡尔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寻找类似的婴儿。卡尔开着自己的旧大众甲壳虫汽车，带着伦茨穿行于西德各地。两人在乡间到处寻找病儿家庭。与这些家庭的会面令人不安。有些婴儿被藏了起来，只有在卡尔拿出扬的照片后才被抱出来。

起初，伦茨猜想造成婴儿畸形的也许是一种病毒，或辐射，或肉店里变质的肉，但这方面的调查一无所获。直到卡尔的妹夫从瑞典回来，说那里的医生告诉他，在实验室开展的实验中，怀孕的动物在吸收了某些化学品后生出了畸形的幼崽，卡尔和伦茨才试图请每个母亲回答一份问卷：她吃过什么？用过哪些产品？有没有什么东西她吃得或用得比平常多？

伦茨和卡尔整个秋天都在四处造访病儿家庭，同时伦茨读到了一篇研究论文，作者是基尔的一名医生。这名医生记录了另外27例海豹肢症，并认为致病原因也许是一种新药。

伦茨当时知道一个生下“海豹儿”的母亲在孕前和孕期吃过很多一种叫康特甘（沙利度胺）的镇静剂，之后她的手脚开始出现神经病变。当她在1960 年12 月生下一个四肢畸形的婴儿时，她马上认定康特甘是罪魁祸首。

在造访又一个先天肢体短小的孩子的家庭时，伦茨解释说，他想找到伤害子宫中的胎儿的某种有毒物质。婴儿的父亲这时开口说：“我觉得是康特甘。”他妻子怀孕期间吃了很多这种镇静药。

伦茨在几份问卷的回答中都看到了康特甘这种在德国风靡一时的药物。“来我这里，”他在电话上告诉卡尔，“ 我终于有点眉目了。”伦茨确信找到了元凶。他给汉堡全城的医生打电话，让他们查一下自己的病例。到11 月15 日，伦茨已经充分确认他们听说的病例中大约有一半母亲服用过沙利度胺。

另一边，威廉·麦克布莱德愧悔之余下定决心，一头扎进对沙利度胺如何伤害婴儿的研究当中。他在停车场上一个冰冷的小屋里搭起了摊子，用兔子、小鼠和豚鼠这些通常被医院用来做激素研究的动物开展实验。

起初，他的实验没有成功，他的小鼠是受试动物中最先分娩的, 但鼠崽里没有一个畸形。很快, 兔子也生出了正常的兔宝宝。7 月中旬，麦克布莱德的论文被《柳叶刀》杂志拒绝，这是又一个打击。

然而到11月, 风向变了 。麦克布莱德的一名前校友，在迪斯提勒公司工作的I.戈德堡来访，听麦克布莱德讲述了新生儿畸形的病例后，脸色变得苍白，他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联系 。戈德堡立即回到迪斯提勒, 派人去记录麦克布莱德的声明 。

1961年11月29日, 麦克布莱德收到了迪斯提勒英国公司的丹尼斯·伯利写来的信，告知他公司在收到“来自海外的又一份报告”后，决定“立即把迪塔瓦撤出市场以待进一步调查”。

那份海外报告来自格吕恩泰化学公司，关于该药致畸效应的意见来自寡言少语的汉堡儿科医生维杜金德·伦茨。正如维杜金德·伦茨后来所言：“一名澳大利亚人和一名德国人各自独立地得出相同的结论，两人都是疯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03

真相的角力

1961年11月15日，伦茨终于打电话给格吕恩泰化学公司（研发和生产康特甘的公司），告诉他们康特甘与一大批“海豹儿”的出生有关 。伦茨和海因里希·米克特通了话——他不知道正是米克特主持了这种药的研发——告知了对方自己的研究结果，并坚持要求立即召回这种产品 。但米克特显得满不在乎 。他声称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沙利度胺与新生儿畸形有任何关联 。

伦茨怒不可遏。这种药遍及德国各地。这是一场流行病。每耽搁一天，就会增加5个畸形婴儿！

挂上电话后，伦茨立即写了一封警示信寄给了格吕恩泰，信中写道：“鉴于这一问题会在人体上、心理上、法律上和财务上造成无法估量的后果，我认为等待严谨的科学证据来证明康特甘是否有害的做法是不能原谅的。我认为该药必须立即停止销售，撤出市场，直到明确地证明它对人没有致畸作用。”

伦茨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儿科医师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他突然开口：“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我无法再承担秘不示人的责任，必须把下面的话说出来”。伦茨告诉听众，他的研究表明“某种物质”造成了海豹肢症的暴发。他警告说：“这个问题每拖延一个月，就意味着可能会有50到100个严重残疾的儿童降生”。

伦茨呼吁立即召回这种物质，不过他出于谨慎起初并未点出药名。然而，散会后在一位同样受害的父亲追问下，伦茨对那人和5个要好的同事坦承，是的，罪魁祸首就是沙利度胺。

格吕恩泰的人不依不饶。他们威胁对伦茨采取法律行动，因为他对他们公司发起了“毫无道理的攻击”，还说伦茨的谣言和未经证实的数据等同于“用流言谋杀一种药品”。卫生当局站在伦茨一边，他们要求格吕恩泰的代表召回沙利度胺，却遭到断然拒绝。

维杜金德·伦茨遭到各种抹黑，他父亲是纳粹这一点被格吕恩泰大肆散播。一名加拿大记者甚至被告知，伦茨诋毁沙利度胺是因为他精神不正常，出现了“幻觉”。

格吕恩泰总部的高层会议上，米克特报告了他得到的消息。他在一天前接到了迪斯提勒英国公司的来函：“报告说发现了一些新生儿畸形的病例，可能与母亲在妊娠早期为治疗晨吐服用沙利度胺有关……服用迪塔瓦似乎是这些病例唯一的共同点”。

会议室中一片愤怒愕然。一名澳大利亚的医生和伦茨有相同的理论？为什么米克特绝口不提这封信？与会者普遍认为格吕恩泰必须召回这种药。但米克特反对，坚持继续出售。大家纷纷抗议，米克特称他对这个决定负全责。他做出的唯一让步是就伦茨的报告向医生和药剂师发出警示。

格吕恩泰开始警告医生、药房、批发商和特许商，但发出的警示并不真诚。公司写道，“因为新闻报道破坏了科学讨论的基础”，而且由于“伦茨医生连续不断的压力”，他们不得已，只能这样做。他们这是在暗示，召回这种药是对未经证明的指控的让步。

即便米克特没有做出这个让步，伦茨的警告也将传遍德国。11月26日，星期天，全西德的人早晨醒来都看到了《星期日世界报》上的文章《药片导致的畸形：对全球医生都在使用的药品的惊天怀疑》 。

没过几小时，格吕恩泰的高管们再次开会。这次米克特迅速采取了行动。他给西德卫生部发了电报：“我们将立即把康特甘撤出流通直到科学问题得到解答” 。到11月29日，德国已经正式禁止出售一切形式的沙利度胺 。

04

女英雄

1962年1月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著名心脏病学家海伦·陶西格喜欢在罗兰公园的家中和在南塔基湾的夏季别墅中宴客，她的主客是年轻的德国医生阿洛伊斯·博伊伦(Alois Beuren)。

这天晚上，阿洛伊斯告诉陶西格，西德突然出现了一批新生儿畸形的病例。一种叫“海豹肢症”的病症遍地开花，数目多得惊人。 有这种先天疾病的婴儿的肢体如同“海豹的鳍肢”。 这种症状原来极为罕见，大多数医生过去连一例都没见过。

“这还不算，”阿洛伊斯告诉她，“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催眠药造成的。“

海伦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聚焦于孩子，为了帮助孩子，她多次不惜冒自己名声受损的风险。她心思电转。这种药用得有多广？这对其他药的安全性可能意味着什么？她决定亲自去德国走一趟。

海伦对博伊伦说的消息十分担忧，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旅行。她写信给阿洛伊斯口中最了解这场危机的德国医生维杜金德·伦茨，约好与他在德国见面。

这并非海伦初访德国。 1960年10月，她去德国参加一场儿科学大会，无意中曾经过一个小型展览，展品是两个有海豹肢症的婴儿的X光片和照片，组织那次展览的医生认为他们展览的病例是惊人的发现。 没有几个医生遇到过海豹肢症，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就在那次会议召开之际，德国刚降生了600多个“海豹儿”。 当海伦登上飞机前来调查时，病例人数已经上升到了好几千。

回到美国后，陶西格决心把沙利度胺的危险性公之于众。她给FDA 打了电话，报告说德国的一种药正在造成大量的新生儿畸形病例。

陶西格给FDA的医学审查官弗郎西丝看了这些婴儿的照片和X 光片。弗朗西丝震惊不已，心乱如麻。近一年来，她一直在担心如果沙利度胺穿透胎盘会发生什么。但眼前的这种结果—肢体残缺—超出了她能够想象的最坏的情形。有些婴儿没有双臂或双腿，连翻身都翻不了。弗朗西丝学医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严重的新生儿畸形。

弗朗西丝知道沙利度胺已经被用于开展临床试验了，所以在听了陶西格的报告后深感担忧。她立即询问梅瑞尔和国家药品公司是否对所有收到过沙利度胺样品的医生发出了警告，并要求提供这些医生的完整名单。

收到了临床研究者的名单后。她明白了为什么这份名单过了这么久才准备好。她一页一页、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读着，计算着所有的地点和专家人数，越看心中越不安：美国各地共有1200 多名医生在分发沙利度胺，他们中有超过240 人是妇产科医生。

还好弗郎西丝一直保持着怀疑的态度。1961年9月7日，凯瓦登（沙度利胺药物的美国商用名）的申请交到弗朗西丝·凯尔西的案头几乎整整一年后，十几个人鱼贯走入她简单朴素的办公室。他们每人15 分钟，轮流站起来在弗朗西丝面前赞扬凯瓦登的催眠能力，并辩称它的安全性优于其他催眠药。

弗朗西丝坐在那里听着这些精心安排的介绍，心头升起疑云。这些医生没有一个人拿出任何科学证据来证明这种药的安全性。她关于凯瓦登在妊娠期是否安全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回答，而且这次会议的与会者中没有一名产科医生。

她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时，没有一个医生知道这种药对胎儿的影响。医生们到她办公室里来做介绍的一个星期后，弗朗西丝再次判定申请材料“不完全”。梅瑞尔依然没有关于妊娠早期的数据。他们怎么可以说药是安全的呢？如果他们的试药医生给妊娠早期或中期的孕妇吃过凯瓦登，那么相关报告在哪里？如果梅瑞尔真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种药在妊娠早期的安全性，它为什么拒绝发出警示？

弗朗西丝接受肯尼迪总统颁发的杰出联邦公务员总统奖，1962 年

1962年7月一个闷热的星期天，弗朗西丝醒来后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看到了自己的照片，上面的大标题写着“把危险药物挡在市场之外的FDA女英雄” 。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谈论弗朗西丝对沙利度胺的阻击战。她把美国从一种危险药物的魔爪下拯救了出来。

文章刊出的那天乱作一团。电话铃声响个不停。杂志、报纸和电视台都想采访这位顽强的女医生。全国各地的报纸都转载了《华盛顿邮报》的那篇文章，表达祝贺和感谢的信件从几乎每个州雪片般飞到她家。

“如果我们的文明能够幸存，”一名妇女写道，“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珍视生命的正直人士。（本文摘编自 《苦涩的灵药》。）

《苦涩的灵药：沙利度胺、“海豹儿”和拉响警报的英雄》

[美] 詹妮弗·范德贝斯 著

林华 译 

中信集团出版社/新思文化

2025年1月出版